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思想网４周年︱杜钢建：为什么研究文明起源，因为大同理想不灭
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
——纪念大同思想网创办四周年
杜钢建
一
转眼间大同思想网已经创办四周年。
五年前枕戈在湖南大学法学院把他们编辑的《印象·湖大》送给我，上面有关于儒家文化和文明起源的内容。后来枕戈与湖南大学法学院的青年才俊蒋海松、张和刚以及岳麓书院的唐宏站博士、青年学者黄守愚等在法学院多次举办活动，形成一个小的思想共同体。2012年3月，我们在法学院举办了一次“湖湘新儒家”的活动，我在活动上提出“湖南人是日本人和韩国人的祖先之一”，枕戈通过新闻媒体把这个观点传播出去，引起轩然大波。让我认识到了枕戈的思想敏锐和传播能力。
机缘成熟，枕戈表示想创办网站，希望我支持。我当时想到我的好朋友杨支柱创办的“问题与主义”网站。“问题与主义”网站在改革开放时期堪称思想文化领域的中国境内民间第一网站。“问题与主义”网站关注当代中国的敏感问题，其文章大多言论尖锐，思想深刻，被视为自由主义思潮的平台，为思想文化领域走向繁荣增添光彩。记得中央电视台曾经专门派人到国家行政学院来采访我，要宣传“问题与主义”作为民间首创的思想文化网站的重大意义。几年后，由于多种原因，“问题与主义”网站没有持续办下去。
四年前枕戈创办大同思想网时，探讨网站如何定位，确实值得认真讨论。于是我向枕戈介绍湖南省法律顾问邹红艳律师一起来讨论“大同思想网”的定位问题。记得在新民路尚书房喝茶讨论时，大家一致认为大同思想网应该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学术性网站，以学术思考推进中华传统文化复兴和法治中国建设。在栏目设计方面，我建议文明源头和姓氏文化等栏目不可缺少，并且要拥有网站自己的原创性文章。后来我为大同思想网撰写的原创性文章主要集中在文明源头栏目中。
今年是大同思想网创办四周年，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五十周年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四十周年。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们不会忘记，四十年前的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举，华夏民族几近崩溃的边缘。导致几乎家家都有一本血泪帐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中国为何会走到绝路才猛然回首、中国下一步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为政府内外关注的大问题。总结过去和展望未来，在仇恨、愤怒和埋怨之后，不得不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中国国情和中国道路问题。按照共产国际老大哥苏联的模式继续走下去，只会将中国推向历史的深渊。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被奉为中国革命的伟大导师们没有一个人到过中国。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死后会被中国人视为神明和思想文化的源头。当时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文章言必称马列，没有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相关语录为源头和挡箭牌，思想理论的创新性文章就没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就会被别人找出麻烦，视为异端。官风如此，学风如此，华夏没落，人何以堪！
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迫害，以邓小平为首的一批革命家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开启了走中国道路的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我们作为从城市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一代，的的确确地感受到中国的贫困、愚昧和灾难。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在当时都深刻感悟到自己在改变现状振兴中华方面的历史责任。只要良心不灭，猛志常在，相信中华一定要复兴，中华一定会复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关闭十年的大学校门重新打开。我们这些曾经被引导高喊“扎根农村六十年”的“知识青年”终于有机会回到城市，走进大学。我在安徽萧县杜楼公社郝新庄大队知情村负责四十多位插队知青的学习。我把一年挣到的工分全部用来购买《列宁选集》等著作。说来奇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外国外文报刊全被禁止销售，偏偏在合肥邮局可以买到新西兰的一家外文小报《卫报》。它提起我持续学习外语的兴趣。文革中起先学习俄语是必修课。我的一位高年级朋友每天抱着字典，阅读厚厚的一本俄文书《静静的顿河》，让我特别羡慕。他的爷爷曾经是驻俄使馆的使节，因此全家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中俄关系破裂后学校改上英语课。我在合肥二中读书时，有一段时间老师又单独教我阿拉伯语。在安徽大学大学本科和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期间又选修了德语和日语。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工作期间，由于分管外事工作和接触外国学者，又自修了一段西班牙语和法语。此后由于工作需要，又学习韩语、希腊语、马来西亚语、印度尼西亚语、意大利语、泰国语等语言。一路走下来，我曾经问自己，为什么要如饥似渴地花这么多时间学习外语。答案是冥冥中有使命。这就是要破解古代华夏民族走向世界的历史文化之谜。在学习多种语言后，会发现各种语言之间有共同的源头，都源于上古华夏语言。
关注文明源头与我的教学经历和学术积累分不开。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研究生的专业是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当时政治学科被打成资产阶级学科后还没有恢复名誉，政治思想史与法律思想史在学科上没有分开。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在文革后复校的法律系第一届研究生。因此还没有毕业，就开始走上讲台，在导师们的指导下学习授课。我还同时给七八级本科生讲授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课程专题。我选择学习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专业是为了寻找在苏联模式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更适合中国的道路。这也是当年许多青年学子在思考的问题。我在大学本科期间曾经写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文章，属于给自己梳理思路的文章，不适合在当时政治氛围中发表。研究生期间因写作《论言论自由》的文章，受到老师的批评和关爱。后来又给不同类别的学生和干部讲授中外宪法和比较宪法以及行政法等课程。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逐渐发觉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越来越多的共同性因素。从1984年开始思考中西文化的共同性问题，撰写“孔子亚里士多德法律思想比较研究”（载于《孔子法律思想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版）以及“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与现代法制建设” （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8月版）等文章。
1986年学潮和胡耀邦下台以后，思想文化领域极左回潮，让我全面反思“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遗毒，开始有针对性地思考儒家宪政问题。撰写“重构国民意识与发展国民社会”、“《论语》四道与新仁学四主义”、“从专政到宪政”等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在当时没有条件发表。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经过修改才陆续得以在中国大陆期刊《兰州学刊》、《天津社会科学》、《浙江社会科学》等学术杂志上发表。
民国时期的一些国学大师都持有“中华文明西来说”的观点，包括章太炎、刘师培等人都专门著述说明中华文明来自西方。我在研究先秦政治法律思想史的过程中，阅读的古籍越多，就越能发现华夏文明要比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历史久远得多、辉煌得多。但是在西方外来思潮的影响下，国人怎么就会全然忘记自己祖先创造的悠久辉煌历史和遗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日本和韩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此种全盘否定祖宗的现象。1988年至1989年我在美国和日本等国家访学期间发现，美国印第安文化、日本文化和韩国文化的源头都在中国。我在美国访学期间还接触到二战期间受到希特勒法西斯迫害的犹太人朋友，通过参加犹太人的家庭教会学习活动，我又学到一些犹太语，发现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源头犹太文化实际上是华夏文化的一支而已。
在西方近代各种思潮的影响下，中国人已经自觉和不自觉地被各种外来思潮所左右。西化成为清末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主调。毛泽东曾经想摆脱斯大林苏联的控制，主观上企图走出一条中国的道路，但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摆脱不了外来思潮的影响，直至走上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领导一代比一代更加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性。但是，坚持文化自信需要真正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深度的改革。在该领域的改革道路依然漫长，没有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胆识和魄力，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到来可能还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
二
关注文明源头问题，成为大同思想网的特色之一。大同思想网总编枕戈的确有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精神。我撰写的关于文明源头的文章，几乎不断招致许多读者的攻击和嘲讽。枕戈总是相信我的研究自有根据。我到湖南工作以后，有幸结识湖南“文坛三剑客”的罗自立、张扬和何光岳先生。他们都是具有铮铮铁骨的代表民族精神和湖湘文化精神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不管是坐牢还是流放，都没有改变他们追求真理的勇气和仗义执言的胆魄。张扬先生的《第二次握手》在文革中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粮食。何光岳先生为了梳理中华民族和姓氏源流的历史，超负荷完成等身巨著，耗尽了毕生精力。在何光岳先生逝世前不久我去他家拜访时，他说依然每天坚持手写完成五千字的写作任务。此种文化大家的历史责任感和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足以成为学术界的楷模，也激励我努力研究，不敢有丝毫懈怠。林河先生去世后，罗自立先生负责审阅关于林河先生的传记。林河先生也是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他不畏艰险，长期进行田野考察，为后人留下《中国巫傩史》等关于民间传统文化的记录，让历史记忆不被中断。此外，我在研究上古历史的过程中，还结识了周行易、贺刚、流波、阎朝科、田奇富、金剑、李书泰等先生，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都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华夏历史记忆的传承作出了努力和贡献。从他们身上，我真切地感受到杨度所说的，有湖南人在、中华不会亡（“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传统和精神。
大同思想网在法治中国建设方面，持续努力还原中国古代宪法和法治的传统历史面貌，让后人不至于忘记祖先在法治领域留下的宝贵财富。有朋友甚至提醒我，要改变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都没有宪法的观念比撼山还难。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唯独中国法学界的学者普遍深信宪法源自西方，不成文宪法源于英国、成文宪法源于美国等主流观点始终不变。可是我在阅读古希腊著作和古罗马著作中发现西方古代学者普遍认为古代国家就有宪法。我在意大利和希腊地区的考察和交流发现，他们都认为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有自己的宪法。特别是我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在不同场合不断讲中国古代的宪法历史，可是学术界就始终接受不了。知识是在持续学习中得到更新的。我所了解的知识是在不断学习中体悟到的。可能除了继续虚心学习以外，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改变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固有观念。2015年10月16日英国领事馆参与组织的纪念英国大宪章座谈会在广州举行，我在会上就中国古代宪法与西方古代宪法问题作了发言，结果中方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英国大宪章以前中外都没有宪法。英国学者对此不置可否（请见大同思想网杜钢建文章“中国古代宪法对西方法治的影响”）。只讲儒家宪政，不讲儒家宪法，儒家宪政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重要的是，华夏祖先开创的法律文明随着华夏各族不断向西方迁徙，影响了西方法律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枕戈在创办大同思想网的过程中，高度关注最新的考古发现成果。因为我没有时间每天在网上浏览各类新闻，枕戈往往在得知最新考古发现的消息后以最快的速度告诉我，并要我进行解读。
2015年10月中科院研究人员在国际上发表研究成果，报道湖南省永州道县发现47枚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人类牙齿化石，铀系测年结果表明这些人类牙齿化石的埋藏年代在8万至12万年前。枕戈得知消息后迅速告诉我，请我发表看法。由于学术界普遍不相信华夏历史的久远性，当考古有如此重大发现后，学术界几乎无法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对其予以历史时期的定位。我说这些牙齿化石是燧人氏时期的。（请见大同思想网文章“杜钢建：道县人类牙齿化石佐证古代天下以中国为中心”。）
2015年12月26日我在茶陵参加茶祖塑像落成大典时，大同思想网总编枕戈告诉我最近媒体报导考古发现新的人种叫马鹿洞人。我当即上网查看，发现是我一直在考古遗址中寻找的藏族人的祖先。中国和澳大利亚古人类学家发现的1.4万年前生活在中国云南蒙自的“马鹿洞人”其实是藏族历史上盛传的人类与猕猴交配的早期后裔。该考古发现非常重要，它表明藏族人的源起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距今至少有1.5万年。（请见大同思想网文章“杜钢建：马鹿洞人是藏族人祖先，源于湘西伏羲后裔”）
2016年7月下旬我与枕戈通话，他告诉我大同思想网上发表贵州毕节发现17.8万年前人类牙齿化石的新闻。对此重大的考古发现，学术界由于被疑古派所左右，也无法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对其予以历史时期的定位。我说贵州毕节发现的17.8万年前人类牙齿化石属于有巢氏时期的。（请见大同思想网文章“杜钢建：大陆新儒家应破除三大中心论”，我的文章原标题是“贵州毕节17.8万年前人类牙齿属于有巢氏时期的”）。
2016年8月底枕戈来电话告诉我西伯利亚山洞发现世界最古老的针的考古新闻。该骨针已有五万年的历史。丹尼索瓦山洞的地面地层表明人类在此已居住了28.2万年。科学家相信丹尼索瓦人的遗骸可追溯至17万年前。面对西伯利亚地区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中国学术界由于不相信华夏历史的久远性，也无法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对其予以历史时期的定位。我说有巢氏三十万年前从湘西开始移居北方。六万年前太昊发明九针。在太昊发明九针之前，燧人氏时期的弇兹索人氏早就发明了骨针，用以穿线。（请见大同思想网文章“西伯利亚山洞发现的最古老的针由伏羲太昊所发明”。）
我在希腊的色萨利地区考古博物馆看见史前马其顿展厅中展出旧石器时代（公元前35万年—公元前1万年）的出土文物。其中有公元前20万年的佩特拉罗纳头骨复制品。面对如此重要的考古发现，中国学术界依然无法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对其予以历史时期的定位。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足以对远古和上古历史进行考古发现层面的解读。然而中国学术界依旧停留在被疑古派所左右的格局中，对祖先留下的大量历史文献不予以重视。现在应该是中国学术界进行全面反思的时候了。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渺无期限。
我一直认为，大陆新儒家的首要任务是还原华夏历史文化的真相。中国古代大量的历史文献包括古代发现的碑文铭文等记载，华夏历史悠久。自人皇开天辟地至鲁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岁（公元前481年），共计三百二十六万七千年。古籍记载的最短历史也有二百二十七万年。《春秋元命苞》记载：“开辟至获麟凡三百二十六万七千岁，分为十纪。”在孔子时期，孔子面对大量历史记录的古籍，有选择性地进行删改，断自舜始。孔子之前的三千三百四十篇古文献，后来所存者百篇。《路史•后纪五•疏仡纪•黄帝纪下》：“昔孔子求古史记，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是矣。说者以为神农，非也。传曰：三王百世，计神元书，五帝之受箓图。世有史记，从政之箓。帝魁以来，讫于秦，缪除礼乐之书，三千三百有四十篇，夫子删之，断自舜始，所存者百篇而已。典有五，而轶；其三坟有三，而不存其一。”后来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政破坏，大量历史文献都付之一炬。尽管如此，今人依然可以从古人遗留的著述中得知华夏社会历史的时期划分。
大同思想网在过去四年中关于文明源头所做的工作之一，还在于努力克服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北方的只有五千年文明的北方中心论以及人类起源于非洲的非洲起源论。大同思想网在设计栏目时，我曾经明确指出，文明源头不等于人类源头。文明起源与人类起源是两个不同的话题。就人类起源而言，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大多相信人类起源于非洲。文明源头主要涉及几个基本文明要素：文字的出现、农业的产生、城市的形成、共同体规则即法律的形成、管理组织形式的形成、宗教信仰的出现等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来看，目前我所了解的情况是西方各大文明族群都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文明的传播起源于中国，这是我至今发现的世界历史的基本事实。还原世界文明史或世界文化史的发展真相，这是我所要努力从事的工作。至于人类的源头在非洲还是在亚洲，我相信未来的考古发现会不言自明。华夏历史有三百万年左右，怎么可能“人类起源于非洲”。
三
最近在大同思想网上我发表的关于文明源头的文章，主要集中揭示欧洲文明的源头。
首先是古希腊的不同族群来源于中国。希腊以前被称为巴勒斯基亚。希腊地区最早的居民都是巴勒斯基人。巴勒斯基人是古希腊史料中记载的最早居民。古希腊时期的巴勒斯基人以及中东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是来自华夏地区的方人房人，源于黄帝时期的方雷氏部落。（请见大同思想网杜钢建文章“古希腊巴勒斯基人是方人房人，来自黄帝时方雷氏” 。）
古希腊早期的族群之一是希克索斯人。希克索斯人作为埃及的王族曾经在公元前18世纪至16世纪期间开创了古希腊海岛的早期文化。特别是西方最近的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古希腊的克里特考古发现、克里特岛以北七十英里锡拉岛壁画等考古发现、迈锡尼竖井墓文化的考古发现、以及东三角洲地区希克索斯王朝的首都阿瓦里斯文化的考古发现，都说明希克索斯人对古希腊文化的早期贡献是不可抹杀的。希克索斯人的祖先是黄帝裔子少昊金天氏，少昊金天氏最早被封在今湖南株洲茶陵一带。希克索斯人就是夏朝塞种人的一个部落集团，源于上古湖湘地区。（请见大同思想网杜钢建文章“古希腊文化创始者希克索斯人是夏朝塞种，源于上古湖湘地区” 。）
古希腊的另外一个族群是腓尼基人。古希腊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是腓尼基文化。腓尼基人移民希腊的底比斯城市以及西西里等岛屿后才有希腊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腓尼基人主要是黄帝老师封钜的后裔，其主体构成部分是华夏地区的封国人，此外还包括舟人、方人和房人。（请见大同思想网杜钢建文章“古希腊腓尼基人主要来自华夏封人，是黄帝老师封钜的后裔” 以及“西西里的早期居民来自华夏民族” 。）
在古希腊早期的三大族群中，达那厄人是来自中国夏商时期的丹族人，源于尧帝后裔。古希腊达那厄人的祖先达那厄斯是来自埃及的流放者。达那厄斯在埃及与兄弟埃古普托斯的斗争中失败后被赶出埃及，来到希腊地区。达那厄斯统治希腊时期制定法律规定，此前在希腊的所有佩拉斯吉人从此以后都改称达那厄人。根据希罗多德《历史》记载，达那厄斯的族人中在埃及的达那伊得斯姐妹教会佩拉斯吉人崇拜神灵。达那厄斯出自在埃及的以色列部落丹族，因此与希克索斯人也有一定的亲族关系。希克索斯人与犹太人在祖上属于一个家族。（请见大同思想网杜钢建文章“尧帝儿子丹朱的后裔移民西方，成为希腊人一支”。）
其次是古罗马的不同族群来自中国。古罗马的传统文献表明，最古老的三个部落是Tities、Ramnes和Luceres。Tities部落属于萨宾人的。Ramnes部落属于拉丁人的。Luceres部落属于埃特鲁斯人或阿尔巴人的。萨宾人、拉丁人和埃特鲁斯人都是来自中国古代的游牧部落。萨宾人和萨莫奈人主要源于古代中国的苏毗人部落（请参见大同思想网杜钢建文章“苏毗人对古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的影响”），鲁佩齐人、法比人和昆克体人主要来自古代中国的羌戎部落（请参见大同思想网杜钢建文章“古罗马鲁佩齐人是羌戎族人”）。古罗马埃特鲁斯堪人Etruscan也称第勒尼亚人Tyrhenians或称第勒塞尼人Tyrseni，来自吕底亚Lydia地区。吕底亚人旧称牧羊人Meionian。吕底亚人的名字是后来因为国王阿泰斯Atys的儿子吕都斯Lydus的名字而由牧羊人改称吕底亚人。吕底亚人来自古代中国的羌人。（请见大同思想网杜钢建文章“古罗马埃特鲁斯堪人Etruscan是羌人”。）
再次是德国日耳曼人的不同族群来自中国。德意志人主要由狄人组成。春秋战国时期的赤狄白狄构成德意志民族的主要来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狄人是鄋翟狄人部落和俄如人部落。德国历史上身高在1.9米以上的长人基本上都是周朝长翟鄋国国君鄋瞒的后裔。他们的祖先在商朝是汪芒氏，在夏朝是防风氏，再往前就是轩辕黄帝的后裔帝鸿之子白民的后代。（请见大同思想网杜钢建文章“日耳曼长人源于古代湖湘地区”、“雅利安人是塞种夏人，源于上古湖湘地区”以及“古代延安地区是日耳曼长人离开中国第一站”。）
又次法国高卢人的不同族群来自中国。法国高卢人是源于古代株洲茶陵地区炎帝参卢的后裔。高卢人有大约60个部族。其中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皋落氏、高车氏和贝尔该氏。皋落氏部落等神农炎帝的后裔移民西方后，带去了本部落氏族的传统文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祭祀文化。高卢人由祭司们控制。祭祀地点一般选在树林里。祭祀程序对外族人是保密的。秘密进行的祭祀有时采取残忍的活人祭祀。后来在罗马人统治时期，高卢的活人祭祀被逐步废除。从中国移民西方的高卢人继续相信灵魂转世，相信人类可以通过转世获得再生。因此，高卢人在蛮族时期是不怕死的勇敢部族，甚至日耳曼部落中许多氏族都害怕与高卢人打仗（请见大同思想网杜钢建文章“法国高卢人源于古代株洲茶陵地区”。）
最后是英国的不同族群来自中国。盎格利夷人Anglii来自中国的苏毗人。盎格利夷人是后来英国盎格鲁人的祖先。盎格利夷人以杨氏和娘氏为大族。英国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主要是由盎格鲁与萨克逊两个部落组成的。其中盎格鲁人就是中国古羌人的后裔。古罗马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志》将盎格利夷人列为日耳曼苏毗人的范围，是有历史根据的。（请见大同思想网杜钢建文章“苏毗人对古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的影响”）
以上这些关于欧洲主要民族来源的文章基本上揭示出所谓西方文明的形成均来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古代中国。
四
我在大同思想网发表的关于文明源头的文章还涉及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产生影响的其他族群的起源。
首先是埃及的不同民族来自中国。在埃及早王国时期（第一王朝和第二王朝）以前，伏羲太昊后裔和少昊后裔家族的一部分先后移民埃及，带去了伏羲文化。公元前2000年以前少昊族和神农族的部落先后移民埃及，带去了鹰崇拜文化和牛崇拜文化。荷鲁斯神和门特神分别是鹰崇拜文化和牛崇拜文化的象征。荷鲁斯是燧人弇兹氏的伊萨姆后裔。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源于湖湘地区的羌族部落移民埃及。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皇族开始用羊崇拜取代了牛崇拜。羊神阿蒙是上古湖湘地区发端的羌族人崇拜的神，传到埃及后进一步传播到古希腊和古罗马。埃及第二过渡时期（公元前1786～1567年）主要是希克索斯人进行统治。希克索斯人属于夏朝塞种人。（请见大同思想网杜钢建文章“埃及佛教源于上古湖湘地区”。）
其次是赫梯人的族群来自中国。影响古希腊文明起源的民族还有赫梯人，尽管赫梯人的影响被认为是间接的。赫梯人在公元前两千年代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形成一个强大的帝国。赫梯人是来自中国的氐人。先夏征伐三苗和夏朝太康失国事件导致一部分氐人被迫从蜀地经陇西至甘肃青海向西方迁徙，从而将冶金技术特别是冶铁技术带到了安纳托利亚地区。赫梯人在冶铁方面颇具名气源于氐人的迁徙。以铁列平主张为代表的注重程序的宪法制度文化以及后来体现人道主义的《赫梯法典》都传承了颛顼时期氐人祖先伯夷父提倡的民为邦本的《颛顼法典》精神以及禹王时期皋繇制定的仁民爱物的《夏朝法典》精神。（请见大同思想网杜钢建文章“赫梯人是三苗氐人，源于上古湘西地区”。）
再次是胡利安人的族群来自中国。所谓胡利安人的主体是来自先夏时期的互人。其中也有一部分有扈氏人在夏朝初期与互人一起迁徙而来。在相当于中国的商朝时期，大约公元前16到14世纪，胡利安人建立了米坦尼Mitanni国家。胡利安人善于制陶、炼铜和驯马。胡利安人的圆筒印章与川藏康区考古发现的古西蜀文物中圆筒石雕在图案方面有许多构图是相同的或相似的。胡利安人有不同的氏族部落，诸如殳人Subarian、鼓人Gutian、葛人Kassite、卢人Lullubi等。胡利安人有羌族人的火葬习惯。互人和有扈氏都属于西羌。（请见大同思想网杜钢建文章“古希腊时期胡利安人来自互人和扈人，属于炎黄后裔”。）
又次是阿吉派伊人的族群来自中国。希罗多德所记录的阿吉派伊人是来自中国南方的秃人族。秃人族的祖先可追溯到颛顼时期的老童和帝喾时期的祝融。帝颛顼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即老童。根据近年考古出土的《安大简》，老童一出生就是满头白发，故称老童。老童出生时头部就有问题，不正常，其后裔出现一支秃人族可能有此基因关系。秃人族是祝融吴回后裔八姓之一大彭的支族。彭祖是陆终的三子，也是秃人族的近祖。（请见大同思想网杜钢建文章“古希腊时期阿吉派伊人来自祝融后裔秃人族，列宁是现代秃人族代表”。）
最后是一目人的族群来自中国。一目人古希腊文化的不解之谜。关于一目人的祖源究竟如何确定，我认为除了《山海经》的说法以外，何光岳先生的说法也成立。一目人是少昊后裔，威姓。我认为一目人的姓氏应该与員神磈氏有关。威、鬼、磈字上古相通，威氏鬼氏磈氏属于同族。根据何光岳先生的研究，一目人乃诸稽氏，诸稽氏属于颛顼的后裔陆终六子之一彭祖的后裔。何光岳先生的推断在于一目人的图腾是诸犍，诸犍暨诸稽。而大彭氏的后裔中有诸稽氏族。（请见大同思想网杜钢建文章“古希腊时期一目人是黄帝后裔”。）
以上考察发现这些影响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民族均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其中尤其是关于铁的发明和马官制度的形成等问题的论述，力图纠正学术界在西方中心论影响下的一些错误认识，以期达到还原历史真相的目的。
五
大同思想网在过去四年中关于文明源头所做的工作之一还在于努力克服认为夏朝是不存在的普遍认识。否定夏朝的存在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悲哀。在此方面我在大同思想网上发表的文章主要是揭示夏朝开国的国都在湘西崇山以及揭示在广西发现的夏朝文字甘桑石刻文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字的影响。
首先是夏朝开国的国都在湘西崇山。禹王在湘西崇山开启夏朝的根本原因在于崇山是其祖上的封国。尧帝时期崇山国是禹王的父亲鲧的封国，属于伯国。《史记·孙子吴起传》、《国语·周语上》、《竹书纪年》等记载，“禹治水既毕，祝融之神降于崇山，禹王乃受舜禅，即天子之位。”崇山在今湖南张家界地区，是故禹王也称崇禹。大湘西是禹王创建夏朝的根据地。禹王的父亲鲧被封在崇山，爵位为伯，称崇伯鲧。禹王在崇山开启夏朝，有共工氏后裔四岳辅佐，疏通天下。此前舜帝流放四凶之一驩兜也在崇山。驩兜后裔移民两河流域建立了巴比伦文明。崇山地区在夏商朝均为候国。（请见大同思想网杜钢建文章“禹王在湘西崇山开启夏朝，崇山乃夏朝第一国都。”）
其次是夏朝文字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字的影响。广西平果县马头镇甘桑村2006年以来陆续发现的甘桑石刻文对古代腓尼基和希腊文字产生了直接影响。甘桑石刻文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是世界范围内文字从象形文字向字母文字转化的标本文字。它直接催生了许多民族语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古代腓尼基文字、古希腊文字和后来的拉丁文字中的大写字母基本上都是从甘桑石刻文中借取的。腓尼基字母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在地中海附近地区开始使用。现在的字母文字，几乎都可追溯到腓尼基字母，如希伯来字母、阿拉伯字母、希腊字母、拉丁字母等。腓尼基22个字母中只有个别字母在甘桑石刻文中没有发现。有3个近似文字不计算在内。腓尼基22个字母在甘桑石刻文中有18个。其余4个字母相信在今后的发掘中可以发现，因为这4个字母在甘桑石刻文中都有相近文字符号和有规律可循的成熟的笔画顺序。古希腊文是在公元前900年从腓尼基（今叙利亚地区）引入希腊地区的文字。在古希腊文的24个字母中，最后4个字母据西方学者说是希腊人创造的。据笔者研究，无论是古希腊文的前20个字母，还是最后4个字母，都来自古羌文的甘桑石刻文和古彝文。古希腊文的大写字母借取自甘桑石刻文，小写字母借取自古彝文。（请见大同思想网杜钢建文章“甘桑石刻文对腓尼基文和古希腊文的影响”以及“夏朝石刻文对拉丁文的影响”。）
最后我在大同思想网发表的文章“索国人从武陵山区走向世界”、“大同在古代宪法意义上就是民主加科学”、“共工治水与三峡大坝”等都可以佐证夏朝的存在是真实不虚的。
大同思想网总编枕戈是一位具有非凡智慧、独具个性和充满工作热情的湖南青年文化人的代表。我多次鼓励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和回到高校研究，他总是笑呵呵地说还是在体制外好。也许正是在体制外，他更容易解放思想，大胆将大同思想网坚持办到今天。
当然，大同思想网的创立和发展离不开众多学者和朋友的大力支持。我在希腊色萨利考古博物馆出来以后，因为第二天就要离开希腊，于是决定去当地著名的Bazagiazi餐厅饱餐一顿。等到该买单时发现钱包不翼而飞。该餐馆的老板和工作人员听说钱包遗失（我不愿说被偷，因为没有证据说明被偷），都以同情目光投射过来。尽管我们还有现金可以支付餐费，餐馆的老板和工作人员一致表示拒绝收钱，认为我们需要留点现金在身上。结果被迫吃了一顿“霸王餐”。我当即表示这个世界还是大同世界。儒家的仁爱与同情之心是大同思想的根基。大同思想网之所以能够坚持到今天，同样是在周围充满仁爱和关心的人性光辉的普照下得以成长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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