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时代》 (廿三)：改革是军队无法回避的大考

不过这座“火焰山”，会错过一个时代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一直在改革。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在这支军队还十分弱小之时，改革直接关系生死，因此动力更强大、步伐更坚决。
　　比如刚刚建军的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5000多人的部队只剩不到1000人，“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毛泽东主持的“三湾改编”，将中共组织嵌入连队，建立军队民主制度，使珍贵的种子得以保留，渐渐萌芽长大。
　　除了因自身的历史际遇而重视改革，这支军队也特别关注近代以来中国持续挨打的惨痛教训，将之归因于错失军事变革的宝贵机遇。这一点在最近两年被反复讨论。
　　比如，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分析说，在近现代历史上，旧中国军队曾频繁改革，但总是走不出因利益而腐朽衰亡的宿命。“中国军队面临的最大挑战往往不是欠缺能力去追逐外部世界汹涌澎湃的变革潮流，而是朽腐的速度远超过变革创新的成果。近代西方军队胜负决战在战场，旧中国军队尚未走向战场就已死亡。”
　　面对由西方人发起的近代军事改革，当年的中国人背负着某种精神包袱。“由西方人首先发展起来的近代军事体系代表着战争暴力的空前发展，它与中国人素来所具有的军事文化观念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中国人无法在短时间内顺利调整自己的军事文化心态。”
　　应该说，这种精神包袱的消化时间相当漫长。在摆脱了全域战争的压力之后，在封闭的国际环境和体制机制下，解放军迟滞了改革的脚步。
　　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总结说，改革开放之前，解放军的变革多是装备层面上的。而三次发展思路和建军模式的重大转变，都发生在1978年之后。
　　第一次是1985年邓小平领导的百万裁军，解放军改变了过去依靠人数优势、进行大规模地面作战的思路，开始走上精兵之路。
　　第二次是从1991年海湾战争到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军队建设思路的调整就是“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第三次就是中共十八大之后由习近平主导的这次军队改革。这次改革借鉴了外军改革转型的经验，目标是摆脱技术和体制上的劣势，建设符合国情、军情的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刘亚洲撰文称，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在经历了大力发展武器装备的初始期后，正在进入攻坚期。他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军事改革也是“流血”的政治。
　　习近平将这次改革的艰险比喻为过“火焰山”。他曾多次明言，改革的对象就是那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问题——领导管理体制不够科学，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不够健全，力量结构不够合理，政策制度改革相对滞后。“不改革是打不了仗、打不了胜仗的”。
　　曾经将解放军员额由600多万减少到300多万的邓小平说，精简整编，要搞革命，改良根本行不通。
　　习近平同样要发起一场革命。他重申了邓小平的名言“解放思想”。“不能身子进了二十一世纪，思想还停留在二十世纪”。他认为，目前正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窗口，机遇稍纵即逝，抓住了就能乘势而上，抓不住就可能错过整整一个时代。
　　于是，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国防和军队改革作为单独的一部分被写入中共中央全会的决定。
　　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都属于保障改革、消弭阻力的顶层设计。
　　这次改革被视为历次军队改革中最深刻、利益调整最大的一次。中国军队在过去十余年间，致力于从机械化、半机械化转向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并最终转变到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军队体制。因此，这次改革是一种根本性的重塑，所有举措都指向中国军队的“痛点”。
　　金一南分析说，这次改革遵循“一切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为目标，以战斗力为根本标准”，而不是注重部门间利益与关系的平衡。这必然会触及军队一些人、一些团体的实际利益，但必须下定决心进行下去。
　　改革的重点方向之一，是军队体制编制调整。现行体制编制“头重尾巴长”，机关庞大、不能高效合成，基层作战单位较弱、新型作战力量比例不高，非战斗机构人员偏多。
　　体制编制调整的核心是，大规模地面战争背景下形成的陆战型、近战型、国土防御型军事力量，如何迅速变身，实现2015年5月末发布的第九部国防白皮书提出的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
　　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是众望所归。美、俄等国军队都在弱化各军兵种的纵向指挥关系，强化其横向指挥关系，而中国军队还存在“纵强横弱”等问题。
　　同时，还将依据不同方向的安全需求和作战任务，改革部队编成，并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
　　改革的重点方向之二，是军队政策制度调整。其核心是解决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特别是在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方面有大动作，比如呼吁已久的军官职业化，可能进一步推进。
　　通过完善文职人员管理、士官制度、退役军人安置制度等改革配套政策，以系统工程来解决军人进出问题。
　　军人医疗、保险、住房等制度改革也将展开，拓展军队保障社会化领域，这些都涉及军人的切身利益，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密切相关。
　　改革的重点方向之三，是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比如，美国十分注重运用洛克希德、波音等公司在市场竞争下形成的先进技术来更新军事装备，节省了大笔资源，很多先进武器都是军民融合的杰作。中国也将尝试引导优势民营企业进入军品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推动军队汲取民间企业技术创新的精华。
　　事实上，对于解放军的改革发展，从来不乏更为激进的声音。比如，国防大学学者刘明福就曾说，中国军队是从战争时期的“革命军”发展为1949年后的“国防军”，而今天面对中美进入“战略决赛期”的大格局，中国军队应该成为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持久和平的全球“首强军”。这样的声音，主要来自大国博弈格局的新变化、国家利益的扩展，也有对于军队实力与经济实力不匹配的急切心情。
　　刘明福引用俄罗斯专家的话说，“美国领导人通过瞄准器的缺口观察和注视着中国”。他认为，未来10年是中美两国的“战略决赛期”“战略碰撞期”。这期间，中国的最大战略危险不是政治危险、经济危险，而是军事危险；中国在与美国的军事博弈上，赢得主动的难度极大。
　　无论中国军方还是西方研究机构，都有一个共识：中国军队的整体武器装备，与美国相比，至少还落后20年。
　　刘明福说，30多年来的中国崛起，主要是经济崛起，而不是军事崛起；中国的“军事危机”，表现为中国的军事力量，不足以保障中国有效应对美国的军事封锁、军事包围、军事遏制甚至是“战争遏制”，中国必须抓紧强军。
　　这位学者形象地比喻道：中国既不想成为美国式强力而霸道的“老虎国”，也不要成为只图富裕不要强大的“肥羊国”，而是应成为强而不霸的“大象国”——不侵略不图霸，但也绝不接受外来的任何挑衅，以足够的威慑力维护自己和周围的安全。
　　这样的分析预判，在第九部国防白皮书中得到了部分印证。
　　这部名为《中国的军事战略》的白皮书，被称为透明度前所未有，因为战略意图的透明是最大的透明。
　　新中国成立后就被确立为军事战略方针的“积极防御”，其内容已经更新数代。分析者称，今天再提“积极防御”，本质是“防御”，但要义在“积极”。
　　这部白皮书还点了美国和日本的名，称前者强化其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和军事同盟体系”，认为中国“遇到的外部阻力和挑战逐步增多”。
　　在中国军队担负的战略任务中，特别提到了“维护新型领域安全和利益”和“维护海外利益安全”，并第一次提出“海外利益攸关区”概念。
　　海军也首次提出战略转型——从近海防御型转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相结合，中国海军走向深蓝将成为常态，针对“个别海上邻国”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挑衅，针对“个别国家”对华保持高频度海空抵近侦察，海上方向维权斗争将长期存在。
　　2014年8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题是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和推进中国军队军事创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说，国际形势正处在新的转折点上，各种战略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国际体系进入了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的时期。军事领域发展变化广泛而深刻，是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关乎战略主动权。
　　在他看来，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这是我们回避不了的一场大考”，“该改的就要抓紧改、大胆改、坚决改”。

解放军日益逼近真实的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掌握太平洋战争开战关键的日本旧海军军令部的参谋们，秘密聚集在一起举行“海军反省会”，讨论战败的原因，反省会每月一次，从1980年到1991年的11年间共举行了131次。
　　刘亚洲上将举出这个中国宿敌的例子，警示人们必须有忧患意识，不可忘战。
　　习近平多次说，解放军建设中的一个明显的短板是许多年没有打仗，缺乏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的经验，缺乏实战检验。
　　甜美的和平，对于军队来讲在某种意义上却好似“毒药”。多年无战事，还有没有强悍的战斗精神，敢不敢打？一旦有异动，能否迅速实现战争动员，调集各种资源和力量，凝聚成实在的战斗力，能不能打？面对崭新的战争形态，面对信息化支撑的体系作战，有没有适用的策略和战术战法，会不会打？
　　在2014年7月一场演习的现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宁中将曾说，和平年代各级领导干部包袱太重，图虚名的包袱、争头彩的包袱、个人升迁的包袱、怕出事故挨处分的包袱……正是这些包袱，造成了军事训练领域的众多弊端和形式主义。
　　他对在场的媒体记者们提出要求：“你们那个钻火圈、扛圆木、在水沟里爬的报道可以减少了，太原始了！太作秀了！对实战化训练没什么好影响。”
　　这次国防和军队改革，根本目的就是要移除制约解放军提升战斗力的重重障碍。习近平对于“和平病”的办法是，让军队贴近实战，面向未来战场锻造战斗力。他很清醒，解放军与世界强国军队的差距，不仅在于武器装备，也在于军事思想、理念和训练水平。“如果军事训练都成了花架子，那真打起来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
　　与美国“以战争发展军队”不同，和平发展的中国军队必须通过训练来保持和提升自己的战斗力。从新中国建立后的正规化训练到20世纪80年代的合同作战训练，再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科技练兵以及2006年启动的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自2013年起，“实战化”成为解放军训练改革的唯一关键词。
　　国内媒体罕见报道了海军陆战队战士谢润祯在执行代号为“海豹—2013”演习任务中不幸牺牲的消息。训练伤亡的消息在增多，侧面证明训练强度在加大。以往谈到实战化训练，军事专家总会提及美军3%至4%的伤亡比例，而据称在解放军高层会议上，有领导表态要打破“以牺牲战斗力来消极保安全”的束缚。
　　更重要的指标是，在重大演习中，“红军”输了。
　　敢打必胜，曾是解放军的悠久传统。但几十年的和平环境，在种种因素影响之下，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曲解。打破“红必赢、蓝必败”的惯例，被视为真正推进解放军实战化训练的第一步。
　　2014年5月到7月末，解放军7大战区的7个合成旅，先后来到北京军区朱日和训练基地，参加高度实战化的“跨越—2014·朱日和”系列对抗演习。在这场年度最大的军演中，首支专业蓝军旅亮相，红军六负一胜。
　　媒体也毫不客气地报道了红军的一些积习，比如某装甲旅装备平时疏于训练，故障频发，仗未开打就有几辆坦克退出战场；某机步旅指挥员不会运用新型作战力量，把特战分队编入前沿攻击群，在“敌”前沿实施陆航机降；有的部队习惯于开长会，形式复杂、效率低下。
　　《解放军报》直言，能打胜仗的能力标准是不断变化的，以前能打胜仗，不等于现在能打胜仗。
　　事实上，为了打消指挥员们的顾虑，这次演习的检验评估结果不通报、成绩不评比、不计入年度考核，重点不在于输赢，而是希望通过问题倒逼，促使面向实战的检讨和自我批评形成风气。
　　在这次演习启动前两个月，经习近平批准，解放军出台了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军事训练实战化的指导性意见，还成立了全军联合训练领导小组和全军军事训练监察组。
　　作为中共十八大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跨越—2014·朱日和”系列演习的计划，以及2014年至2017年的全军跨区基地化训练，都由习近平亲自审批。
　　这4年内，陆军所有合成旅、兵种旅都将通过高度实战化的对抗演习，进行作战能力的“大摸底”。解放军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赢、能打赢谁……这些问题经过科学客观的评估，最终将纳入国家最高层的战略考虑。
　　据称，对这场蓝军大胜红军的演习，习近平非常关注。针对军事演习存在“实战化训练不好看，好看的是演给上面看的”这一问题，习近平要求坚决摒弃花架子，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摔打部队，砥砺指挥员战斗员的意志品质。
　　海军、空军的实战化训练同样显著提速。
　　2013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中国海军首次组织三大舰队在西太平洋海域举行了代号为“机动—5号”的实兵演习。这被定义为“人民海军首次真正意义上的远海对抗训练”。
　　此前的几次“机动”系列演习都是在近海进行，机械化条件下训练的特征比较明显，而“机动—5号”强调远海机动和信息化手段运用。红蓝双方连续实施“背靠背”远海攻防实兵对抗，打破以往各舰队按照建制自行组织远海训练的模式，模拟“战争的迷雾”，红蓝双方不知对方位置、航行要素、作战企图。
　　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的要求是：宁要贴近实战的低分，不要脱离实战的高分。
　　海军方面表示，类似的远海训练只会加强不会削弱。2014年初冬，“机动—6号”演习再次由三大舰队联袂在西太平洋海域上演。虽有长时间、大范围寒潮侵袭，但这次实兵对抗演练仍刷新多项纪录——海军历史上参演兵力最多、训练要素最全、攻防难度最大、战场环境最逼真。
　　经略海洋，在习近平的谋划布局中位置重要。2013年8月，习近平登上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即被视作远洋海军建设决心初显的信号。海军新型舰艇下水服役的速度令人瞩目，而习近平更特别强调实战化训练的重要性。海军也据此加大了复杂电磁环境、复杂陌生海域、复杂气象水声条件下的训练力度。
　　2015年5月21日，中国空军飞机飞越宫古海峡赴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当天返航。空军发言人称，训练实现了既定目的，而这种出第一岛链的训练仍会依据情况进行。
　　空军以“金头盔”为标志的自由空战考核，自2012年起广为人知。这种紧贴实战的尝试，已从技术和战术层面的对抗，转向战役层面以及体系化方向，并成为空军军事训练的常态。
　　2014年8月，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与空军某部组织了自由空战对抗演练，这种美军常见的演练方式，在海、空军航空兵历史上尚属首次。《解放军报》说，此次演练旨在为常态化组织不同军种联合训练奠定基础。
　　基于体系作战层面的多军种联合训练，必然会越来越多地出现于人们视野之中。
　　2014年夏秋季，渤海、黄海、东海和北部湾海域同时举行军演，内陆的甘肃等地则有持续3个月左右的10场陆军兵种部队跨区基地化实兵实弹演练。密集的军演，覆盖了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九一八”事变爆发的9月18日等重大历史事件时间节点。这一年，全军和武警部队举行了200余场师旅以上规模的实兵演习，还参加了31场双边、多边演训活动，参演兵力、时空跨度、激烈程度罕见。
　　在军演高潮迭起的2014年7月，解放军四总部联合制定下发《军队奖励和表彰管理规定》，强调荣誉与功勋向实战实绩倾斜。用习近平的话说：“不能打仗、只想在军队混个一官半职、谋取待遇的人，不仅不能提拔，而且要批评教育。”
　　几乎同时，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文件，强调培育战斗精神。一位军事专家说，战斗精神是战斗力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了新装备新技术，要想如虎添翼，前提必须是一只虎。如果只是猫，就算加上了高科技的翅膀，仍然是猫，最多是一只飞猫。
　　据外媒报道，中国在最高战略层次设立了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此外，解放军在各战区设立的联合指挥作战中心基本成型，包括东海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国防大学作战指挥教研室主任郭武君说，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浪潮，作为军队指挥中枢的各级司令机关首当其冲。习近平在接见全军参谋长会议代表时要求建设新型司令机关。
　　“现在不少人嘴上说的是明天的战争，实际准备的是昨天的战争”。这位学者认为，各级司令机关必须倡导、提出和推行创新的军事学说。
　　而在军事理论方面的创新，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此轮军队改革中必须加强的短板。外军的经验如何吸收借鉴，也是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话题。
　　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的观点是，要打造“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军队需要借鉴最新的作战方式，但取胜之道还得靠自己。“我们不只是接受规则，也要制定规则”。
　　事实上，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的作战模式对解放军冲击巨大，美军的作战条例、军事报告被大量译介，美军的模式和标准也逐渐成为一些人评价解放军的参照系。
　　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军内专家都会提到以毛泽东为首创立的中国独有的军事思想，很多人认为，依据国情、装备、使命任务的不同，切勿因盲目效仿而迷失自己。
　　金一南举出的例子是，美国2007年至2008年的《中国军事力量报告》中有一章专门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里面有一句很醒目的话：“You fight your way，I fight my way.”（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句话来自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美国看来，“它颠覆了世界胜败的标准”。自古胜败标准都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占领城市”。但毛泽东的标准是：只要游击队不被消灭，就是胜利；对方正规军不能全胜，就是失败；只要我还活着，敌人就失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诀是中国定的标准，颠覆了整个世界的军事体系。
　　习近平时代的解放军，远离本土、走向海外的能力日益展现，而所有海外行动的使命是维护和平与承担国际责任。
　　比如马航失联两个月内，中国军队出动海军舰艇9艘、空军飞机5架，总搜索航程5万海里，相当于绕地球两周多。
　　截至2014年12月，解放军在刚果（金）、利比里亚、苏丹等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派驻2600余人。累计向索马里海域派出19批海军护航编队，为近6000艘船只提供护航。
　　还有驰援菲律宾台风灾区，在马尔代夫首都马累海水淡化处理厂火灾后派出军舰和空军运输机送水，派遣以军队医院为主的上千人支援西非抗击埃博拉病毒。
　　中国人最爱讲辩证法。在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中，能战方能止战，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这是百余年惨痛历史烙下的教训，也是最高统帅习近平倡导“能打仗、打胜仗”的真正内涵。

来源：《学习时报》2016年06月09日 第A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