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供给释放新需求

　　现如今在国内，一股跨境购物热潮正在袭来。年轻人买名牌“包包”要千方百计地寻“代购”，上岁数的买掏耳勺、指甲刀，动不动也要找出国的亲戚朋友捎。到海关免税商店看看，数中国游客最多，一些国外货甚至因紧俏打出了“限购”招牌。今年“双11”跨境电商进口再度飙升，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跨境购物热，一方面说明中国消费者的腰包的确越来越鼓了，消费结构升级正在源源不断地创造新需求；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国内供给出了问题，在很多领域跟不上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变化的脚步了。

　　消费需求变化首先体现在产品品质的需求上升。国内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形成了一大批有较强购买力的群体，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与以往“能用就行”不同，消费者更看重产品的“好用”、“美观”“品牌”等与美誉度、知名度相关的标签。为什么千里迢迢去德国、美国、日本扫货菜刀、水龙头、电饭煲等普通消费品？不是国内短缺、超市集市买不到，而是供给的质量不如国外的好。国内的菜刀有多少是“保修终身”的？门窗有多少是能关得严的？指甲刀有多少是双弯曲设计的？显然凤毛麟角。消费需求变化同时还体现在消费内容变化上，体现在我们对消费便利性的强烈需求上。信息消费最能说明问题，当下不仅各种智能终端大卖，手机网络音乐、网络游戏和网络文学等消费突飞猛进，而且流量消费也出现猛涨。

　　与消费需求相对，供给的变化就显得滞后了。供给结构主要包括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农业持续多年丰收有目共睹，但重要作物的种子技术都控制在别人手里，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还说明，我国农产品质量亟待提高。制造业上了一个大台阶，但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相当多领域缺少核心技术、知名品牌，不少产业严重供大于求，带动PPI持续负增长。比如，包、鞋、服装等产量吓人、价格低得吓人，但若要找到叫得响、卖得好的，却不那么容易。与便利性有关的供给也算不上尽善尽美。服务业就是解决便利问题的，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这方面我们仍然差得远。国内旅游的市场很大，但看看我们的旅游服务，和不少国家相比真的是差距非常大。

　　从经济增长看，供给是直接拉动因素，只有供给增加了，经济总量才增加，但如果增加的供给与需求不相匹配，生产的东西没人消费，到头来增加的只是浪费资源的库存。国内供给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产能结构性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当下经济运行中暴露出的一些突出矛盾，大都与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相适应有关。不要说国内需求乏力，现在每年10个点以上的社会零售商品额增长里头有大量商机，加快升级的新消费需求中更有商机。“苹果”手机那么贵在国内仍能吸引粉丝彻夜排队购买，就是因为这种品质的东西供不应求，就是因为这些新需求国内厂商满足不了，这也是跨境购物热潮之所以发生的主要原因。供需对接好了，市场才会露出新天地。问题是有多少行业、企业在认认真真地根据市场需求做产品，各地的政策决策又有多少是围绕调整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展开的？

　　创造新供给，才能更好地激活新需求。供给是可以创造需求的，如果没有乔布斯或者特斯拉，可能就没有苹果手机或新能源汽车的今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着力把功夫放到供给侧的结构优化上，放到结构性改革上，放到材料、工艺、流程、服务便利与商业组织方式的创新上，以创新提高供给体制的质量和效率。方子对了、药量够了，剩下的就是时间因素，要容忍子弹多飞一会儿。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因而得名。凯恩斯主义者萨缪尔森认为，它既没有经济史上的有力证据，又缺乏理论分析上的合理推断。货币学派虽然对一些论点表示赞同，但认为它并没有提出有效解决美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结构。进步学者的评论更加尖锐，批评供给学派过分强调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着重指出，资本投资既促进经济增长，又造成生产过剩危机。他们还反对供给学派把投资不足作为经济出现“滞胀”的原因。

论点主张

（一）复活“供给自创需求”的萨伊定律

供给学派认为，在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上，供给居于首要的、决定的地位。社会的购买能力取决于社会的生产能力，而社会的生产能力就是社会的供给能力，人们在向社会提供商品的过程中自然会创造出多方面的需求。社会的供给能力越强，需求就越大，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不会出现购买力不足而发生商品过剩的问题。供给学派不仅把萨伊定律奉为其理论和政策的基础，而且以此为武器，否定凯恩斯主义需求决定供给的理论和需求管理政策，他们认为经济发生滞胀完全是由于需求管理政策造成的，是需求过度和供给衰退的必然结果，其祸根就是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的理论，因此必须坚决摈弃。他们还认为经济发展的标志是供给的水平和能力，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应当是研究如何促进生产、增加供给，仅仅在需求和分配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

（二）力主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

供给学派从萨伊定律出发，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供求总是均衡的。他们宣扬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自由经营活动是促进生产、增加供给的关键因素，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企业家施展才能的最佳经济体制，在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下，各种经济变量都能自动趋于均衡，保证经济长期地稳定发展。国家干预不仅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机制，而且往往由于干预不当而损害经济中的供给力量，例如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调节政策以充分就业为首要目标，注重需求方面的短期效果，不注重供给方面的长期利益；注重收入再分配的调节，把以税收、公债形式从企业和个人那里征集的过多社会资财，通过财政的转移性支付变成了巨大的消费而损耗掉，降低了资本积累，阻碍了生产发展，削弱了供给能力。特别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往往服从于政党之间的争斗，这种短期化行为，却对供给产生持久的破坏作用。因此，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对国民经济有害而无益。

（三）通过减税刺激投资，增加供给

他们认为，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但供给的大小取决于产量的多少，产量是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的直接结果，而生产要素的投入取决于各种刺激。这些刺激应以提高储蓄率、投资率为目标，以鼓励企业家冒险和创业为满足。因此通过各种刺激就能增加生产以达到增加供给的目的。

供给学派认为，在所有的刺激中，税率的变动是最重要、最有效的因素。税率变动影响着劳动力的供应及其结构，影响着储蓄、投资以及各种有形的经济活动。因为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虽然是收益，但他所关心的不是收入总额，而是纳税后可支配的收入净额，因此税率，特别是边际税率是关键的因素。提高税率，人们的净收入额下降；减低税率，人们的净收入增加。经济主体考虑是否增加活动，主要看由此带来的净收入增量是否合算来决定。高税率因减少人们的净收益而挫伤劳动热情，缩减储蓄，致使利率上升投资萎缩，生产增长缓慢，商品供给不足。而减税则具有与上述相反的作用。

供给学派认为减税不仅能将国民收入更多地积累在企业和个人手里，用以扩大储蓄与投资，增加供给，而且也不会影响政府的税收收入。因为决定税收总额的因素不仅是税率的高低，更主要的是课税基数的大小。高税率不一定使税收额增加，却常因压抑了经济主体的活动而缩减了课税基数，反而使税收额减少。供给学派常用著名的“拉弗曲线”来说明税收与税率之间的函数关系。

（四）重视智力资本，反对过多社会福利

供给学派认为，“一国实际收入的增长，取决于其有形资本与智力资本的积累，也取决于其劳动力的质量与努力程度。”尤其是当代智力资本所形成的科技革命，正在迅速改变着物质生产和人们生活的面貌，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福利。因此资本，特别是智力资本是人类福利的源泉，应当鼓励人们进行智力投资。只有当有形资本和智力资本达到最大化时，人类福利才能达到最大化，若资本不足时，过多的福利只会产生不良作用，削弱了人们储蓄和投资和积极性，特别是压抑了积蓄智力资本的动力，滋长了穷人的依赖心理，使失业成本大大降低，人们不储蓄、不工作、不学习、不提高也能生存，这就不利于增加投资，不利于扩大就业，不利于鼓励进取，不利于刺激供给，不能达到真正的最大福利化社会。同时过多的福利扩大了政府的社会性支出而排挤了私人的生产性支出，不利于消除赤字，不利于生产增长。因此必须削减过多的社会福利。

（五）主张控制货币，反对通货膨胀

由于供给学派以增加生产，扩大供给为主旨，所以他们的货币金融理论特别强调货币金融对于供给因素的影响；又因他们将减税作为主要武器，因而十分注重货币金融与财政政策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他们从提高供给能力的角度出发，力主稳定货币，反对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