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供给主义引领政策新思维

随着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0号的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突然成为中国经济领域最火热的词汇。有心人士留意到，从11月10号至今，中央高层已经连续四次在不同场合提及这个“供给侧改革”：

第二次，11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

第三次，11月17号，李克强总理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强调，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第四次，11月18号，习近平主席在APEC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再提“供给侧改革”，指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要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从11月10号到18号，前后不过9天而已，习李就连续四次提及“供给侧改革”，可见中央高层对这一改革寄予厚望，特别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仅在国内是这样部署的，在向国外宣示中国经济药方时，也着重提及供给侧。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将迎来一次不小的变化。

供给侧改革是什么意思？

以往我们谈及经济增长时，总会说到“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经济行不行，看看这三个指标的情况就知道个大概——这从经济学角度看属于“需求侧”的三大需求，与之相对应的是“供给侧”，也就是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

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除供给约束，积极进行供给干预促进经济发展。这种改革具体而言，一方面将发展方向锁定为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也要求改革现在的一些抑制供给的体制或政策，比如缩紧的货币政策和繁琐的审批制度等。

我们熟悉的通过扩大投资、鼓励消费等方式扩大需求，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这在经济学上属于需求侧管理。而供给侧管理重在通过鼓励企业创新、促进淘汰落后、降低税费负担等方式，推动经济发展。

这显然和“加大投资”、“促进消费”、“提高出口”的经典发展模式不同，不然也不会引起那么多讨论了。

高层为何此时要转变思路？

如果联系我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理解高层转变增长思路就并不难。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然而，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在长期形成的粗放式发展惯性作用下，一些重化工行业和一般制造业形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不仅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而且成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重负。此外，在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公共服务、社会公平等领域，也存在着很多短板。

前段时间火遍朋友圈的网文《为何中国造的出高铁大飞机，人们还去日本抢购马桶盖？》，之所以会让那么多人产生共鸣，皆因其直接道出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出了问题的现状：你生产了很多东西是没错，可我并不需要那么多钢铁水泥，我想要的优质马桶盖、放心婴儿奶粉、高级电子设备等等，你却无法提供，那我就只能去买外国货了啊。

吴敬琏：经济短期问题要供给侧入手

事实上，在供给侧改革提出之前，中国经济学术界也基本形成了共识，那就是单纯依靠原有的体制性改革实际上已很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空间已经变得极其有限，中国改革必须开辟新的篇章，从这一角度看，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可谓适逢其时。

可以说，经济学界的供给学派，中国将“供给侧改革”上升为国策也与中国供给学派学者长期不懈的推动有直接关系。有着“中国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之称的吴敬琏，近年来多次对“三驾马车”理论提出质疑，并认为“经济短期问题要从供给侧入手”。

11月6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在第六届财新峰会上表示：“需求侧是重要的，但是更多是短期问题，属于凯恩斯主义。短期的问题仍要立足长期，要从供给侧下手。”

谈到经济下行的原因，吴敬琏分析称，表层原因在于需求下降，需求就是三个方面，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对于政府而言，最容易解决的就是投资需求。短期问题当然需要解决，至于深层次原因还是供给侧的不足。“供给不足在于新增劳动力、新增投资以及效率的不足。”

吴敬琏得到公众的支持，主要原因要追溯到他在“股市大辩论”中鲜明的态度和他对“建立一个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呼吁。2000年-2001年，吴敬琏对中国股市“赌场论”的判断，引发了一场由学者、公司、股民普遍参与的激烈争论，吴敬琏对中国不规范的资本市场的真言与批评，让他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因而被称作“中国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

这位“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曾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少真知灼见，这次他又说对了。

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经济产业结构将进一步优化，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要加快发展，而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要加快出清，这样才能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

中南海智囊刘鹤研究风格接近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学派

中南海智囊刘鹤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其研究风格接近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学派，而习近平日前也强调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都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思维已出现重大转向。和讯网在本篇文章中为读者阐述中国语境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内涵与特点。

　　11月10日，两则消息引起注意：一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颁奖典礼于8日在杭州举行，专门提到了刘鹤在2012年发表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获得了论文奖（孙冶方奖是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李克强、周小川、吴敬琏、厉以宁、楼继伟、陈锡文、林毅夫等都曾获奖）；再就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于10号上午召开，习近平的讲话中有这样一句：“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刘鹤素有“首席经济智囊”、“中南海经济智囊”之称，其一言一行常被解读为中国经济的风向标，他曾经被称之为“改革派和实用主义者”，而从学理角度来观察，刘鹤被认为是更接近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而此次中财小组会议的有关“供给”的强调，无疑是出自于作为该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刘鹤之手。

　　何谓“新供给主义经济学”

在本届政府换届前后，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为代表的一批知名学者、政府官员和金融高管举起新供给主义的大旗，希冀新一届政府的宏观政策从需求式管理适当转向供给侧调控，“解除供给抑制”是这一学派开出的药方。他们认为，上世纪八十年美国里根和中国邓小平政府的经济政策异曲同工，两者都是从激发产品提供的供给侧入手，美国避免了滞涨，中国则迎来了黄金发展期，此一学派的具体政策包括减税、打破垄断、减少管制、产权多元化、市场自由化、公平分配、加快城镇化等。

　　而新一届政府换届后的诸多政策，也恰恰同供给学派的主张有很多重合之处，李克强总理在谈到当前经济发展问题时曾指出，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实现预期目标的空间已经不大。而取消或下放审批权、机构改革、营改增激发企业活力、加快城镇化进程、推进利率市场化等一系列新政恰恰是新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故而有观点认为，克强经济学带有浓厚的供给学派色彩。

　　刘鹤强调的“供给”

刘鹤虽然并非是“中国新供给50人论坛”成员，但是他的学理方向无疑更接近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早在十七大时期，刘鹤就已经提出了自己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转变增长方式就是提高效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增长的知识含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多是改进供给效率，主要包括三个内涵，第一要转变总需求结构，要从出口、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向消费、出口、投资协调拉动增长；第二是转变供给结构，从依靠第二产业拉动增长，转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特别是服务业要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就是转变要素投入，从数量扩张转向依靠知识、科技、管理等全面提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经济层面，如果消费不扩大，民生不改善，社会建设不跟进，整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不能落实。同时，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改革是不可能的。

　　而对于金融危机的后续处理，刘鹤认为，金融危机后全球需求市场相对低迷，去杠杆化的过程还在深化，消费者的支出行为更为审慎，资源环境的约束强化，传统的商业扩张模式已经难以具有生命力。他认为现在特别需要提倡创新商业模式，而创新商业模式的关键是在理解消费者潜在的需求，理解生产要素和供给条件变化，理解全球经济支撑新环境的基础之上，通过创新新的供给方式启动需求。

　　新供给主义的中国逻辑

最后我们来看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家们的主张，相信很多小伙伴会感觉似曾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