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大学智库应该怎样建设

上海高校搞智库，无疑应该按照巴斯德型研究进行策划和发展，将学术研究与政策咨询整合起来，发扬大学智库不同于其他类型智库的独特竞争力。

智库热正在中国兴起，但是对于传统上被认为是以教学和研究为主业的大学，要不要搞智库，应该搞什么样的智库，却存在有趣的思想分歧。本文从以MIT为代表的现代三螺旋大学说起，谈一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特别是想强调巴斯德型研究对于大学搞智库的意义，提出上海可以发展海派大学智库的建议和看法。

现代三螺旋大学及其政策咨询功能

有学者强调，大学的主要功能是学术研究，作为社会服务的政策咨询可以做，但并不占主导。笔者认为，这恐怕是传统的研究型大学的看法。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发展经过了三次重要的变革，即第一波教学型大学，第二波研究型大学，第三波创业型大学，由此形成了当代大学的三种功能，即教学、研究、社会服务。讨论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很大程度上与创业型大学或者更确切的说法是三螺旋大学有关。创业型大学或三螺旋大学的概念，缘起于美国科技政策专家埃兹科维茨对MIT等后哈佛型大学的研究【《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2001）和《三螺旋》（2003）】。10多年前研究同济大学周边产业发展与同济教授之间的互动，研究杨浦区城市转型的“三区联动”，感到创业型大学和三螺旋的理论，可以对政府、企业、大学相互作用下的城市和区域发展做出合理的理论解释，更有政策方面的启发意义。现在讨论大学的智库功能，也从埃兹科维茨的研究，看到了政策咨询和智库功能在三螺旋大学中的作用。有关的理论启示可以概括如下：

（1）创业型大学替代研究型大学成为当今大学发展的新标杆。埃兹科维茨有关创业型大学研究的最大发现，是不同意把传统的学术研究放在大学鹤立鸡群的地方，而是认为现代大学应该强调教学育人、学术研究、社会服务三者并重，认为这是大学从封闭性的内部导向，向开放性的外部导向变迁的第三次变革。他的书我最有印象的一段话是：“将基础研究、教学、产业创新和社会创新结合在一起的MIT模式，正在取代哈佛模式成为学术界的榜样。”一直以来，追求基础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都是美国精英院校首要的存在理由。哈佛大学曾经是一个榜样，哈佛很多学院都在各自的领域内标榜自己的“哈佛”地位。但是现在已经很少听到这样的说法。而且随着哈佛和其他曾经以哈佛为榜样的高校努力模仿创业型大学模式，“MIT最终将向传统的美国研究型大学模式看齐的预言失败了”。

（2）今天的经济社会创新需要大学、政府、企业的三螺旋。埃兹科维茨提出创业型大学之后，很快提出了大学、政府、企业三者互动的三螺旋理论，强调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均需要依赖政府、企业、大学三种组织之间的互动；强调大学已经成为三螺旋大学，已经从原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走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已经从内部导向的学术象牙塔走向了内外互动的大有作为的创新前沿；强调三螺旋大学的标志就是教学活动、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互相渗透、互相支撑，包括技术咨询和政策咨询在内的社会服务已经成为大学不可或缺的支柱性成分。

（3）大学的社会服务包括面向企业的咨询和面向政府的智库。创业型大学主要强调大学与产业之间的双边互动，三螺旋大学在更完整的意义上强调了政府、企业、大学三种组织的互动。即，三螺旋大学在强调大学与企业之间双向关系的同时，也强调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双向互动，其中很大部分是大学对于政府的政策输入和智库作用。MIT的典型事例，是20世纪20—30年代康普顿校长向新英格兰地区政府建议，发展基于大学知识溢出的科技型公司来促进经济转型，由此成立了包括MIT教授的新英格兰地区委员会，使得MIT在新英格兰地区的经济转型中起了重要的智囊和推手作用。而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要加强，要有一批用自己的研究专长为社会提供知识性服务的咨询型教授或战略科学家。此外，后来担任副校长的电机工程教授布什，1945年为罗斯福政府写了《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的政策报告，这个报告促进了美国战后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布什本人则成为智库型教授或战略科学家的重要代表。

（4）大学的智库作用和战略科学家的影响通过多样化的方式表现出来。MIT等三螺旋大学的事例表明，大学研究机构和战略科学家对政府的作用和影响，不仅表现在向联邦政府提供战略性的政策建议，也频繁地表现在为大学所在区域发展提供智力输入和支撑；不仅表现在一时一事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服务，而且表现在大学教授在政府中担任咨询顾问；不仅表现在直接向政府提交政策研究报告，重要的是以非直接的方式对政府产生概念性或思想性的影响。现在我们把大学智库理解为单纯地为中央政府服务而忽视为地方发展服务，强调政策报告而忽视其他影响方式，强调批示性影响而忽视概念性影响，多少是对大学智库的作用方式简单化了。

学术研究不可摇身一变为智库研究

强调三螺旋大学提升了政策咨询和智库功能在大学中的作用，并不等于大学里的传统学术研究可以轻而易举成为智库研究。在这个问题上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不是把大学的智库功能放在可有可无的地位，就是说大学的学术研究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智库研究。细究起来，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在研究问题、研究成果、研究评价、研究主体等四个方面存在重要差异：

（1）从研究问题看，经常出现的误区，是把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差别，归结为是理论导向与问题导向的差别，好像只要关注了问题就可以成为政策研究。其实，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均要从问题出发，关键是问题的性质与起源有不同。一般地说，传统的学术研究往往缘起于理论系统内部的问题；而智库研究是要关注需求导向的实际问题。

（2）从研究产品看，经常出现的误区，是用传统的学术论文写作方式组织智库的研究成果或撰写政策研究报告。一般地说，学术论文重在研究为什么，如果没有深刻的解释性机理，会被认为是肤浅的、描述性的；而政策报告的重点是要说明怎么做，让作为使用者的政府看后能够解决问题。实践中经常看到，一些教授简单地把理论化的论文改头换面拿来当作政策报告，到了政府手里，当然会被认为没有操作性。

（3）从成果评价看，经常出现的误区，是用学术界的同行评议替代政府评价来认定智库研究的水平。一般地说，同行评议主要考虑有没有重要的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对问题、方法、数据等的规范性有苛刻的要求；而对政策研究的评价应该是用者导向的，不在于思想上有多少创新、规范上是否有板有眼，而是考虑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是否能够包容性地解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冲突。曾经看到，某个有很好学术论文发表纪录的大学教授，基于单纯的效率分析对官员说北上广深等中国大城市吸引人口还不够，被听者认为是单一地用经济思维，而缺少经济、社会、环境、政治等多利益平衡的思考。显然，大学教授做智库需要超越狭隘的专业思维，进行多学科的整合，才能有真正有价值的政策方案。

（4）从研究机构或研究主体看，经常出现的误区，是把现有的大学研究机构简单翻牌成为智库研究机构，于是一夜之间在大学中出现了成百上千的智库。其实，高校的许多研究机构原来是为学术研究而设立的，常常具有很强的单学科特征，并不具有做政策研究需要的多学科性和面向实践问题的研究基因。大学里的研究机构要能够成为智库，需要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两种经验的整合，需要有两者兼有的战略型科学家作为领军人物。记得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邹至庄说过，他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上取得成功之后，对政府的经济政策能够发表咨询意见，是到政府部门有过实践、经过高者指点才有感觉的。

经常看到，一些大学里的研究机构在不能用传统的学术研究当作政策研究之后，又走向反面，单一地去做与政府研究机构一样的事情。在我看来，这样搞大学智库，缺乏对政府工作的了解，完全是在干毫无大学自身优势的事情。

巴斯德型研究对于大学智库的意义

说了现代三螺旋大学搞智库的必要性，说了与传统学术研究变为政策研究的缺陷，现在可以引出本文要强调的意思了：大学搞智库，关键是要搞基于学术研究的政策研究，要搞巴斯德型的用户导向与理论支撑相结合的政策研究。这样，既可以区别于传统的从理论到理论的学术研究，也可以区别于政府研究部门等从政策到政策的咨询研究。

(1)巴斯德型研究的学用融合特色。与传统的纯理论研究和纯应用研究不同，巴斯德型的研究具有将理论探索和用户导向整合起来的特征。在有关三螺旋大学和创业型科学的研究中，人们按照是否探讨理论机理和是否考虑用户需求，将研究工作分为三类，即普朗克型、爱迪生型和巴斯德型。传统的纯理论研究是普朗克型研究，要求对所研究的问题，给出理论上的解释，一般不关心实际上的用处，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模型到模型的研究；传统的纯应用研究是爱迪生型研究，要求对所要解决的问题，给出实用的解法，一般不讨论机理性的解释，是从技术到技术、从实践到实践的研究。而巴斯德型的研究，是要把理论性的机制解释和应用性的解决方案整合起来，既要解释为什么的问题，又要提供怎么做的措施。因此，它既不同于纯理论的学术研究，也不同于纯实务的政策研究。

（2）巴斯德型研究的两个探讨方向。把用户导向和理论研究合为一体的巴斯德型研究，包含了两个探讨问题的方向，可以对发展学术与应用相融合的大学智库产生重要的启示。一是发展基于理论研究的政策研究，不同于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大学智库可以运用已有的理论研究发展出有新意的政策性解法。例如，我们在有关循环经济方面的研究中，在搞清楚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理论关系基础上，提出了循环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提出资源生产率指标、提出中国发展减物质化战略等具有政策意义的东西；二是发展基于实际问题的理论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学术研究，大学智库可以从已有的政策方案探讨有新意的机制性理论，反过来给政府的政策提供支撑。例如，我们在有关循环经济的研究中，对经济过程中物质流的流动为什么需要从开采-制造-扔弃的线性经济转向减少-分享-再用的循环经济，用生态经济学中的生态规模和生态效率概念给出了有新意的理论解释。

（3）巴斯德型研究对于大学智库的意义。在政策研究方面，巴斯德型研究既区别了传统的学术研究，也区别了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可以给大学智库提供独特的研究方向和发展独特的研究优势。一般来说，解决问题的对策方案有两种类型，一是针对问题状态的对策，另一是针对问题原因的对策。与就事论事、治标导向的政策研究相比，巴斯德型研究通常是在探明因果关系上的治本导向的政策研究。这表明，与政府研究机构那些常规性、战术性、分析性的研究工作形成对照和分工，大学智库的政策研究应该更多地涉及那些反常规、战略性、整合性的方面。在学术研究方面，巴斯德型研究提升和拓展了大学的理论研究。埃兹科维茨将从实际问题出发的多学科的理论探讨，称之为研究模式2；将传统上从理论问题出发的单学科的理论探讨，称之为研究模式1。大学智库的发生发展符合大学发展的学术重演律，模式2来自模式1，但有新的内容，从中可以看出搞巴斯德型的大学智库，不是对大学的研究降低了要求，而是提高了要求，可以打消不少传统的研究学者看不起智库研究的腐朽之气。

发展具有上海优势的海派大学智库

上海高校搞智库，无疑应该按照巴斯德型研究进行策划和发展，将学术研究与政策咨询整合起来，发扬大学智库不同于其他类型智库的独特竞争力。除此之外的重要问题，是需要注意与北京搞智库形成区别。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首都城市的研究机构和学者搞智库，比首都之外的机构和学者有更多的机会。这次中央确定的第一批25家智库，绝大多数是在北京，其中6家大学智库，半数是在北京，就是证明。但是上海有自己的区位优势。上海的大学智库要发展海派特色，需要加强如下四个方面的努力：

（1）专一化的领域。上海相对于北京，无论是接触高层的信息，还是参加相关的活动，均没有地理上的便利和优势。因此，上海的大学搞智库不能贪大求全，需要围绕少数几个自己有长期积累、有专长优势的领域进行突破。例如，上海搞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研究，搞集群城市的发展与治理方面的政策研究，就具有较好的条件和优势。2010年上海世博会，确定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后来从上海发起了世界城市日，就是成功的例证。

（2）国际化的视角。上海高校搞智库，应该发挥开放性的优势，应该有更多的国际眼光。在北京学者利用近水楼台的便利，更多接触高层政策信息的时候，上海学者可以提出基于国际观察、中外比对的政策建议。尽管北京学者也可以在国际化方面做得很好，但是上海的大学搞智库应该把这个方面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无论做学术还是做咨询，要读国际书，知中国事，说自己话。

（3）概念性的影响。搞智库强调领导批示，上海的机会肯定不如北京多。但是政策报告得到高层领导的批示只是智库发挥作用的手段，目的是对决策层产生思想性的影响。事实上，智库一词的英文thinktank强调的就是学者对于决策层的思想影响。有政策意义的思想的扩散和影响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的，还包括有机会给决策层讲课，在领导的政策座谈会上发言，担任政府部门的中长期咨询专家，在媒体上发表对决策层有影响的文章，等等。上海的大学搞智库，应该把重点放在生产对政府有作用的概念性影响和思想影响上。如果经常有对全局性影响的重要政策建议，是出自上海的学者之手，这就是上海智库的成功。

（4）执行性的优势。真正管用的政策，不仅需要好的决策，而且需要好的执行转化。中央高层主要是决策，决策前的选择固然需要智库参与进行战略性、多方案的研究，决策后的实施也同样需要智库进行精细化的执行层面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做了大量这方面的工作，包括最近几年来的营改增、自贸区等政策探索。这是上海的地域优势和管理优势，上海的大学搞智库应该发现这里有许多不可多得的政策研究机会。

文/诸大建　（作者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教授）

来源：文汇报，2016-01-15

作者简介：

管理学博士，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国家985工程同济大学中国城市发展创新基地学科带头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04-2005年为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高级研究学者，1994-1995年为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城市与区域发展、宏观政策与管理等。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建设部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上海市城市规划委员会专家,《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欧洲）、《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美国）、《中国科学院院刊》和《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编委，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学校的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院校循环经济研究基地和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的学术委员会成员，以及苏州、定远、嘉兴、佛山、哈尔滨、贵阳等城市的政府咨询专家。

主要研究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城市与区域发展、公共服务与公共政策、科技创新与管理等。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著有《管理城市发展》、《建设绿色都市》、《大学与城市——哈佛访问学术笔记》，主编有《中国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政策分析的新模式》、《2010年世博会与上海城市发展》以及《上海资源环境蓝皮书》等，译有《城市固体废弃物综合管理——生命周期的视角》、《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自然资本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