商鞅-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改革家
作者：唐振南 本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原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初显毛泽东法治意识
核心提示：“这是我国从未有过的大政策。”翻阅四千年我国的历史，“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富有法治意识，《商鞅徙木立信论》就是一个例证。
读《史记·商鞅列传》，抒发胸怀
1912年上半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入湖南省立高等中学，编入普通第一班。毛泽东爱好史学、文学，文史相通，从私塾开始，就练成一色文字。他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学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受到国文教员柳潜的器重。毛泽东这篇论文仅600字，柳潜阅卷后，作了7个眉批和总评，计150字。
柳潜，湖南湘阴县人，前清秀才，酷爱梁启超的著作，学习梁启超的文风。他也热心引导学生学习梁启超的文风、新闻评论家的笔锋。他曾借给毛泽东一部《御批通鉴辑览》，鼓励毛泽东多读课外书籍。见到毛泽东写得好的作文，常写上评语交全班同学传阅。
《商鞅徙木立信论》是其中的一篇，现已被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列为首篇。商鞅“徙木立信”，最初见于《史记·商鞅列传》。相传战国秦孝公在位时，宰相商鞅力主变法，但阻力很大，除既得利益的顽固势力外，老百姓对新政策也有疑虑。商鞅为解除人们的疑惧，在国都南门口竖起一根三丈之高的木柱，募民谁能将木柱徙置北门，赐金10两。但人们不信有此种轻而易举的好事，不敢去徙置。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又宣布：谁能把此木柱由首都南门搬迁到北门，赐金50两。但人们仍是议论纷纷，不敢相信。过了多日，才有一位胆大包天的大汉将木柱由南门搬迁至北门。商鞅当即给大汉赏赐黄金50两，以示不欺骗。随后颁布新法，取得了群众的信任，使变法工作顺利推行。
商鞅曾有两次变法。第一次是公元前359年，其内容：一是组织民户，重编户籍。二是奖励军功。三是崇本抑末，奖励耕织。四是变领主为地主。这是商鞅变法中最重要的一条，实质性的一条。五是鼓励人们独立谋生。第一次变法，使秦国在战国时期7个大国中成为第一个强国。
公元前350年，秦孝公迁都咸阳，商鞅又实行第二次变法，其内容：一是实行郡县制。二是开辟阡陌（田间车路）、封疆（田间分疆界的土堆），废除井田制。三是统一度量衡，促进全国货物交易。
商鞅这种划时代的变革，最初遭到了贵族领主的强烈抗议。广大平民百姓内心拥护，但不相信能够变革，更不用说能够兑现。在这种状况下，商鞅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徙木立信”，二是严惩“贵戚”。商鞅说：“法令不行，由于贵戚犯法。要行法，先从太子开始。”太子是嗣君，不便施刑，就把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两个大贵族施了黥刑（面上刻黑字）。
这两大措施落实后，随着颁布新法，秦民大悦，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战争节节胜利。据《史记》记载：“行新法十年，秦民大悦，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不贫困）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农村）邑（城市）大治。”
毛泽东看了《史记·商鞅列传》，挥笔撰写《商鞅徙木立信论》，抒发胸怀。
写《商鞅徙木立信论》，初显法治意识
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学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手稿
《商鞅徙木立信论》联系社会现实，提出当政者要取信于民、开发民智，必须以法治国，言必信，行必果。
该文立论的大概意思是：以民为本，取信于民。“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是为人民谋取幸福的工具。法令善不善，关系到是否利国利民。有益于人民的法令，必能为人民谋取更多的幸福，人民唯恐不制定、不公布这样的法令。有益于人民的法令，政府和人民都必须竭力去维护它、执行它，并在执行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渐充实、修改、完善它。这样的法令，人民哪有不相信的呢？法令如果不善，则不只是对人民无幸福可言，而且会危害人民，人民就会起来反对这种法令。
这篇文章紧扣“立信”二字。首先从立法的角度论述了法与民的关系，强调为政者要取信于民，法律、政策必须以民为本，以民为出发点、归宿点，要有利于人民。有益于人民的法律、政策，人民会自动地去实现与维护；如果法律违背了人民的意志，政策有损于人民的利益，那就会使政府与人民对立起来。然后，又从执法的视角，阐明执法要严明、公正。有了好的法律，但不去执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不能取信于民；或对人不对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不公正，不透明，也不能取信于民。至于违法不惩治，那天下就会大乱，好人也会变坏。
毛泽东赞赏商鞅变法。他写道：“商鞅之法，是好法，是富国利民之法。”商鞅之法，奖励耕织，能够增进国民的富力；鼓励军功，能够树立国威；严惩奸邪，能够保护人民的权利；严惩贪官污吏，有利造福人民；统一度量衡，有利物资交流，促进生产发展；实行郡县制，有益于全国政治统一。“这是我国从未有过的大政策。”翻阅四千年我国的历史，“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毛泽东进而论说道：像这样的好法，最初人民为何“惮而不信”呢？为何要“徙木立信”呢？因为变法前的秦国政府失信于民，“黎民惧焉”。于是，毛泽东将笔锋一转，指向清朝末年及袁世凯当局，写道：执政者的腐败、欺压，是导致我国几乎“蹈于沦亡惨境”的深层原因。
该文从头至尾论述了以民为本、取信于民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元年，一个刚满18岁的中学生有这样不凡的见解，很不容易。
国文老师柳潜阅卷后分外高兴，在作文四周写下了7条赞语：“切实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议论潇洒，积理宏富”；“力能扛顶”；“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柳潜评语的意思是：毛泽东这篇作文，能从当前社会实际出发，结合历史典故，以新闻记者的手笔进行评述，目光远大，议论有力；字字“精理名言”，句句“积理宏富”，很有说服力；有法律知识，有以民为本的思想境界；“逆折而入”，有写作技巧；“议论潇洒”，文字豪放、活泼、醒目，令人深思，百感交集。
柳潜不愧为一位有眼光的教员。他从毛泽东的作文根基、思想、抱负，预见毛泽东是一位“伟大之器”，预测毛泽东将是一位有大出息的人。几十年后，毛泽东在接待美国记者斯诺时还提到柳潜，“那时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愿意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录》（注：应是《御批通鉴辑览》）”，“我读了《御批通鉴辑录》以后，得出结论，不如自学更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询问当年湖南高等学堂校长、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符定一，是否知道柳涤庵（柳潜）的下落。符定一回答：此人早已谢世，子孙后代情况不明。毛泽东深感遗憾地叹道：“可惜了。我那篇《商鞅徙木立信论》，他给了我10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