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强: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高度专业化和机制创新
张晓强: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高度专业化和机制创新
——专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执行局主任张晓强
导言:能否有效影响决策,是对智库的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戴芊
智库的历史由来已久。门客、军师、谋士等可以说是最早的智囊,他们在古代军事及政治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说的就是智囊团的重要性。
现代智库则起源于二战期间,美军组织一批参谋、研究人员关起门来策划军事计划、军事行动、军事部署,对外保密。当时,美军把这个机构命名为“Think tank”,这一说法一直沿用至今。发展到现在,智库主要是指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
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也在逐步提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智库”概念。
对于中国的智库而言,现在无疑是发展的历史机遇,然而中国的智库现状如何?应该如何发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下称“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兼执行局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张晓强,详细阐述了他对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理解。
何为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
《财经国家周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4年10月27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时指出,要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你如何看待和理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张晓强:中国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基本特点要把握。通过过去多年努力,中国也有了一批智库机构,包括一部分体制内的,比如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些都是正部级事业单位,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各级地方政府也有智库研究中心,比如上海社科院,已经被列入中国智库100强。同时,很多部门的研究室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内设的小智库。另外,还包括一些大型企业、高校的研究院所。
但整体上来说,体制内的智库机构都比较偏重于对政府政策的解读和宣传,相对独立的、前瞻性、战略性的研究较少,能提出创建性、独立建议的也较少。另外,由于体制内的研究机构比较多,机制导致这些智库机构行政化特色比较突出。加上财务纪律的约束,创新性以及更加开放活跃的讨论相对都较弱。
随着新形势的发展,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决策水平,需要我们的智库更好地参与国家决策,更好地进行前瞻性研究,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具有战略性眼光地来提出建议,更好地对社会不同界别进行沟通了解。
所谓“新型智库”,我个人认为:第一,智库形成的研究报告里既要有宣传解读政策的这一面,也能了解各方各面的意见和建议,反馈到政府决策,或者各方各面的规制建设、政策制定方面。
第二,相对应的,整个政府职能在转变,不能靠不断增加政府投入来支持智库发展。对于社会智库的发展要有个更宽松的环境,在坚持走中国特色道路的前提下,民间、企业、高校都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发展各有特色的智库,形成一个门类更齐全,各具特色的智库体系,发挥好积极作用。
第三,目前市场配置资源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管理机制上也要能够适应这种环境。智库自身管理的科学化、可持续发展,以及自身造血机能的完善,都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下个阶段要着力努力的。
《财经国家周刊》:《意见》指出要实施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规划,加强智库建设整体规划和科学布局,统筹整合现有智库优质资源,重点建设50至100个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如何定义“专业化高端智库”?
张晓强:专业化相对好理解。在特定的领域内,研究水平比较高,研究的成果能够得到各方认可——或被政府机构采纳,或被大企业集团采纳,或被行业协会采纳等,能够提出一定的有效的思想成果。这跟企业专业化发展有点相似,不能都是一个模式,或者都只研究某一个热门领域,要适应市场、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不做全能型智库。
如何判断高端,从美国智库的经验来看,虽然智库机构是相对独立的,但他提出的研究成果最后对美国政府的决策发挥了重要影响。很多人认为,能否有效影响决策,是对智库的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
比如,朝鲜战争爆发初期,美国各界都在研究中国会不会发兵,五角大楼委托兰德公司做了一个咨询报告,兰德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会出兵。其他大多数主流的研究机构得出的结论都是中国不会出兵。最后美国五角大楼的战略判断就是以中国不会出兵做部署安排,所以,中国出兵打了美国一个措手不及。
再比如,在二战结束以后,欧洲打得很惨,很破败,跟苏联的矛盾也在激化,美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应对这样的局面?布鲁金斯学会提出来的建议是加大援助力度。第一,美国在战时形成了很庞大的生产能力,战争停止后出现产业供给过剩及失业。这样可以减轻美国压力;第二,欧洲是盟友,发展美欧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第三,可以遏制苏联扩张。这个建议最后被美国政府采纳,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计划,即马歇尔计划。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看,马歇尔计划对美国政府来说都是一个很成功的战略。
最近,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是美国一个研究机构首先提出的。
当然,在新常态下,怎么能够凝聚社会共识,怎么能够反映民意,使得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能够协调融洽,也是智库高端化的一个表现。
民间智库如何影响决策
《财经国家周刊》: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我国智库数量在不断增加,现已达到426家,排名世界第二,与我国经济规模的成长尚成正比。但就影响力而言,在全球顶级智库中,中国智库最靠前的排名是第20位。如何改进这种广而不精的智库现状?
张晓强:改变广而不精的现状跟正在推进的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改革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在过去的改革过程中,很多行业部门撤了,摇身一变成为行业协会。比如没有冶金部了,变成了钢铁工业协会,它不仅仅是单纯的社会团体,还承担了一部分政府职能,带有“二政府”的性质。类似这种大协会有100多个,有一定的行政职能,它下边还有一些社会团体,还属于事业单位。
去年,国经中心做了一个关于中国智库的研究报告,目前中国大大小小的所谓智库有2000多个,你们说的426家是美国宾州大学的调研数据。实际上,有的机构就几个人、一两个研究员,就说自己是高端智库;更多的是开个什么论坛,挣点会议费,他们其实更像公关公司。
智库今后的发展会更加市场化,一个领域允许几个协会或者社会团体,通过竞争优胜劣汰。智库发展也得遵循市场规律,不能靠行政命令。如果说建设高端智库需要有选择,有政府部门通过科学评价机制确定,但对上千个智库,更多的得引入市场淘汰机制。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目前有很多大量的民间智库,他们怎么去反映民意,从而起到影响决策的作用?西方高端智库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方法或制度?
张晓强:你提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现在要加强探索的一个问题。现在各种智库机构,如何能把自己了解的民意,或者对政策形成的前瞻性判断让政府采纳,发挥积极作用呢?
首先渠道很重要。至少要先进入到决策层的视野,才能知道你的研究结果是否有价值。现在渠道正在逐步完善,新媒体就是一种方式。如果点击率高,中央领导人很快就能看到。
据我所知,体制内的一些智库也很重视收集新兴媒体或者社会的意见。我原来在发改委工作,发改委以各种方式向国务院报送政务信息,除了各司局报,国家信息中心每天采集大量的网络信息,把有价值的挑出来通过发改委往国务院报。民间智库有时候也能形成一些建议报告直接往上送,或者是公开发布。
西方智库有一个旋转门制度。很多智库重量级人物经常会进入政府机构任职,隔一段时间后又从政府机构出来,这样它递送报告的渠道就非常畅通。比如基辛格之前是大学教授,卸任美国国务卿后成立基辛格研究所,他跟白宫的电话都是畅通的,他们出的研究报告很快就能直接到总统手上,甚至有时候总统会主动打电话咨询,甚至不时见面讨论一下。
现在有些人提出在中国借鉴这种做法,但这可能要有个过程。现在有多种方式让不同界别的人直接进入管理岗位,在政府部门任职,或者通过政协的参政议政渠道,让各界人士,包括智库机构的人士参与到政府的管理。下一步有没有可能政府机构的人到智库任职,智库推荐的人到政府机构任职?这方面还有个探索的过程。
提升治理能力,凝聚民间共识
《财经国家周刊》:国外很多顶级智库机构背后的资金支持是有代表性的。在中国,如何解决资金与智库发展以及权威性之间的问题?
张晓强:智库肯定需要资金支持。美国的很多智库是有大财团支持的,或者各种基金会支持。经过多年积累基金会已经很强大了,用基金的本金去做投资,用收益支持日常运行,形成一种有力的机制。还有的是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你做得越好,政府越愿意付费委托你做研究。
对于体制内的中国智库来讲,更重要的是资金使用怎么能更高效。比如说要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现在社科院也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好,基本参照公务员工资标准。对于社会化的智库来讲,需要企业捐助,所以要给予企业一些税收优惠。现在政府只对慈善基金会捐助免税,在智库基金这方面没有优惠,不能税前列支。相应的智库收到资金进行有效运作产生的收益也涉及到交税的问题。这方面能否考虑在中国智库发展初期阶段提供一些优惠政策。
《财经国家周刊》:顶尖智囊团体系构建成熟后,对中国未来发展会有怎样的实质意义和推动?
张晓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迫切需要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鉴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
一旦这种智库体系构建完善后,对国家能力提升,智力体系完善将会有巨大推动作用,科学决策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加进来了,纳入到国家整个治理能力,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野。这种智力体系不仅为决策提供支撑,同时为凝聚民间共识,下情上达促进社会和谐都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信息来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时间:201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