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时代》(廿四)：熟知传统文化的领导人

　　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工作时结识的至交、作家贾大山曾给过他这样一个评价：儒生。
　　2014年9月24日，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样的大会，自1994年起每五年举办一次，这一年规格最高，首次有国家最高领导人登台演讲。
　　“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削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习近平说，“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
　　在那之前，2013年11月末，他曾到曲阜参观孔府和孔子研究院；转年“五四”，又在北京大学与中国哲学学者汤一介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他还曾在到访北京师范大学时，明确反对课本中去掉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认为这种做法很悲哀；在万米高空的专机上，倡导媒体记者学古诗文经典，因为它们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传统文化与国家文化软实力，也被作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题。
　　人们发现，习近平并不仅仅是在一些场合引用一两句古诗文作为点缀，而是在过去20余年的行文、讲话中，时时处处引用中国古代典籍或诗词，密度极高，从容熟稔。引述的来源非常广泛，并不限于《论语》《孟子》《左传》《老子》等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还有一些甚至有点生僻的古籍、诗文。
　　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的这种表达风格更加鲜明，无论国内视察、与公众交流，还是出访时演讲或接受外国记者采访，他总会以典雅蕴藉又高度概括的经典名句来传达思想。这激发了国内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切关注。
　　有学者评价：“习近平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广泛的兴趣，是我党历史上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位熟知并广泛引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领导人。”
　　更重要的是，在他对于治国理政各个方面的阐述以及制度建设中，中国传统经典的思想精华同样贯通其间。他甚至还“第一次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核心价值观建设、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等的重要手段”。
　　还有一个第一次——“这种高度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共有精神财富具有世界普遍文化意义的思想观点，是我们党历代领导人中第一次提出。”
　　这被视作一种丰富执政党文化观念、强化文化自信、拓展执政资源的重要创新。
　　包括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也被认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道、仁爱、和而不同一脉相承。
　　事实上，在将执政者的文化态度视作其重要人格特征和治国思路风向标的中国，习近平每一次与文化有关的表达——出席一项活动，举出一个典故，提及一本书或几位作家，都会被社会舆论细细咀嚼解读。
　　作为知识分子、儒生的习近平，和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家习近平，如何统一在一起？他的文化态度、文化理想和文化策略，对于中国的现实问题又有怎样的阐释和回应？
一张书单背后的文化视野
　　自青年时代起，习近平就结交了不少文人朋友。比如前文提到的贾大山，出身低微，洞悉世情，思想深邃，专注于文学、史学和佛学，小说曾获全国大奖、作品被收入中学课本。
　　更早一些，当习近平还在黄土高原插队当农民时，曾与陕北作家路遥相熟。2015年春节后，改编自路遥名著《平凡的世界》的同名电视剧热播，习近平在全国两会上提及：“我跟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
　　那是在1970年至1973年间，当地回乡知青路遥喜欢结交见多识广的北京知青，和习近平成了朋友，两人多次长谈，话题涉及文学、民生、理想、国家。
　　要想描绘一个人头脑中的文化图景，办法之一是看看他的藏书。
　　2014年2月7日，在俄罗斯索契接受当地媒体专访时，习近平说，“我个人爱好阅读、看电影、旅游、散步”，“现在，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他还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得到智慧启发，滋养浩然之气。
　　之前在2013年3月，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前夕，曾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也谈到自己“最大的爱好是读书”。
　　中国传统经典自不必说，从他繁多的引文中至少可见《论语》《孟子》《中庸》《尚书》《老子》《墨子》《礼记》《诗经》《春秋榖梁传》《吕氏春秋》等数十本。西方文化他也非常熟悉。
　　面对俄罗斯记者，习近平历数了自己熟知的俄罗斯作家，包括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他们书中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
　　在2014年10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提到了俄罗斯文学，他说自己喜欢普希金的爱情诗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之间，他更喜欢后者，更喜欢《战争与和平》；他很喜欢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对大时代的变革、人性的反映非常深刻。而俄罗斯的音乐大师、画家，比如柴可夫斯基、列宾等，也是他的心头所好。
　　2013年5月，习近平还曾对希腊总理萨马拉斯谈到，年轻时阅读过不少希腊哲人的书籍。
　　将时间前推至2004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一次专题学习会上的中心发言中，曾提到美籍德裔哲学家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传统的工业文明，使人变为没有精神生活和感情生活的单纯技术性的动物和功利性动物，这种物质性压迫下的人，是一种变形与异化的人”。
　　《单向度的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标志性作品之一，剖析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人的合理批判能力的剥夺。
　　2014年3月的访欧之旅，既是对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四国的国事访问，也可以视作习近平充分展现其文化思想、文化视野的文化之旅。11天，4篇文章、4次公开演讲，这位政治家以充满文艺色彩的表达向世界阐释了中国梦，而人们也正好能从他的言谈中细读其文化渊源。
　　比如，在法国的行程中，有一项安排是探望99岁的旅法华人李治华——老人历时27年翻译完成法文版《红楼梦》，是将这部中国不朽名作介绍到法国的第一人。
　　对于这部中国四大名著中最具文人气质的经典，习近平不仅熟悉，而且还曾在河北正定工作时，费尽心力建成了“荣国府”。
　　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演讲时提到了诸多对他产生过影响的法国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
　　“读法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史的书籍，让我丰富了对人类社会政治演进规律的思考。读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等人的著作，让我加深了对思想进步对人类社会进步作用的认识。读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乔治·桑、福楼拜、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等人的著作，让我增加了对人类生活中悲欢离合的感触。冉阿让、卡西莫多、羊脂球等艺术形象至今仍栩栩如生地存在于我的脑海之中。欣赏米勒、马奈、德加、塞尚、莫奈、罗丹等人的艺术作品，以及赵无极中西合璧的画作，让我提升了自己的艺术鉴赏能力。还有，读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让我的头脑充满了无尽的想象。”
　　他还提到了法国的歌剧、芭蕾舞、建筑、体育、美食、时尚、电影。
　　他坦率地说：“我青年时代就对法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法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深深吸引着我”，“了解法兰西文化，使我能够更好认识中华文化，更好领略人类文明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
　　德国一站，习近平在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特别提到了德国“在哲学、文学、音乐等领域诞生许多享誉全球的巨擘”，并列举了他们的作品，包括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文学巨著和不朽诗篇，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等人的哲学辩论，巴赫、贝多芬、舒曼、勃拉姆斯等人的优美旋律。
　　“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中国读者都从他们的作品中获得愉悦、感受到思想的力量、加深了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他说。
　　有媒体统计，此次出访全程中，习近平曾提及法国名人34位、艺术形象3人，还有凡尔赛宫、卢浮宫等建筑；提及德国名人19位，艺术形象有歌德名作《浮士德》中的墨菲斯托。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的书单又增加了英美作家作品。他说，英国的拜伦、雪莱、萧伯纳、狄更斯，美国的惠特曼、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海明威等的作品，他都看过，很喜欢杰克·伦敦的《海狼》《野性的呼唤》。
　　因为喜欢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在第一次访问古巴时，习近平专程去了海明威当年写《老人与海》的栈桥边。第二次访问古巴时，又去了城里海明威常去的酒吧，点了海明威爱喝的朗姆酒配薄荷叶加冰块。
　　以往中国的高层领导，很少曝光个人爱好。习近平对于自己的文化趣味，甚至包括一些很“文艺范”的举动，相当坦率。
　　从习近平自己述及的这份长长的书单来看，他的文化视野甚为宽阔，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音乐，古希腊、文艺复兴、现当代，都涵盖其中；他的描述评价并非礼节性的赞美，也不限于外交场合，而是有感而发，带有很强的个人化色彩；同时，这些内容并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是时时强调“人类”“世界”，强调人类对于思想的力量、美的力量的共识。
　　他透露，自己看的小说基本是在青少年时期读的。“当时的文学经典毫不夸张地说能找到的我都看了。”有一次在一位乡村教师那里发现很多好书，有《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等，让他喜出望外，手不释卷。
　　习近平这一代生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人，尽管少年时期受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禁锢的严重影响，但他们也不乏机会接触各类书籍；而在思维最为活跃，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定型的青年时代，又恰逢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改革开放而起的思想文化大激荡、大冲撞，这必然强烈激发他们拓展自己的视野与胸怀。对于人类文化图景的认识，他们显然比前代人更为全面客观，也更有鉴别力、包容心。
　　甚至，对于中共领导人历来相当谨慎的宗教问题，习近平也表现出高度的自信和坦然。
　　在2014年3月到访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他的演讲有一段专门谈及佛教传入中国后演化发展的历史。这段“教科书式的精确叙述”，被评价为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前所未有地全面论述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与意义”。
　　事实上，尽管习近平的知识系统和文化素养中，带有强烈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色彩，但他并不排斥流行文化。他会很自然地提到流行歌曲和美国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已经看过梅丽尔·斯特里普演的《猎鹿人》《上尉的女儿》《教父》，据称美国大片《拯救大兵瑞恩》是他最喜欢的战争片之一。2012年初访美时，经由习近平之手，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中国人每年可以多看到14部美国进口大片。
　　在2014年10月的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谈到，以往有观点认为，进口几部外国大片就觉得是挤占了我们的市场，很纠结。我国领导人访美期间，谈合作聚焦在进口美国大片，能否扩大美国电影进口配额竟然上升到考验中美关系的程度。但分析后，中央认为利多弊少。现在看来，不仅没有造成国有电影产业的萎缩，反而刺激了发展，更有竞争力了，这说明对开放持积极主动的姿态是正确的。
历史不是包袱
　　“历史不应该是记忆的负担，而应该是理智的启迪”——习近平曾引用德国文学家莱辛的这句名言，来说明中国道路选择的历史因由。
　　自青年时期就爱读历史的习近平，认为读史最重要的目的是“具有历史文化素养”，“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
　　在2014年一年之内，中国增设了三个国家级纪念日：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30日中国烈士纪念日；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这三个纪念日在设立当年都有高规格的隆重纪念活动，习近平都亲自参加，并在胜利日和国家公祭日发表讲话。不仅如此，2015年9月3日的抗战胜利日，还举行盛大阅兵，此举打破了以往在国庆日逢十年阅兵的惯例。
　　有人强调这三个纪念日的“国防”色彩，将它们视作中国强化国防意识、国防动员的举措；有人将它们置于中日关系变化的大背景下，认为是借以向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表明坚决态度，是在纠结的中日博弈中打“历史牌”。
　　事实上，以上原因都太过表面。
　　习近平认为，礼仪是宣示价值观、教化人民的有效方式，一些重大礼仪活动要上升到国家层面，以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另一方面，这三个纪念日，都与中华民族现代史中的苦难卓绝、牺牲奋斗有关。在中国的传统中，纪念日多源于庆祝，罕有记录屈辱苦难的功能。从这三个国家级纪念日的设立过程，可见习近平的历史观。
　　比如，国家公祭日，是一个国家为纪念曾经发生过的重大民族灾难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活动。二战结束后，主要参战国政府纷纷设立国家级哀悼日，以国家公祭的形式来祭奠在灾难中死难的国民，增强现代人对国家遭受战争灾难历史的记忆。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大屠杀纪念馆、美国的珍珠港事件纪念馆、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等，每年都举行国家公祭活动。
　　此前每逢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南京本地都会有纪念活动，但从未上升到国家高度。而第一个国家公祭日，现场放飞3500羽和平鸽，象征着抗战期间伤亡的3500万同胞。
　　9月3日胜利日，起自1945年。当年9月2日，参加对日作战的同盟国代表接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中、美、英、苏等9国代表相继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时宣告结束。次日，中国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并从第二年起将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新中国成立后，9月3日虽被认可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但也有以日本天皇《停战诏书》发布的8月15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规定。
　　1999年，国务院对1949年颁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做了修订，其中有关抗日的纪念日有“七七”抗战纪念日、“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九一八”纪念日。不过并非每年都进行隆重庆祝，只是在逢五或逢十的年份举办一些活动。
　　而在学术界和民间，究竟在哪些日子纪念抗战还存在争论，“七七”“八一五”“九一八”似乎比“九三”更为普通人熟悉。
　　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再次对“九三”胜利日加以明确，以最高规格纪念，再选择这一天隆重阅兵，既与同盟国一致，民族历史承续之感也豁然而出。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阵亡将士纪念日、烈士纪念日等，而9月30日中国烈士纪念日，从建议到正式设立，历时10年。
　　这三个国家级纪念日都有同样的特点：其一，接轨国际惯例，特别是二战以来现代民族国家的惯例，并沟通世界历史；其二，毫不回避民族的苦难屈辱，而将之作为聚拢人心、面向未来的重要资源，正如习近平所说，“历史不能选择，未来可以开创”；其三，关照民族历史的延续性，为民族大义的凝聚打开新空间。
　　习近平多次建议领导干部要多读历史，要学习和借鉴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比如“儒法并用”、“德刑相辅”、人才选拔看重基层经验等。他还说，希望领导干部学习一些世界历史知识，为此他举出了明朝末年的例子——封建社会统治者闭关自守，看不到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拒绝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
　　习近平曾态度坚定地告诉世界，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对于与中共党史有关的事情，他非常关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陈云诞辰110周年，他都在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邓小平诞辰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更是长达万言。
　　事实上，对于历史、对于英雄的“反思”“解构”“揭秘”，已在中国社会喧嚷多年。而习近平的历史观，在秉承中共科学历史观的基础上，增强了包容性和开放性，加之他强烈的历史意识和直率鲜明的表达方式，令人印象深刻。
　　比如在2013年12月26日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发表讲话，谈及对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历史评价时，他说：“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联系到他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对邓小平的评价增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并强化了“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这样的表述，应该说，体现出了“不隔断历史”的客观态度，以及抛开历史包袱的超然与新意。
　　一个制度是进步还是反动，看其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
　　“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习近平1991年任福州市委书记时，曾在福州市三坊七巷召开的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上这样说。那个时候，正是福州城市建设的兴盛期。
　　这片位于中心城区、覆盖38公顷的古建筑遗存，兴建于晋、唐，辉煌于清代及民国，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现存古民居约270座，其中有林则徐、严复、沈葆桢、陈宝琛、林觉民、冰心等人的旧居。
　　林觉民故居，后来也是著名作家冰心的故居，是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但在1989年，福州市有关部门批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拆除林觉民故居部分建筑，准备建设商品房。福州市政协委员写信给刚到任不久的市委书记习近平反映这个问题，习近平立即让人核实并要求暂缓拆迁。
　　1991年3月10日下午，福州市委市政府在林觉民故居召开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习近平亲自主持。
　　在林觉民故居二进大厅廊前，习近平问时任福州市博物馆馆长的黄启权：“老黄，这里是不是林觉民故居？”黄启权回答：“对，我们站的地方就是林觉民故居的大厅。”“好，我们就决定把它保护下来，进行修缮。”习近平话语简洁。
　　林觉民故居修缮完成，并辟为福州市辛亥革命纪念馆对外开放。开馆当天，习近平除了参加剪彩仪式，还亲自给省外客人当起了讲解员。开馆一个月内，他又三次来到这里了解观众反应。
　　当时，包括林则徐故居、出生地以及纪念馆在内的许多遗迹，都存在年久失修、损毁严重、房舍被侵占等问题。位于福州市中山路左营司巷的林则徐出生地，出让给了一家房地产公司，计划兴建高级商住楼“则徐花园”。在习近平的推动下，福州市以1200万元的补偿收回了这块地。一个月后，林则徐出生地暨幼年读书处修复工程开工典礼举行，1997年6月竣工。两次仪式，习近平都亲自参加。
　　2015年1月，《福建日报》刊登万字长文，回溯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的往事。
　　比如用搪瓷烧制“福州市名人故居”铭牌，从速保护一批名人故居。这些故居中的绝大部分，当时还不算文保单位，原则上不受文物法保护。而被称为“福州瓷牌”的铭牌，使它们在城市建设中免于被拆的命运。
　　福州全市每年的文物修缮经费，以前只是从城市维护费中列支8万元，1991年起，此项费用每年市财政拨款100万元，此后逐年增加。
　　福州市还在福建省率先成立了市级文物管理局、建立福州市考古队，这支长于水下考古的专业团队，后来成为西沙水下考古、“南海一号”沉船遗址、平潭“碗礁一号”等水下考古发掘的骨干力量。
　　就任福建省省长后，2000年元旦，习近平发布省长令：保护三明市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当时这处遗址尚未定为文物单位，一家大型企业即将在那里炸山开矿，习近平紧急批示企业“立即停止爆破”，要求当地政府加强保护。
　　而这一遗址，把福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了十几万年，也证明了闽台同根同源的密切关系，号称“南方周口店”。
　　2002年4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福州古厝》一书，习近平为该书作序，2015年1月6日，《福建日报》重发此文。
　　文中说，古建筑是科技文化知识与艺术的结合体，也是历史载体。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
　　“保护好古建筑有利于保存名城传统风貌和个性。现在许多城市在开发建设中，毁掉许多古建筑，搬来许多洋建筑，城市逐渐失去个性。”他写道，“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二者同等重要。”
　　应该说，自改革开放起至今，中国地方官员在这30余年里，一直面临着如何协调历史与现实的问题——GDP要上升，城市要改换新貌，文化遗产究竟是障碍还是资源？如何选择，其中既有政绩观、义利观的问题，更是对执政者文化素养、历史意识的考验。
　　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习近平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一以贯之。
　　距今约8000年的萧山跨湖桥遗址，因出土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而闻名。习近平参观独木舟时，一批摄影记者脚踏在遗址上拍照，习近平为此发了火。他说，拍照是小事，文物保护是大事。
　　2002年西湖免费开放后，习近平曾三次向杭州西湖管理部门建议：一是西湖边公共厕所24小时免费开放；二是游船船头增设橡胶轮胎，以免损伤桥洞；三是景区长椅保持一定的间距。“他考虑到西湖边的恋人很多，如果椅子之间距离太近，恋人们反而会感到不自在”。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2014年2月25日，已经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工作时这样强调。这次他考察的主题正是城市历史文化，行程中安排了首都博物馆、南锣鼓巷等地点。
　　习近平的历史观，除了前述的开放、包容、不隔断历史之外，作为长期深耕基层的政治家，他还很善于为历史观的落实找到具体实在的载体，并且能超越经济指标的诱惑，一以贯之。
　　正如著名建筑学家、两院院士吴良镛所说，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自己的遗产开始的。

来源：《学习时报》2016年06月13日 第A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