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学为什么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源于千年前湖南的书院兴盛
在文化多元化的南宋社会，书院之学关心政治，崇尚义理，在多数情况下符合统治者的心理需求和治国方略在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背景下，统治者崇文重儒的政策，理学家的刻意追求，文史学家的提倡和推动，印刷术的推广和普及，使书院的蓬勃发展势不可挡，南宋湖南的书院教育事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著名理学家胡安国、胡宏、张拭等在湖南创办书院，传授理学，形成了具有重要影响的湖湘学派。朱熹、陈傅良、真德秀、魏了翁等理学大师在湖南各地书院传道和讲学，程朱、象山、浙东等不同理学学派与湖湘学者展开广泛深人的学术交流和争鸣，极大地丰富了理学的内涵，促进了理学的传播，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南宋湖南书院教育事业较为繁荣，共兴建书院科所，南宋时期湖南新建的书院是北宋时的3倍以上。南宋湖南书院不仅数量较多，分布地区也较广泛，摆脱了北宋书院集中于湘江流域的几个地区的局面，由南宋以前几个点向湖南全省呈扇形展扩。南宋湖南共分巧州、郡、军，辖59县。其中12个州、郡、军，28个县设有书院。值得指出的是：永、道两州宋代有5所书院，其中道州镰溪书院曾得到宋理宗亲自题额，南宋时其影响超过一般书院。宋代未能辨明创建年代的十多所书院中，肯定有相当部分在南宋时期得以赓续。因此，南宋湖南书院的地区分布应更为广泛，全省至少有30个县存在书院。
唐宋以来，书院初为士绅归隐山林、逃避现实、赡养天年之处，后来围绕着书，开展读书、藏书、刻书、校书，逐步迈向教书育人的新空间，最终形成进行文化积累、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书院的主持者也实现了从“遁世”到“人世”的跨越，其教育与社会功能得到伸展和强化。南宋湖南书院正是续展了其独特的教学功能和学术特色，由点到面分布到全省的各个角落，扮演与地方官学相鼎立的角色。
书院的赓续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名儒经行之处，山川秀美之地，往往被圈定为理想的立院场所，其办学传统亦易传袭。从湖南书院的地区分布看:长沙巧所，衡阳8所，两郡的书院数占全省总数的50%以上。岳麓、石鼓两书院名列天下四大书院，名宿大儒授业于斯，四方之士负岌而学，人才蔚然而兴，并影响附近地区的文化教育活动。衡山、醛陵、湘潭、常德、茶陵诸县皆有两所以上书院，便是明证。湘南一带书院数量较少，并非完全是缺乏人才之故。如永州地区是南宋湖南的外来文化中心，宋代到达永州的名学者如范纯仁、黄庭坚、苏轼、张孝祥等，总共达五十余人。这些文化名人或贬官或游历，流动性较大，一般不愿以名山大泽寄伴终生，书院之传统亦不浓厚，书院之学终未显达。而湘西广大地带则文化教育普遍落后，又无明显的“外来文化”的滋润，创办书院终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北宋时期创建的书院，如岳麓、湘西等书院皆在北宋末年的战火中化作废墟。其时，虽然有些留心文教的士大夫想维系书院，如胡宏就辞却秦桧的召用，要求修复岳麓书院，并自任山长主持教学，但因为社会的极度动乱等原因，都没有成功。南宋初期近二十年间，整个湖南境内并没有任何书院兴复或创建。经过绍兴年间近三十年的努力经营，南宋政权在湖南的统治得以巩固，社会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既剔夷奸，民俗安静，则葺学校、访儒雅，思存以振起，湘人士合辞以书院请。掀起了一个兴学高潮，这一高潮的到来，主要得力于胡宏、张拭的推动。
胡宏（1106一1161），字仁仲，理学家胡安国次子，学者称五峰先生。他继承父志，以“康济时艰”，振兴道学、风教为己任，是南宋初期最负盛名的理学家。绍兴年间，当他请教于岳麓书院，自为山长而阻于秦桧后，就在湘潭、衡山创建起碧泉书院、文定书堂、胡文定公书院等，收徒讲学，以倡其说。其时，彪居正、张拭、胡大原、吴翌等一大批弟子皆集于门下，“卒开湖湘之学统”。与此同时，胡宏在《碧泉书院上梁文》中又发出了“伏愿上梁以后，远邦朋至，近地风从，袭樱下以芬芳，继杏坛而跄济”的倡议。沉湘学者闻风而动，纷纷创建书院响应。据记载，仅绍兴、隆庆之际十余年时间内，全省就创建或兴复了9所书院，它们是善化县的城南书院、湘西书院，宁乡县的道山书院（又名“灵峰”，亦作“云峰”），衡山县的南轩书院，衡阳县的胡忠简书院，安仁县的玉峰书院，靖州的侍郎书院，辰州的张氏书院，沪溪县的东洲书院，遍布东西，互相呼应，终成“湖湘学派之盛”局面。
张拭（1133一1150），字敬夫，号南轩，卒溢宣公。其学与朱熹、吕祖谦相齐，并称“东南三贤”。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他从学胡宏于文定书堂，以其学识超群，深为五峰先生赏识，曾谓“圣门有人，吾道幸矣”，遂为高足弟子。学成之后他相继创建上述城南、道山、南轩书院于善化、宁乡、衡山等地，倡导师说，将湖湘之学光大于胡氏身后。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抚使刘琪重建岳麓书院，聘请张拭主持教事。张拭为重修书院撰写《岳麓书院记》，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他反对“群居佚谈”，反对“但为决科利禄计”，反对仅为学习“言语文辞之工而已”，坚持辨理欲、明义利、体察求仁、传道济民，将教学与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活动联系起来，以培养出“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的济世人才的办学方针和指导思想。在教学方法和方式上，他力主致知力行、知行互发、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博思审择等，也颇具特色。因此，“一时从游之士，请业问难者至千余人，弦诵之声洋溢于衡峰湘水”。（杨锡级:《城南书院志·盛极当年的改建书院叙》）湖湘学派最终得以奠定规模于岳麓书院。受其影响，自淳熙到绍熙年间仅二十年时间内，湖南又重建了著名的衡阳石鼓书院，创建了茶陵明经书院、兴宁辰冈书院、桂阳石林书院、武冈紫阳书院、湘潭主一书院等。
创办书院、讲学传道不仅在湖南范围之内形成高潮，而且波及四邻。如张拭自己曾宦游袁洲、桂林，两地即有南轩书院、宣成书院之建。其学生也是到处传道，吴猎（曾任岳麓书院堂长）任广西路转运判官，即建桂林精舍，寻先师旧规“与周志共学焉”；李值讲学夔州、传道巴蜀，吴猎亦安抚四川，湖湘之学终于陶成“二江诸儒”；中路重镇江陵作为张拭及吴猎、赵方等“岳麓臣子”的经世之地，更使后学受惠于遗风余泽。几此种种，说明湖南的兴学运动实有输出之势。
张拭之后，其弟子胡大时、彭龟年、游九言、游九功续传湖湘学，湖南学术大兴，人才蔚起，颇具规模。以碧泉、文定、岳麓、城南为代表的书院群已成为湖南地区的理学大本营，在学术思想_L形成一个强大的人才群体。《宋元学案》共立案学者988人，该书中仅《岳麓诸儒学案》就列有学者46人，其中较著名的达30余人。（《宋元学案》卷71）正如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所言:“张拭主岳麓教事，从学者众，因而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
南宋时期，湖湘学派在政治上坚决主张抗金，反对和议，倡导“民为帮本、本固邦宁”，提倡“恤民”、“养民”。在教育思想上继承先秦儒家重道德教育的传统，把教育和个人修养结合起来，把“性”上升为宇宙本体论范畴，以“知性”、“复性”为教育目的，以“传道济民”为己任，培养有体有用的人才，在教学内容上注重把儒家经典与实物实事相结合。在教学方法上主张致知力行，学思并重，居敬穷理，博约相须，存养省察，形成独特的学风。这种学风对湖湘学派传道求仁、践履求实，关心现实、经世致用，不囿成见、兼容并蓄的核心思想形成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乾道三年（1167年），理学家朱熹闻张拭阐胡氏之学于岳麓，不远千里而来访学，更证明了湖湘之学及其所凭藉的书院在当时社会中的影响之大。朱张会讲，以岳麓书院为中心，并往来于善化（今长沙）城南、衡山南轩二书院，以“中和”为主题，涉及到太极、乾坤、心性、察识持善之序等理学普遍关注的问题，讲论两月有余，“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侏泅之目焉”。（赵宁《岳麓书院志》卷3）这次学术活动，首开书院会讲、自由讲学之风，是湖南学术、书院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它对朱熹来讲也是不能忘怀的，在后来的诗文中，他曾多次提到张拭对其集理学之大成的导启之功，后此十二年即淳熙六年（1179年）兴复白鹿洞书院时，他也曾数次援引岳麓之例而奏请最高当局的帮助。因此，我们认为，湖南创复书院的运动对朱熹有着深刻的影响，或者说朱熹兴复白鹿洞是从他当年访学湖南书院获得启示的结果。而后来他知潭州，为石鼓书院作记，兴学岳麓书院等又推动了湖南书院的进一步发展。
宁宗前期，受“庆元党禁”之累，韩倪胃当权，理学被斥为“伪学”，悬以励禁；理学家被称为“逆党”，纷纷驱逐，“老师宿儒，零替殆尽；后生晚辈，不失典型”，（魏了翁《鹤山大全文集））卷16）作为理学和理学家大本营的书院亦倍受冷落，自庆元到开禧年间（1195一1207年），全国仅兴建了5所书院。但湖南并未受此影响，庆元中澄州建有深柳书院，开禧中衡山又兴复创建于唐代的南岳书院，“仿四书院之制”设教官，置学田，搞得有声有色，这可能与湖湘之士在抗金北伐的问题上与韩倪胃主张一致有关。嘉定以来，党禁既开，理学逐步抬头，开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宗学说，理学大儒周敦颐、程颖、程颐、朱熹、张拭、吕祖谦等分别追溢为元公、纯公、正公、文公、宣公、成公。自此之后“不惟诸儒之祠布满郡国，而诸儒之书，家藏人诵”，（魏了翁《鹤山大全文集》卷48《长宁军六先生祠堂记》）传播理学的书院随之兴盛起来。到理宗时代，程朱理学官方哲学的地位正式确立，对书院更是大加褒扬，或赐书颁额，或赐田设官，又将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统一的教规颁行天下，使书院的发展步入高潮。其时，由于真德秀、魏了翁两位理学重臣的倡导，湖湘后学以继起先贤，讲求学术为荣耀，先后创建了湘乡涟滨、安仁清滨、鄙县台山、靖州作新（以上建于嘉定年间）、善化丽泽、醋陵西山、龙阳龙津、澄州范文正公、兴宁辰冈、临武环绿、黔阳宝山、靖州鹤山（以上建于理宗时代）12所书院，将湖南书院建设再次推向新的高峰。
咸淳九年（1273年），元兵攻克襄阳，进逼湖南。因此，保家卫国、争取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就成为湖湘子弟的主要任务。书院师生大多参加了抗元斗争，其中以包括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在内的“潭州三学”师生的事迹最为典型。德佑元年（1275年）九月，湘阴失陷，元右承相阿里海牙兵围潭州，安抚使李莆（原为衡阳石鼓书院学生）率军民固守城池，开始了艰难的潭州保护战。起初，“三学生”在尹谷的带领下撤至城中坚持学习，“犹不废学业”。当战斗进人最激烈的阶段，他们又毅然放下书本，“荷戈登啤”，与军民“乘城共守”潭州。到年底，矢尽粮绝，以致罗雀掘鼠充饥，在战局难支的情况下，李莆杀身殉国，尹谷举家自焚，“诸生百人往哭”，带着悲愤投人了最后的战斗。除夕，城破，“死者什九”!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们英勇不屈，顽强战斗，与城池共存亡，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高尚的民族气节，秉承了湖湘学派致知力行、践履求实、传道济民的优良传统，扩大了理学在官方和民间社会的影响力。
理学又叫道学、察学、新儒学，是以孔孟伦理道德为核心，吸取佛道两家思想资料和思辨方法，运用一系列新的范畴和命题去探讨宇宙本体论、人性论、认识论、知行观等问题的全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它创举于北宋，其开山祖周敦颐是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并在治平、熙宁间通判永州权兼邵州事，迁知郴州；奠基人程颖、程颐兄弟皆从学周敦颐，其足迹虽未至湖南，但传其道于东南的高足弟子杨时则在绍圣初（1094年）知浏阳县事。可见，湖南与理学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但是，理学的发展和当时的书院没有太多联系，周、杨在湖南的布道主要是凭藉学校进行的，周敦颐在邵阳就曾迁建州学，并讲学其中。书院和理学真正联系到一起并形成一种一体化结构，还是南宋的事。
最先将理学和书院结合到一起的是湖湘学者。“湖湘学派之盛”是和书院运动的高潮一同到来的，当时，儒学最主要的传播机构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系统，仍是“文具胜而利禄之意多，老师宿儒尽向之”，朱熹也认为中央太学与地方官学，多为声利之场，极少讲学，虽然道学家们曾亲临学校讲学，重建新修，作记规劝，思有以振起，但终因积重难返，极难奏效。因此，要想传播新的理论，必须另辟新的途径。诚如朱熹在《石鼓书院记》中所指出的那样：“仰令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德行道义之素，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士之有志为己者，盖羞言之。是以尝欲别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唐以来的书院正好建于形胜风景之区，有山川之胜，而无市井尘声，且自拥学田，富有藏书，能够使人远离声利之场，安于学业，静心修身，自此它就成了道学家们所钟爱的布道之地了。当年，张拭见“背陵而面壑，木茂而泉洁”的岳麓书院，就“爱其山川之胜，堂序之严，徘徊不忍去”就是这个道理。就这样，在南宋初年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进人集大成阶段的理学和已有几百年历史的书院联系到了一起。其后，它们互为表里，在中国历史上隐显同时，盛衰共命，形成了一种一体化结构。如前所述，胡安国、胡宏父子建文定、碧泉而有湖湘学统之开，张拭建城南、道山、南轩，与同窗彪居正先后主讲岳麓，则最终奠定了学派的规模，并将其推向省外。
南宋时期，理学与书院的结合，使书院的创建数量大增。据统计，南宋时期全国书院的数量占两宋总数的78.6%。以一些著名书院为中心的理学学派也相继形成，如以白鹿洞书院为中心的程朱学派，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湖湘学派，以象山书院为中心的象山学派，以东莱书院为中心的婆学学派等。这一时期的一些著名书院，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教学机构，它承当学术研究、传播思想、社会教化等方面的功能，在学术较为自由、理学地位彰显的南宋社会，这些书院作为学术文化的中心，无疑在官方和民间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湖湘学派作为南宋理学的一个重要的流派，宗师于理学大师周敦颐，传播理学必须突出周敦颐作为理学开山宗师的地位，特别是宋理宗对道州镰溪书院亲自题额后，周敦颐的学术影响大大增强。南宋时期，仅湘南地区就出现了四所以其号命名的书院，它们是郴州的镰溪书院、永兴的镰溪讲堂、道州的漆溪书院、宁远的镰溪书院。这类书院既具纪念性，又倡明、传播理学。诚如宋儒高斯得在《宝庆府镰溪书堂记》中所言:“惟先生卓然特立于圣人绝响之后，亲承沫泅道统之传，二程先生受业者也。先儒拟以颜、孟，然则舍夫子无以拟先生矣。”在湖南理学学者看来，创建书院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将最高统治者的奖掖与书院的学术宗旨结合起来，使书院成为理学的传播和研究基地，而非传统意义上单纯为官方培育科举人才的官学。南宋末年著名理学学者杨允恭在《镰溪书院御书阁记》中对书院的性质提出了较为深刻的见解:“国家之建书院，窟笔之表道州，岂徒为观美乎?岂使之专习文词为决科利禄计乎?盖欲造就人才，将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士之由是路出人是门者，盖亦果确用工希贤希圣，……”传道济民是书院创建者的苦心孤诣，能够担当起这种大任的书院掌门人必须是精通性理之学的著名学者，南宋湖南一些著名书院的创办者如胡宏、张拭、陈傅良、杨允恭、魏了翁、真德秀等都是具有较大影响的理学大师，这一具有一定规模的著名理学学者群体为理学在湖南乃至全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理学的传播，首先需要在书院培养一大批具有相当素养的理学门徒。湖南各书院的山长，都注意对生徒的学行的教诲，在理论教育上颇费苦心。张拭对学习性理之道颇有心得，他认为，“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自达，故有赖于圣贤者出而开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化为先务”。川`曰叫而仅仅有教化还很不够，必须在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观察才能体味到理学的精髓，他进而指出:“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毫厘之差，霄壤之谬，此所以求仁之难，必贵于学以明之与。”洲月叫要传道就必须苦心求道，要循序渐进。理学学者赵栉夫在《滚溪小学记》中感叹道:“然性非自来外也，泉养于蒙，水渐于进，循循然无欲速也，勉勉焉无自画。待其时气化，心自开明，然后精以四书，博以六籍、易通之诚神……”求道不仅是理论上的探求，更需要在实践中感悟，“默识而存之。扩充而达之，生生之妙，油然于中”川（毗）。在日常的伦理行为和经世济民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体现理学的道德理想，这种不尚空谈、关心时世的学风，对整个湖湘文化和理学的学术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湖湘学派在重视“为天地立心”的同时，也关注“为生民立命”。在传播理学的过程中，湖湘学者相信“推古人之言，无不人时事者”（《宋元学案·五峰学案》）。关注社会现实，重视经世致用，使湖湘学派在民间社会的影响力不同于理学其他学派。湖湘弟子不过多地关注功名利禄，在重视诗赋和经义的科举考试中，湖湘学者应举人仕的比例并不高，南宋时期长沙作为全国著名的学术和人才中心，其科举考试的整体水平还不及边远的永、道地区，许多学有所就的湖湘学者以书院为安身立命之处，以传道授业为己任，“为往世继绝学”，使书院作为理学的学术研究基地的地位日益彰显。在南宋中后期，许多理学学派都以理学正宗自居，对其他学派大加低毁，特别是朱学与陆学之间互不相让，竞相攻击。而湖湘学派则表现了不拘一格、兼容并蓄的学风，广泛吸收各家学派的学术思想，在许多学术问题上，不拘先师之见，这种开放的学术风格客观上有利于理学的传播，这也是湖湘学派赓续千年而玄歌不绝的重要原因。
湖南书院为理学其他学派在湘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影响最大是朱学一派。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创立了包括天理论、性论、格物致知论、持敬说等在内的博大而精深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一生曾两到湖南讲学，并为著名的石鼓书院作记，为湖南学术繁荣和书院发展作出了贡献。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偕林择之、范伯崇首次到湘，与张拭论学于岳麓、城南书院，并同游南岳、布道南轩书院，史称“朱张会讲”。这次会讲，从学术流派来讲是闽学与湖湘学派的交流，它比鹅湖之会（1175年）和朱熹与陆九渊讲君子喻于义于白鹿洞（1181年）都要早，可以说是首开不同的学派以书院为讲坛进行交流切磋的记录，促进了书院和理学的联系。这一行动本身，亦开自由讲学、会讲、讲会之先河，对于书院制度的发展意义重大。此行对朱熹来讲，既从张拭“识乾坤”、“始知太极蕴”，使正在形成中的思想体系得到了有用的养料，又获取了对书院深切的感知，为其日后对书院建设的贡献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淳熙十五年（1186年），宋若水修复石鼓书院，朱熹为作《石鼓书院记》“以诏后人”，在记中他抨击了“学校、科举之意乱焉”的情况，指出:“使人见利而不见义”，“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不可以是为适然而莫之救也!”救弊之策，则十分推崇张拭在《岳麓书院记》中提出的辨义利、体察求仁等那一套，认为“昔吾友张子敬夫所以记夫岳麓者语之详矣；……又何侯余言哉”。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以安抚使知潭州，再临湖南。在任虽不久，但对书院建设特别重视，除为岳麓书院设讲书执事等以掌教、置田五十顷，增额外生十员，颁《白鹿洞书院揭示》以代学规，请陆九渊讲学外，还筹划更建岳麓，重修湘西书院。政暇则亲往州学、书院讲学督课。这时的朱熹已不同于27年前的访学者，已是一个完成了理学集大成的大思想家，而且还是安抚湖南全境的行政长官，声感并重，因而前来问学者不绝于途，以至有“道林（寺）三百众，（岳麓）书院一千徒”的时谚留下。朱熹一生敬重张拭，且二人学术同源于二程，又十分接近，因而自乾道会讲以来，湖湘学者即视朱张为一体，闽湘二派由此日渐交汇而成朱张学统（或称学系道统），得以流行于三湘四水之间。
“庆元党禁”之后，真德秀、魏了翁又在湖南大力推行朱张之学。真德秀（1178一1235年），字景元，号西山，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学崇朱熹，自谓“私淑而有得”。魏了翁（1178-1237年），字华父，号鹤山，邓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学崇朱熹、私淑张拭。两人都是南宋后期最重要的理学家，合称“真魏”。程朱理学的复盛和最终成为官方哲学，多得其力。真、魏二人都曾宦游湖南有年，真德秀尝以湖南安抚使知潭州身分令湘乡知县徐质夫建镰溪书院，并题其堂曰“春风”;魏了翁则滴居靖州七年（1125-1231年），建鹤山书院以讲学，对弘扬理学孜孜以求，告诫生徒“穷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天德”。魏知潭州（1234年），以朱张之学大力正“怅怅然无所归”之湖湘弟子;真则到岳麓书院主持祭典，发布《劝学文》、《潭州示学者说》，宣扬朱、张二先生之学，源流实出于一，而所以发明究报者，又皆集诸老之大成，理义之秘，至天复余蕴，盛赞他们给湖湘带来的“学术源流之盛”，并承其辨明义利之绪，继续用“敬身而成德”，具人理以别禽兽之论劝勉士人。孜孜如是者前后十余年，朱张之学遂成湖湘学术的正宗。
朱张学系是凭藉书院而成长壮大的，属于这一派流的书院很多，除上述提到的岳麓、湘西、石鼓、道山、南轩、城南、鹤山、滚溪诸书院外，在平江有吴雄的阳坪书院，湘潭有钟震的主一书院，瞻陵有黎贵臣的昭文书院，常宁有袭梦锡的芹东书院、王习隐的鹅湖书院，黔阳有饶敏学的宝山书院，靖州有黄桨的作新书院，武冈有何季羽的紫阳书院等，这些书院的创建者、主持人，或从学张拭，或受业于朱熹，亦有兼师朱张的。正是他们的努力，得将朱张之学传播并根植于湖湘大地，也正是这学术的传播使书院在湖南繁荣昌盛起来。湖南书院曾为永嘉学派提供过讲坛，永嘉学派由薛季宣开创，陈傅良使其灿至益盛，它以反对容谈性命，主张学以致用、开物成务、作事建功为特点，故又称事功学派。陈傅良（1137-1203年），字君举，号止斋，温州瑞安（今属浙江）人淳熙卜五年（1188年）曾为潘畴修岳麓书院作记，并受山长顾祀、堂长吴猎之请讲学岳麓。绍熙初（1190年）他由知桂阳军迁提举荆湖南路常平事，茶盐转运判官，所到之处多讲学训士，其时湖湘学派盟主张拭已逝世，而两派又有注重经世济民、实践躬行的共同点，因而“君举到湘中一收，收尽南轩门人”（《朱子语类》卷123）。可见，永嘉学派对湖湘一派书院的发展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对湖南经致世用学同的形成亦起过积极的作用。相传吕祖谦曾到过湖南，因而醛陵、长沙分别有莱山、丽泽书院之建。湖南书院和金华学派由此亦发生了联系。
总之，理学的朱、陆、浙三派对湖南均有影响，吸引了很多士子，而各派又是专尚学术，非官学所能满足，于是各自立书院，其师既段，诸弟子或群居不散，或学归各地，或另创书院，或掌教，或会师，守师承，传学旨，于是各地书院随理学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理学的发达，固然有自身的优势，然书院都是其繁殖、发展的凭藉之所，湖南书院与理学有着血缘之亲，二者互为因果，不可或缺。
来源：《现代哲学》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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