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论智库建设和金融改革
一、中国智库的素质和责任
——在“首届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演讲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很高兴今天参加这个会，因为多年以来，我一直关注智库，也从事着这方面的工作。刚才于今同志已经介绍，我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当了11年主席。民建中央是联系经济界的，所以我多年在民建中央和人大委员会的时候和很多领导有诸多的接触，起码每年正式的会议有四次，平时还有一些特殊的问题征求意见。所以，每次征求意见都要准备和思考，这本身对我们也是调研、思考、学习、提出建议的过程。我兼任了8年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的主任。1996年管理科学部成立，朱镕基同志出席座谈会提了8个字叫“管理科学，兴国之道”这8年里我们通过管理科学的研究来服务于决策。
我一直担任中国软科学研究会会长， 1986年国家开了软科学工作座谈会，明确软科学是一门综合的科学技术，主要任务是给各级各类决策提供支持。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是从事着有关的事情，一是我是国际金融论坛的主席，今年第十届了，每年通过这个论坛也是提出政策建议。二是我在中国科学院设立的一个虚拟经济和数据科学研究中心，担任主任，也是做政策、金融方面的研究。
记得1998年我率领中国管理科学家到美国、加拿大考察回来以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有四个内容，其中第四个内容就是推进中国智库的建设。因为我们在美国加拿大调查时，特别是美国几个主要智库我都去访问过。我觉得中国确实需要建设更强有力的智库。
结合今天会议的主题，重点谈中国智库建设的问题。所以我的题目是“中国智库的素质和责任”。
智库的责任：支持决策
智库究竟干什么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支持决策。再细化一下，智库作为支持决策来说它究竟该起什么样的作用？我提出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智库支持决策要做四件事儿：1）、探讨理论基础。2）、评鉴国外经验。3）、完善政策框架。4）、分析实施难点。
这四个方面都非常重要，这些年来我研究了很多方面的课题，出版了我的一个重点选集《中国经济与发展改革研究》三卷本，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
第一，探讨理论基础。任何问题背后都有它的理论在里头，这个理论基础如果不合适，就有可能造成方针政策上的错误。比如说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关系，我曾经讲过没有效率的公平是低水平的公平，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稳定的效率。公平和效率始终是个大问题。
最近有人提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我是不同意的，这种提法不完整，应该是公平和效率并重。如果我们不讲效率了，那怎么提高劳动生产率，怎么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怎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呢？当然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社会不稳定，最后也没有效率可言。这些都是方针性、原则性的问题。最近我提出“四大关系”要解决好：法治和人治，公平和效率，政府和市场，集权和分权。这是我在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提出来的要处理好的问题。这些都是理论问题，再细节一点的社会保障也有理论问题，社会保障里的代际公平和代类公平如何能够兼顾，这也是一个理论问题。
第二，评鉴国外的经验。有一位领导同志考察一个国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国家情况挺好，而另一位领导考察另一个国家觉得这个国家也不错。但究竟怎么弄？我们需要把各个国家的东西拿出来经过分析比较提出建议。医改也是这样，有的同志去意大利觉得意大利的模式不错，去英国看英国的模式不错，到美国看觉得美国的模式不错。究竟每一个国家医改方案优缺点在哪儿，比较上怎么样，对于中国究竟采取哪一种模式比较好，这需要智库来研究和评价。
第三，完善政策框架。一个政府制定出来政策，它是一个大的政策框架，在框架里很可能有不完善的地方，没有考虑到的地方。人大立法就有这个问题，法是立了，具体细节由执行部门去制定，法都由具体执行部门制定细节的话，就等于把立法权交给了部门，到时候就会出现部门利益体现到法律里。这次我看德江同志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就强调，立法要细，不细的话这个法执行起来就有问题。
第四，分析实施的难点。没有十全十美的政策，没有一成不变的政策，任何一个政策都在利弊权衡之后定下来的。今天一个政策过了若干年以后，可能就需要修改；今天是好的，但过若干年以后可能就出问题，就是要改动。像这些问题，我们在实施过程里分析它的各种情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任何政府都很难预计一个政策下去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第一次房改以后我就收到妇联的情况反映，说现在结婚的人多了，离婚的人也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是要赶最后一班福利分房，你不结婚分房分不了，所以很多人就赶快结婚，不管感情承受不承受，结了再说。为什么离婚的人多了？因为要把公房卖给个人，一家只能一套，原来两个公房，两口子两个单位，只能保留一套，怎么办呢？先离婚，先把房子保留下来，至于以后能不能复婚是另外的问题。至于实施难点问题，最近也出现离婚的，新的“国五条”出来也出现这种情况，这就需要我们智库认真分析和帮助政府做好决策。
智库的责任：分析决策可行性
现在真正做可行性研究的单位实际不是做可行性，是做可批性研究，就是说怎么能够让中央批。结果所有可行性报告都是可行的，这就非常危险。很多我们的决策失误往往就出现在这些地方，一种根本是由于有腐败在里头，这个项目就是豆腐渣工程，建的时候有GDP，垮了重建还是有GDP，这种GDP有什么意义呢？它完全是有害的。还有一种是可行性研究做了，为了项目批，项目批建成了，由于市场、原料等原因不能投产，建设的时候能拉动GDP，但建成以后就趴在那儿，不能继续发挥作用。还有一种是过于超前了，我觉得适度超前可以，过于超前就会造成问题，比如我听说100个城市要建地铁，一公里地铁5—7亿投资是最少的，100个城市要建地铁，你看他可行性报告都是可行的，但你应该仔细研究是不是真的可行。根据我的了解，国内的地铁没有一家是不赔钱的，建成以后财政就得大量地贴钱。当然，大城市为了解决居民的交通问题建地铁是必要的，但是不是100多个城市都有必要建地铁，要看可行性报告它都可行，所以我们智库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不是光说yes，也要会说no，这就需要有勇气了，而且不能没有根本地说no。
我曾经说过要做6个方面的可行性研究，第一是技术上是可能的；第二是经济上是合理的；第三法律上是允许的；第四是操作上是可以执行的，你提出意见，如果操作上不能执行，这还是有问题；第五是进度上是可以实现的；第六政治上可以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只有这6个可行性，我们都能够看透了，这个项目才真正是可行的。否则你报告是可行的，实施起来就不可行，所以我们智库的责任就是既要能说yes，而且为什么能够yes，而且也要能说no，为什么是no。我认为这是智库很重要的职责，不是光说好，而且有问题了还要把问题摆出来。
智库的素质
第一，实事求是，要多讲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如果智库来讲大话假话，那就非常得危险。空话套话一点不说可能也不行，但要少说，你说了半天没用。我记得李瑞环同志跟我讲过，你们第一页的报告我根本不看，因为第一页没内容，是空的东西，从第二页看起，所以，中央领导也不希望听那些套话，你要有意见就直截了当，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但要做到实事求是也确实不容易，因为一方面有些问题确实比较敏感，作为智库来说你提还是该提，但有的只适合在内部提，不适合在公开的场合去深入地讲，这个我们体会还是很多的。内部提的话，领导还是认真听的，当然你要公开讲的话，有些问题会造成一些误会和混乱，可能是有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作为智库来说，讲实话是基本的素质和道德的要求，如果没有这个要求，这个智库就没有用了。如果智库只是论证领导的讲话，像有些官方智库一样，那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能单纯论证，从那四条上说yes，说清楚它的理论基础，凭借国外的经验，完善它的政策框架，分析它的知识难点，总体这个政策是可以的，但要真正在它的基础上能够有很多智慧的东西加进去，如果你说no的话也要敢于说为什么是no。这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智库支持决策，但本身不是决策者，所以往往有时候混淆，有的人提了意见以后，领导没有接受就心里不舒服。这也正常，我也有这样的情况，说实话我提的意见接受的可能也就60%、70%吧，能有70%就不错了，为什么？
领导、执政的人站在他的角度上对一些问题的考虑和我们作为智库的人来考虑也不见得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曾经讲过，完全不听参谋意见的领导是独裁的领导，完全听参谋意见的领导那是无能的领导，全听参谋意见你有什么？所以，作为领导来说成见不可有，主见不可无。领导的主见要考虑更多的方面和因素，所以你有的意见不被接受是完全有可能的；你的意见不被接受你要反过来反思，你的意见是不是不够完整，可行性有问题，那么你要从6个可行性角度认真分析，补充完善你下次再可以提出来，如果你认为对的话。
是不是你的意见提的时机有问题，虽然你的意见是好的，但时机提的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是可以再过段时间提出来，民营金融机构或我当民建中央主席时候，2005年组织对国外进行考察，当时给中央建议设立民营社区银行，我们具体提出来天津搞两个试点，但最后经过中央研究没有采纳，在十八大报告看，加快民营金融机构建设，人家提出来了，现在提出这个课题就有可能会被接受。还有你意见本身是不对的，是不可行的，当然就撤销了。所以，实事求是要做到确实不容易，但这是我们对智库素质要求的首先一条。
第二，智库研究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我认为，现在中国智库最大的问题是研究方法、水平要提高，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首先要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把论点和论据相结合，现在有的智库提出来的论点有惊人之语，说的也有道理，但他没有数据做支撑，如果没有充分的数据做支撑的话，你这个意见尽管很有说服力，很惊人，但很难说服这些人，因为你没有数据做证明。返过来，可能有的智库罗列了一大堆数据，但只是就事论事，没有从这些数据里提炼出真正的精华，真正是智慧的建议。所以，这两点我们都必须要结合。怎么做？要把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而定性分析是要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
定量分析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做多次政策研究的，定量分析首先你要问题导向，只要把问题定义出来，把目标体系分析出来，要分析现状。分析现状时我们也有毛病，有的智库举几个例子就作为证明了，这不行的，分析现状一定要统计数据和案例研究相结合，没有统计数据，见不到整个森林，你举的个别几个例子作为证明那是容易误导的。比如我要证明四川人不吃辣椒，我至少可以找出十个不吃辣椒的四川人，最后得出结论四川人不吃辣椒行吗？不行。如果只有统计数据，没有案例分析，你的研究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统计是把每个个体看成是一样的，而实际上每个个体都是有差距的，要通过案例分析，发现问题，认真看共性和个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要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这是当前我们智库在研究方法论上的重要性。
就数学模型而言，总是会有很多的争议。研究这方面的人，特别是研究金融的人都特别相信数学模型，数学模型是重要的，因为建模过程里舍弃一些次要的变量，把重要的变量选择好，把它相互之间的关系搞清楚，这对于你进一步的定量分析很有帮助。问题是，你要有正确建模的科学方法，要真正能够山筛选出最关键的变量来，把变量之间的关系从定性相关关系，正相关、负相关，半定量到定量，如何把定性的变量给量化，比如文化变量完全是定性的，你怎么把它变成定量的呢？现在一般应用的都是所谓系统识别办法，构成多元空间，分解成若干组成部分，构成一个多元空间，再降维下来看看它之间的影响和续变量的情况，这都是需要我们做大量的研究工作的。
当然，在研究过程里我们还要吸收专家的意见，专家的人脑和电脑相结合。通过这个研究以后再上升到政策的建议。这样一个过程，我认为现在我们大家讲顶层设计，顶层设计要没有这样一些科学方法的支持，那我觉得就是凭着人脑袋提出几条意见可能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研究建立在这样定型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在论点和论据相结合的基础上，让我们提出的每个论点都有充分的事实，科学的推理相支撑。这点我觉得也是我们做智库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当然，现在从科学研究、决策研究的方法来说，也在不断有进步，不断有新的东西，这也是我们要注意吸收的。比如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方法，计算模拟，个体和相互之间的作用研究组织的自组织、自学习、自适应，值得我们学习。我认为智库的方法要重视，而且要认真地学习。
第三，智库要真正兼容并蓄，百家争鸣。任何一个智库做出的结论都不敢说是完全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能不同的智库提出不同的报告，然后再经过整合，得出更好的结论。这在美国政府经常这样，他一个课题往往委托三个智库去做，不是一个智库做，三个智库做完以后再综合起来。国家以前是委托一个智库做，做完以后也就一个结论，这也不行。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委托不同的智库去做。
确实各个智库由于人才的素质、背景以及它被所代表的利益情况不一样，有可能就会造成结论的不一样，只有这样才能够便于上面全面地分析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我们作为智库的研究，当然你要相信自己的结论，第二你要认真看别人的结论，特别是现在三中全会以前，各种思潮都涌现，都希望影响三中全会的决策。最近陈恩富通过讲了一篇文章，社会从左到右七种思潮，都有一定的表现，他把自己归成“创新马克思主义”。当然，这七种思潮表现出来，我们都要认真分析和研究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它的问题在哪儿，什么才是最后正确的。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而且我看网上有个问题，网上的学术思想不是学术争论，弄到人身攻击了，甚至这一排的人在书店签名售书被围攻，这太不符合百家争鸣的精神了。民主的精神是，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尊重你发表意见的权利，结果现在网上有的是互相谩骂，或者扣帽子，说你是特务之类的都有。我觉得这种情况就不大合适了。
第四，智库要有合理的结构。智库是个群体，不是个体。它这个群体要有合理的结构，每个人自己要有合理的知识结构，作为整个全体也要有合理的结构。看兰德公司，看布魯金斯学会都是这样，有合理的部门和人员结构，希望我们智库里每个人既有专业科的深度，学科的广度，科学的高度和前瞻性的远度，3个空间维+1个时间维，他才能作为整个智库的研究人员。作为智库来说要有层次，要有功能，一方面要有层次结构，另一方面要有功能结构，实际是个矩阵式的组织形式，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你的组织优势，在一定人员来了以后，你组织适当的队伍做这个事情。
中国现在来看，民间智库在兴起，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一些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自己设立的研究机构，他们为了业务也要研究宏观经济有关问题。另一方面，东中西部区域研究院，海南研究院这些研究智库，他们既不是政府的，也不是企业的，我认为可能算是第三方的社会力量的支持下，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第三方就是政府是一方，企业是一方，社会各方面力量也是一方。
这三方还是政府的力量最强；企业因为是为企业服务的，很难脱离掉企业本身的利益，所以第三方客观的非政府智库非常重要，而这方面确实现在想建立起来不容易，首先经费就有困难，当然我不是说不能接受政府的课题，不能接受民间的课题，当然可以接受，接受地方政府的研究课题都可以，但毕竟经常运行的经费问题，课题不十分稳定的。如何能够使得第三方的智库能够生存下去很重要。
我的建议，是不是能在自愿的基础上设立基金来支持这些智库的发展。这个基金可以靠企业的资助，也可以靠政府某种资助，但要说清楚，这种基金不能够影响智库的研究，只能是给智库研究以支持，但不能要求说我捐钱，你得给我做出可行性结论来，这就没意思。通过基金的办法支持第三方智库的研究恐怕是个可行的办法。
总之，智库的责任一是支持决策，二是对决策可行性进行认真地评估。希望在智库建设上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有科学合理的方法，要有兼容并蓄的精神，最后要有人才合理的结构。非政府的，第三方智库是当前我们需要加强建设的，我希望能够在它的资金支持上通过基金的方式，通过社会上对智库的认识和重视能逐渐发展壮大。
来源： 中国网2015-04-09
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造成金融危机
新华网天津2014年10月26日电（记者 张建新、袁帅）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主席、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日前在南开大学举行的第八届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上说，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必然会造成系统的不稳定，当没有资金的流入来保持它的稳定状态的话，必然会造成问题。中国要吸取这些方面的教训，把握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比例关系。
作为我国最早研究虚拟经济的学者之一，成思危认为，虚拟经济是虚拟资本以金融平台为依托所进行的各种活动，是不经过实体经济的过程而获得收益的运行方式，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如果把实体经济看成是经济中的硬件的话，那么虚拟经济就是经济中的软件。在经济发达的今天，二者谁也离不开谁，而且相互影响。”
“我们分析虚拟资本，也要看到资本有所有权和使用权。”成思危解释说，如果一个人把资本给了另外一个人用，那么他实际上就失去了对这个资本的使用权，保留了他对资本的所有权，这个时候，使用他资本的人会给他一个所有权证。比如说在股市里，你拿钱去买股票，股票就是所有权证，证明你有投资，债券、银行存折等等也是所有权证。
成思危指出，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原因正是虚拟经济的过分膨胀。他举了欧洲的债务危机及美国的次贷危机为例进行说明。欧债危机中，希腊是典型的国家主权负债，由于国家创造的财富不足以支持社会的高支出、高福利和居民的高消费，所以就只能靠借债来满足，但国家又没有还债能力，所以只能靠借新债还老债，一旦全球发生金融危机，没有人借新债给他，就会陷入债务危机。
而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它的实体经济比重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核算有两个体系，一个体系叫MPS体系，即物资资料生产、物质产品生产体系，包括农业、工业和传统的服务业，另外一个是国际通行的SNA通行体系，按照SNA体系，包括金融业、房地产业、现代金融服务业等都在里头。近十几年来，美国MPS占的比重从81%下降到42%，说明美国的金融、房地产等快速发展，而实体经济比重迅速降低。
成思危说，虚拟经济是靠实体经济做支撑的。美国把债券卖给各国，集中了大量资本，也就是说，它的钱不是自己创造的，是借来的，如果借来的钱产生的利润高于它借钱的利率，那当然是盈利状态，但一旦它产生不了足够利润，就必然会出现危机，这样杠杆率越高，问题就越大。
三、端正态度，积极推进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
由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中国期货业协会共同主办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人才培养交流会于2014年7月28日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经济学家成思危在会上表示，应端正态度，积极推进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
以下为成思危发言：
金融衍生品在推进国家金融改革、金融创新、金融效率的提高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方面都有广泛的作用。近些年来，随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建立，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已在逐步发展之中。但由于金融危机、由于有些人对金融衍生品发展的意义认识不足，所以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还没有像预料中的那么好。
正如我在2005年的中国金融衍生品论坛上所提到的，“要充分估计到在发展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无知和偏见。社会上对金融衍生品的认识有一些偏见，且偏见比无知更可怕。有观点认为金融危机是由金融衍生品造成的，这个说法就存在偏见。事实上，金融衍生品本身是一把双刃剑，造成了风险是因为运用不当。一些金融危机，并不是金融衍生品引起的。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实际上是由泰国的流动性危机产生的。还曾有观点认为，金融衍生品投机性强，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Myron Scholes（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的提出者）是鼓励了投机，这绝对是错误的。金融衍生品本身是规避风险的工具，而不是制造风险的工具。二是政府职能转变缓慢。政府应该做到支持而不控制，引导而不干涉，做到这点是有困难的。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职能终将会转到其应有的位置上。三是人才缺乏。如果要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没有人才恐怕搞不起来。中国在金融人才方面是比较缺乏的，在这方面，既要立足于自己培养，也需要从国外招聘。
所以，要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就需端正对金融衍生品的态度，摒除偏见，正确认识发展金融衍生品的重要意义。从金融工程的原理来说，金融衍生品的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是投资者可以利用金融衍生品对冲风险、套期保值；二是可以利用金融衍生品来量身订制适合不同客户特点的金融产品。从金融工程的角度看，金融衍生品是一种金融产品的创新。从金融衍生品产生的目的来说，它是为了提高金融效率、更好地防范风险、更好地为客户服务。但由于投资者的过度投机、销售者的道德风险以及监管者的监管放松，金融衍生品也可能造成一些不好的效果。但我们不能责怪金融衍生品本身，而是应该责怪过度投机的投资者、急功近利甚至隐瞒客观情况的销售人员和放弃职责的监管人员。正如手枪一样，在好人手里它是保卫国家、保卫人民生命安全的工具，但在坏人手里，当然它就成了抢劫杀人的工具，我们不能把犯罪的原因归罪在手枪本身。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受到人们指责较多的是三种衍生品：一是MBS（抵押贷款证券），二是CDO（担保债务凭证），三是CDS（信用违约互换），这三类产品经常被人说成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但仔细分析这些产品就会发现，从设计思想来说，它们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能因为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就把原因都归咎在金融衍生品上，这等于因噎废食，并将影响到我国的金融创新乃至金融效率的提高。
鉴于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中国金融衍生品的发展：
第一，积极培育市场。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已相当大，而在我国，目前场内的金融衍生品仅有股指期货和国债期货，有些银行也在做一些场外的掉期产品，在境外的一些银行也开始在做一些金融衍生品，但总体的规模较国际市场还很小，还需要大力培育。要进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培育，一方面政府要制定有关的政策，另一方面也需要普及金融衍生品的知识，让广大投资者对它有所了解，能够在自愿且自担风险的原则下去参与金融衍生品市场。
第二，注意防范风险。首先，应防范过度投机的风险。一方面，金融衍生品本身可以用来对冲风险、套期保值，适合于不同用户的偏好；但另一方面，如果完全没有投机，这个市场就没有活力。如果一个期货市场里都是做套期保值的客户，这个期货市场就无法活跃。必须有一部分人存在风险偏好，要做投机，而另一部分人做套期保值，这样市场才能活跃起来。股市也是如此，如果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理论上的价值来投资，那这个股市早就没有买卖了。股市之所以有买卖，就是因为有人认为股票的价格比它应有的价格还低，现在买进后将来可能要涨，这是买进的动力；而有的人认为股票价格高于价值了，所以要卖出。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股市才能有交易。这样看来，市场上的投机行为是不可能消除的。但是，过度的投机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金融衍生品市场最初发展的时候，我们要采取更多的防范过度投机的措施。例如，这些措施就包括：股指期货的参与门槛设置在50万元以上、设置较高的保证金率、设置涨跌停板等。当然，门槛高了以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活跃度肯定会受影响。随着监管经验的增加、投资者的不断成熟，这些限制措施都可做适当的调整。就像香港在推出恒指指数期货十年以后推出了小型的指数合约，让更多投资者能够参与股指期货。其次，应防范金融衍生品销售者的道德风险。道德风险在美国次贷危机中表现的非常明显，很多销售者仅仅因为所推销的金融衍生产品数量与业绩挂钩，就对客户隐瞒了其中可能产生的风险，或者轻描淡写的淡化了风险。客户因为不可能非常了解真实情况，最后上当受骗。例如，香港就出现过“雷曼迷你债券事件”。我国目前理财产品的销售也存在这个问题，有的理财产品宣传的非常好，但是没有把风险跟客户说清楚，很多客户就是看到收益率高就买进。所以，在金融衍生品的销售上，应注意避免这方面的风险。最后，还应注意金融衍生品监管上的风险。金融监管和创新是一个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过程，如果没有监管，肯定要出很多问题，但如果监管过死，创新又可能出不来。金融监管是不能放弃自己责任的，但是监管必须依法、合理、适度、有效，而且监管最重要的是要保障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及时性和完整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监管目的。
第三，加强金融研究。金融研究的质量将决定我国金融衍生品能否顺利发展。然而，我国目前的金融研究，结合中国实际的还比较少，且还存在急功近利趋向。不少人研究问题，都是用西方国家现成的方法，但中国有自己的特色，完全用国外的研究方法来套中国的情况，是行不通的。我们应该在掌握西方国家的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创新。只要你的研究是确实符合中国实际，是通过深入思考的，等到条件成熟的时候，研究还是会发挥它的作用。即便是研究出来负面的结论也没有坏处，因为负面的结论至少告诉我们，这条路走不通，同样也非常重要。所以不见得所有的金融研究的结论都是正面的，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按科学自身的规律去走。
第四，加强人才培养。一是发掘金融人才的面要广，不应只看重学历和名校。学历固然非常重要，因为它代表着你经过了训练，但也有人是通过实践出来、慢慢再自学成才的。我们在人才培养上也不能完全迷信名校，在经济学里就有统计歧视的说法，坦率地说，名校里的最后一名，不见得比得上非名校的第一名。二是课程设计、教材设置都需进行改进。例如，我们的课件需要在吸收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加上对国内金融问题的案例分析；我们教师的水平还需要提高，金融教材应该有英语版本等。三是金融专业的学生应注意加强自身基本素质的提高。金融专业的同学如果不能直接看英语的文献，就很难跟上国际金融领域最新的一些发展。想在金融研究方面做出好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希望每位学生都可以在数学、计算机、英语这三个基本工具上多做努力。四是注意培养“四维”的知识结构，即专业的深度、相关学科的掌握、哲学的高度、足够的远见。只有这样培养出的金融人才，才是真正的、全面的、复合型的人才。五是应注重培养金融人才的实践经验。很多教授期货的老师，自己都没做过期货，想教出好的学生来很难。希望除了中金所以外，期货业协会也能关注实践的问题，能够让大家有更多实践的机会，通过实践再结合理论，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能干的金融人才。
成思危，男，汉族，1935年6月生，湖南湘乡人，民建成员，1951年参加工作，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15年7月12日与世长辞，享年80岁。
2014年11月29日下午，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礼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玉泉路校区大礼堂隆重举办。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科大校长丁仲礼院士出席并致辞。
国科大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成思危教授获得了“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成思危是我国虚拟经济理论及应用的主要开拓者，他构建了虚拟经济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体系，创立了虚拟经济学科，并有效地推动了虚拟商务学科的创建和发展；他积极研究和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开创性地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问题；他提出了中国管理科学“三个基础、三个层次、三个领域”的学科结构，在中国管理科学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成思危还致力于中国管理学人才的培养，多年来，他培养了了多名优秀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其中不少已经成为知名大学学科带头人、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和政府部门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