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流条件何以创造一流成果

柏木钉

“在人类的药物史上，我们如此庆祝一项能缓解数亿人疼痛和压力、并挽救上百个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发现的机会并不常有”——在2011年拉斯克奖颁奖典礼上，斯坦福大学教授露西·夏皮罗以这样的表述，高度评价青蒿素的发现。

让国际同行感到震惊的是，这一“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却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正如2002年美国《远东经济评论》杂志在《中国革命性的医学发现：青蒿素攻克疟疾》一文中所说的那样：“真正让外国同行们刮目相看的是，中国研究人员在进行高尖端的科学实验时，使用的全都是西方国家早就弃之不用的落后仪器。”

据屠呦呦介绍，当年是“要什么没什么，只能买来7个大缸，在几间平房里用土法做提炼”。就是在这样异常落后、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屠呦呦等年轻的科研人员怀着“为国家做贡献”的激情与梦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历经无数次失败，终于研制出挽救了数亿疟疾患者的“东方神药”，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一位年轻的科研人员在网上留言：向屠呦呦等老一辈科学家致敬！现在的科研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可怎么就难得做出世界级的领先成果呢？

他给出的答案是：我们这个年代的科学家大多数都太浮躁了，往往不能静下心来挖掘原创的成果。

这话可谓一语中的。前不久在第五届973计划专家顾问组成立大会上，荣誉组长周光召坦言：我现在特别忧虑的就是急于求成的浮躁状态。有的弄虚作假，有的为追求论文数量而不管质量、效果，结果就是只跟着别人走。由于急于求成、过于浮躁，虽然我国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连年递增，跟踪的速度越来越快，但就是缺乏能开辟新领域的重大原创成果。

科技界的浮躁现象之所以难以改变，现行的科技管理体制难辞其咎。比如，科研项目政出多门、申请程序过于复杂繁琐、评估考核过于频繁，导致科研人员把大量精力耗费在申请项目、应付检查上；在考评机制上过分看重论文数量，许多单位还把论文与奖金、晋升等挂钩，致使科研人员只求数量不顾质量，甚至不惜造假。难怪许多科研人员呼吁：尽快改革科技管理体制，给科研腾出一片净土，鼓励年轻人安安心心地做科学！

在期待体制尽快改善、环境及早净化的同时，科研人员也应自励自省，多向屠呦呦等老一辈科学家学习，能抵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潜心研究、攻坚克难。毕竟，现在的科研条件比当年好了许多；而体制的改革、环境的完善尚需时日。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屠呦呦获奖引发的思考：为什么落选院士？

评选是否客观、公正，不仅事关院士群体自身的尊严和公信力，更影响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热情，甚至海外留学人员的来去选择

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是“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致，落选院士则值得探究。据了解，前些年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

像屠呦呦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而落选院士的，在我国并非个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比袁隆平晚一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

这些人是因为学术水平不高、科学贡献不大而落选院士吗？答案显然不是。从上述几位“落选院士”的治学为人风格中，人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袁隆平至今仍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扎在水田里研究超级水稻；李爱珍数十年如一日呆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如果不是因为她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恐怕还不为社会所知；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际”，还“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别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屠呦呦的老同事李连达院士语，笔者注）；饶毅则是出了名的“敢讲话”，研究之余还在自己的博客和国内外媒体上撰文，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教授不听讲座的浮躁学风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稳坐院士的宝座；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顺风顺水地当上了院士，风光于政、学、商诸界。

作为“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两院院士的评选无异于风向标、指挥棒，具有无可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其评选是否客观、公正，不仅事关院士群体自身的尊严和公信力，更影响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热情，甚至海外留学人员的来去选择。

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两相比照，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给公众造成了怎样的印象？

是该检讨、改进两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