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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19年11月7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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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统立宪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尔雅台 今天的中国显然依旧处在传统中国的延长线上。传统中国精致的大国治理技艺，对于佐成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因此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故本文立足于从帝制走向共和这个大的历史变局，围绕从皇统向党统跃迁的内在脉络，探讨现在中国的政制完善，以期有效佐成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周礼的政制理想 《周礼》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首称“惟王”者，盖王者临统无边，明事皆统之於王。是以“辨方正位”，立君治之。此“政统”之所以立也。 君不独治也，又当立臣为辅。故“体国经野”而立六典，“设官分职”以各有所职而百事举。此“治统”之所以立也。 极，中也。言设官分职者以治民，令民得其中正，使不失其所故也。故所谓民极者，善治也，治民之道在是焉。此“道统”之所以立也。 故周礼的政制理想，是道统、政统与治统三位一体。这是理解吾国传统政制的密钥所在。 二、秦制的鼎立 百代皆行秦政法。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之后，废除了“分封制”，改建为“郡县制”，从而奠定了此后长达二千多年的治理格局。至清亡而共和取代帝制，秦制才最终寿终正寝。 政治即治理。从分封制到郡县制，是治理秩序的巨大变革。这也意味着，与治理秩序相配套的政治体制，即政统、治统、道统的咬合机制，毫无疑问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变。所谓的周秦之变，其变即在此。 《周礼》曰“惟王建国”，明事皆统之於王，这是政治或治理的逻辑起点。对于秦制，这个起点便是“皇帝“制度。由周制那种分封的集体的政制统绪，变革为皇帝独尊的政治统绪，政统权源更为单一、规范、透明，显然更有利于超大规模共同体的治理。 王既“建国”，然何以治？“体国经野，设官分职”是也，从而开出了独立于君权的行政治理统绪。而在秦制下，皇帝不再分封与分权，则势必需要更精致的设官分职来佐治，从而诿致治统的巨大变革，宰相登上舞台，官僚制度得于圆成。
分封制下治权其实落在家臣手里，但郡县制度则依赖于庞大的官僚体系。古代中国的治理水平长期居于世界之巅，这显然与秦制精密的设官分职、举贤荐能制度有莫大的干系。 故而，宰相与皇帝共治，是秦制的重要特色。其核心症结，乃在于决策权的圆融。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决策权颇不易稳定，不仅一个朝代多变，甚至一代君王也多有变化和调整。这通常构成了君权与相权相互博弈的空间。 周礼六官，天官为统领为宰相。汉初亦是此制，丞相可独立视事，有仅次于皇帝的权力。但汉武帝时期实行内外朝制度，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被排除在内朝决策之外。
唐代实行三省六部制，由三省组成政事堂，相权被无逢地嵌入这个皇帝统领的最高决策机构；且三省在政策决策过程中有明确的分工与制衡，围绕君权构筑了完善的运作机制。宋代则围绕君权三分，中书治民、枢密主兵、三司理财，相权被进一步分散。
明代朱元璋废丞相，皇帝直接兼任宰相统领六部；但其代后倦政，作为秘书处的内阁便有了集体宰相的意味。清代帝王则相对比较勤政，自雍正以军机处取代内阁，加之六部的权力也比明朝小得多，确乎一个专制制度了。 也许今人会比较偏好汉初，宰相为百官之长。但历史的事实是，这只是短暂的特殊的情况。而大面的趋势是相权分散，环绕于君王周围，往往有多个事实上的宰相，形成以君权为中心的集体治理格局。
正如钱穆指出的，此种集体决策机制，宰相或多或少，可多可少，并无明白规定。但因时应事圆滑推行，在君权相权消长之间达成治理之平衡，颇亦有效。 当然，秦二世而亡了，但秦制却稳定地传承了二千多年。这并不是说秦以后的政制没有发展，有所谓的唐宋变革，变化还是很大的。但较之于周秦之变，这依然只是秦制内部的亚变化和调整。 秦制何以如此稳定？当初为总结秦二世而亡的经验与教训，历史的闪光灯打在了儒生身上。汉初儒生们嘴上经常挂一句话，说孔子是为汉立法。董仲舒的复古改制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就为秦制补上了一条腿：道统。 王夫之云：“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不可亡。”（读通鉴论.卷十五.一三）道统尊于政统，这是秦制最基本的宪政原则。 显而易见，秦制将周礼的政制理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在道统、政统、治统之间三足鼎立，有着非常精致与精巧的咬合及制度安排。且历经绵延的积淀，逐步构建出了这个地球上独一无二的，适应于超大规模治理的政治体制。秦制遂由此成为一种所谓的“超稳定结构”，于是便有了百代皆行秦政法。 三、秦制的检讨 诚然，近人最为诟病者，是莫过于其有一传统之皇室。然正如钱穆指出的，吾国文化能绵历几千年，又其间一统治安之日较长，分崩动乱之日较短，使人生得以宁息，文化得以长养，皇室传统，正亦有莫大之助效。盖皇室乃全国崇仰之最高中心，由此维系各方之团结，政治一统，端赖由此。 这个家天下的皇族集团，又是通过嫡长继承制，以确保王统禅续有序。春秋公羊家们孜孜于坚持嫡长继承制，显然是致力于在传统社会确立皇位一线相承的客观标准。正如钱穆指出的，这是一个“法理”问题，而非血统问题。此种客观明确的禅续规制，无疑非常有助于规避纷争与动乱。看看西史的罗马帝国，看看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便可明了此皇位继承法的不世之功。 君王无法独治，需要设官佐治，《周礼》因此设六官，各有所职而百事举。然观此脉络，六官之制实际上至隨唐发展为尚书六部方才定型，此后则一直延续至明清。 仔细考究便可发现，尚书六部实际上只具备一般的政务执行权，只是《周礼》六官的一个稳定的内核或子集。其实质是完成了决策权（官）与执行权（史）的分离，是官吏分流。这无疑凸显了文官制度的精致与成熟。 文官制度另一个重要特色是科举制。从秦汉的察举制到隨唐开科举，科举制此后一直延续到明清，足有一千多年，极大地塑造了大臣与士大夫的品格，确保了治理统绪的优良品质。 中国传统政制，由科举考试产生的士大夫群体，是政治的实际操作者。学而优则仕，则成为“大臣”。大臣之道，正如王船山指出的，其持大正、平情、静、图远大、养天下之和平，不急一时而忘无穷之祸害，是区别于貌似大臣者的关键处，它显示出真正成熟的政治，显示出责任之重，对政治后果之承担。可见，士大夫群体是培养“大臣”的摇篮，它旨在选拔具有极高的政治品格、和政治实践智慧的政治家。 而且，学而优则仕，士大夫群体勾联着道统与治统。孔子云“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以”字合穷达说，能以道者，即未当大任，亦所谓大臣。达则兼济天下，以贤能治国；穷则独善其身，树良俗于民间。且说个道，便有不可之理在，便有则止之义在矣，看孔孟程朱事君皆如是。正是这个传统恰当地维持了道统与政统的平衡与张力。 显然，秦制围绕皇帝制度，构建出了一套完备的宪政体制，以服务于超大规模的治理。董仲舒云："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政治必须服从于天道信仰，这是最根本的宪政原则。董仲舒又曰："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这便是古圣贤讲的"政治正确"。可见，自孔子作春秋，此后的中国传统政治恒以孔子为依归，血脉相承，绵绵不息。 惜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近人对秦制遂转以负面评价为主，一句“二千年的封建专制”便似乎盖棺定论了。这无疑是大有问题，需要拔乱反正的。只是冰冻三尺，还需假以时日，这里姑且不论。 我们在这里需要特别检讨的是，秦制真是上面说的那样精巧与精致，就没有瑕疵，没有问题？当然是有的。宋儒就讲“三代以下，只是架漏牵补”，他们以三代王道为理想，对秦制的“以力假仁者霸”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明末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更是明确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论断，直陈秦制的核心症结一一皇帝制度，故而颇得今人赞誉而美其名曰“民主思想”。 无庸讳言，秦制整体上是围绕皇帝制度而展开构建的。因此，秦制的得与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成也皇帝制度，败也皇帝制度。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皇室乃全国崇仰之最高中心，由此维系各方之团结，政治一统端赖由此，这是其成。 然而，皇室毕竟是一个家天下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若失去教化，其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而传之子孙的私心，因失去约束而泛滥，则致乱之由也。黄宗羲云：“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故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便是皇帝制度之失。 而且，在这个制度下，嫡长继承制虽然是最为理想的王统禅续机制，但亦时时面临着立贤还是立嫡，后继乏人的困局。我们看秦制下，王朝的周期性更迭，此起彼伏，显然就是根源于这个玩症。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皇室传统也因此无法于大国治理的复杂局面中始终有所作为，从而形成了一个200-300年的治乱周期。先贤“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的理想，孔子念兹在兹的三代治道，始终未能更大放异彩。 四、现代性的冲击 近代以来，在一个古今中西激剧冲突的变动格局中，吾人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首要的选择便是推翻帝制走向共和。这是从根上推倒秦制，从而开启吾人治理秩序的大变革。共和之变，因此乃是继周秦之变后，华夏治理秩序又一次重大的飞跃与重构。 有意思的是，肇始于西人的现代性，其治理秩序变革的主要特征，亦是淘汰传统的王室。随着现代性"人民主权"的降临，且以普世价值的威力全面冲击旧秩序，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正是家族谱系的"政统"。吾人共和之变重构全新治理秩序的努力，因此无逢融入到这个全球化的以政党谱系构建现代性“政统”的时潮之中。 大体说来，基于人民主权，现代社会确立"政统"谱系，有这么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议会主权，即议会成为权力中枢。但议会是一个散众的吵闹团体，所以首先需要一个权源的象征以维系一统，于是便有了君主立宪或如德国的那种虚位总统。又议会的吵闹总是会形成派别，于是发展出政党轮替的竞争机制来组阁，最终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阁来实际行使权力。 第二种方式，是全民总统，即由全体民众选举产生国家元首，执掌权力中枢。但全民推选国家领袖，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平衡，其政党轮替要么均势，要么集权，无疑是一个复杂的程序，需要特定的威权及制度保障。如今天的美国和俄罗斯都是全民选举总统，然其运作方式则有很大的不同。 第三种方式，是全民政党，即由一个代表全民的政党，非经选举而直接承继"政统"，这往往是在大国政制的一统性维系中历史地形成的，我国在"实"的层面就是这种情况。事实上，美国和俄罗斯的人口加起来也不及我国，很难想象，我们作为一个复杂的人口大国搞全民选举国家元首的复杂度和风险，而一个全民政党强有力的维系显然重要得多。 本质上，现代性的人民主权对于"政统"确立的影响，是以政党政治取代了家族政治。虽然今天的世界，依然有少数国家（如中东的情形）保留着传统的家族治理，但其总体趋势，是政党政治的普遍确立。政党要么通过议会组阁，要么参与全民选举，亦或是立足全民党，从而确立现代国家"惟王建国"的治理谱系。参见下图：
可以看出，无论是议会主权如英国，还是全民总统如美国，政党都需要经过多党之间的政治博弈，经过这么一套选举流程，才能登基延续“政统”。竞选政党是在一个业已完善的国家政治平台上，有不同社会力量、利益集团进行政治博弈的工具和形式。 毫无疑问，基于政党制度的现代性政治统绪，显然需要依赖于一套精致成熟的政治博弈平台，且构建这类平台无疑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它很明显地受到不同的文化心理和治理传统的影响。我们看俄罗斯的情况就清楚了，从当初叶利钦全盘西化学美国，到今天俨然集权于一身的普京大帝，在名与实之间，就凸显出了这个制度运作的摩擦和成本。 五、全民政党及其政统独特性 现代中国的政制发展，无可避免地遵循了从皇统到党统跃迁的内在脉络。民国开启了共和，黄仁宇有个评价，就是国民党成功地改造了这个社会的上层结构，并在蹒跚中形成了以党治国的机制。犹汉承秦制，共和国同样继承了以党治国的政治遗产。党领导一切，这种全民党的政治统绪，终于成功引领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事实上，民国初年从总统制到内阁制都水土不服，凸显了政制发展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盖议会主权其实是一种拼凑的政统结构，依赖于集体的威权共识，低效且脆弱，大抵只能是一种郡县规模的治理。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能成功实行议会主权的只是极少数国家，而且规模都有限。
而全民总统，则依赖于其背后的政党力量，如美国相爱相杀的两党制，俄罗斯则依赖普京大帝的威权性政治力量的集结。设想当初袁氏当国，若其不荒唐称帝，鼎力出稳定的总统制亦未可知，惜历史不能假设。不幸吾人的现代化是从一个陷入衰退的乱世中展开的，救亡图存是主旋律，显然无法担当此种政制变革及制度运作的摩擦和成本。 因此，在近代中国的救亡语境中，故很容易发展出以救国和建国为目标的全民政党。盖吾国传统政治长期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是一个皇室—国家的治理统绪。以一个先进的政治团体取代皇室而成为核心领导力量，只是立皇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但整体治理统绪却显然依旧在清晰的传承。这无疑是一种最小成本的变革策略。 所以，有人说，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传统中国的延长线上，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只有回到中国的大国治理谱系的脉络中，才能理解今天的政党—国家的治理统绪，才能因应时代反本开新，发展出更具活力的政治文明。 然而，学界往往囿于西人政治学的主流观念，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政党与竞选划上等号，而忽视全民政党的政统独特性。本质上全民党的政治统绪，乃是把多党的政治博弈与选举，转化为党内的政治博弈与选举，从而更有利于超大规模治理的政统禅续。
须知全民党的政制，显然不是政治人物一时心血来潮之作，而是从晚清以来的不断动荡和不断探索中趟出来的，无疑是更符合中国国情的低磨合成本的制度选择。 总之，全民党的政治统绪，是现代性条件下，适应超大规模共同体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奠定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底座。因此，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全民党的治国之道，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由此开出了一种全新的“复古更化”的宪政方向，我们称之为“党统立宪”。 五、党统立宪 最近中央在部署会议，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其总体目标是： 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
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我们认为，这个工作的核心主线正是“党统立宪”，以政统的规范性构建为纲，从而系统地推进和完善国家政制，致力于国家发展和长治久安。 当然，“党统立宪”的一些规范性工作仍然纷繁复杂，兹讨论如下几个重要方面： 其一，党的国家化。我们习惯于把外国王室，如英国女王、日本天皇、秦国国王，自然而然地视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但却把全民政党排斥国家机构以外。于是，往往有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也有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有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也有国家监察委员会，虽是一套人马，但两套牌子正说明了全民党的非国家机构地位。 全民党承系政统，自然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完善国家治理体系，首先就是要从规范全民党的国家地位开始。全民党垂承了皇统，其地位大致与秦制下的皇室类似，其治统、道统之间的咬合制度皆可以系统地借鉴。 其二，国家元首制度。党领导一切。故在“实”的层面，总书记成为事实上的国家元首或总统，实际上是确立了一个重大的宪政原则：党的领袖即国家领袖。党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党内民主产生的领袖即可认为是全民选举产生的国家领袖。 犹如皇帝的嫡长可以很自然很顺利成章地登基为下一任国家元首，党通过周期性选举产生党的领袖，同样可以很自然地登基为国家元首。这正是全民党的王统禅续谱系。如果我们转不过弯，原因盖在于我们的政党观念是西人的那种竞选政党，而不是全民政党。 其三，禅续有序。党国体制下，如何确立至高极崇的君权禅续谱系，以有效维系政治一统？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是，公羊家们坚持的嫡长继承制显然不再适用了，党通过周期性选举产生党的领袖，无疑是一种新时代的“皇位继承法”。 全民政党，是把党建设为一个“选贤任能”的大平台、大熔炉，故本质上是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基于尚贤的选举体制。现有8000多万党员，遍布社会各个领域，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并通过不断加强党性修养、组织与制度建设、以及实践考验，形成层层历练和筛选的贤才培养和晋升通道。从党代表到中央委员，再到政治局，形成一个层层递进的遴选机制，最终产生党的领导核心。这是一种全民党的梯级举贤制，是新时代的“皇位继承法”。 其四，干部的科举化。作为垂承了皇统的全民党，如何确保能比过去的皇室活得更长久？本质上，只有孔子的道统传承万世一系，而士大夫便是道统的传承者。故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乃在于从一个革命的政党，转变为一个士大夫们的政治同盟，成为士大夫治国统绪的自觉继承者。 对于今天的全民党而言，党的干部就是“士”，重开科举以取士，必能从根本上提升党的干部素质，提高党性修养。必能充分借鉴传统政制长期积淀的优秀治理技艺，形成更加扎实的贤才培养和选拔机制。必能进一步完善全民党的梯级举贤制和“皇位继承法”，构造出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选贤任能”的选举体制，夯实全民党作为政治博弈平台较之竞争政党的制度优势。 其五，协商民主。党内民主是一个政统延续的问题，协商民主则是一个治统方面扩大民众治理权，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人大和政协其实都是一种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其中，人大是块块代表制，按地域配置民意代表；而政协则是条条代表制，按传统利益集团配置民意代表。这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条条块块格局的民主协商制度。 所以，要改变名实分离的困境。人大只能是一个民意机关和立法机关。一切权力归人民，但不能简单地由人大这种代表制来代表人民。同样，政协作为一个重要的咨议机构，也是国家机构，宪法中当有此设置。 此外，重开科举取士培养的干部，一方面可以入党进入全民党的体制，还可以通过竞选进入人大之类的立法机关，或以资深身份进入政协。有多种通道参与国政治理，这就构筑出一个立体的多方位的选贤任能的机制和舞台。民主的价值和意义，显然就在于能够为儒家所孜孜的“贤能治国”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 其六，人民道统。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这便成了全民党的“祖宗之法”。所谓人民的根本利益，无疑就是尚书讲的“民之所欲”。《尚书》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又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是民意，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无疑趋向了道心。 道心即天心。我们这个党所奉为圭臬的这个“人民”，便一步一步，在一个现代化的西化时潮中逐步靠向了儒家天命。 国家领导人曲阜讲话，则显然是进一步自觉地拉开了向儒家道统复归的大门，使党统立宪成为可能。
其他
从皇统向党统跃迁：党统立宪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简介：陈绪平，男，字子茂，号尔雅台，西历1969年生，湖北阳新人。长期从业于互联网科技界，曾任阿里巴巴资深架构师，现任某上市公司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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