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世界规划大师值得你了解？

来源 | ATU观筑

ID | atuchina

哪些世界规划大师值得你了解？

一位资深规划老总给你一些建议。

唐曦文（高级城市规划师，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硕士，深圳市城市空间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副院长）

PART 1

城市的演进

金斯利·戴维斯

“人口城市化是在城市聚落中生活的人口比例或这一比例的上升”

金斯利·戴维斯在城市化特点的发展进程的分析中，发现城市化的高速增长期符合“S”曲线，并认为欧洲的城市化在60年代已经结束，城市化的结束原因主要为工业化的完成、生育水平的降低以及移民涌入。

发达国家由于城市区域扩大而密度下降，但城市化发展成本不断上升，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而言高密度的农村居民依然不断向城市推动，戴维斯认为，针对城市拥挤和相关问题，应当从降低总人口增长速度解决问题。

V·戈登·蔡尔德

——

“三次革命论”

澳大利亚考古学家V·戈登·蔡尔德从考古角度验证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并提出“三次革命论”，分别是新石器革命（人口密度上升）、城市革命（改变人类社会组织方式）、工业革命（带来城市发展的影响）。

蔡尔德认为城市与村庄的区别在于人口规模、人口组成和职能、农业生产盈余、标志性公共建筑等等。在古代科技发展上，古代的历法、数学以及艺术活动和贸易，最终表现在城市的社会组织方式上——政权，它以居住地而非血缘关系为基础。

H·D·F基托

——

城邦的解读

希腊英文原词polis原意为“城堡”，是希腊政治、文化、道德和总体生活总和，H·D·F基托认为希腊城邦独立自主与邦国制特征的形成受到希腊地理特性的影响，直至今日，希腊城邦制的社会结构不仅是西方社会发展的根源，包括其民主制度也是由古希腊的政治生活演变而来。

董鉴泓

——

隋唐长安城规划

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的主编，在《隋唐长安城规划》一文中，记载长安从公元前350年到618年唐灭，约千年时间，历经十三朝，在唐朝末时期达到人口百万。从规划的角度分析唐长安的选址，有三大要素，一是关中地区水资源充足，二是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的平原，三是“以山川为固”的地理位置。 

唐长安城市布局大有考究，书中曾记载过几件趣事，一是《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前朝后市”，事实上并不符合，“市”应当在“朝”的南面。二是南北道路十分宽敞，便于“捕亡奸伪”，整个都城需要有便捷的通道以助于军队快速平定叛乱，这与巴黎改造过程当中，把Avenue大道对角线林荫大道拉通便于军队快速移动的设想异曲同工。而日本古都平安京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的布局也是借鉴了唐长安的布局。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

大城市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大城市》一文中提到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当工业化发展到达顶峰时期，工人阶级的居住状况却极其恶劣，伦敦曼彻斯特工人区中，建筑物密度极大，猪圈、妓院与民居混杂，通风与采光极差。恩格斯通过这次调查形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报告，推动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运动，并确立了城市规划立法管理的起点——《卫生法》。

恩格斯的研究，间接地促进了现代城市规划中城市的居住环境的改善，城市美化运动等思潮与实践的展开，恩格斯等人关注底层社会的生存状况，并通过社会批判不断促进社会进步。

弗肯尼斯·T·杰克逊

——

当代美国的汽车文化

在20年代开始，车库已经逐步成了美国住宅建筑的标配，汽车旅馆、汽车剧院不断兴起，影响了城市结构，不断推动城市郊区化，50年代以后，洲际公路在利益团体的推动下发展，联邦政府大量的资金投入，并在1956年立法。

肯尼斯·T·杰克逊的文章中透露，当时的美国，汽车是个人成功和身份的最佳象征，同时是个人自由的解放，因为汽车的大量普及，美国城市形态形成扁平化、碎片化、非中心化的特点。

罗伯特·费什曼

——

超越郊区：技术郊区的兴起

罗伯特·费什曼则致力于研究美国郊区，他认为，当资源从美国大城市流出，进入郊区并形成新的城区时，郊区已经成为城市本身。

技术郊区是美国特殊城市形态之一，郊区化恢复了生活与工作的联系，事实上是“就地一体化”的现象。虽然郊区化出现，但城市核心区依旧存在，如何正确处理城市核心区与城市郊区之间的关系，正是当今城市郊区化问题的关键所在。

PART 2

城市文化与社会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是原始的群体和具有特定目的的各类集合的总和”

刘易斯·芒福德的文章《城市是什么》中，把城市定义为“城市是原始的群体和具有特定目的的各类集合的总和，”强调城市的开诚布公与有利可图，并认为人们通过契机到达城市并想从城市中寻求某种利益。

同时，他认为“城市生活的丰富和多面性、社会的不和谐和冲突种种构成了城市戏剧”，但对城市环境、密度和面积必须进行限制，这样的城市规划，对人的社会交往活动有合理的引导作用。

路易斯·沃斯

——

“都市是规模较大的、人口较为密集的、各类有差异的社会个体的永久定居场所”

路易斯·沃斯是芝加哥学派中的知名教授，他从城市的本源进行探讨，是一位典型的环境决定论者。在《都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中，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对都市做出定义——“规模较大的、人口较为密集的、各类有差异的社会个体的永久定居场所”。都市的矛盾来源于高密度的人群，拥挤带来摩擦与怨恨。

简·雅各布斯

——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到街道的作用——“街道的作用在于安全，交往，游憩，乐趣”，并解析了人群喜欢生活在街道中的原因之一是能够获得旁观者的乐趣。

葛剑雄

——

城市品行：中国郡县制

葛剑雄，历史学家，曾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同时是全国人大代表之一。在《城市品性》一文中，他提到中国的“郡县制”，并认为郡县制是形成中国城市重要的政治基础，不仅拥有一套完整的行政系统，同时拥有从首都到郡治到县治的城市体系。

品，是城市独特的功能与特点，性，是城市的软硬件发展，品是城市的基础，性是城市发展自身阶段特征，城市品性可称为“文脉”，延续城市文脉的同时，物质条件在不断更新，但历史场所与文化记忆要保存，同时，城市里需要有传承文脉的人。

罗伯特·帕特南

——

孤独的保龄球客：社会资本在美国的退化

罗伯特·帕特南，芝加哥学派中的社会学家，他在《孤独的保龄球客》一文中，提及美国传统之一——“市民参与”，在自治的政治氛围下，美国的社会资本受到极大重视，如“工会”、“家长教师联盟”、“环境组织”、“女权团体”等等。

而帕特南发现，美国的社会资本正在退化，如同保龄球协会，从高度热情的参与到协会的作用下降，孤独的保龄球客出现表现出美国公民对社会的信任度下降，也反映了美国社会资本的退化。

查理德·佛罗里达

——

创意阶层的价值特征：个体性、经营性、多样开放

理查德·佛罗里达是从社会阶层的角度对城市发展进行盘点，分别调查了创意阶层、核心创意阶层、传统工人阶层和服务业阶层的人数，而美国创意阶层与核心创意阶层人数所占比例极大，创造的财富与价值远远将其他国家甩在身后。

PART 3

城市空间

欧内斯特·W·伯吉斯

——

城市的生长：同心圆理论

芝加哥学派的欧内斯特·W·伯吉斯提出的同心圆理论，城市以同心圆向外扩张，从中央商务区依次向外过渡为商业、轻工业区、工薪阶层居住区、居住区和通勤区。

城市发展的过程不仅是地理上的同心圆，同时是人员与就业在城市空间上的转移、分类与安置。

阿里·迈达尼普尔

——

社会排斥与空间

阿里·马达尼普尔《社会排斥与空间》一文中，排斥现象不仅存在于文化与种族中，还存在于经济领域和社会中，排斥表现在城市空间上的具体现象为日益衰落的旧城排斥高收入人群，成为无家可归者的集中居住地，特定资源门槛极高，合法化居留权的限制。

迈达尼普尔提出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希望打破社会空间排斥的隔阂，为社会的融合提供更多可能性。

胡鞍钢

——

现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从二元结构到四元结构

中国的经济学家胡鞍钢先生对整个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做出精辟的归纳——从二元结构到四元结构。二元结构，既农村发展农业，城市发展工业的经济结构，四元结构，则是农村发展工业，城市非正规部门的经济结构。

1840到1948年是典型二元结构，农村发展农业，城市发展工商业；1949年到1977年间，计划经济体制与户籍制度人为强化二元结构；改革开放后1978年到1991年间，农村工业的兴起，乡镇企业发展迅速，使二元结构过渡到三元结构；1992年至2009年，三元结构到四元结构，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异地城镇化。虽然不能完全认同胡鞍钢先生未来一体化和均等化的观点，但是他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构成的梳理非常到位。

罗伯特·布鲁格曼

——

城市蔓延的原因

罗伯特·布鲁格曼教授对“城市蔓延的原因”作出分析，认为城市蔓延存在问题的同时有一定的合理性，它产生的原因在于美国反都市态度和种族主义的猖獗，经济因素和资本主义体系，政府的政策推动，技术的发展与美国民主制度的日益完善，都使城市蔓延不可避免。

周一星

——

主要经济联系方法论

周一星教授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论”，主要观点有三，第一个是城市会对外联系方向延伸，比如上海与苏州经济联系十分紧密，上海往西发展，苏州则往东发展，逐步接近。第二个观点认为区域中心和门户区域城市是两种不完全相同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决定城市地位的差别。最后观点提出最小努力原则，城市发展的方向符合成本最低、最便捷的特点。

唐子来

——

经济全球化视角下长三角区域的城市体系演化：关联网络和价值区段的分析方法

唐子来教授是同济大学著名的城市规划教授，同时是上海世博会最佳实践区的主持设计师，在《经济全球化视角下长三角区域和城市体系眼花：关联网络和价值区段的分析方法》中，他以企业注册为现实切入点，企业在不同城市中的注册数量使城市间产生相应的关联，并通过此来分析城市与城市间的关系。

唐子来教授将长三角城市群进行体系划分，首先，上海作为中国门户城市，与伦敦、纽约、巴黎等关全球性的大城市联度最高，再者，上海作为区域中心城市，与南京、杭州、苏州关系最为密切。将城市等级与关联体系分析清楚，再将城市各方面效益再次做价值区段划分，得出各类城市的产业价值区段与全球化程度显著相关的结论。

PART 4

城市政策、管理和经济

林毅夫

——

中国经济的历史眼光

前世行行长林毅夫先生对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历史做了一个总结，并对李约瑟之谜和韦伯疑问作出分析：传统社会的技术发明主要靠工匠的经验积累。由于中国人口多所以工匠数量多，发明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得多，中国历史悠久，积累的发明总量也就多。可15世纪之后，欧洲出现了以重复实验、试错改错为特征的技术发明方式，发明速度大大加快，而中国的人口规模不再具有优势，结果科学技术就大大落后于欧洲了。

林毅夫也重点谈了传统经济体制——计划经济的弊端，同时肯定的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效果，乐观的林毅夫先生认为，21世纪中，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林毅夫分析这么多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并不是盲目的，他是为了预见、推导经济发展的前景，比如腐败、收入差距、流动人口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他认为中国大的历史阶段划分为明朝中叶，明朝中叶后到改革开放以前，是在走下坡路的一个过程，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将会再次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赵民

——

论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导向与依法行政

赵民从政策与管理的角度谈论城市规划，现代城市规划和基本理念从1875年英国《卫生法》开始，而1909年英国的《城市规划法》是全世界第一部城市规划法，英国在规划立法的过程中，以制度化的方式来制约公权和私权的行使，以防止可能造成的对公共利益的危害。

中国的城市规划演进有阶段划分，开始以工程技术属性为突出特点，为建设提供工程蓝图，但事实上，城市规划不具备主导城市发展政策的地位和能力，到现在，城市规划已经从服务于经济增长到建设“和谐社会”。赵民教授同样认为，目前而言城市规划依法行政框架已经基本形成，需要将公共政策更“制度化”，长远的目标和方向是将实体控制与程序公正结为一体。

PART 5

城市规划的历史与展望

梁思成

——

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梁思成先生在1950年代解放初期的几份报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对于首都的建设有很多咨询意见，梁思成先生当时作为中国最权威的建筑学家参与在其中、

北京城的发展的也有很长的历史，从唐朝开始，辽、金、元，都在北京现在的城池的前前后后，有相应的建设，那么真正的形成今天的北京城，是从明成祖开始的。

首先强调了北京的选址，如同唐长安选址一般，它是整个中原地区向北发展的那几条拓展的轴线上面，永定河口、卢沟桥，都是中原往北走的交通要道。选址的过程当中，梁思成先生非常关注侯仁之先生的意见，他对整个北京城的发展脉络十分清晰。

水源，首先是一个城市选址考虑的主要因素，侯仁之先生考证的是元代的基础设施目前在这个北京还能够找到。就是元代开始，从水利建设角度，为北京城的选址奠定一个基础。

目前来说，如果哪个城市有城墙，我相信，每一个规划师、每一个建筑师、每一个景观设计师，都会把这个城墙保护好，都会把城墙作为今天公共活动的这样的场所。但是在五十年代，这个是梁思成先生的一个梦，他的梦破碎了！当时整个北京建设已经把所有的城墙全部拆掉了，没有听从梁先生的诤言，非常可惜。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费点时间读一读梁思成先生写的一段文字，非常经典。

梁思成先生说到，“过去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我们不同体系，不同格调的各型各式的所谓洋式楼房，所谓摩天高楼，摹仿到家或不到家的欧美系统的建筑物，庞杂凌乱地大量渗到我们的许多城市中来，长久地劈头拦腰破坏了我们的建筑情调，渐渐地麻痹了我们对于环境的敏感，使我们习惯于不调和的体形或习惯于看着自己优美的建筑物被摒斥到委曲求全的夹缝中，而感到无可奈何。”我感觉他现在就是在说今天的这样一种状况，这些人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五六十年前就一直坚持这样这个东西，已经预见到了今天这样不堪的状况。

埃比尼泽·霍华德

——

面向未来的田园城市

城乡磁体从字面上理解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城市磁体。拥有高工资以及高就业机会，同样有升职前景，是社会的象征。另一个乡村磁体，乡村的美丽景致和新鲜空气吸引着人们，它是上帝对人类的关爱。

致力于建设城乡磁体，是因为城市和乡村必须结为连理，将孕育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我们的存在和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于自然，而我们寄居大地母亲的怀抱中，她的美丽给我们提供了艺术音乐诗歌和灵感，它是一切健康，财富知识的来源。

勒·柯布西耶

——

300万人口的现代都市方案

柯布西耶《300万人口的现代都市方案》要点为摩天大楼＋立体交通+巨型中心车站，外围树林和田野围绕，他的美感来自于几何与秩序的力量，强调阳光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强调大尺度建筑与街道的效率，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现代主义的价值取向。

柯布西耶在20-30年代提出这样的目标与城市发展的宣言是极具勇气的，他影响了整个现代建筑在城市发展中的一种价值取向。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

广亩城市：一个新的社区规划

如果问美国人谁是美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师，毫无疑问会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作为典型的美国公民，他是不折不扣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认为规划则是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消除城市和集镇。

赖特的方案基点有二，一是美国公民每人最少1英亩土地，二是家族农庄作为文明的基业，独立农庄结合成城市，兼有家庭的稳定感和真正的社区。同时，赖特认为美国新式的自由生活应当是亲力亲为自给自足的，才能体验到丰富多彩而妙趣横生。

吴良镛

——

城市规划学的形成、发展和趋势

我们目前中国城市规划界的泰斗吴良镛先生对整个城市规划学科做了一个总结。前面我们回顾过得，希腊、罗马、两河流域等等，包括我们中国的考工记，这个是城市规划学科形成之前的。那么到我们国家元朝的大都，唐长安等等，实际上，非常成型的非常系统的城市建设理论已经形成了。而从西方来说，就是乌托邦、霍华德、欧文一类，城区建设从理论到实施落地，是拿破仑三世交代的巴黎改造奥斯曼之前的。

现在的城市规划理论是从霍华德与格迪斯的理论开始，格迪斯是英国一个强调生态城市的规划学家。田园城市和城市美化运动是现代城市规划实践的开端。从法律上讲则是英国的公共卫生法，到1947年的城乡规划法。从六十年代以后，建筑学、经济学、地理学三门学科的介入，整个城市规划学实际上成为了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的一门学科，

吴良镛先生不愧是大家，他对整个城市规划学科和城市规划的发展，总结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其中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用，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规划中要积极提供最大范围内的可以预见和不能预见到的机会，保证人们有可能的最大选择自由，能使未来的发展留有充分的余地和多种可能性。规划，我们现在再讲“一张蓝图干到底”，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比较偏颇的说法了，规划的目的不在于提供终极的蓝图，而是要为整个城市的发展预留充分的、健康的选择余地，这个在中规院做的珠海2000年总规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体现。

规划师不要把自己当成救世主，有什么事情都是规划说了算，实际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多东西超出我们目前的认知水平的，怎么样保证一个健康城市的框架，把这个城市长远的发展跟目前的现实结合起来，这个才是规划能够做而且是必须做好的事情。

PART 6

城市规划理论

彼得·霍尔

——

理论之城

1960年以后，计算机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使得城市规划界发生重大转变，话语权不再完全由规划师掌控，交通分析都交由计算机完成，并形成了标准化的模式，同时社会学的进入，使得城市规划的关注点由城市建设转变为城市公平，从创造财富到进行财富的再分配。

从70年代以后，西方新兴的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彼得·霍尔觉得新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矛盾的分析方法值得借鉴，并认为城市规划的作用是针对"私有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和财产关系的自我无组织化"的弊端，"寻求"保证必要的基础设施和某些基本的城市服务的集中供给。规划师应当是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弱势群体的代言人。

张庭伟

——

转型时期的中国规划理论和规划改革

张庭伟在90年代初赴美，在美国的二十多年里一直没有中断对中国城市规划的研究。

而他提出的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三个主要源头分别是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以美国为主的现代西方规划理学的影响。

张老师探讨了很多中国转型期的规划理论问题，比如“经济增长”是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为“增长”的规划不可避免，但同时，规划作为公共政策，再分配与调控功能应当渐强。而规划过程，仍然是由上而下实行决策，以地方政府为主，公众参与十分薄弱，仍然是“形式性参与”。

改革开放为规划机制变革创造了条件，比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规划与社会的关系。美国的国力很强，但是对规划的干预很小，有些第三世界国家国力弱，但是干预也弱，在张老师写下这篇文章时，中国的经济能力不够强，政府的决策与配置能力弱，但是干预力度却很强。在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里说，根本而言，国家的职能是应对市场失灵和促进社会公平。

吴志强

——

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方向

吴志强教授，同济大学的副校长，在提到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方向时，他认为，回顾规划学科发展过程，应当强调城市空间和城市设施是各种思想的共同目标，一旦脱离"城市空间"，城市规划无法成为一种职业，规划学科也将难以立足。

在城市规划中，视野要"放出去"，经吸收创新后，实践要"收回来"，形成独立的理论和权威话语权。而他强调城市规划中应当回归“人的尺度”的城市研究，做可持续的人居环境研究。

孙施文

——

中国城市规划的理性思维困境

孙施文教授认为，思维过程和实质内容都是合理、可推导的。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的理性基础，以乌托邦为例的批判性、针对性和引导性思维，而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有所缺陷，是功利性的实用主义与情感因素下的经验判断。在我国，城市规划中缺乏理性化的研究精神，知识层面依赖规划师的灵感和经验，规划实施脱离法定程序。

PART 7

城市设计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

克拉伦斯·佩里

——

邻里单位

所谓的邻里单位，与我们中国的小区有差不多相同的意思，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代，在经过汽车时代、社区聚合的“细胞城市”之后，总结出邻里单位是比较理想的居住模式，创造适合有小孩家庭生活的社区模式，以小学及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为核心的邻里单位。

邻里单位与居住单位的相同之处都强调居住区外部为城市干道所环绕；内部以邻里交通为主；邻里内部道路通而不畅，以阻隔外部穿越性交通；人口规模以一所小学所要求的人口数为基数；配置一定的邻里商业和其他服务设施。

但是它们的差别在于居住小区的人口和建筑密度比邻里单位高很多，一般以多层或者高层为主，用地更为紧凑；邻里单位更为强调利用公共服务设施促进邻里之间的社会性生活。

威廉怀特

——

空间设计

威廉·怀特则是对街道生活进行研究，他一直生活在纽约，十分清楚为什么有的地方热闹而有的地方冷冷清清，于是开始研究广场的使用受什么的印象。发现，广场与建筑无关，与空间形状无关，与大小也无关，广场的受欢迎程度取决于"人们倾向于坐在有位置可坐的地点"。

他认为，应当在广场提供最大化的可坐性，座位的高度、宽度与深度，太阳、风、树和水等多种元素具备，同时摊贩是广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认为广场不一定需要分析有多少人流量，使用者会自动找平，人多时使用者会自动迁移到别处。

萨斯基娅·萨森

——

新技术的发展和城市的全球化

萨森认为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改变了城市间的关系，大城市的空间活动会因为技术的进步而改动。世界网络和中央指挥功能像企业间的联系：总部+企业服务综合体+分散的工厂和服务点，但它的前提是通信和全球化法律框架、金融服务和行政管理的成熟。

在新的中心形式中，CBD仍是主要形式，新的生产综合体的形成，使人们关注国内市场企业总部，迁出大都市，并形成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集中于国际化的商业中心。

新的信息技术要发挥最大作用，仍有赖于传统的都市化地区和传统的基础设施，如交通系统提供的通勤可能。而萨森更强调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交集，交集理解为虚拟经济活动与实体城市空间的对接，如：金融从业人员对文化、休闲空间的需求，非正规经济(低收入工作)对全球金融中心的支撑。

吴缚龙

——

退离全能社会：建设中的中国城市化

回顾中国城市化进程，从依靠社会规范而非法律法规进行管治的乡土社会过渡到五十年代以后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吴缚龙教授分析了计划经济以后市场经济进入城市发展后城市生活的特征：一、新型住宅的多样化和自主性，二、城中村的流通性，社会空间的碎片化，三、传统街区的住宅搬迁、置业引领、重建，四、私人领域的形成：封闭式街区，居民、开发商、物业管理的关系重构，加强社会稳定性。

他认为社会服务和社区治理日趋专业化，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应当站在社会的对面，调节各种社会的争论与冲突，而非直接介入社会。

曼努埃尔·卡斯特利斯

——

流的空间和场所空间：信息时代的城市理论素材

卡斯特里斯教授是在城市未来发展研究中非常权威的学者，是与萨森齐名的开拓性的研究人员。

21世纪初城市空间的转变，是因为城市化、新都会地区与新技术的共同作用下，工作空间与居住空间的差异变模糊，虚拟空间相连，物理空间分离，城市的社会运动的促使，同时，国家层面管控减弱，地方政府参与全球化进程，美国希拉里在总统选举失败后立刻参选纽约市长，正是因为纽约市长对全球资源配置的作用不弱于美国总统。

虽然城市空间在变化过程中，但城市的存在依然有其意义，个性的选择与共同价值观的聚合使我们继续居住在城市中，卡斯特里斯强调，流的空间应置入地方空间，虚拟信息应与地方实体空间结合，在两者结合之后，社会管理主题带来的的公共领域和场所的重新定义，还需要新的理论方法与支撑。

在城市重构的规划、建筑和城市设计中，卡斯特里斯关注区域中“流”的变化，如规划中的一体化交通、住房、教育等问题，同时，建筑是思想与文化的象征，应促进交通与沟通，达成城市活动与公共空间的互动。

联合国人居署

——

主要研究成果与相关信息—贫民窟的挑战：2003年全球人居报告

2003全球人居报告中可以看出联合国人居署对中国城市发展的肯定，联合国认为，全球贫困的核心正向城市转移，“贫困的城市化”是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的高密度人口聚居区（经济贫穷+居住条件恶劣），有数据可证实，全球1/3城市人口（约10亿人）是贫穷的，其中东亚36.4%，大部分由中国人组成，但在1987至1998年间，东亚减少了1.4亿的城市贫困人口，这了不起的成就主要来自于中国脱贫人口，特点则是非正式定居点，非正规经济，有逐步完善可能，例如深圳的城中村治理。

中国提出的“贫困的城市化”解决方案中，最根本上解决贫困是提供就业机会与完善福利措施，同时，通过公平与包容的城市治理，保证租期与安全性，最后强调的是一贯的城市规划与管理政策以及低收入者住房发展计划：原址改造更有效。

从规划大师的理论入手了解城市规划，我们可以对我们所处的环境、所在的城市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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