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誉：“轻重失当”导致盛唐大乱

“轻重失当”——安史之乱的制度根源

王丹誉

唐玄宗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突然发生的“安史之乱”，使大唐瞬息间由盛转衰，看似一夜之间的突变，其实有其深层次的政治、军事等制度性原因。唐代选官制度和理念上的“重内轻外”，导致官僚集团内部的分裂，占官员总数86%的广大地方官普遍与朝廷离心离德。府兵布局上的失衡，使得与“重内轻外，以重驭轻”的初衷适得其反。募兵制把国家军队变为节度使的私人武装，使藩镇最终沦为颠覆朝廷的“独立王国”。可见，唐朝大乱的祸根深植已久。

选官制“重内轻外”

唐代重内轻外的选官制度和理念，使官僚集团内部产生严重分裂。唐代官员总额为18805，其中内官（中央机关官员含首都长安地方官）2620，占总额14%；外郡县（除首都长安以外的地方官）16185员，占总额86%。官员进京任职感觉是一步登天，然而这毕竟是少数，广大地方官员总感觉自己是被朝廷贬官、打入另册，甚至有被抛弃的心理。这种怨恨就使他们与朝廷相对立，潜意识中认为，如果天下发生动乱，他们才能有出头之日，这成为日后动荡的乱源。

唐玄宗开元二年正月，可能已经发现开国以来选官“重内轻外”政策弊端的玄宗皇帝颁布诏令，选拔京官中有才识的任命为地方军政长官都督、刺史，同时地方军政长官都督、刺史有政绩卓著者任命为京官，这样使得官员朝廷到地方，地方到朝廷，双向流动，并且今后要成为一项长期实行的政策。但此举仅成一纸空文。事实上，在开元二十四年，宰相李林甫为了蔽塞玄宗视听，达到独揽大权的目的，公开召集全体谏官训话：“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谁知有位叫杜璡的补阙还上书言事，第二天就被“黜为下邽令”。从品级上看他明显是晋升官职，因为补阙一职是武则天垂拱元年置，秩从七品上，职责为对皇帝进行规谏及举荐人才。下邽按当时标准是上县，而当时上县之令为从六品。可见，在朝廷和官员心中，出京即使升官晋职也是贬黜。

《资治通鉴》更有一个精彩的事例：开元四年，朝廷任命尚书右丞（尚书省长官尚书令虚设，此职为实际长官尚书仆射的副手，正四品）倪若水为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访使。唐玄宗此举的目的是想以此来加重地方大员都督、刺史的威望，所以才选拔京官之中如此有才望的人出任，但是官场上还是很轻视出京外任，并且羡慕外官改任京官。正好，扬州采访使班景倩进京将任大理少卿（正四品），过开封，作为当地长官的倪若水为进京赴任的班景倩设宴接风洗尘。宴会结束后，班景倩神采飞扬地离去，倪若水却呆若木鸡地站立在原地，远望着班景倩的行尘，若有所思，很长时间才转过身来，对部属官员说：“班生此行，何异登仙！”

府兵制布局失衡

府兵泛指军府统领的兵士，是唐前期军队的主体。唐高祖武德二年，开始恢复府兵组织，唐太宗贞观十年，太宗整顿府兵制，军府更名为折冲府。全国折冲府最多时有633个，其中关内道261个，占全国总府数40％以上，关内、河东、河南三道设府最多，占折冲府总数的78%，可见唐朝在兵力布置上一直秉持着“以内驭外”、“以重驭轻”的原则。
　　此制度设计的偏颇和后来执行过程的偏差日益显现。开元年间，营州不过5317户、18521人，却设置两府，平均9口就有1人为府兵；魏州151596户，1109873人，设18府，以每府1200人计，56口中才有一人是府兵。整个江南道只设2军府，全道有兵不过4800人，而且军府所在地皆非大州，甚至有多州无府，如越州、潭州、温州、福州等大州未设一府。
　　开元天宝间，天下四边，共十节度经略使，兵力共486900人，而安禄山身兼三镇，握18万雄兵。从兵力分布上已经出现了“外重内轻”，并且“外重”之势严重，一将之兵已经超过朝廷。大乱之祸已现端倪。

募兵制埋下隐患

开元年间，对外战争需要以优厚待遇招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经验丰富的职业化兵员，唐朝也具备以募兵代替府兵的经济实力。募兵制因此而兴起。朝廷原想利用募兵制来解决前期府兵制的问题，可是不仅府兵制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募兵制所产生的新问题反而最终颠覆了大唐。
　　蓄谋反叛的藩将开始全面准备，终将藩镇沦为节度使的“独立王国”。心怀异志的节度使首先扩充自己实力，制造民族矛盾。安禄山假借朝廷招抚名义，竟然私自诱杀辖内各部族酋长。得手后，一方面自己以酋长们的人头到朝廷邀功请赏，另一方面在少数民族民众中散布朝廷杀害酋长的谣言，以此嫁祸于朝廷。
　　反叛前一年即天宝十三年，身兼三镇的安禄山在同罗、奚、契丹和杂种胡中挑选了精兵，组成精锐之师号称“曳落河”（突厥语“壮士”）。安禄山还突击提拔各层级的将官。首先提拔长期生活在边地的奚、契丹、昭武九姓和同罗等少数民族将军500人、中郎将2000人。反叛当年即天宝14年，又任命32名胡将替汉人做大将，史称“藩将代汉”。由此，安禄山拥有了唐中央政府权力的十分之二三，并且在三镇之内征伐自专。
　　实行募兵制后，当兵成为一种职业，兵员和将领之间容易形成私人隶属关系，而军队则变成节度使的私人武装。府兵制废止后，各边镇招兵买马，扩充军队，而中央军日益削弱并减少，唐朝总体军力由“内重外轻”转变为“外重内轻”。
　　此外，唐朝前期，边将都用忠诚厚道的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而且功名卓著的一般都入朝为宰相，以致出将入相，防止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天宝以来，奸相李林甫杜绝边将入相之路，并主张启用藩将，安禄山之流如鱼得水。
　　代宗大历8年，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安、史父子立祠堂，竟然公开将四个叛乱元凶赞为“四圣”。穆宗长庆元年，张弘靖为范阳节度使，上任伊始初入幽州，还不知当地风土人情。因他对安史之乱深恶痛绝，就想改变当地旧俗，把安禄山墓给掘开，毁坏棺柩，这一举措居然引发了兵民哗变。而此时距乱发已经66年了，可见叛将当日如何骗得民心。

来源：《学习时报》2016年10月03日，第A6版：中外历史。

王丹誉 历史评论家、传统廉政文化学者、中央报刊历史专栏作家、老一辈革命家传记作者、新浪＂丹誉谭古＂博主。作者授权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