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官员互害——以法律的名义

作者：黎明

来源：凤凰博报

有人不被法治而以法治人

这是最大的社会不公

官场内斗中，各方使用手段往往无所不用其极。平时相互拆台、诋毁，择时构陷、诬告，得势挑刺、处罚，发狠刑法伺候，直到最高层级的武力解决、雇凶杀人。

在民间，则乐见私斗中的官员两败俱伤，并期待“战火蔓延”。其实，议论舆情和法纪裁决，均验证一个社会的法治与政治生态。因而，观察者不可以对官场内斗和官员互害事件作壁上观。

原为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潮南分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的郑绍鑫，将GPS设备安装到汕头市潮阳区区委书记陈新造的公务车底盘上，后用手机拍摄到该书记离开某酒家的情况，并对其进行举报，结果悲催了——举报未果，反而被指控涉嫌受贿罪和非法使用窃听专用器材罪。据澎湃新闻网报道，2014年10月被捕的郑绍鑫，一审获刑之后，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近日二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此案亮点，一是公安官员对上司采取违法的个人跟踪行动，而警察侦缉侵犯领导的同事；二是在跟踪、举报行动无果且完全暴露之后，延续制裁与反制裁的斗争，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法治”并非顺风顺水。

官员私争恶斗，即便难以掩饰“个人报复”的色彩，一旦进入法庭裁决的阶段，所有个人作为也均以“法律的名义”进行。只要涉及到法的精神、司法处置，官场中的个人恩怨以及连带后果，也必须接受公众审视与舆论监督，而发生于此的审视与监督，具有无可非议的公益性。这里的思辨与声音，不再有官场与坊间之分。

媒体对此案的报道，或许由于某种原因而漏掉了精彩情节和重要事实。对书记轿车安装跟踪器材，怎么发现的？郑绍鑫指使司机上网发帖举报书记，怎么查到的？确定跟踪人和确定发帖举报人，两者有无证据关联？是什么样的私人纠葛导致一大一小两官员间的水火不容关系……

在所有情节中，最要紧的环节或事实是这：事实上的“书记报案人”，是单纯的报案人、当事人身份吗？作为受害人，区委书记一方报案时，书记是否兼有“指示”下达人的身份？

领导统领的辖区内公安局，显然不会将领导视为普通报案人。这样，对领导的涉私事件，就不可能和普通案件一样对待。

中国没设立“跟踪罪”罪名，社会上平时因经济纠纷、家庭关系等原因而引发的跟踪事件，只要没产生伤害后果，一般列入治安案件和民事关系的范畴。如果是民间个人对个人的跟踪，或者是公务人员对非公务人员的个人跟踪，不会像“跟踪书记案”这样处理。更不会由跟踪之过而引发对跟踪者的“廉洁调查”，然后再给他加上一条重于跟踪罪错的“受贿罪”。

对郑绍鑫的一审判决，认定其犯受贿罪、非法使用窃听专用器材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6年。而郑绍鑫对两项罪名均不认可，其理由：他使用的GPS定位装备，销售是公开、合法进行的，不属于“特定器材”；对他定下的受贿罪，根据是十年前已做出无罪结论的一次调查，此时再翻“旧案”有打击报复之嫌。他的第一条理由牵强了，而第二条理由，却扎实而充分。

认定“非法使用窃听专用器材罪”，需认定嫌疑人此举造成了“严重后果”，而一审判决认定的严重后果，指郑绍鑫等人不仅严重损害了潮阳区委、区政府形象，还让准备来潮阳区投资的投资人持观望态度，给潮阳区的经济建设间接造成经济损失。这里展现的法律文书，没提出任何事实证据，不讲逻辑，强词夺理，既不严肃，又不合格。

投资意向定夺取决于各种因素，投资意向不等于经济损益。投资项目成立与否，和对一个事外嫌疑人的定罪、量刑毫不相关。况且，书记的违纪之嫌，全被下属承担了责任，被跟踪举报后，证明书记“完全清白”，“影响形象”无从谈起。

之所以出现此等司法文件，原因有二：其一，法官与其他官员，中“经济中心”之毒太深，商业精神扎根在了司法领域；其二，受害人是区委书记，只有具备这类身份的官员，方能享受到如此的“伤害”。

话说回来，对强势的、特别是处于指挥地位的“官员受害人”，需形成有效的回避与“排除”机制，以免其干扰、影响行政处分和法庭判决的公正性。否则，法循私念，公权私用，则不断作恶、出丑。

无法实现法的平等、无法落实法治，根本原因在于另有一套凌驾于法治之上的、不法之治的实体系统，有一批置身于法治秩序之外并操纵法制武器的特殊人士。

有人不被法治而以法治人，这是最大的社会不公。

突然想到一句话，“将官员互害纳入法治的轨道”。然后，哑然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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