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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王道政治非儒家最高理想,大同社会才是最高理想

2017-06-14 韩星 大同思想网 大同思想网


王道与大同

——以《论语》“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章为中心

 

 

摘要:时论有言孔子儒家的政治理想是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本文以《论语·雍也》篇“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一章为中心,首先比较齐鲁两国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由此导致的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的不同发展道路。其次通过历代对这一章注释的疏解,说明齐一变至于鲁是指由霸道王道,鲁一变至于道是指由小康变为大同。最后梳理儒家经典常把“五帝三王”分言,表明五帝是大同时代,三王是小康时代。前者是最高理想,后者是一般理想。今天,我们继承中国古代的大同小康的基本思想和理念,同时结合当代人类文明的丰富成果,立足传统,延续命脉,面向世界,建设小康,走向大同。


关键词:儒家政治哲学;《论语》;王道;大同;五帝;三王

 

时论有言孔子儒家的政治理想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是儒家以三代圣王之治为历史原型建构起来以解决‘政道’问题的理想模型”“‘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就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就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王道政治是对民主政治的扬弃与超越,是人类迄今所能构想的最完善的政治……不仅是在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也为人类政治指出了一个新的理想、开出了一个新的路向。”[①]


果真是这样吗?王道政治固然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但并不是最高政治理想,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本文试图通过以《论语·雍也》篇“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一章为中心来讨论这个问题。


一、齐鲁两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论语·雍也》载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对此章如何理解?先得从齐鲁两国的历史文化渊源说起。


西周初年周公封于鲁,建立了鲁国,太公封于齐,建立了齐国。两国建立之后,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治国方略与具体政策,便逐渐形成齐鲁两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历史上,齐鲁比邻,而文化则有显著差异。


齐地在商以前是单纯的东夷文化,商兴起以后,与商接近的西部、西南部区域受到了商文化的很大影响,给齐地文化增加了新内容。西周初年,姜太公封于齐,起初势力仅限于营丘一带,东夷地方势力还相当强大,即便是营丘,莱侯还要来争。面对强大的东夷地方势力,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即《史记·鲁世家》“简其君臣之礼,从其俗也”的方针,在顺应当地风俗民情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施行周礼,为政简约易行,缓和了姜齐政权与东夷民族的矛盾,为齐国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在经济上,改变周王朝单一的农业政策,因地制宜,提出了“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通末利之道,极女工之巧”(《盐铁论·轻重篇》)等经济措施,使齐国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在运用人才方面,太公“举贤而尚功”,任人唯贤,组成混合统治势力。太公的这些方针、政策影响到齐国的文化上,就形成了与鲁国迥然不同的风格。直到春秋时期,管仲相齐之时,仍然采取“俗之所欲,因而欲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的“令顺民心”(《史记·管晏列传》)的政策。


鲁国曾是商朝旧都庵,周武王封其弟周公旦于此。由于周王朝新立和周公旦的才干,“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是为鲁公”(《史记·鲁周公世家》)。另外,在周代众多的邦国当中,鲁国乃姬姓“宗邦”,诸侯“望国”,与齐为姜姓不同,故“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③周公给鲁国和同在商地的卫国规定的治国方针与晋等国家有异,“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这就是说,要在因商之政治商之民的同时,还必须依照周人法度重新分配境内的土地和制定供赋徭役的等次。“周索”即周法,是周公设计的,而鲁国则是他的家族的直辖国土,故《左传·定公11年》称鲁公“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以昭周公之德”。鲁公伯禽走得更远,他拒绝顺从鲁地原来的习俗以开导民心,而是坚持用周礼变革商政。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载鲁公伯禽与齐太公吕尚同时赴任封国,太公治齐五月报政周王朝。周公问:“何疾也?”太公说:“吾简其君臣之礼,从其俗也。”而伯禽治鲁,三年报政周王朝。周公问:“何迟也?”伯禽说:“齐其俗,革其礼。”这里主要记载的是鲁公伯禽与齐太公吕尚治理两国政策的差异。《说苑•政理篇》的记载似乎更为详尽:

 

伯禽与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国,三年,太公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疾也?”对曰:“尊贤,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泽及五世。”五年,伯禽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难?”对曰:“亲亲,先内后外,先仁后义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鲁之泽及十世。”此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政也。齐之所以不如鲁,太公之贤不如伯禽也。

 

这里除了政策的差异还论及政策背后的文化精神以及由此导致的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的不同发展道路。


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具体治理措施分别是礼治和法治。据《淮南子•齐俗篇》曰: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其后齐日以大,至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削,至三十二世而亡。

 

因礼制的基本精神是“尊尊亲亲”,可见鲁是完全贯彻宗法礼制的,搞世卿世禄制,宗法势力很大,社会发展缓慢,逐渐走向衰弱。齐则举贤上功,任用异姓贤才,实行法治,虽然一度称霸,后来却为田氏取代。征诸史实,进入春秋时期,管仲相齐,在继承姜太公治国方针的基础上,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改革,并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推行开来,政久成俗,给齐文化注入了新的因素。而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而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平定天下,都有卓著的功勋。因此,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还得到了不少特权,特别是礼乐文化的特权。鲁国到春秋时期仍然能够坚守周礼。


《左传•闵公元年》曰:齐仲孙湫来省难。仲孙归,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又《昭公二年》曰: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礼记·明堂位》记载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


鲁国建国之地殷商势力极重,伯禽要把鲁国建成宗周模式的东方据点,因此,他们代表周王室担负着镇抚周边部族,传播宗周文化的使命,极力推行周朝礼乐。另外,鲁国适宜农桑,是一个稳定的定居农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礼乐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划分成若干等级的人和谐相处。在鲁国,周礼乃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上至鲁公,下至卿士,无不循礼而动。不论是“国之大事”,还是往来小节,如君位传承、祭天礼祖、对外战争、朝聘会盟,以及燕享、乡射等等无不如此,否则就会遭到指责,甚至被视为“不祥”的举动。周礼由周王室制订,而在具体实施时,各诸侯国一般是各取其需,因地制宜,唯有鲁国始终不忘“法则周公”,祖述先王之训。


二、历代对“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章的注释疏解


关于“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章的主题,包咸注:“言齐、鲁有太公、周公之余也。太公大贤,周公圣人。今其政教虽衰,若有明君兴之,齐可使如鲁,鲁可使如大道行之时。”包注没有从王道与霸道着眼,而是以太公和周公的人格立论,认为太公是贤人,周公是圣人,贤人之治齐不如圣人之治鲁。但齐鲁两国到了春秋时期政教都出现衰微之象,只是程度有所差异。如果两国有明君出世,就会由齐变鲁,由鲁变到大道行之的理想之治。


皇侃《论语义疏》在包注的基础上解释的更为详尽一些:“太公封于营丘之地为齐国,周公封于曲阜之地位鲁国。周公大圣,太公大贤,贤圣既有优劣,虽同致太平,而其化不得不微异。故末代二国,齐有景公之昏闇,鲁有定公之寡德。然其国犹有望、旦之遗风,故《礼记》云:‘孔于曰:吾舍鲁何适耶?’明鲁犹胜余国也。令孔子叹其君之并恶,故有此言也。言若齐有明君,一变便得如鲁太平之日;鲁有明君,一变便如大道之时也。此是引汲之教耳,实理则不然矣。若明君兴之,政当得各如其初,何容得还淳反本耶?”皇侃与包注的诠释意思基本一致,不过他指出孔子在此不是讲实然之理,而是以应然之道对世人的进行引导教化。


韩愈、李翱在《韩李笔解》中引申到了王道和霸道问题,不过韩愈认为:“道,谓王道,非大道之谓。”李翱认为:“有王道是焉,吾从周是也。有霸道焉,正而不谲是也。有师道焉,得天子礼乐,吾舍鲁何适是也。然霸道可以至师道,师道可以至王道,此三者皆以道言也。”韩、李都认为这里的“道”是指王道,李翱更加上了个师道,由齐变鲁,由鲁变到道是指霸道可以至师道,师道可以至王道。这里提出师道是传承韩愈重申儒家师道传统,是有特殊意义的,但与文本的原意并不能合符若节。


宋明儒家把“道”也解为先王之道,朱熹《论语集注》:“孔子之时,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余习。鲁则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但人亡政息不能无废堕尔。道则先王之道也。言二国之政俗有美恶,故其变而之道有难易。”并引程子曰:“夫子之时,齐强鲁弱,孰不以为齐胜鲁也,然鲁犹存周公之法制。齐由桓公之霸,为从简尚功之治,太公之遗法变易尽矣,故一变乃能至鲁。鲁则修举废坠而已,一变则至于先王之道也。”这就是说,齐是霸政余习,鲁犹有先王遗风,由齐变鲁,由鲁变到道是指最终实现先王之道。朱熹还感叹孔子能变之而不得试,所以有留此遗言,让为政者明白施政的轻重缓急次序。


顾炎武《日知录》卷八:“变鲁而至于道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变齐而至于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导德齐礼,导政齐刑之说见于《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只用政治去引导民众,用刑法去惩罚民众,虽然可能畏法而不敢犯法,但缺乏道德自觉;如果用仁德去教导民众,启发他们的道德自觉,同时又用礼去规范他们的行为,民众的行为就能合乎社会的规范,实现社会的治理。概况地说,孔子告诫为政者应以道德教化为主,政令刑罚为辅。


朱熹《论语集注》云:“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认为“刑”、“政”是实现“治”的辅助方式,而“德”、“礼”则是实现“治”的根本的,而“德”又是根本的根本。“简括言之,孔子所觉之治术有三:曰养、曰教、曰治。养教之工具为‘德’、‘礼’,治之工具为‘政’、‘刑’。德礼为主,政刑为助,而教化又为孔子所最重要之中心政策。”[②]按照顾炎武的意思,就是由导政齐刑的治理方式变齐而至于鲁,由导德齐礼的治理方式变鲁而至于道。这是由治理方式而言的,不过,他没有说明“道”是什么?


康有为注此章云:“盖齐俗急功利,有霸政余习,纯为据乱之治。鲁差重礼教,有先王遗风,庶近小康。拨乱世虽变,仅至小康升平;小康升平能变,则可进至太平大同矣。”[③]


杨树达《论语疏证》按:“齐为霸业,鲁秉周礼,则王道也。齐一变至于鲁,由霸功变为王道也。《礼运》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为小康,是王道为小康也。鲁一变至于道者,由小康变为大同也。《礼运》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此道正彼文所谓大道矣。”[④]


大同、小康见于《礼记·礼运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对于《礼运》作者的这一说法,历代就有争议,迄今仍没有定论。但从《礼运》成篇直到唐代,人们对“大同小康”之论是孔子之口未曾怀疑过,但到了宋代,大概与当时出现的疑经思潮有关,《礼运》篇遭到了质疑,认为“大同小康”之论非孔子语。代表性的如朱熹就肯定地说:“《礼运》不是圣人书。”并引胡明仲云:“《礼运》是子游作,《乐记》是子贡作。”因为子游不至至于这么浅陋。[⑤]元代陈澔《礼记集说》引石梁王氏的话说:“以五帝之世为大同,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小康,有老氏意。……所谓孔子曰,记者为之辞也。”[⑥]他自己因此说大同小康之论“非先圣格言也。”[⑦]


明清以降,这一观点似乎成了共识。只有到了近代康有为一反有宋以来的否定之声,对该篇的大同思想特别推崇,认为《礼运》篇“盖孔门之秘宗”,“孔子之真”[⑧],他在《礼运注》中把《春秋》三世说融会进来,“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之道也。孔子生据乱世,而志则常在太平世。必进化至大同,乃孚素志,至不得已,亦为小康。”[⑨]这就把太平世对应大同之道,升平世对应小康之道。


三、五帝三王与大同小康


其实,以五帝为大同,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小康,不见得就是道家思想,正是儒家理想的体现。


以儒家经典为主的古籍常把“五帝三王”连言,《孔丛子·论书》:“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上见尧舜之德,下见三王之义。”《孔子家语·五帝德》:“孔子曰:‘五帝用说,三王有度。’”王肃注:“五帝久远故用说也,三王迩则有成法度。”《尚书纬》曰:“帝者天号,王者人称;天有五帝以立名,人有三王以正度。天子,爵称也。”《白虎通·号篇》:“德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别优劣也。……帝者天号,王者五行之称也。……帝者,谛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蔡邕撰《独断》云:“上古天子庖牺氏神农氏称皇,尧舜称帝,夏殷周称王……”五帝尽管有不同的说法,但一般都把尧舜包括在内,三王一般指三代之王,狭义的是指夏禹、商汤、周文武,广义的是指夏商周三代的明王,周公也包括在内。


《孔子家语》出现了两个五帝系统,一个是孔子转述老子的,《五帝篇》云:

季康子问于孔子曰:“旧闻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实,请问何谓五帝?”孔子曰:“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


这是以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与五行相配的五帝系统。一个是孔子自己构建的,《五帝德篇》宰我向孔子请教五帝的问题,孔子提到了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和大禹,其中前面五位以“帝”号称,只有大禹直呼为禹,显然是把大禹放在五帝以下的三王系列。关于尧、舜、禹《五帝德篇》说:


宰我曰:“请问帝尧。”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能降。伯夷典礼,龙夔典乐,舜时而仕,趋视四时,务先民始之,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内,舟舆所及,莫不夷说。”


宰我曰:“请问帝舜。”孔子曰:“乔牛之孙,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闻于四方,陶魰事亲,宽裕而温良,敦敏而知时,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睿明智通,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尧旧职,躬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载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载。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

  

宰我曰:“请问禹。”孔子曰:“高阳之孙,鲧之子也,曰夏后。敏给克齐,其德不爽,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亹亹穆穆,为纪为纲。其功为百神主,其惠为民父母。左准绳,右规矩,履四时,据四海,任皋繇、伯益以赞其治,兴六师以征不序。四极,民莫敢不服。”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悦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戒。敬承矣。”

 

孔子通过对五帝系统的重新构建,来重建儒家思想的历史文化传统。他虽然谈到了黄帝、颛顼、帝喾,但因为“禹、汤、文、武、周公,不可胜以观也。而上世黄帝之问,将谓先生难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采之辩,暗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则子之问也固矣。”(《孔子家语·五帝德篇》)孔子说大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尚且说不清,而你关于上古之世的黄帝的问题,是老前辈也难以说得清的问题吧。宰我说先代的传言,隐晦的说法,已经过去的事还争论,晦涩飘忽的含义,这些都是君子不谴或不为的,所以我一定要问个清楚明白。


孔子不得已就说:好吧,我略略听说过这种说法……孔子对渺茫的上古历史比较谨慎,以严谨的历史的科学的态度对待五帝三王问题,所以他更多地从尧舜讲起。《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孔子的五帝系统中,尧舜实行禅让,禅位于贤人而不传其子,体现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是孔子和后儒特别赞颂不已的。文武则属于三王,已经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时代了。


由五帝到三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其根本就是由官(公)天下到家天下。《汉书·盖宽饶传》载:宽饶奏封事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说苑·至公》:“博士鲍白令之对秦始皇曰:‘天下官则让贤,天下家则世断,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


阮元《十三经注疏·礼运》引郑玄注:“大道,谓五帝时也。”引孔颖达疏:


自“大道之行”至“是谓大同”,论五帝之善。自“大道既隐”至“是谓小康”,论三王之后。今此经云“大道之行也”,谓广大道德之行,五帝时也。“与三代之英”者,“英”谓英异,并与夏殷周三代英异之主,若禹汤文武等。


 “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即废朱均而用舜禹是也。

   

“天下为家”者,父传天位与子,是用天下为家也,禹为其始也。

    

五帝犹行德不以为礼,三王行为礼之礼,故五帝不言礼,而三王云“以为礼”也。[⑩]


这就把五帝三王时代的本质差异讲的很清楚:五帝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行禅让而有圣德,还用不着礼义;到了三王即夏殷周三代英异之主禹、汤、文、武,就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了,由禹开始传位于子,治理天下就得靠礼义了。


结语


总之,儒家的政治理想是以上古历史为原型建构起来的解决“政道”问题的理想模型,是在历史真实基础上的理想升华,是以向后看的方式表达未来的前进方向。可以分成两个基本层次:一个是五帝“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一个是夏殷周三代英异之主禹、汤、文、武“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这两个时代治理模式不同,前者以道德之治为主,后者以礼乐之治为主。


这两种模式的理想程度不同,前者是最高理想,后者是一般理想。时贤所讲的“王道政治”以三代圣王之治为模板,其实不是最高理想。今天,我们继承中国古代的大同小康的基本思想和理念,同时结合当代人类文明的丰富成果,立足传统,延续命脉,面向世界,建设小康,走向大同。

 

《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①]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蒋庆先生答何谓王道政治的提问》,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us/wdzzsdjzgzzdfzfxjqdwdzz.htm

[②]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60页。

[③]康有为:《论语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2页。

[④]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84页。

[⑤]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六,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240页。

[⑥]陈澔:《礼记集说》,北京:中国书店1994年,第184页。

[⑦]陈澔:《礼记集说》,北京:中国书店1994年,第186页。

[⑧]康有为:《孟子微 中庸注 礼运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37页。

[⑨]康有为:《孟子微 中庸注 礼运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39页。

[⑩]阮元:《十三经注疏》(影印版)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第1413-1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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