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江
[摘要]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朝鮮古銅活字殘本《爾雅注疏》現存六卷、一百四十四頁，涉及《爾雅》中的十一篇，合訂爲一冊。原爲李氏朝鮮鄭百朋舊藏，後傳入日本，先藏於京都的圓光寺，最後於明治三十九年（1906）六月二十一日方歸於東京的帝國圖書館。其所據之底本當是未經補頁的元刊九行本，用“癸未字”或“庚子字”排印。由於未經補頁的元刊九行本爲早期刻本，故此本之校勘價值不容忽視。但相對而言，此本也有缺陷，值得注意。推而廣之，李朝時期排印的群經注疏本當具有共同的特徵、價值和缺陷。[關鍵詞] 李氏朝鮮 活字印刷 爾雅注疏唐天寶元年（742），《爾雅》作爲科舉考試用書，正式步入儒家經典行列，影響力迅速擴大到中國周邊國家，成爲以新羅爲代表的朝鮮半島學子們紛紛研習的對象，這也是史書中有關《爾雅》傳入半島的最早的確切記錄。[1]彼時，《爾雅》尚多以採買的卷軸裝形式傳入半島。五代兩宋時期，雕版印刷術東渡傳入高麗，中國典籍遂在朝鮮半島開始大規模翻刻、流通。明清時期，半島進入李氏朝鮮後，刻書數量更多、質量更優、品種更全，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尤其是活字印刷術得到大面積推廣和使用。《爾雅》作爲東亞漢字文化圈的重要的課讀用書，也大約在此時出現了活字印本。本文討論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朝鮮活字殘本《爾雅注疏》（書號820-10）的相關問題，祈請方家指正。
（圖一：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朝鮮古活字刊殘本《爾雅注疏》書衣及首頁）此殘本新書衣內有舊書衣。舊書衣磨損嚴重，左上墨書行楷“爾雅注疏”四字；右上書“爲”字，推測爲《千字文》編號；右下書有“三冊不足”四字，說明此本原是三冊殘本。現合訂爲一冊，新書衣題簽“爾雅注疏全”，其實全本衹存六卷一百四十四頁，涉及《爾雅》中的十一篇，合訂爲一冊，具體情況爲：卷二，《釋言》第一（當作“二”），三十一頁（第六頁重）；卷三，《釋訓》第三、《釋親》第四，二十八頁；卷六，《釋地》第九、《釋丘》第十，十九頁；卷七，《釋山》第十一、《釋水》第十二，十七頁；卷十，《釋魚》第十六、《釋鳥》第十七，二十八頁；卷十一，《釋獸》第十八、《釋獸（當作“畜”）》第十九，二十一頁。首頁（即卷二第一頁）版框長三十六釐米，四周雙邊，白口，雙魚尾。魚尾内均有三葉紋，呈現出典型的朝鮮古銅活字版本特徵。版心內，靠近上魚尾處，有“爾雅幾”卷數序號，靠近下魚尾處，標注頁碼，無刻工姓名。每半頁十行，每行十七字，近柳體。經文大字單行，郭注、毋昭裔《音釋》在其下雙行排列，邢疏則另起一行，比前述内容低一字，以大字“疏”字領起雙行排列，每行十六字。通書無避諱字及相關刻工姓名。全書藏書印主要集中在卷二、卷六、卷十首頁，版框右下角有“鄭百朋昌齡章”（朱文方形），版框外有同心圓圖章，內圓書“圖”字，外圓邊緣書“明治三九•六•二一•購求”（朱文圓形），版框右上角有“帝國圖書館藏”（朱文方形）。另外卷三尾頁又有“敬復齋”（藍文房形）。據朝鮮《文化柳氏嘉靖譜》《文科榜目》《朝鮮王朝實錄》等典籍記載，鄭百朋，字昌齡，號樂水，忠清道温陽郡（今屬韓國）人，生卒年不詳，朝鮮燕山君李隆十年（明弘治十七年，1504）乙科進士，正德十五年（1520）年任司諫，嘉靖十五年（1536）任刑曹判書、忠清道觀察使，嘉靖二十四年（1545）任正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常爲進香使出使北京。嘉靖三十二年（1553）九月九日大司憲尹春年啓曰：“然近來權鈞、尹仁鏡、鄭百朋,皆有妾子, 特蒙上恩, 而别爲繼後矣。”[2]可知彼時鄭百朋已逝。此本作爲鄭百朋舊藏，“鄭百朋昌齡章”（朱文方形）當在此前所鈐。鄭百朋逝世後，此本流落日本。三要元佶（1548—1612），號閑室，亦稱佶長老、閑室和尚，足利學校第九代校長，“敬復齋”（藍文房形）是其藏書印。長慶六年（1601），德川家康在京都創建兼學校性質的圓光寺，聘請三要元佶擔任庠主。作爲日本最早的學校之一，圓光寺保存著眾多當時從朝鮮傳入日本的書籍。此本雖無圓光寺的相關印記，但想必早期即保存在圓光寺內，直到明治三十九年（1906）六月二十一日方入藏“帝國圖書館”。該圖書館位於東京，設立於明治五年（1872），隸屬於文部省。經歷自書籍館（1872）、東京書籍館（1875）、東京府書籍館（1877）、東京圖書館（1880）後，至明治三十年（1897）年又改回“帝國圖書館”。昭和二十二年（1947）改稱爲“國立國會圖書館”，成爲當時日本國內最大的國立圖書館，次年對外開放。館內收藏了明治以後日本國內出版的所有書籍以及大量漢文典籍，此本《爾雅注疏》即保存在內至今。此外，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國立公文書館尚各藏一部完帙的朝鮮古活字刊本《爾雅注疏》，均十一卷：前者共四冊；後者共六冊，但目錄顯示爲“校訂者：周齊己（明）”“林鵞峯手跋本”，舊藏“林家（大學頭）”。《經籍訪古志》亦記載狩谷望之（1775—1835）“求古樓”舊藏朝鮮國活字刊本《爾雅注疏》十一卷，疑即公文書館所藏之本，《志》云：首有天順八年富順胡深序，又有吉水周齊己後序。卷端（初稿作“首”）有“宣賜之記”“疎庵”“輔臣弼仲”“西河後人”四印，共爲朝鮮國人（初稿無“人”字）印。又有“讀耕齋之家藏”（初稿下有“及林懲藏書”五字）印。册皮背（初稿下有“面”字）題云：“嘉靖十六年十月日内賜益陽君懷《爾雅》一件，命降謝恩。”卷末護頁有“辛丑之歲七月信勝”記，信勝即道春先生也。[3]據乾隆《富順縣志》記載，周齊己（或譌作“已”“巳”）爲明吉水縣（今屬江西）人，景泰二年（1451）任富順縣（今屬四川）教諭，天順四年（1460）作《祈雨有感序》並賦詩，立碑於升澤廟。胡深（1422—1481），字本淵，富順縣人，景泰二年（1451）進士，治《詩》，萬曆《四川總志》卷十二說他曾“任户部主事，抗直不阿，忤權貴，謫戍塞外，後公論既定，詔復其官”。[4] 疑二人相識，故天順八年（1464）當是二人先後作序跋的時間。然所謂“首有天順八年富順胡深序，又有吉水周齊己後序”，疑二人手跋被朝鮮人輾轉謄錄排印入書中，或此本爲二人舊藏，上有二人手跋，朝鮮人出使中國購得後帶回朝鮮，總之當與書中其他文字判然有别，待他日親睹後再加考察。此本於嘉靖十六年（1537）十月被賜予成宗李娎第七子李懷（1488—1552），字順之，弘治丙辰（1496）封爲益陽君。“宣賜之記”（朱文方）即朝鮮內賜印。李懷後，該本又先後經過“疎庵”（任叔英，1576—1623，字茂叔，號疎庵、東海散人，奉川人）、“輔臣弼仲”“西河後人”等人收藏，最終流落日本。林羅山（1583—1657），名信勝，法號道春，京都人，是江戶初期程朱學派重要的代表人物，“辛丑之歲七月信勝”當即林氏於慶長六年（1601）七月得該書時所書。其第三子林恕（1618—1680），一名春勝，號春齋、鵞峯；第四子林靖（1624—1661），一名守勝，字子文、彥復，號讀耕齋；其孫林戇（1644—1732），林恕次子，號鳳岡，均是當時的名儒。“讀耕齋之家藏”“林懲（疑爲“戇”之譌）藏書”等印章即是林家舊藏之標識。寬永七年（1630），林羅山在江戶城北上野忍岡建家塾。元祿三年（1690）家塾擴建爲昌平坂學問所，林戆也繼承祖、父二人被任命爲“大學頭”。祖孫三代，共同擁護程朱理學及林家歷代藏書，被奉爲一時美談。明治七年（1872），昌平坂藏書遷往淺草公園，更名“淺草文庫”。明治十四年（1881）年又劃歸內閣文庫，即今之公文書館。總之，日本國內現藏三部朝鮮古活字本《爾雅注疏》，雖不能推斷爲同一版本所刷印，但今所見國會圖書館藏本的原分冊情況當與公文書館藏本相同，衹是由於殘缺過半，故後人合訂爲一冊，便於收藏。竇秀艷先生說：“雖然天順八年胡序、周序未見目錄著錄，朝鮮重刻本也已失傳，但是它表明明天順年間曾經刻印《爾雅注疏》，其時代要早於正德匯印數十年。”[5]即懷疑此古銅活字本所據底本爲周齊己校訂本，但細思並不可信：一來校刻書籍實非易事，周齊己名不見經傳，身爲一縣教諭，實在不必爲此大費周章；二來周齊己後序僅見公文書館藏本，國會圖書館所藏兩部活字本均未見謄錄或著錄；三來周齊己校訂本未有其他任何文獻著錄。因此，此活字本所據之底本當另加考察。然而全書無刊刻者、刊刻地點、刷印時間等信息的相關序跋、牌記，我們衹能從用字特徵上著手。關於李氏朝鮮用銅活字印書的概況，正祖李昇（1777年至1800年在位）有過這樣一段敘述，云：我東活字印書之法，始自國初。太宗朝癸未，以經筵古注《詩》《書》《左傳》爲本，命李稷等鑄十萬字，是爲“癸未字”。世宗朝庚子，命李蕆等改鑄，是爲“庚子字”。甲寅，以庚子字纖密，出經筵所藏《孝順事實》《爲善陰隲》等書爲字本，命金墩等鑄二十餘萬字，是爲“甲寅字”，行之者三百年。予於壬辰在東宮，仰請大朝，以內下甲寅字所印《心經》《萬病回春》二書爲字本，鑄五萬字藏之，是爲“壬辰字”。臨御之元年丁酉, 命關西伯以本朝人韓構書爲字本, 鑄八萬餘字, 亦儲之內閣。大抵前後所鑄鑄字，銅體不一。其擺印也，率用濕紙均黏，每刷一版，另立數人，以朱墨逐勢勾抹，猶患欹斜，動費時日，監印諸臣屢以是爲言。壬子，命倣中國《四庫書》聚珍板式，取《字典》字本，木用黃楊，刻成大小三十二萬餘字，名曰“生生字”。乙卯，《整理儀軌》及《園幸定例》等書將編次印行，命以生生字爲本，範銅鑄字大小竝三十餘萬，名之曰“整理字”，藏于奎瀛新府。[6]鑄字之設，可印群書，以傳永世，誠爲無窮之利矣。然其始鑄, 字樣有未盡善者，印書者病其功未易就。 永樂庚子冬十有一月，我殿下發於宸衷，命工曹參判李蕆新鑄字樣，極爲精緻。命知申事金益精、左代言鄭招監掌其事，七閱月而功訖。印者便之，而一日所印，多至二十餘紙矣。恭惟我光孝大王作之於前，我主上殿下述之於後，而條理之密，有又加焉者。由是而無書不印，無人不學，文教之興當日進，而世道之隆當益盛矣。[7]可見整個朝鮮時期至少有七次大規模的鑄字活動。從此本有限的版本信息來看，其所排印年代當在明天順八年（1464）以前，即屬於“癸未（1403）字”“庚子（1420）字”“甲寅（1434）字”三種字中的一種。又“庚子字”比“癸未字”更加纖密、精緻、周整，更便於排印，流傳更廣，“無書不印”，疑此本即用“癸未字”或“庚子字”排印。縱觀明永樂以前中國本土《爾雅》的刊刻情況，此朝鮮古活字本所據之底本當是未經補頁的元刊九行本，理由如下：其一，明初時宋、元刊群經注疏本常見，棄用當時盛行的合刻本而重新拼合經、注、疏、音釋，無疑是不明智的選擇，可能性也極低。《永樂大典》所據《禮記注疏》底本即爲宋刊十行本，[8]此活字本《爾雅注疏》當類似。其二，歷代書志雖無宋本《爾雅注疏》的記載，但南宋初年鄭樵所撰《通志·藝文略》中有“《爾雅兼義》十卷”的記載，元刻十行本《十三經注疏》中的《爾雅注疏》即據之翻刻。今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元刻本《爾雅注疏》乃早期印本，字體斬然遒勁，譌脫極少，雖有缺頁，但存頁中闕字幾乎不見，大有宋刻之遺風。此活字本闕字、譌字甚多，顯然非據宮內廳藏本排印。其三，在《中國古籍總目》中，不論是《十三經注疏》合刻本，還是單行本，所載《爾雅注疏》均標爲“元刻明修本”，其中《中華再造善本》影印的北京市文物局藏本和《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影印的吳興姚覲元藏本較爲常見，書中均充斥大量阮元《爾雅注疏校勘記》所謂“正德本”“舊本”等補頁。這些補頁產生於正德六年以後，[9]與此活字本無涉，可以排除。其四，阮元《校勘記》中所謂“元本”，字體方正而譌誤極多，經考訂也並非刊刻於元代，而是明初的覆刻本。[10]其文字準確性也與此活字本相差甚大，故可排除。而清代藏書家張金吾曾收藏一套元刻原印本《爾雅注疏》，云“《爾雅注疏》無南宋十行本，除北宋單疏本外，以此本爲最古。是本全書俱係元槧，絶無明代補刊者，蓋元刊元印本也。卷首有‘汲古閣’‘西河季子之印’兩印”，[11]惜今不知所在。所幸其同版殘葉保留在原鐵琴銅劍樓藏本的“元刊”頁面中，[12]該本現藏國家圖書館（善本書號：03292），此活字本當即據之。其五，鐵琴銅劍樓藏本中的這些“元刊”頁面由於刷印次數過多，版面字跡模糊，多數已不能辨識，我們將其與此活字本加以比對，發現二者基本吻合，甚至連所闕或譌誤之字亦與之有關，今略舉數例（見表一）：
（表一：朝鮮活字本《爾雅注疏》與鐵琴銅劍樓藏本、宮內廳藏本對勘）從中不難看出，鐵琴銅劍樓藏本“元刊”頁面中的墨釘之處，活字本排印時進行了部分填充，但學識有限，又未加詳覈，故所填之字多有譌誤，而這些譌誤之處，在宮內廳藏本卻準確無誤。這說明朝鮮活字本所據之底本正是與鐵琴銅劍樓藏本“元刊”相同之頁面，即宮內廳藏本之覆刻本。這反過來又可以說明元刊本模糊處甚多，不易識别，故導致此活字本缺字、譌字亦甚多。鐵琴銅劍樓藏本“元刊”頁面保存有限，此活字本彌補了這些缺憾。由於“元刊”頁面翻刻自早期刻本（即宮內廳藏本），故校勘價值值得關注。首先，國家圖書館和日本靜嘉堂現存兩部宋刻單疏本《爾雅疏》均爲宋元明遞修本，其中元、明以後補頁及描補處尤其惡劣，錯訛極多。元刊《爾雅注疏》據南宋初年《爾雅兼義》覆刻，保存單疏本早期面貌較多，校勘價值極高，即使經過朝鮮人用活字排印，也多有保存下來。今以卷二爲例，對校《國學基本典籍叢刊》影印的國圖藏單疏本，列表如下（見表二）：
其次，國內現存元刊本均爲明代修補本，其中即便如《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卷二首頁這樣的明初補版，錯訛也極多，因其是對元刊本直接覆刻，故用此朝鮮活字本亦可糾正其許多訛謬之處，仍以卷二爲例（見表三）：
最後，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時，因家無“宋十行注疏”本《爾雅注疏》，故用顧廣圻翻刻的明吳元恭本後印的剜改本與單疏本加以重構。然即便如此，阮本也難免受明清注疏本的誤導，產生一些新的譌誤，可用此本糾正，今以中華書局1985年縮印的阮刻本爲例，列表如下（見表四）：
從中可以看出來，活字本除了與《再造善本》影印之元刻明修本文字一致糾正阮本錯譌之處外，其校勘價值還體現在如“敉亡媿切”“音初”“薶音埋”“分符問切”“躐音獵”“諗音審”“靦他典切”等《再造善本》影印之元刻明修本無或與之文字不同、位置不同的《音釋》上。此外尚有如二25A10“䦧呼急切”（雪牎本同，南宋十行經注本、元巾箱本“急”作“歷”）、二30B7“芾非潰切”（雪牎本同，南宋十行經注本、元巾箱本作“音貝”）等衹與雪牎本相同之音釋，這都進一步說明此活字本排印者所據之底本參考了雪牎本所附之《音釋》，而雪牎本也恰恰是元刊《注疏》本經注部分的來源。[31]
前已提及活字本《爾雅注疏》的譌脫非常明顯。這主要是因爲相對於傳統的雕版刷印，活字排印其用字靈活性、隨意性更大，因而對排印者文化素養、文字識别能力要求更高，非專業熟練的工匠不能勝任，這也是活字自北宋發明以來很難在國內大面積推廣的主要原因。然而到了朝鮮半島，這一技術卻蔚爲壯觀，大有後來居上之態，這主要是因爲半島缺少雕版所需之棗、梨、梓等適合中國南方氣候所生長之木材，且半島戰事頻仍，書籍散亡甚亟，採用活字排印，無疑是一個明智的選擇。正因爲如此，李氏朝鮮時代所排印之書籍整體質量卻大不如雕版刷印之本，故鮮爲歷代藏書家重視、稱羨。比如此活字本《爾雅注疏》，我們對比宮內廳藏元刊本後，發現其缺陷主要體現三個方面：
其一，大面積的文字空白，致使文本不完整，典型的如卷二第二頁、第三頁、第五頁等。
（圖二：《爾雅注疏》卷二第三頁活字本空白處、鐵琴銅劍樓藏本墨釘對比）造成這類空白的原因，排除所據之底本文字大面積磨損這一因素外，主要是因爲所據之底本並非如宮內廳藏元刊本這樣的原刊，而是如鐵琴銅劍樓所藏那樣的翻刻本，其墨釘處過大，活字本排印者無法填補，衹能空出（見圖二）。
其二，承襲了底本的文字譌誤，鮮有更正者，今略舉數例（見表五）：
這些譌誤基本承襲自宮內廳藏本，經元代翻刻，依舊未予更正。究其原因，是宮內廳藏本所據之底本爲南宋初年福建建陽地區坊刻之《爾雅兼義》，雖由雪牎本、單疏本兩善本拼合而成，但坊刻不精，故譌誤一直流傳下來，直至阮元據單疏原本校刻《爾雅注疏》，才得到部分彌補。
其三，產生了大量新的譌誤，爲此本最劣處，今略舉數例（見表六）：
篇幅所限，此下不列，足見新增之譌誤遠遠多於所承襲之謬誤，且多因字形相近而產生。從中可見排印者文字識别能力有限，此本之文本質量也有待提高。
除《爾雅注疏》外，日本國會圖書館尚藏有朝鮮活字本《儀禮注疏》十七卷，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線裝共十七冊，合訂爲十冊，框長三十四釐米，有“御本”“拂”等印記，未見。又傅增湘曾於丙寅年臘月（1927年初）在北京琉璃廠購得朝鮮活字本《周禮注疏》，卷首末有朝鮮人題記，傅氏跋云：
案洪氏跋爲嘉靖三十一年賜本，當彼國明宗九年，其印行或在永樂之初。考彼國太宗時，以經筵古注《詩》《書》《左傅》本，命判司平府事李稷等鑄十萬字，是爲癸未字。是書字體波折猶有明初遺風，且既印諸經，則《周禮》自在續開之列，其癸未字所印殆無疑義。至正、嘉以後，則結體漸就整束矣。……標題爲“附釋音”，則亦出於宋十行本，第五、六卷疏中多空白處，或爲宋本漶漫處。然寧聽其空缺，而不加填補，具見彼邦學者之矜慎，不似明人刻書之鹵莽也。[34]
今日本米澤市立圖書館藏有朝鮮活字本《附釋音周禮注疏》四十二卷，共二十二冊，漢鄭玄注，陸德明釋文，唐賈公彥疏，半葉九行十七字，小字雙行，行亦十七字，版框31.2×19.2釐米，與傅氏藏本同版，首頁鈐有“宣賜之記”“内賜”（小鐘印）、“麻谷藏書”“覺心”“羽溪李戡彦慎家藏記”等印。綜合以上對《爾雅》《儀禮》《周禮》三經注疏本的認識與分析，我們大致可以推斷李氏朝鮮初期以銅活字形式排印的群經注疏本一些共同特徵：其一，排印的目的是爲了滿足當時儒生對經書的迫切需求。李朝建國前後，戰事頻仍，百廢待舉，統治者摒棄佛教，以儒教立國，但經書卻極其缺乏。正如朝鮮學者權近於永樂七年（1409）印《十一家注孫子跋》中所轉錄的太宗李芳遠於永樂元年（1903）所說：“凡欲爲治，必須博觀典籍，然後可以窮理正心，而致修齊治平之效也。吾東方在海外，中國之書罕至。板刻之本易剜缺，且難盡刊天下之書也。予欲範銅爲字，隨所得書，必就而印之，以廣其傳，誠爲無窮之利。”排印好的典籍，也多半以內賜的方式頒給當時的儒生使用，這從現存的各本中鈐有“宣賜之記”“内賜”等印記以及相關題跋中可以看得出來。其二，排印所據之底本爲南宋十行注疏本或元十行注疏本。後者翻刻自前者，版式一致，文字也相差不大，在當時的中國本土都廣爲流傳，其中或有一兩部傳入李朝，排印者即以之爲據，如此文所討論之《爾雅注疏》即以元十行注疏本爲據，而傅增湘所得之《周禮注疏》或即以南宋十行注疏本爲據。排印後，雖卷數整體保持不變，但冊數、行款、版框大小、避諱字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改變，呈現出相當的隨意性，誠如上所述“隨所得而印之”，需要具體版本具體分析。其三，排印用字當爲明永樂年間的“癸未字”或“庚子字”。後者比前者更加纖密、精緻、周整。此文所述之《爾雅注疏》即以“癸未字”或“庚子字”排印。而據傅增湘所述，其所得《周禮注疏》因保留明初遺風，或即以“癸未字”排印。今以米澤市立圖書館藏《附釋音周禮注疏》觀之，其字體與此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爾雅注疏》相近，或均以“癸未字”排印，亦未可知。其四，排印不精，存在大量的空白或譌脫。傅增湘所得之《周禮注疏》第五、六卷疏中多空白處，而此本《爾雅注疏》闕漏、譌脫之處較之更甚。這多半是由於所據底本墨釘過多或磨損嚴重所致。然通過考察後，我們發現排印者亦偶有自行填補者，有填補正確者，亦有填補譌誤者，蓋其學識有限之故，傅增湘所謂“然寧聽其空缺，而不加填補”，並非完全屬實。總之，體現中華文明核心價值觀的《十三經注疏》，大約在明朝初年因活字印刷术的推廣而在朝鮮半島普及開來。時至今日，雖然衹剩下一些零本可供參閱，但其文獻及文化價值不容忽略，仍然值得我們去仔細考察、細細品味。*本文是2017年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爾雅注疏》彙校”（17FZW002）的階段性成果。
[1] 具體參考任曉霏等《中國傳世辭書在漢字文化圈的傳播與影響——以<爾雅>在朝鮮半島的傳播為例》一文，《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2]《朝鮮王朝實錄·明宗實錄》卷十五，網址：http://sillok.history.go.kr/id/wma_10809009_001[3]〔日〕澀江全善、森立之等撰：《經籍訪古志》《經籍訪古志初稿》，賈貴榮編《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1冊，第137、735、737、738頁。[4] 蘇曉威說：“胡深生卒不詳，事跡見《明史》卷一百八十傳第六十八，天順末（1464）進士，郁林（今廣西玉林）知州任上卒。”（《日本現藏數種<爾雅>類文獻研究》，《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十八集，2019年，第448頁），其實該人是定遠衛人，非四川富順人。[5] 竇秀艷：《雅學文獻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161頁。[6]《朝鮮王朝實錄·正祖實錄》卷四四，網址：http://sillok.history.go.kr/id/wva_12003017_004[7]《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卷十八，網址：http://sillok.history.go.kr/id/wda_10410029_002[8] 筆者曾說：“此《永樂大典》殘卷大字經文的分段和宋、元十行本相同，而考察對比後，我們斷定其傳抄自宋十行本。”（《新見<永樂大典>殘卷引‘禮記類’諸書及版本考》，《文獻》2018年第1期）[9] 楊新勳：《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明修叢考》，《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10]〔日〕阿部隆一說：“其原刻版面也是該版本的粗糙翻印，其雕刻方法明顯是明前期的樣式。”見《日本國見在宋元版本志經部》，《阿部隆一遺稿集》，東京：汲古書院，1993年，第1卷，第365頁。[11]〔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90頁。[12] 瞿林江：《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爾雅注疏>考論》，《經學文獻研究集刊》2021年第25輯。[13]“六6B9”即卷六第六頁B面第九行，下仿此。[14] 阮校云：“《釋文》音經：‘傳也，張戀反，注同。’此本‘傳’誤‘轉’，今訂正。單疏本經中‘傳’字亦誤‘轉’。”（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585頁下欄）[15] 阮校云：“‘翢’，葉鈔《釋文》同，《通志堂》釋文作‘翿’。單疏本此頁補刻，故作‘翿’。按《玉篇》‘翢，纛也’，《廣韻》‘翢，羽葆幢’，皆本此經。”（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2589頁上欄）[16] 劉光蕡云：“邢疏釋注亦無‘來’字，與今《商書》同，此疑衍。”（《爾雅注疏校勘札記·釋言第二》，光緒二十年陝甘味經刊書處重校刊本，第1頁a面）[17] 劉光蕡云：“案《方言》‘憮，哀也’，《說文》‘憮，愛也’，雖與‘撫’義同，然此以‘撫’釋‘憮’字，則上字應作‘憮’，《釋文》、陸佃《新義》、郝《義疏》、邵《正義》均作‘憮’。” （《爾雅注疏校勘札記·釋言第二》，第1頁b面）[18]《再造善本》影印之元刻明修本亦脫，據南宋十行經注本、元巾箱本、雪牎本當補，惟“媿”當作“婢”。[19]《再造善本》影印之元刻明修本亦作“初加切”，南宋十行經注本、元巾箱本、雪牎本單作“初”是。[20]《再造善本》影印之元刻明修本亦脫，據南宋十行經注本當補。[21] 宋刊單疏本、宮內廳藏元刊明修本、明刊注疏本、清武英殿本均作“豈弟”，與《毛詩箋》合。[22] 劉光蕡云：“作‘士’誤。”（《爾雅注疏校勘札記·釋言第二》，第2頁b面）[23] 阮校云：“按注云‘彊梁，淩暴’，疏引《詩序》‘彊暴之男’，則字當從‘彊’。”（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2586頁下欄）[24]《再造善本》影印之元刻明修本亦作“部”，南宋十行經注本、巾箱本、雪牎本作“符”。張宗泰云：“《釋文》‘分，符問反’，今本‘符’作‘部’，當緣注‘謂分部’而誤。”（《爾雅注疏本正誤》卷四，《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87冊，第343頁。）[25]《再造善本》影印之元刻明修本亦在“㚄”音上。[26]《再造善本》影印之元刻明修本亦作“沈”，南宋十行經注本、巾箱本、雪牎本作“審”。[27]《再造善本》影印之元刻明修本亦脫，南宋十行經注本、巾箱本、雪牎本有。[28] 劉光蕡云：“《廣雅》云‘芼，搴取也’，《說文》‘芼’作‘覒’云‘擇也’。《詩·關雎》云‘左右芼之’，疏引孫炎曰‘皆擇菜也’，即邢所本，此作‘釋’誤。”（《爾雅注疏校勘札記·釋言第二》，第4頁b面）[29] 劉光蕡云：“‘守以’，《周禮》鄭注同，此誤倒。”（《爾雅注疏校勘札記·釋言第二》，第4頁b面）[30] 盧文弨云：“‘皇’字易識，陸爲之作音者，注引《釋草》曰‘葟、華，榮’，故爲‘葟’字作音耳，傳寫脫去艸頭，遂以‘皇’字爲正文，在‘華’字之下，其實非也。郭於《釋草》引此文作‘皇，華也’，是其明證。”（《經典釋文考證·爾雅音義上考證》，《盧文弨全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5冊，第362、363頁）[31] 具體可參見拙文：《<爾雅>版本源流考》，《斯文不墜在人間——李慶善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348-361頁。[32] 黃焯云：“案‘圯’當作‘圮’，毀也，字从己，與‘圯’別。圯，音怡，橋也，字从巳，各本皆誤。”（《經典釋文彙校》，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851頁）[33] 阮校云：“注疏本作‘敉寧’，因疏引《書·大誥》‘敉寧’字致誤。”（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2585頁下欄）[34] 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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