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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义"对话"周敦颐：官清赢得梦魂安
刘绪义教授对周敦颐的“认识”，则是从一片广袤地域开始的——
“湖南是中国区域文化版图中非常独特的一块。历史上，湖湘不仅人才辈出，而且大都律己清廉。这其中，有一个同乡前辈，一直被历代湖湘士子格外尊敬和仰慕。这个人便是距今千多年的北宋名儒周敦颐。”
“其人官位不高，著述不多。然而，不仅《宋史》有传，而且在南宋淳佑元年，封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庭。宋理宗的诏书中如此写道：‘惟孔子之道，自孟轲以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
……
近日，刘绪义教授回到宋朝，对话这位前辈乡贤，谈做人之法，谈人格养成，谈为官之道，谈成圣之路，谈廉官文化。
周敦颐：官不在大，有廉则名。名不在显，有道义则尊。孔子一生颠沛流离，只是极短时间内做过官，然而，他不仅时有令名，后世更是千秋传颂。古代历史上，能够付之史馆的不仅是高官，而且也有许多于国于民有杰出贡献者。正如我曾经说过的那样，“道义者，身有之，则贵且尊”，一个人不管官做多大，只要能秉承了儒家一贯的入世精神，致力于将内在德性转化为外在事功的富国醇民之道，勇于担负治国平天下的历史使命，这种人就能被民众尊崇，被历史铭记。历史上的这些人物大都能“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一方面为天下苍生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以身作则，以己之崇高德行去感化教育民众，以先知先觉带动后知后觉，提升他们的生命境界。不卑小官，职思其忧。后来朱熹说我“短于取名，而乐于求志”，算是知我者也。
刘绪义：时人多说到先生的廉，我就记起先生在南昌任知县时，有一次病危，昏迷了一天一夜，朋友们准备为先生安排后事。大家“视其家，服御之物，只做一筐，钱不满百”，也就是说家中值钱的东西不足百文，先生的好友潘兴嗣看了以后感慨道： “其廉士也”。先生在任湖南汝城县令时，也只有一个高四尺、宽五尺的木柜伴随，用以存放文件、衣物，无多余物件。对此，黄庭坚的评价先生“闻茂叔之风犹足律贪”。先生做官做到这个份上，不觉得苦吗？
周敦颐：我50 岁时给族人写过一首诗： “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性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香醪水，举箸半餐淡菜盘。事冗不知精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苦不苦，梦魂安宁则是人生大乐处。
周敦颐：《爱莲说》是我在庐山莲花峰下所作，有感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精神，想到君子应当有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阿谀奉承，洁身自好的品质。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腐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恰恰体现在同流合污四个字上，缺乏特立独行的勇气，缺乏去污自洁的能力。莲的“中通外直，不蔓不枝”，正是君子通达情理，行为方正，没有邪思恶念、绝不拉拢勾结、朋比为奸的表现；“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正是君子洁志嘉行，人格卓绝，节操高尚，德声远播的写照；“可远观而不可亵玩”，正是君子庄重端肃，不轻佻浮躁，自爱自尊的表现。
周敦颐：我曾写到，牡丹因其艳丽、雍容、华贵、繁茂，自李唐以来就深得人们喜欢。唐代诗人刘禹锡诗云：“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白居易也有诗：“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这牡丹逐渐成为一种传统民俗文化意象——荣华富贵的象征。
菊花有君子之德、君子之风，但自陶渊明以来，便赋予了菊花孤标傲世、隐世超脱的意象。因此，后人将梅称为傲而不俗，是坚韧君子；兰，幽而不病，是谦谦君子；竹，轻而不佻，是气节君子；菊，丽而不娇，是隐逸君子。四君子虽然都有廉洁品性，但傲骨也好、孤芳也罢，潇洒也好，凌霜也罢，都不够全面，都不具备“出淤泥而不染”那种去污自洁的能力，而这恰恰是莲独有的品质。
爱一个人，或者一个事物，他（它）就会变化成一种形象，植入你的脑海，引导你，约束你，规范你。倘若你爱财，心中想得更多的便是财；倘若你好色，心中想得更多的便是美人。因此，培养一个人高尚的爱好，正是培养一种高尚的人格。
刘绪义：我们常说一个人要提高对腐败的免疫力，最难得的就是做到“去污自洁”，您能告诉后人如何做到这一点吗？
周敦颐：“去污自洁”与“慎独”的思想是相通的。慎独源于诚意，通俗地理解便是，当一个人独处之际，要有一种高度的道德自觉自律。因为只有意念诚实的人，不管是群居之中，还是独处无人监督时，都不会自欺，不会在人前努力掩饰自己，人后却暴露出本相，放纵自己。如曾子所言，独处之际也要想象有“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要保持一种敬畏心。
慎独一直是儒家修行的境界和工夫。历史上很多腐败官员普遍有一种屈从群体的心理。人人生来不是贪官，很多时候是这种从众心理将一个好人变成贪官。如何将自己从这种心理泥潭里拔出来？就要坚持慎独，人格上独立，政治上就不容易被收买。那些人格上不独立的人，政治上必然得软骨病，一入官场，就阿谀奉承，明哲保身，甚而阳奉阴违，贪脏枉法，紧要关头甚至依附投靠。
周敦颐：阅历对于做官审案当然有帮助，但要害在于一个人必须尽心职事，廉判明断，要以洗冤泽物为己任，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
刘绪义：我曾听说过先生“顶撞”上司的一些事例。先生做官敢于“顶撞”上司，您有考虑过后果吗？
周敦颐：与上司相处，我坚持“胸怀洒落”四个字。尊重上司并不意味着要盲从，只有真正坚持法理，也可以打动上司。
人在官场行走，难免会遭遇各种上司，各种议论。像我这样，也难免会受到他人的诽谤中伤。当时号称“铁面御使”的殿中侍御使赵忭受谣言迷惑，对我有偏见，态度很严厉，但我从不辩解，泰然处之。后来我任虔州（ 今赣州） 通判，赵忭任虔州知州，赵忭成为我的直接上级，经过一段时间的仔细观察，赵忭了解了我的真正为人，知道过去误解了我，握着我的手说：“几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后来，赵忭多次向朝庭举荐我。
刘绪义：清代名臣张伯行称赞先生“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先生为官之道的要点在哪？
周敦颐：谈及为官之道，我以为在两个字：拙、诚。
我在永州时写过一篇《拙赋》，大约就是阐述我为官之道的吧。我始终认为，为官之道在于道德培养和切实践行。只有戒除浮躁、务实事，才能造福一方。如何做到爱民务实？精髓在一“拙”字。
世上巧官太多，而这正是我所耻为的。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不做巧官，因为巧者好张扬夸大，言多文饰；拙者注重实际，不在言词；巧者爱突出自己、表现自己，挖空心思，所以身心劳苦；拙者因无私心，没有额外负担，所以轻松安逸；巧者多从个人私利出发，忽视天理人情，容易做坏事；拙者不因私害公，常做好事；巧者有的甚至处处为己，机关算尽，往往灾祸及身；拙者不求多得，奉公守法，身家康泰。
不做巧官，必得破私立公。我在所著的《通书》第一章开头便提出：诚者，圣人之本。人作为宇宙间之一物，本应有诚的品质。可现实中人往往不能保持这种品质，何故？我以为“邪暗塞也”，只要克服私心杂念，便可做到诚，“故诚则无事矣”。一个人没有私心，不自私自利，不患得患失，一切出以公心，就可称“静虚”，静虚则明，做起事来就能一往直前，可称“动直”，直则公，有了公心，必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民众，“公则溥”。
诚，在我看来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一个诚字，也关系到政府和为政者的公信力。公信力不存，社会心理就会趋向于普遍的不信任，社会危机由此萌发。官员如果将职位看得重于诚信，不善之举动便生于内。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至难得者人，人之所以难得，贵于道德在身。百姓尊崇的不是官职，而是道德。为官只有做到无妄、无欲，才是真正的至诚、至圣。
刘绪义：说到为官之诚，具体有哪些表现呢？
周敦颐：要做到为官之诚，须从三个方面下手：从心术言，仁义礼智皆备；从方法言，动静处置得宜；从仪容言，言貌视听不逾规范。
心术、方法、仪容体现了为官者的心纯与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就心术言，以贫贱为人生苦境，以富贵为人生目的，这是很多人的人生观。但君子必须超越于贫贱与富贵，君子表达生命以充实为目的，即成圣成贤的理想，即仁义礼智。天地之间最难得的三样东西就是道、德、人，能合道与德于一身的，便是贵且尊的人。君子 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何为道充？就是仁义礼智俱备。真正的儒者，不是八面玲珑的好人主义，而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积极参与和担当，是真正的仁者、义者、礼者、智者，是真正的勇者。士大夫一入官场就是像莲一样，即使生于污泥，也要能自清自洁；与腐败作斗争，要有一个好心术，首先要从心理上种下廉的种子。
就方法言，为官的动静处置要合乎时宜，圣人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世，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为政讲究方法，除了道德教化外，还得肃之以刑，就是要讲究法治，善于化解利害相攻。
就仪容言，言貌视听要讲规范，它直接关系官员的作风。表面上，言貌视听是官员的私德、私生活，要不要干预？那是必须的，因为私生活折射出心术和方法，一个对自己没有约束没有自律的人，怎么可能对公众负责？处理好言貌视听，正是官员修养德性的表现，并不是过分的要求。诚于心，形于外。作风并非私事、小事。
刘绪义：先生为官数十年，一生奔波，然而，却喜欢游历山水，遇适意处，终日徜徉其间，乘兴结客，与高僧道人跨松萝、蹑雪岭、放肆于山巅水涯，弹琴吟诗，这会不会耽误政事？给人不务正业之感？
周敦颐：这事得两说，一种人徜徉山水，只是寄兴修怀，感悟人生，修心养性，寻孔颜乐处；一种人游历山水，只是到此一游，吃喝玩乐，酒宴应酬。以徜徉山水作为明心养志之举， 是古之廉官文化的一种表现。一个劲地追逐风水宝地，参拜神仙道人，以求官运亨通，显然是沾污了山水。
我有两首诗恰恰道出了两种不同的态度。一首是“寻山寻水侣尤难，爱利爱名心少闲。此亦有君吾甚乐，不辞高远共跻攀”。只有舍弃了追名逐利之心，才能真正享受到山水之乐。山水之乐乐在有好的伴侣。一首是“朝市谁知世外游，杉松影里入吟幽。争名逐利千绳缚，度水登山万事休。野鸟不惊如得伴，白云无语似相留。旁人莫笑凭栏久，为恋林居作退谋。”从山水与朝市的对比间，可以进一步坚定不与争名逐利者同流合污的心志啊。
世人都知道“孔颜乐处”的典故，却不懂得“孔颜乐处”的真谛。富贵者，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乐乎贫，何哉？见山水之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如一。
一个不追求富贵的人，是没有忧愁的。别人视为苦境，我却以为乐观。孔颜之乐，乐在不以物质享受为贵，而以精神情操为贵。这样的人会耽误政事吗？
刘绪义：后世儒家理学尊先生为开山，实则因先生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成圣之道。您能简单地给我们指点一下具体的路径吗？
周敦颐：孔子讲圣人之道，要言不繁，庄子讲内圣外王，感觉更难以企及。我所讲的这条成圣的路径倒简单易行：
一是学圣人，不外求实向善，知过知耻，知过则改，知耻则向善。二是初圣人，要成为圣人，首先要“静”。唯有“无欲”，才能做到“静”；其次能“思”，思则生智，通达一切；再次能慎动，行为谨慎，始终依正道而行，坚守“中正仁义”。三是中圣人，如果说“初圣人”讲自修，那么，中圣人便要教育人们去恶存善，即立师道以教众。四是政治圣人，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修仁义之德，万民才能受化。圣人法天，以政养万民，以刑治世，主刑者要明慎用刑，中正明达。五是至圣人。人性有五品，刚善、刚恶、柔善、柔恶、中。中是最完善的人性，只有至诚才能完善。诚者，是宇宙之本原，是五常之本，是行为之渊源，是圣人立身之德。至诚必至圣，无私则无欲。这样的人便是至圣。
我曾以伊尹、颜回为例，谈内圣和外王，“志伊尹之所志， 学颜子之所学， 过则圣， 及则贤， 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伊尹耻太甲不尊汤规，将其流放以悔过和重新学习商汤法令；一人无所可归就感觉自己像在市井中被鞭笞一样。颜子不迁怒，不复错，三月不违仁。故伊尹佐君醇民，是外王的榜样；颜渊安贫乐道，为内圣的典范。
后来我的弟子程颢程颐及南宋的朱熹，受我启发而系统化、集大成，称为程朱理学，成为七百年不动摇之官学，尊我为开山，实乃他们之功。
周敦颐：湖湘文化史上形成这样一种千年不衰的廉官文化传统，我理当欣慰。后人对我的褒扬，只是证明我所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
一个官员的一举一动都直接关系到社会风气，而一个地方的人才随风气而转移，再能干的人都逃不过风气的影响。出仕从政，就得有培育廉洁风气的担当。有人认为，凭一个人怎么可能改变社会风气呢？一个人的能力确实小，正如历史也不是哪一个人写的，但是我们要看到，引领历史的总是那么少数几个人；路也不是哪一个人走出来的，但引路人的作用总是不可估量的。如果我们都能争取成为这少数几个引路人，通过少数几个人的努力，逐渐去影响身边人，慢慢地扩大开去，久而久之，便能造成一种新的风气。个人能力虽小，但星星之火也可以形成燎原之势。不要小看自己的能力。历史上有成就的湖湘人物哪一个不是如此？尽一己之能，以移风易俗为己任，倡导一种忠诚、拼命、担当、清廉的正能量，很快就聚成一股巨大的洪流。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人人以清廉自警，个个以清廉为荣，这正是榜样的力量。
韩非云：“所谓廉者，必生死命也，轻恬资财也”。将廉看得重于生命，一个人不管做人还是做官，有了这样一种自信和自觉，自然就能超拔于一般人之上。一个地方的人如果有了这种自信和自觉，就能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我希望这种清廉精神能够永远在湖湘大地上传播开去。
刘绪义：先生对湖湘后学的期望殷殷可畏，您最想送给我们的一句话是什么？
周敦颐：我最希望大家能记住一句话：官清赢得梦魂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