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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思想网四周年:开启一个脑洞大开的时代

2016-09-01 枕戈 大同思想网 大同思想网




今天9月1日,大同思想网四周岁了。


在当下的思想界,大同思想网如何给自己定位?有朋友说,大同思想网太惊世骇俗、太具有颠覆性了,用一句流行的话讲,“让人脑洞大开”。的确,现在已经不是西方人给中国人开脑洞的时候,而是中国人自己给自己开脑洞的时候了。颠覆世俗之见的大同思想网,直接考验当下中国思想舆论的宽容度、自由度。好在,现在有自媒体,让我们见证了一个网络思想世界的战国时代,不乏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四年前,左派乌有之乡在一个特殊的敏感时期轰然倒塌,有朋友建议我,何不办一个思想网取而代之。我的理解是,一个极左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一个中道理性的时代毕竟在到来之中。我们应该办一个弘扬中华之道、中道文化的中派网站。当然,这必然也和极端的自由主义、西化派是不一样的。事实上,这是颇有前瞻性的,中道凸出,左右退场,这是一个彰显中华大道的好时机。


我和岳麓书院唐宏站博士商量,一开始想直接取名“儒家宪政网”,后来一想,还是大同思想网既可体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儒家民主政治主张,也可彰显“求大同,存小异”的办网立场,大气包容。大同思想网推进了“儒家宪政”讨论的深度和广度,但一开始就陷入古今中西左右之争的漩涡了。“儒家宪政”说已然成为当今的显学,但起初,它往往成为自由主义嘲讽的对象。更不用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杜钢建老师首倡“儒家宪政”时的空谷足音。秋风先生后来居上,大倡“儒家宪政”,何尝不是迎着枪林弹雨而上?儒家能够开出宪政吗?宪政还要戴个儒家的帽子吗?儒家向来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制造等级专制,何来民主宪政?这在当时是一个“开脑洞”的话题。


自从国人翻译西方术语造出民主、自由、宪政的词语,几乎就是亦步亦趋地效仿,似乎只要把西方的一切搬到中国来,就可以造出一个现代化国家。更不用说,在“普世价值”的迷惑下,钻进西方的话语牢笼中。殊不知,中国的现代民主政治,一开始就是反对两千年帝制的权力世袭垄断而诞生,从借鉴Democracy造出“民主”一词,“民主”即已不同于Democracy,再到践行“民主”,完全有着中国人自己的独特语境和历史使命!“民主”已经是国产原创而不是山寨的,更不是为了模仿西方政治而搞民主。“宪政”一词渊源有自,宪令、布宪、司宪、执宪自古即有,而“宪政”源于黄遵宪、梁启超等人的推崇使用,并非来自西方。至于说西方自古有民主传统而中国历来是专制社会,更是荒唐透顶的想法。


《礼运·大同篇》中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举能”已经是一种民主思想,历三千年而不过时。按照《洪范九畴》(夏商宪法)中对“大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土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的宪法学解释,大同换言之即是“大家都认同”或“大多数人认同”,体现的就是民主意志和“多数人主义”。如此看来,中国在上古时代就比西方表现出更为宏阔的政治理想图景,只是如何实现这种理想图景摸索了几千年,经历曲折。我们今天倡导和追求民主,也许就是为了回到儒家的那个源头,续接大同世的理想。


在世界历史教科书中,人们向来认为世界最早的不成文宪法诞生在英国,成文宪法诞生在美国。按照宪法来治理国家,谓之“宪政”。中国向来是皇帝一人统治的人治,与宪法之治毫无关系。中国简直一直处于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但在杜钢建老师看来,中国古代不但有宪法,且其历史之悠久足可让世人瞠目结舌。从几万年前伏羲时代的《天皇伏羲氏皇策辞》,到六七千年前神农时代的《神农政典》,再到5千年前黄帝时代的《轩辕政典》,中国已有数万年的成文和不成文宪法传统。至于夏商之际载入《尚书》的《洪范九畴》,已是一部条文齐全的成文宪法,中国的宪法之治也有四千余年!能不开脑洞否?


古人云,人道源于天道。道生法。法是道的显现。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从来就是从天地之大道而来。宪法之治也可以认为是“道治”。所以,中国古代的宪法,从来不是仅仅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处理天、君、民的关系。“天”在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中具有至高无上的独特地位,所以为何皇帝都自称“奉天承运”、“替天行道”呢。


在神农宪法中,古人即提出“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民惟邦本,食惟民天”的天、民、君的宪法秩序理论。惟天生民,民意民志民心就是天意天志天心。政府君王的义务是奉天而行,即要尊奉民意民志民心。天、民、君的宪法秩序不能颠倒,否则政府君王的权力就会膨胀,形成政府行为过度的专制政权。可见,在追求目标上,几千年前“敬天保民”的宪法宪治理论与现代的民主宪政并无多大差异,甚至比今人考虑得还周全圆满。今人不敬天亦不信奉天道,造成了一种现代人的狂妄与私欲的膨胀,法律常常也无以救其弊。



问题来了,作为高级政治文明的宪法之治在中国已有四千年以上历史,但西方人认为中华文明只有3700年,若以商朝出土的甲骨文为标志的话。顾颉刚吹起来的疑古之风吹到今天,国人还在讨论夏朝之有无,或认为夏朝是“虚构的”,三代历史既然都是残缺的,更遑论三皇五帝的漫长历史!中华文明岌岌可危矣!


那么,续上4000年前的中华上古历史,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势必就要提上议事日程。伴随着百年来日新月异的考古发现,这也注定是一个脑洞大开的过程!


当然,探究文明起源,最直接的原因还是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是对西方各种主义、学说挑战的回应。明朝前,中华国力和文化尚处于强势,四海是中国的四海,天下是中国的天下,在那时的中国人眼中,西方人确实不过是蛮夷,不足为道的。“中国中心论”、中华文明优于四周蛮夷、以夏化夷是毫无疑问的,炎黄大一统叙事是不证自明的,即我们都是发源于黄河流域的炎帝和黄帝的华夏子孙。


但随着“四夷”并起,携带坚船利炮的欧洲人扰乱中华,不但天朝上国的迷梦破碎了,“天下观”颠覆了,最严重的是,中华人种和文明的来源都是可疑的!“中华文明西来说”开始大行其道,黄帝不过是从西亚移民过来的酋长,夏朝是子虚乌有的,“非洲起源说”不是遥远的天方夜谭,而是有基因论证的“科学事实”,“异端邪说”横行中华矣!也即,除了有文字可考的商以来历史可看作华夏独立史,其他统统都是虚构的可疑的。西方人挟殖民扩张横扫四海之威势,自居于文明中心,而中国人倒是不开化不文明的蛮夷,夷夏的位置彻底被颠倒了!


杜钢建老师说:西方人把世界民族迁移的方向完全说反了,所以他一定要把上古中国各大氏族部落怎么移民到西方的历史脉络讲清楚,于是他远赴罗马帝国的发源地意大利去探个究竟了!


大行其道的“西方中心论”固然不可取,流行四千余年的“黄河中心论”亦要重新审视。四千年前,上古先民从长江流域移民到黄河流域后,洪水已经退去,华北平原正好形成,广阔平坦的平原适合人民大规模聚居,大禹从湖南崇山移都阳城后,中国王朝的都城基本都建在黄河流域,政治文化中心确立于北方,再加对华夏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大历史事件多发生在黄河与长城一线,出于中国大一统的需要,“黄河中心论”被塑造且不断固化,以至于遮蔽甚至割裂了更悠久的长江万年古文明史。


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巨变中,“黄河中心论”实际上已经破碎且成为历史了。首先,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不符合历史之实情,以长江为源头的中华文明已超万年,三皇五帝的历史不发生在黄河,而是主要发生在长江;考古不支持黄河起源论,尤其是在黄河流域的华北平原找不到夏朝都城及文字,造成了疑古之风盛行,乃至从根本上否定中华文明的严重后果,大禹及之前的历史,应到长江流域去寻找;“黄河中心论”对应的是大一统王朝帝制,在民主自由的欧风美雨冲击下,帝制无力应战,最终崩溃,而南方上古文明中保留了更多的民主大同理想;有人云,西方文明是蓝色海洋文明,而中华文明是大陆黄色文明,指的就是“黄河中心论”,而实际上,中国自古航海发达,但这种发达的海洋文明盛行于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南海之争”提醒我们更要面对大海,要重视南方航海史和长江文明的研究,而非固守“黄河中心论”,似乎自古中华文明就诞生在黄河流域,以此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形成华夷秩序。


中华文明并非起源于黄河流域,而是诞生在青山绿水遍布且气候温润的长江流域,简言之“中华文明诞生于湖南(大湖湘地区)”,这是中国史学界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很多人的耳朵都要被震破了!伴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争议必将持续进行且形成冲击波。


8月21日,复旦大学人类学者李辉教授在“人类起源之争”的论坛上指出:“哪怕从近期的文明起源来看,北方起源说的观点也要修正。北方做的考古多,给人的一个错觉就是北方文明特别多。中国最早的城市6800年前在湖南,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来自于湖南。长江流域,不管是考古还是基因都很明确地来自于湖南。所以,不管是人类起源还是稍晚的文明起源,南方都极为重要。”


尽管李辉教授还是持“非洲起源说”,认为中国人也来自非洲,但因为湖南是南北迁移的必经之地,他的观点“不管是从考古还是基因说,中华文明很明确地来自于湖南”,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如果换作是湖南人,这很容易被批判为“湖南地方主义”、“湖湘中心主义”。


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世界新文明史观的开拓者杜钢建老师的步伐走得太快,远远超出了我们常人的想象。2015年9月,杜钢建老师发表观点“西王母故乡在大湘西,湖南是世界文明的重要起源地”,时人以为湖南人自狂自大、“闭门造车”;10月,湖南永州道县福岩洞发现8万至10万年的现代人类牙齿化石,那人说“原来湖南人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实事求是”。福岩洞的考古有力反击了“非洲唯一起源论”,成为近几年人类起源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11月9日,杜老师在红网发表文章“日耳曼长人源于上古湖湘地区”,有好事者唯恐天下不乱,以“湖南人是德国人祖先”的标题公布于各大网站,更有人以“希特勒竟是湖南人后代”的字眼博人眼球。杜钢建老师确实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赤狄白狄构成德意志民族的主要来源,而狄人从源头上可以追溯到湖湘地区。国人多半嬉笑而已,不会思考它对文明起源的巨大意义,看到其中包含的“微言大义”。


欧洲的日耳曼人果然和上古中国人有联系否?地中海地区的希腊人、罗马人和上古中国人有联系否?还有历史更悠久的犹太人、埃及人、苏美尔人,他们源自何处?不少西方民族后来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或以新民族替换了旧民族。不似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每个家族几乎都有谱系可查,历史和家族传承的秘密包含在各种史书和家谱中。


东西方文明不但有联系,而且联系紧密得很!


今人以为,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被海洋和高山隔绝,老死不相往来,然后天然形成了几大文明体系。其实并非如此,地球文明有一个总源头,不断从中心向四周扩散,而分支的各大文明都有着代际传承,并非横空出世。西欧的崛起和文艺复兴受惠于中国的科技发明和儒家文化,当今中国的崛起亦受益于西方文明。而在明朝以前,几乎都是东方文明馈赠给西方文明。主导西方历史的各大民族,几乎都是华夏民族在不同时期向西移民形成的。


大致说来,5000年前的苏美尔和埃及文明,对应中国的伏羲和神农时代;4000年左右开始兴起的希腊、罗马和犹太文明,对应黄帝到夏商的历史,其民族多半是夏朝前后羌戎族演化而来,去年美国学者也研究得出结论,希腊人(喜克索斯人)是从东方迁移而去的游牧民族;3000年左右,演化成现代德、法、英、美等民族的日耳曼人,由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赤狄白狄西羌等民族移民形成;而后,更为凶悍的匈奴族、突厥族、蒙古族相继民族大迁徙,对西方历史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匈牙利、土耳其、俄罗斯等国家是这种移民迁徙的结果;然后,郑和下西洋,实现环球大航海,把世界地图送给教皇,与意大利人分享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把中国的科技文化馈赠给了西方,直接刺激了西方的文艺复兴,促进了西欧崛起。


中国辽阔的疆域和得天独厚的农耕条件,使其成为世界文明的起源地和人口输出国,而西方几大民族几乎都是移民游牧民族,或从游牧民族转化为航海民族,专业从事农耕的民族少有,从西方人的肉食习惯即可看出,这种游牧移民的基因还保留在英美诸民族中。中国之外的欧亚大陆多半是沙漠,或是高寒之地,在古代不适宜农耕,是“化外之地”,在发现新大陆之前,西欧偏居一隅,同时被各种宗教战争、民族战争所困,野蛮之力无以对外倾泻,故西方无以撼动大一统中国的文明中心地位,更别说主导世界历史进程。


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人在中国科技发明的基础上,发明了蒸汽机,开始从事大工业生产,日益脱离了自然农耕游牧条件的束缚,直接从煤炭、石油乃至电力中获得驱动机器的新能源,获得了一种历史发展的“引擎动力”,加之新大陆的发现使其洪荒野蛮之力得到发泄,攻城略地,殖民扩张,开启了世界现代历史的进程。自然农耕条件得天独厚的中华民族却落伍了。于是,近五百年的西方历史观颠覆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以中国为核心的历史观。


有时候我想,中国历史典籍中记载的西戎、北狄、羌族等等少数民族,常与中国发生冲突战争,这些少数民族不敌中央集权的中国,最后或融入到中华,或在战争中被灭,但也不至于在肉体上被彻底消灭吧?的确,他们极有可能北遁或西逃,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古代的羌、戎、狄在西方开辟新天地,创造新文明新历史,最后“摇身一变”成为现在的德、英、法、俄诸列强。两三千年前,中国就与这些骑马的强悍民族战斗;近代,这些民族从马背上下来,携坚船利炮,从海上远道而来,继续与中国作战。果如此,两千年前是战国时代,到今天又是一个新的战国时代,历史呈现何等的相似?


还原这几千年的历史真实面貌,并不是把民族仇恨带到今天,继续制造战争,我们的地球已经不堪重负;相反,认识到人类共有一个祖源,人类文明也共有一个源头,所谓“天下一家亲”,我们更应该体悟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去创造一个“大同世界”。按照杜老师的研究,羌、戎、狄等也是源自炎黄,再往前,人类可追溯到5万到30万年前的伏羲氏、燧人氏、有巢氏。一万年前,世界各地当然都有古人类,但一万年内创造了灿烂文明的西方民族,几乎都是华夏民族在不同时期移民形成的,其源头可追溯到上古湖湘地区,追溯到具有万年古文明史的中国南方。而且这是有史可查的,并非仅凭考古。也只有中国,有如此丰富浩瀚的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非移民的西方民族可比。杜钢建老师准备把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名为《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


近日,杜钢建老师在希腊克里特岛、雅典考古博物馆等地考察,告诉我:益发感受到古希腊及西方文明源于中国。


司马迁把炎黄以来的历史讲清楚了,确立了以黄河为中心的中国大一统,杜钢建老师力图打通东西方人种和文明的联系,还原世界历史,建构全球大一统叙事,其功当不在司马迁之下!


当然,探究文明起源,还原世界历史,不是一人之力可以完成的,已经逝世的林河先生、何光岳先生,湖南的周行易老师、贺刚教授、流波先生、阎朝科先生,湖北的黄饮冰先生等等,都从不同角度为文明起源探索作出了不懈努力和杰出贡献!



各个民族都通过建构一种宏大叙事来凝聚族群,司马迁的《史记》始自《五帝本纪》,通过炎黄叙事来确立中华大一统;儒家从尧舜开始叙事,以三代礼治为典范;西欧以上帝创世为一种历史的开端,以基督诞生为历史新纪元,以古希腊罗马为民主自由的政治典范;日本、韩国(日本第一代天皇是东渡求仙药的徐福,韩国祖先是在长沙岳麓山修炼的韩终)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但这些叙事其实都是截取一个历史的片段,其年代不超过五千年,显然未找到更早的历史源头。


而杜钢建老师以考古为依据,从浩瀚的典籍中钩沉历史,以上古湖湘地区为中心(中国南方)建构面向全球的中国叙事学,重建全球大一统,对应和扩大了古代的“中国中心论”;同时,杜钢建老师倡导新仁学,追求内圣外王,建构儒家宪政学说,贯通了上古文明中的宪法道统、古代的儒家学说和今天的宪政学说。探索文明起源是正史,总结过去的历史,建构儒家宪政是开药方,为万世立法。黄守愚称杜钢建老师为“新一代春秋公羊学家”,此乃一家之言!


我则认为,杜钢建老师探究文明起源是一种还原世界历史的工作,其目标却是为了追求“大同”。


“大同”之义可谓大矣!《礼运·大同篇》里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一种大同思想,《洪范九畴》里的“庶民从”、“大家都认同”的民主理念是一种大同思想,李克强先生讲“厚德载物包含了一种大同思想”,卢德之先生倡导的资本共享也是一种大同思想,伍继延先生倡导创建“大中华联邦”,何尝不是为了消解东亚仇恨纷争,走向大同?


今天是大同思想网的生日,谨以此文祝福大同思想网!同时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过大同思想网发展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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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精神

本书围绕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努力以一种创新的视角展开阐述:一是超过传统的资本观,重新定义了“资本”这个概念;二是发掘“资本”背后的道德价值,提出并阐述了“资本精神”这个新概念、新范畴;三是面对不同文明的发展与变化,阐述了“资本精神”将是统合不同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四是寻找现代慈善的动力机制,阐述了以“资本精神”为核心的普遍的“共同善”,才是现代慈善的本质特征;五是面对未来发展,阐述了经济社会中显现出来的“走向共享”的特征,这将是人类文明发展特别是现代资本文明的一个基本方向与重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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