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思想网４周年︱华夏复兴、共享主义、中体中用、天下大同
一、近千年湖湘大地何以成为新儒学导源地
中国文化自古对世界作出了伟大贡献，因而长期是世界经济文化的中心，领导世界发展大势。如四大发明造福欧洲，孔子的思想引发欧洲启蒙运动，还化育了美国民主制度。不过，明代中期以后，国势日降，连亚洲正义秩序都无法确保。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屡遭列强侵略，备受凌辱。一言以蔽之，这时期的中国文化没做到“盛德日新”，不能“至诚无息”，未为世界作出伟大贡献。
近代，幸有湖南人出来拯救中国，拯救全世界万类。湖南人向来有一种天下主义，可追溯到屈原、周敦颐、王船山及《岳阳楼记》。尤其是周敦颐糅合儒释道，综合创新，建构理学，被尊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可以这么解释，因儒学受到外来佛学的挤压，无法满足百姓之需求，于是周敦颐出来拯救中华文化。自此，湖湘学派兴起，华夏道统南移，湖湘文化就成为正宗的中华文化，耀眼夺目。更有学者指出，近一千年来，湖南就是新儒学的导源地，周敦颐和王船山是宋明新儒学两座高峰。一步步，湖南从思想导源地，变成人才和英雄的集结地，最后成为经世的导源地，迎接三千年来未有之巨变。
救天下的湖南人中，春秋公羊学家魏源导其先。他是经世派理学家，第一个开眼看世界，会通中西，主张改良制度，复兴三代民主，“师夷长技以制夷”，重建世界和平秩序。稍后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平定内乱，救满清于危亡之际，发起自救运动、自强运动（后世谓之洋务运动），中兴帝国。郭嵩焘是第一任驻欧洲的公使，耳闻目睹西方体用、本末，主张学习西方之长，重建三代民主，自信“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儿子，曾出任驻英、法、俄大使，与沙俄据理力争，收回新疆伊犁。曾纪泽学贯中西，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重申中国正义论。甲午海战后，国人心理地震，湖南人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开全国风气之先，办报、办学、办企业、开矿等风起云涌。谭嗣同通三统、三正，一贯中西，认为“今日西学皆中国古学派所有”，力推维新变法，他不仅要救中国，还要救世界，建构了世界主义，“以心挽劫者，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极强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朝廷推行新政，满清权贵未免昏庸、自私，于是革命思潮开始蔓延，湖南人又走在前面。姚宏业、陈天华、杨毓麟等人以自杀唤醒民众，而禹之谟以死召唤后继者，所以在临刑前高呼：“为救中国而死，为救四万万人而死，继我志者自有人！”黄兴、蔡锷、宋教仁等人终究建立民国，尤其是蔡锷，为四万万人争人格，再造共和。1912年之后，青年毛泽东等人走上历史的舞台，他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曾说：“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晚清以来，湖南人的变革思想导源于王船山和春秋公羊学。王船山主张经世致用，反清复明，复兴三代民权，王《春秋》，以夏化夷，“建黄中”（《黄书》），即重建中国的世界主义。曾国藩平定太平军后，独具只眼，刊刻《船山遗书》。光绪初年，湘人在曾文正公祠侧建船山祠。郭嵩焘又在此建思贤讲舍，首次祭祀王船山，并推动王船山从祀文庙。王船山思想是辛亥革命时期的理论武器，让无数中国人走上了推翻清朝的道路。1914年，刘人熙创办船山学社。对王船山思想之阐释有多高，湖南人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就多高。也可以这么说，是王船山扶助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与日争光。
春秋公羊学主张“拨乱反正，以待后圣”，让晚清“举国若狂”。魏源与龚自珍都从刘逢禄受《春秋公羊传》。湘潭王闿运、长沙皮锡瑞善春秋公羊学，王闿运传四川廖平，廖平传康有为，又反过来影响谭嗣同；皮锡瑞当离乱之世，幼体时事之艰，又受父辈经世学风熏染，年少即蓄大志，慷慨以救天下为任；他会通中西，在维新运动时讲学南学会，掀起救世新风，蔡锷、杨昌济等人均受其影响。
近代史上，不少人都认为春秋公羊学是引发维新运动、满清覆亡的一大原因。张之洞曾写过一首绝句《学术》：“理乱寻源学术乖，父仇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表，只恨荆榛满路栽。”并自注云：“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叶德辉在《郋园北游文存·龚定庵年谱外纪序》中说：“曩者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后生晚进，莫不手先生文一编。其始发端于湖湘，浸淫及于西蜀、东粤，挟其非常可怪之论，推波扬澜，极于新旧党争，而清社遂屋。论者追原祸始，颇咎先生及邵阳魏默深二人。”叶德辉的总结切中肯綮，在春秋公羊学传承上，没有湖南人魏源、王闿运，何来四川廖平？没有廖平，何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王闿运的弟子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陈独秀认为这是湖南人精神，因此他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中说：“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确实独特，引起了世界的注目。美国人类学者奥天柏(Ottem-berg)氏从血型上将世界人类分为六大型:一是欧洲型，二是中间型，三是湖南型，四是印度满洲型，五十非洲南亚型，六是太平洋美洲型。奥氏所谓的湖南型，包括日本人、华南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系犹太人，其人数当在3亿以上。在1921年左右，日本人类学者不愿将日本人列入湖南型之内，正式请求奥氏将湖南型这一名称改为日本型，可是奥氏始终不愿意更改。因为在奥氏的心目中，湖南人性格在世界上都是可以作为一种类型而独立存有的。最近，美国汉学家裴士锋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颇为流行，该书揭示出了湖南人精神确实影响了整个近代中国的思想和观念。纵观近代史，湖南人前后相继，救国救民，与日争光。
二、以德配天、至诚无息的湖湘精神
在过去，我们惊讶于湖南人的顽固保守与开放激进，如王先谦、叶德辉的顽固保守与谭嗣同、皮锡瑞的开放激进。其实，一切都与质觉、公利等有关，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湖南人本身的特性。
在中国历史上，总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老旧势力消亡，新生力量崛起，既成秩序不断被创新所打破。如魏源科举之路不顺，五十一岁始中进士，常年生活于外省，靠入幕、经商、编书勉强谋生。因此，魏源有质觉，视野开阔，汪洋闳肆，兼容并蓄，于春秋公羊学、理学、佛学、西学无所不学，从游于经世理学派陶澍、贺熙龄、贺长龄、林则徐等人幕府，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
据清人朱克敬撰《瞑庵杂识》记载，曾国藩尝对吴敏树和郭嵩焘说，自己死后的碑文由他们执笔，但是碑铭要加上这样的话：“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传万世。”也有一点道理，没有太平军之乱，曾国藩哪里会有后日的崛起呢？诸多湘军大佬都是社会底层草根，出身不好，如左宗棠、曾国荃、刘蓉、刘坤一、魏光焘等，无不因军功而有所成就。像左宗棠“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如果没有战乱，恐怕只能老死乡野。
谭嗣同虽为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属官二代，但是他不为继母所喜欢，一度差点病死，在科举之路上不得意，数遭乃父的训斥，为一些亲友所鄙视，所以有着强烈的崛起意欲。这也是他在维新运动之中积极有为的原因之一。叶德辉作为外来老牌巨商，受到各方排挤，于是联合王先谦等人，反对湖南官方、新晋士绅维护自身利益，所以他虽然反对湖南巡抚陈宝箴、新晋士绅熊希龄等人的维新主张，但也实际参与了实业报国的投资大潮。
辛亥革命时期，兴起者大多又是社会底层人士，黄兴、蔡锷、宋教仁、谭人凤等。其中谭人凤还是新化黑帮中人，开过山堂，是江湖老大。
儒家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还讲“至诚无息”“以德配天”“不诚无物”，即天地日新无常，惟有德者能有常，诚（仁、爱）给出物。孟子说：“人皆尧舜。”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人人平等，都有成圣之可能；“天地之大德曰生”，皇天给每个人以生生之道，这是仁爱，即亲，但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惟有德者得生生之道。《易传》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大学》云：“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道理讲得很透，有德者有财，散财者得德，所以《大学》又云：“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其实老子也有此见，《道德经》云：“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有德者能守之，所以《道德经》又云：“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国，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也哉？以此。”
虽然传说曾国藩信运气，但是没有“德”，何以获得成功呢？“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在我看来，无德者遇到运气，也是枉然；湖南人精神就是以德配天。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经济蒸蒸日上，中华文化复兴，天命中国重新回到世界第一，一切指日可待。不过，天地日新，昨日之天与今日之天异，昨德昨诚与今德今诚不同，因此必须“大医精诚”，对症下药，因时救弊，才能做到“以今德配今天”，真正实现“至诚无息”。
如此而言，湖南人心忧天下，又走在“以今德配今天”的前列。在外省工作的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陈明教授、曾亦教授是湖南人，来湖南大学教书的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杜钢建也成为了新湖南人。陈明教授创办《原道》，成为中国大陆文化保守主义的一面旗帜，并致力于公民儒教，主张即用见体；曾亦教授博学多才，精通经学、礼学等，尤其是春秋公羊学，注重工夫，关心儒学的现代生发，著有《本体与工夫：湖湘学派研究》《何谓普世？谁之价值？：当代儒家论普世价值》等。像岳麓书院前院长朱汉民教授、现任院长肖永明教授等人，服膺周孔之道，专门研究湘学和理学，弘扬湖南精神，难道不是新儒家？在大陆新儒家之外，大同思想网提出了“湖湘新儒家”，湖湘新儒家对应了古代秉持湖湘精神延续华夏道统的湖湘学派，则陈明、杜钢建、朱汉民、曾亦堪称当今湖湘新儒家四大家，也当仁不让地是大陆新儒家的四大代表！
郑佳明以“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气魄策划《走向共和》，讲演和重振湖湘文化，推动湖湘文化转型，启发国人。何真临崇尚“阳明心学”，主张“东方智慧引领人类走出迷惘”。伍继延阐发湘商文化，以商会建设实践来重建公民社会，推动社会转型。刘孝听倡导“全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广播善因，功德无量！具有世界视野的卢德之博士是湖南桃江人，其提倡的共享主义、资本精神、慈善精神，如谭嗣同一样要拯救全人类，是解决世界难题的良药，可谓今日湖湘文化的顶尖呈现。枕戈创办大同思想网，搭建影响世界的思想交流平台，组织湖湘新儒家论坛，声誉日升月恒；黄守愚倡导普世儒学，中体中用，复兴身心修炼工夫，尤其是儒家忏悔工夫，获得了广泛关注。
宋代以来，儒家重视道统，真儒以心传心，以周敦颐直接孔孟真传。我们普世儒学倡导“作圣、作祖、作则、作典、作物”，人人都可以开基作祖，做圣人。愿天再降无数个周敦颐，尊王崇道，以夏化夷，领导世界，拯救宇宙，重光湖湘文化！
三、试图建构大同世界的杜钢建教授
早在上个世纪末，杜钢建教授就致力于大陆新儒家（学）的构建，只因处事低调，且兼有多重学术身份，比如著名法学家、世界新文明史观的开拓者，法名、史名压儒名，使得他在新儒学建构方面的成就反而不广为今人所知。
他是中共十六大报告的起草人之一，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直接参与设计者。主张将儒学的道德理想转化为政治法律理论，在会通兼容东西文化的基础上转换成弘扬自由、人权、民主、宪政精神的学说，为未来中国的政治法律改革提供系统明确的指导原则。虽然杜钢建教授并未自称春秋公羊学家，但是我将其归入春秋公羊学范畴，或者说称作政治儒学、王道儒学。
“大陆新儒家”以完整一词最早出现于杜钢建教授的《新儒家在大陆的发展前景》中（载于《当代学术信息》1995年第3期第13-15页，其成文时间在1990年前后）。方克立教授有一篇讲话稿《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原载于《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1996年第3期全文转载），提到武汉大学萧萐父教授、杜钢建教授、蒋庆等人倡扬大陆新儒学，并对三人进行了批判。文中提到杜钢建教授之处：“公开揭举‘大陆新儒学’旗帜的，不仅有资深教授，也有青年学者。首都某大学的一位青年法学家著文说：‘中国大陆新儒家的出现为势所必然。……没有大陆学人的传承和创新，没有在海外新儒家的薪火延续的基础上开出大陆新儒家，第三期儒学发展只能是半途失落的归鸟之梦。’他认为‘中国大陆新儒家的形成标志不在于对传统儒学作系统的哲学文化诠释，此项工作实际上已由海外新儒家基本完成，而在于对传统儒学作创造性的政治法律转换’，因此‘法学者肩负着推进中国大陆新儒家崛起的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新儒家在大陆的发展前景》一文，实则是关于大陆新儒家诞生的一篇宣言，一篇标志性文献。
查阅杜钢建教授在国内外发表的文论，他确实很早就在做建构大陆新儒学的工作，并且是最先倡导儒家宪政的儒者。在1992年，杜钢建教授在《从专政到宪政》(载于《浙江学刊》1992年3期)和《更加解放思想，开展宪政研究》(载于《兰州学刊》1992年第5期)等文中提出了增强宪政意识，倡导宪政主义的问题。稍后，又提出新宪政主义，发表《新宪政主义与政治体制改革》一文于《浙江学刊》 1993年第1期。在那个时候，杜钢建教授已在思考儒家宪政问题，梳理中国历史上的宪政文化。《中国哲学史》 1994年第2期刊发有杜钢建教授的《〈论语〉四道与新仁学四主义》，认为：“仁学思想是《论语》及其引发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值得重视的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意义的内容。笔者近年致力于以四大主义阐述仁学理论，弘扬仁学精神。这四大主义就是人权主义、宽容主义、抵抗主义和新宪政主义，其共同精神可以概括为“仁学原则。”四大主义既内在于仁学之中，又兼容外来文化的合理成分，其基本精神是以人为本，唯仁是务。它源于传统仁学，又不囿于传统仁学。笔者以四大主义阐释仁学，旨在将仁学与外来科学思想相结合，将传统仁学改造成为21世纪人权法制建设服务。”杜钢建教授的新仁学四原则中含有新宪政主义，此即儒家宪政的内涵。
2000年，作为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杜钢建访学于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在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面向美国人讲演“儒家宪政”，“儒家宪政”思想已经走向国际。2001年，撰文《儒家宪政主义之我见》，在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网站发表，检察日报网和政治学网等转载，后在2008年的《太平洋学报》上发表，成为中国以“儒家宪政”命名的最早的文献。
汕头大学法学院公共管理系黎尔平在《太平洋学报》（2008年第5期）发表《儒者杜钢建的人权思想历程》。他在文中指出：“十余年前，学者杜钢建创建了人权主义、宽容主义、抵抗主义和新宪政主义的新仁学四大人权主义理论。四大主义以中国儒家的仁道、恕道、义道、政道为基础，在体现普适人权价值观的同时，具有强烈的中国宪政民主特色。人权四大主义是百年来中国人权思想的延伸，是当代新儒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当代中国人权理论的发展和实践具有启示作用，同时也丰富了主流人权思想理论。”这里已认为杜钢建教授的儒家宪政具有强烈的中国宪政民主特色。
近年来，杜钢建教授致力于儒家宪政史和史前文化研究。他认为，世界第一部不成文宪法是《伏羲皇策词》，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是《神农政典》，中国第一部条文齐全的宪法是《洪范九畴》，中国第一部宪典是《周礼》。
杜钢建持南方起源论，他认为大陆新儒家应该破除“三大中心论”：一是认为中华文明只有五千年甚至只有三千多年的起源于北方的“北方中心论”；二是认为中华文明来自西方的“西方中心论”；三是认为上古华夏民族是以黄人为主的“黄人中心论”。中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源头在中国南方，湖南道县玉蟾岩出土的14000多年前的水稻遗存和福岩洞出土8万至12万多年前的现代人牙齿化石，6200年前中国最早的城市常德城头山，7800年前中国最早的宗教祭祀场所怀化高庙，足以证明南方曾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中国文明的中心。杜钢建教授为“大同世界”的到来提出了立论根据，所谓“世界本同源，天下一家亲”。
当前，大陆新儒学有许多面旗帜，各自振铎一方，多元并存，互相生发，这是儒学复兴的大好局面。在国内，主张儒家宪政的，除了杜钢建教授外，蒋庆主张儒教宪政，秋风后来居上，著有《儒家宪政民生主义》等大量文章；康晓光著文《儒家宪政论纲》、陈明著文《儒家思想与宪政主义试说》，盛洪著文《论宪政主义的儒学起源》，柯小刚著文《王道与人民共和：中国宪政的传统资源》，唐文明著文《儒教、宪政与中国——一个初步的思考》，白彤东著文《儒家与宪政》，任锋著文《儒家宪政的传统与展望》，余东海著文《中华宪政纲要》，齐义虎著文《中华（儒家）共和宪政结构示意图》等。几乎当今所有活跃的新儒家，都对儒家与宪政的关系有所阐述，都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地建构“儒家宪政”。包括自由主义学者许纪霖，有研究课题《儒家宪政的现实与历史》。
原本，因为杜钢建教授首倡了大陆新儒家和儒家宪政，大同思想网想取名“儒家宪政网”，但因大同思想本身就包含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儒家民主主张，“大同”的宪法学解释包含了“大多数人认同”（“庶民从”）的民主含义，再加“大同”有“求大同存小异”之义，更利于包容百家和传播思想，最终定名“大同思想网”。儒家宪政和大同思想是宪政民主一体两面的关系：儒家宪政强调以天道宪法规范界限政府公共权力，少数人何以领导和治理多数人，有赖于立宪政体和治理技艺；大同思想强调人民参与、民主意志、共建共享的多数人主义，简言之乃“共享主义”。
我倾向于认为，杜钢建教授的史前文化和三代文明研究，属于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叙事学。杜钢建教授以儒家宪政为核心的新仁学，归属于春秋公羊学范畴之内。虽然清末已有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导宪政，但是于今已进入全球理一万殊时代，惟有复兴中国宪政传统，创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才能走出三峡。杜钢建教授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四、湖湘文化之顶峰呈现：
共享主义拯救地球、宇宙空间
湖湘文化向来通过精英人物来呈现。我们的普世儒学主张有求必应、普救万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需求，自然有一些精英人物感应百姓心（天心），主动承担使命而满足一个时代的需求。时至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湖湘文化的生发不再局限于中国乃至亚洲了，她必须感应地球万类之需求。常年生活在外省的湖南人卢德之博士是一个具有质觉的思想家，感应全球万类之需求，一贯中国优秀传统、西方优秀文化、马克思主义，即春秋公羊学之通三统、三正，以夏化夷，提出了共享主义。她是当今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湖湘文化的顶峰呈现。
于今之际，资本、技术都走向了反动，由以前的人类所控制变成反过来控制人类，让人类成为了资本、技术的奴隶。这一点而言，先贤早有论述。老子《道德经》说：“反者，道之动也。”其实，老子、庄子早就认识到知识、技术、资本将给人类带来灾难，并提出了应对措施。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过，那些试图建立天堂的恰恰建立的人间地狱。其实，未来的世界，是天堂，还是地狱，全球有良知的思想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为此，卢德之博士提出了共享主义。
以儒学或佛教的视角来看，这是心、性、情分离的问题。归根结底，这是人类肉体之局限所造成的。人，这种动物总是依赖于外物与经验，有种种局限，不是自由的。按照新儒学一代祖师梁漱溟先生的说法，人如同一架机器，有种种的弱点，重复犯相同的弊病而无法克制，具有机械性，为此我们要悲天悯人。如人追求财富以获得存在感、安全感，但一旦拥有财富又患得患失，忧心忡忡；可用财富刺激人奋进，提高生产效率，也因此让人疯狂，中贪嗔痴三毒，产生财富依赖性而不能自拔，扼杀自身生命力的同时也扼杀他人生命。
二律背反是有局限的人类的一种错觉经验，这种经验确实时常呈现，使得我们误以为她是真理。我们也可以这么解释，灵魂具有超越性，不受任何局限，但肉体是下沉的，受到种种局限，拖垮灵魂。这类现象出现在各种宗教文化之中。如禅宗尚顿悟，主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一般人被肉体拖着成不了佛，又回到北宗神秀的修行方法上来解救弊病。
人感知世界，主要靠眼耳鼻色身意。这是有局限的，让人依赖这些感知，并且沉沦。因此，人总是被所知绑架，即佛教的所知障，难以质觉而改变。如人有常见与断见，能感知到有一个“我”的存在，这个“我”与万类存在隔断，并且“我”与“他者”存在冲突，这些东西即“执”。由社会的熏染，“执”让人自私、贪婪，如菜市场上的斤斤计较、讨价还价，还图一本万利的小便宜，指望四两拨千斤，凡事总想有一步登天的速效。从事教化的人，无不顺势而为，自人的感知而发，转念从善，激发人性善的一面。如孟子在率兽食人的邪恶时代发明人性善的一面，也是如此。如果怀疑每个人都是邪恶的，我们会充满恐惧，焦虑不安。惟有假设我们相信他人是善的，并且激发他人之善，才能安心。
当然，这只是一时之药，也有局限。如用财富刺激人的奋发有为，鼓励他利己，提高效率，还用利己激发良知，告诫他遵守公序良俗，但是一旦处于不利己的情境，他会枉顾公利，逃脱责任；并且，长期的利己熏染会使人贪嗔痴，日渐陷入无法自拔的深渊。也就是说，总是走向反动。
柏拉图也曾说过，人在洞穴里看世界。从认识论来说，“真”，即绝对真理，永不可得，只能无限接近。于今，波普也推翻前人之说，认为科学理论根本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科学并不在于没有错误，恰恰在于隐含着潜在的错误；一旦科学认为自己完美无缺，就会成为伪科学。实际上，我们对长度、质量的标准设立，完全是人为的。采用不同标准去测量，呈现不同的体系。任何一种体系，都是一种敞开，也是一种遮蔽。没有黑暗，光明无以呈现，但是光明却遮蔽了事物的真相。甚至于说，光明过度，会变成另外一种黑暗。
可是，人需要依赖一种东西获得安全感，神话般的科学是一副大力丸，或者说强心剂，故而人容易堕入科学主义迷信的泥坑，依靠科学神话度过无数孤枕难眠的夜晚，也愈加内心膨胀、狂妄自大，企图征服世界来获得安全感。这种人，害怕自我反省，使劲地服用大力丸，深信自身潜能无限释放（自性具足），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由此，带来的是人类的灾难，机器、资本、知识控制人类，乃至毁灭人类。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批评，然而并未挽救日益堕落的人性。也许这一切追源祸始在于文艺复兴。尼采说，上帝死了；福柯说，人死了。有上帝，人类不得安宁；没有上帝，人类也不得安灵。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我宁愿生活在有上帝的时代，毕竟对全球万类的危害小一些。在这个科技发达的今天，科技对人类的好处有多大，对地球万类的危害就有多大，而人的弊病也就有多大。
正如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的发现，不能进入现代科技语言规则的知识将失去合法性。工具的藩篱，就是人性的藩篱，如习惯了坐车的人，懒惰到车子所到之处，就是脚步所到之处。也即车子不到之处，不愿走路去。这类范例还有很多。习惯了扩张财富的人，一旦没质觉，大多不顾他者的死活，这是习性使然。
正如一个数字“9”，我看是“9”，对面的人看是“6”，争论起来永无宁日。不同的人，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国家，因为所知障，争吵不休。如何走向和谐，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主张采用交互理性，通过协商交谈达成共识。卢德之博士给我们带来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是具有东方智慧特性的共享主义。
稽考文献，似乎共享主义自古就有，到卢德之博士才正式提出来。先秦时期，中国存在一种社区互助、共享，姑且称作社契精神。据《诗经》记载，在丰收的季节，人们并非将全部谷物收拾起来，而是特地留下一些嫩棵散草、麦稻之穗，给生活无着的寡妇去捡，让他们获得帮助的同时没有受人施舍的感觉。《诗·小雅·大田》云：“彼有不获穉，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
实际上，人心有这方面的需求。人，认识到了个体力量的有限性，需要他者的互助和共享。在文明起源的过程之中，逐步形成了各级利益体。家庭，是最小的利益共享体；社区、家族、族群、国家，是逐渐增大的利益共享体。超国家的欧盟、东盟，乃至联合国，都是一些利益共享体。当然，民间组织、企业，也都是利益共享体。在古代，既有地缘的共享精神，也有血缘的共享精神，还有江湖上的共享精神。我认为，宋代蓝田吕氏制定的乡约和范仲淹设立的宗族慈善义庄以及绿林好汉聚集的梁山泊，都是共享精神的呈现。
从正义论来说，共享主义是一种仁爱精神的呈现。罗尔斯的正义论认为，机会自由，人人平等，但是因人的差异会出现等级，即贫富悬殊，于是用仁爱来调节，共享一些财富。我们必须承认人的局限性，而人也是多元差异化呈现的，完全统一无数人的意志会扼杀个性并降低社会整体效率。在一个自然生态系统中，因人存在差异，在某种比较体系中，会有一种等差呈现，如艺术、财富、知识、技能，于是出现寡头。如果某种比较体系受制约，不是决定性强制力，还是不会危害他人生存。但是，在现实中，人们偏向于以财富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并且财富也确实决定一个人的资源拥有量，可谓定生死，而财富寡头过度膨胀还会损害他人利益。正如树林里一树独大，会导致周边植被死亡。如此，惟有颠覆既成秩序，剥夺寡头财富，重新制定游戏规则，再次进入游戏。老子《道德经》说：“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从心理学上分析，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寡头冒众人之嫉恨，是“不祥”之人，在一个圈子内人人恨不得诛杀之。现实总是叫人头疼，人人都想拥有巨大财富，可是真的有了财富之后成为“不祥”之人，又患得患失，充满恐惧不安。这时候，既需要自发的共享精神，也需要有一个保持公正的强力机构主持正义，以富济贫。这既涉及到正义论制度问题，也涉及到个人修身工夫问题，十分复杂。
从一个整体而言，资源是人人共享。贫富是相对的，没有富人，穷人缺乏财富资本；没有穷人，富人缺乏人力资本。富人不带动周边穷人共同致富，最终只能是家破人亡。中国古代自发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利益共享体，但是仍然存在不均衡，尤其是制度严重壅塞之际，一旦遇到大灾难之际，就会出现民间起义。
过去的天下只是中国，清末的天下是地球，于今的天下是地球及地球外的宇宙空间，天下一体。所以说，当前的天下，乃是宇宙空间，是一个大整体。中东的石油，俄罗斯的天然气，中国的稀土，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法国的葡萄酒，地球外的宇宙空间，都是全球万类共享的资源。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一个名叫洛伦兹的气象学家在解释空气系统理论时说，亚马逊雨林一只蝴蝶翅膀偶尔振动，也许两周后就会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蒙古国境内和中国内蒙古的沙尘暴没治理好，所以吹到了韩国、日本。全球碳排放不降低，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水上升，一些岛国遭淹没事小，全球各国都承受高温的灾难，实际上经济增长赶不上损失。
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际组织，协调全球资源共享，甚至于包括地球之外的宇宙空间。这需要世界各国有质觉的一流思想家和政治领袖一起携手唤醒大众明心见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列强肆意侵略中国之际，春秋公羊学家廖平、康有为、谭嗣同当时设计出来了一个“世界主义”，主张天下大同，拯救万类。而今，资本竞争取代流血战争，卢德之博士共享主义的意义，也在于此。
时代不同，百姓的需求不同，使命不同。共享主义是感应全球万类之需求而生。这是湖湘文化发展至今日对世界的贡献。如果说蔡锷、黄兴只是救中国，谭嗣同、毛泽东在救中国的同时还要救世界，那么卢德之博士是救中国的同时还要救世界、救宇宙。卢德之博士的救药，不再是坚船利炮，而是共享主义。当然，完善共享主义，需要本体论、工夫论并建，方法论同步。
儒家向来主张在此世成圣，人人争做圣人，拯救生民于水火之中。人间佛教也讲究在人间成佛，人人争做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一言以蔽之，圣人也好，菩萨也好，在于有求必应，拯救万类。过去，湖南人拯救中国；今日，中国人拯救世界、宇宙。卢德之博士计划召开世界慈善家大会，商讨全球共享主义生发大计，撑开一线天，留与世人走。我倒是修改一下杨度的诗句，“若道地球村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希望湖南、中国有更多的卢德之博士涌现出来。
中国文化领导世界，拯救宇宙，以夏化夷，惟有共享主义。以夏化夷第一人，卢德之博士也。湖湘文化对中国的贡献，中华文化对世界的贡献，就在此。这需要全人类的质觉。
五、中体中用和忏悔工夫
中体中用，即中国文化走中国道路，欧美走中国文化道路，这是我们普世儒学的主张。既是纠正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弊病而生发的，也是普世儒学以夏化夷，追求中国文化取代美国领导世界，大一统于全球。这一点，清末春秋公羊学家廖平早有昭示。
这个中国道路，不是抄袭西方，不是抄袭苏联，更不是重复古代，而是以百姓心为心，依据具体实际情况对症下药，创新性地设计出适合当今中国人需求的道路。中，正也，不偏不倚，合符“真”。“真”，只有更加“真”，不是“绝对真”。用春秋公羊学的“夷夏之辨”大义来说，中，就是“夏”，即优秀文化、先进文化，儒家普世价值。先进也好，优秀也好，只有更优秀、更先进，正如更加“真”，即“夏”。
当前的西方世界，以自我为中心，贪嗔痴，已陷入崩溃的困境，惟有儒家文化能挽救之。以夏化夷，让欧美转念质觉，选择更加优秀的华夏文化，这就是走中国文化道路，也即中体中用。
一切皆流易，至诚无息，日新不已，永远时刻在创生，这就是“中”，也即“诚”。“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可见，孔子体认到了“中”。“中”“诚”，是“在”，不断生成，生生不息。“中”，永远以“新”出现，这是“境”或“场”。“不诚无物”讲诚开显物，“诚者自成”讲物之“在”，“至诚无息”讲新的生成无止，“自诚明”讲“在”本身“光明”，也因此而敞开、呈现，“中”讲“境”，是“在”。《左传》有语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既是本体，也是功夫，也即方法论。因此，《易传》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都是对“中”的体认。创新，常新常明，是“中”的开显，即天人合一。不创新，何以有“物”？何以有“成”？何以有“明”？维特根斯坦讲“世界的意义在世界之外”，我们应当仰望星空，时“中”时“天”。当然，“生物不测”，肉身也一时无法顺应“新”，不能及时认识世界，所以感叹“无常无明”，时“新”时“错”，而我们应当对“天”时时忏悔。
据我对世界远古神话、中国天学、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中”也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追求，是普世价值。在远古神话中，“天地之中”“世界之中”“中国”等，是全人类的普遍共通的追求，譬如印度就有“中国”的概念。先秦时期，人们认为“中”是光明的，是创生，是安全的，而四周（边缘）是黑暗的，是恐惧的。从儒家发生学来说，因人们恐惧黑暗之苦，追求“中”，儒家顺应这种民意，倡导“中道”，以从天道。天学家讲“天中”“地中”“天地之中”，宋代儒家讲“天地之心”、“为天地立心”，我所讲的“中体中用”，即在此。
中体中体不只是尊王崇道、以夏化夷的方法论，更是普世儒学的工夫论、本体论。怎么做到中体中用呢？花落春犹在，应当自觉自信，自植良知，激发自身的创生力，是一个民族自作主宰之本。如果自我沦丧，附庸西方，则会失去主体性，无法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不管是旧瓶装新酒、新瓶装旧酒，还是避名居实、取珠还椟，妙在因时救弊，自觉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为古今“接榫”，从自身文化传统中自然生发出现代价值。一言蔽之，一切要自生自发。
一切亟须作圣、作祖、作则、作典、作物，接着古人开物成务，讲微言大义。颜师古《汉书•礼乐志》注：“作，谓有所兴造也。”当下普世儒学应该涌现一大批“作者”。《易•乾》曰：“圣人作而万物睹。”《礼记•乐记》曰：“作者之谓圣。”《尚书•多方》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尚书•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作圣，学做圣人，担当历史使命，造福全人类。作祖，开基作祖，创业垂统，让后人可继可法。作则，制作万世之宜的礼乐、法律、制度等。作典，编纂和撰写传世经典文献。作物，即创物、开物，制作器物，发明科技，探求真理，热爱知识。《周礼•冬官考工记》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孔子谦称自己“述而不作”，并非否定“作”，而是极为注重“作”，因为“圣人作，贤者述”（王充《论衡•对作》），孔子几次表示不敢自称“圣”。但是，孔子确实有作圣之心。
因何而作？因一语境中的百姓的“觉”和“认”而作。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语境，其中既有历时性，也有永恒性，而“觉”和“认”也如此，一切在“时中”。为何人而作？为广大教化天下万类而作，也就是说，普世儒学以服务于全球万类为宗旨，要为世界万类安身立命。所以，“广大教化主”梁漱溟说：“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西方的民主自由实则为以法理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于今弊端丛生，重个人利益而不见社会整体，利益集团猖獗，因无有共识，政治走向僵局化，陷入了自我毁灭的困境。新儒家确实有责任教化西方！舍我其谁！我们应当为世界作出伟大贡献，以夏化夷，让中国文化领导世界，拯救宇宙。
2015年以来，我们大同思想网联合善卷书院，并创办良知书院、儒家忏悔堂，复兴书院朔望、春秋祭祀传统及修身工夫，尤其是忏悔工夫，礼请儒学明师还采用微信、博客、网络论坛、直播等新的社交工具，布道讲学，举办儒学论坛，免费赠阅普世儒学读本，教化民众，成效显著，在国内外产生了不小影响。
《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书院复兴朔望、春秋祭祀传统，累计已祭祀1百多位儒学先贤，获得了广泛关注，共有2千多人参与祭祀。还通过讲学和祭祀，已向外界赠阅10多万份普世儒学《儒学新编》公益读本。
儒家忏悔堂成立以来，先后有20万人通过网络忏悔，免费发放10万份忏悔书，2万多人现场忏悔，3千多对婚前男女忏悔，1千多对闹离婚的夫妇忏悔后家庭复合了，200多监外执行的服刑人员通过忏悔获得了良好的改造效果，先后被国内外各种媒体报道。
普世儒学主张复兴传统身心修炼工夫，这也是中体中用。因儒学传统的中断，世人注重知识灌输，忽视身心修炼工夫，导致成才而不成人，一片戾气，不堪时用。没有工夫，本体无以呈现。没有本体，工夫无以下手。即工夫，即本体，二者不二。也就是说，普世儒学重视工夫，追求落到实处。
普世儒学会通中西，一贯古今，以夏化夷，不反对异端，欢迎他者的批评，认为可以通过他者这面镜子照见自身不足，如对香港新墨家黄蕉风“墨学新编”之《非儒》的包容和支持。
正道沧桑，要走的路很长，也很艰险，应有坚忍之心。杨昌济在《论语类钞》写道：“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
此外，当以有益于天下万世为正念，以待天下五百年王者兴。《礼记·檀弓》云：“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生死，有益于天下之今人，更有益于天下之后人。许多人价值观扭曲，不求有益于天下万世，只求权力、财富、美色、名位等，殊不知，纵使一时声名显赫，权势熏天，死后被扫入垃圾堆的人不知凡几，如古代王侯将相何其多，留下美名的有几个？孔子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畏灾厄；庄子以编卖草鞋为生，穷困潦倒者；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宁愿饿死；周敦颐一个底层小官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魏源不得其志，撰文编书、经商为生，这些人在世都不得志，但是追求有益于人，有益于天下万世，因此名垂青史，备受后人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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