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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皇统向党统跃迁:党统立宪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尔雅台 大同思想网



党统立宪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尔雅台


今天的中国显然依旧处在传统中国的延长线上。传统中国精致的大国治理技艺,对于佐成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因此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故本文立足于从帝制走向共和这个大的历史变局,围绕从皇统向党统跃迁的内在脉络,探讨现在中国的政制完善,以期有效佐成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周礼的政制理想
 
《周礼》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首称“惟王”者,盖王者临统无边,明事皆统之於王。是以“辨方正位”,立君治之。此“政统”之所以立也。
 
君不独治也,又当立臣为辅。故“体国经野”而立六典,“设官分职”以各有所职而百事举。此“治统”之所以立也。
 
极,中也。言设官分职者以治民,令民得其中正,使不失其所故也。故所谓民极者,善治也,治民之道在是焉。此“道统”之所以立也。
 
故周礼的政制理想,是道统、政统与治统三位一体。这是理解吾国传统政制的密钥所在。
 
二、秦制的鼎立
 
百代皆行秦政法。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之后,废除了“分封制”,改建为“郡县制”,从而奠定了此后长达二千多年的治理格局。至清亡而共和取代帝制,秦制才最终寿终正寝。
 
政治即治理。从分封制到郡县制,是治理秩序的巨大变革。这也意味着,与治理秩序相配套的政治体制,即政统、治统、道统的咬合机制,毫无疑问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变。所谓的周秦之变,其变即在此。
 
《周礼》曰“惟王建国”,明事皆统之於王,这是政治或治理的逻辑起点。对于秦制,这个起点便是“皇帝“制度。由周制那种分封的集体的政制统绪,变革为皇帝独尊的政治统绪,政统权源更为单一、规范、透明,显然更有利于超大规模共同体的治理。
 
王既“建国”,然何以治?“体国经野,设官分职”是也,从而开出了独立于君权的行政治理统绪。而在秦制下,皇帝不再分封与分权,则势必需要更精致的设官分职来佐治,从而诿致治统的巨大变革,宰相登上舞台,官僚制度得于圆成。

分封制下治权其实落在家臣手里,但郡县制度则依赖于庞大的官僚体系。古代中国的治理水平长期居于世界之巅,这显然与秦制精密的设官分职、举贤荐能制度有莫大的干系。
 
故而,宰相与皇帝共治,是秦制的重要特色。其核心症结,乃在于决策权的圆融。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决策权颇不易稳定,不仅一个朝代多变,甚至一代君王也多有变化和调整。这通常构成了君权与相权相互博弈的空间。
 
周礼六官,天官为统领为宰相。汉初亦是此制,丞相可独立视事,有仅次于皇帝的权力。但汉武帝时期实行内外朝制度,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被排除在内朝决策之外。

唐代实行三省六部制,由三省组成政事堂,相权被无逢地嵌入这个皇帝统领的最高决策机构;且三省在政策决策过程中有明确的分工与制衡,围绕君权构筑了完善的运作机制。宋代则围绕君权三分,中书治民、枢密主兵、三司理财,相权被进一步分散。

明代朱元璋废丞相,皇帝直接兼任宰相统领六部;但其代后倦政,作为秘书处的内阁便有了集体宰相的意味。清代帝王则相对比较勤政,自雍正以军机处取代内阁,加之六部的权力也比明朝小得多,确乎一个专制制度了。
 
也许今人会比较偏好汉初,宰相为百官之长。但历史的事实是,这只是短暂的特殊的情况。而大面的趋势是相权分散,环绕于君王周围,往往有多个事实上的宰相,形成以君权为中心的集体治理格局。

正如钱穆指出的,此种集体决策机制,宰相或多或少,可多可少,并无明白规定。但因时应事圆滑推行,在君权相权消长之间达成治理之平衡,颇亦有效。
 
当然,秦二世而亡了,但秦制却稳定地传承了二千多年。这并不是说秦以后的政制没有发展,有所谓的唐宋变革,变化还是很大的。但较之于周秦之变,这依然只是秦制内部的亚变化和调整。
 
秦制何以如此稳定?当初为总结秦二世而亡的经验与教训,历史的闪光灯打在了儒生身上。汉初儒生们嘴上经常挂一句话,说孔子是为汉立法。董仲舒的复古改制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就为秦制补上了一条腿:道统。
 
王夫之云:“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不可亡。”(读通鉴论.卷十五.一三)道统尊于政统,这是秦制最基本的宪政原则。
 
显而易见,秦制将周礼的政制理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在道统、政统、治统之间三足鼎立,有着非常精致与精巧的咬合及制度安排。且历经绵延的积淀,逐步构建出了这个地球上独一无二的,适应于超大规模治理的政治体制。秦制遂由此成为一种所谓的“超稳定结构”,于是便有了百代皆行秦政法。
 
三、秦制的检讨
 
诚然,近人最为诟病者,是莫过于其有一传统之皇室。然正如钱穆指出的,吾国文化能绵历几千年,又其间一统治安之日较长,分崩动乱之日较短,使人生得以宁息,文化得以长养,皇室传统,正亦有莫大之助效。盖皇室乃全国崇仰之最高中心,由此维系各方之团结,政治一统,端赖由此。
 
这个家天下的皇族集团,又是通过嫡长继承制,以确保王统禅续有序。春秋公羊家们孜孜于坚持嫡长继承制,显然是致力于在传统社会确立皇位一线相承的客观标准。正如钱穆指出的,这是一个“法理”问题,而非血统问题。此种客观明确的禅续规制,无疑非常有助于规避纷争与动乱。看看西史的罗马帝国,看看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便可明了此皇位继承法的不世之功。
 
君王无法独治,需要设官佐治,《周礼》因此设六官,各有所职而百事举。然观此脉络,六官之制实际上至隨唐发展为尚书六部方才定型,此后则一直延续至明清。
 
仔细考究便可发现,尚书六部实际上只具备一般的政务执行权,只是《周礼》六官的一个稳定的内核或子集。其实质是完成了决策权(官)与执行权(史)的分离,是官吏分流。这无疑凸显了文官制度的精致与成熟。
 
文官制度另一个重要特色是科举制。从秦汉的察举制到隨唐开科举,科举制此后一直延续到明清,足有一千多年,极大地塑造了大臣与士大夫的品格,确保了治理统绪的优良品质。
 
中国传统政制,由科举考试产生的士大夫群体,是政治的实际操作者。学而优则仕,则成为“大臣”。大臣之道,正如王船山指出的,其持大正、平情、静、图远大、养天下之和平,不急一时而忘无穷之祸害,是区别于貌似大臣者的关键处,它显示出真正成熟的政治,显示出责任之重,对政治后果之承担。可见,士大夫群体是培养“大臣”的摇篮,它旨在选拔具有极高的政治品格、和政治实践智慧的政治家。
 
而且,学而优则仕,士大夫群体勾联着道统与治统。孔子云“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以”字合穷达说,能以道者,即未当大任,亦所谓大臣。达则兼济天下,以贤能治国;穷则独善其身,树良俗于民间。且说个道,便有不可之理在,便有则止之义在矣,看孔孟程朱事君皆如是。正是这个传统恰当地维持了道统与政统的平衡与张力。
 
显然,秦制围绕皇帝制度,构建出了一套完备的宪政体制,以服务于超大规模的治理。董仲舒云:"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政治必须服从于天道信仰,这是最根本的宪政原则。董仲舒又曰:"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这便是古圣贤讲的"政治正确"。可见,自孔子作春秋,此后的中国传统政治恒以孔子为依归,血脉相承,绵绵不息。
 
惜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近人对秦制遂转以负面评价为主,一句“二千年的封建专制”便似乎盖棺定论了。这无疑是大有问题,需要拔乱反正的。只是冰冻三尺,还需假以时日,这里姑且不论。
 
我们在这里需要特别检讨的是,秦制真是上面说的那样精巧与精致,就没有瑕疵,没有问题?当然是有的。宋儒就讲“三代以下,只是架漏牵补”,他们以三代王道为理想,对秦制的“以力假仁者霸”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明末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更是明确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论断,直陈秦制的核心症结一一皇帝制度,故而颇得今人赞誉而美其名曰“民主思想”。
 
无庸讳言,秦制整体上是围绕皇帝制度而展开构建的。因此,秦制的得与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成也皇帝制度,败也皇帝制度。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皇室乃全国崇仰之最高中心,由此维系各方之团结,政治一统端赖由此,这是其成。
 
然而,皇室毕竟是一个家天下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若失去教化,其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而传之子孙的私心,因失去约束而泛滥,则致乱之由也。黄宗羲云:“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故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便是皇帝制度之失。
 
而且,在这个制度下,嫡长继承制虽然是最为理想的王统禅续机制,但亦时时面临着立贤还是立嫡,后继乏人的困局。我们看秦制下,王朝的周期性更迭,此起彼伏,显然就是根源于这个玩症。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皇室传统也因此无法于大国治理的复杂局面中始终有所作为,从而形成了一个200-300年的治乱周期。先贤“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的理想,孔子念兹在兹的三代治道,始终未能更大放异彩。
 
四、现代性的冲击
 
近代以来,在一个古今中西激剧冲突的变动格局中,吾人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首要的选择便是推翻帝制走向共和。这是从根上推倒秦制,从而开启吾人治理秩序的大变革。共和之变,因此乃是继周秦之变后,华夏治理秩序又一次重大的飞跃与重构。
 
有意思的是,肇始于西人的现代性,其治理秩序变革的主要特征,亦是淘汰传统的王室。随着现代性"人民主权"的降临,且以普世价值的威力全面冲击旧秩序,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正是家族谱系的"政统"。吾人共和之变重构全新治理秩序的努力,因此无逢融入到这个全球化的以政党谱系构建现代性“政统”的时潮之中。
 
大体说来,基于人民主权,现代社会确立"政统"谱系,有这么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议会主权,即议会成为权力中枢。但议会是一个散众的吵闹团体,所以首先需要一个权源的象征以维系一统,于是便有了君主立宪或如德国的那种虚位总统。又议会的吵闹总是会形成派别,于是发展出政党轮替的竞争机制来组阁,最终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阁来实际行使权力。
 
第二种方式,是全民总统,即由全体民众选举产生国家元首,执掌权力中枢。但全民推选国家领袖,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平衡,其政党轮替要么均势,要么集权,无疑是一个复杂的程序,需要特定的威权及制度保障。如今天的美国和俄罗斯都是全民选举总统,然其运作方式则有很大的不同。
 
第三种方式,是全民政党,即由一个代表全民的政党,非经选举而直接承继"政统",这往往是在大国政制的一统性维系中历史地形成的,我国在"实"的层面就是这种情况。事实上,美国和俄罗斯的人口加起来也不及我国,很难想象,我们作为一个复杂的人口大国搞全民选举国家元首的复杂度和风险,而一个全民政党强有力的维系显然重要得多。 
 
本质上,现代性的人民主权对于"政统"确立的影响,是以政党政治取代了家族政治。虽然今天的世界,依然有少数国家(如中东的情形)保留着传统的家族治理,但其总体趋势,是政党政治的普遍确立。政党要么通过议会组阁,要么参与全民选举,亦或是立足全民党,从而确立现代国家"惟王建国"的治理谱系。参见下图:
 

政统
治统
道统
议会民主
(英国、德国)
议会(+虚位元首)
内阁(+三权分立)
上行路线:欧美自由主义(或民族主义)
下行路线:基督教传统(或东正教传统)
全民总统
(美国、俄罗斯)
总统(+背后政党)
总统(+三权分立)
全民政党
(中国)
党的领导
(+人民民主)
集体决策(+多元相权)
上行路线:中式社会主义
下行路线:儒家传统
 
可以看出,无论是议会主权如英国,还是全民总统如美国,政党都需要经过多党之间的政治博弈,经过这么一套选举流程,才能登基延续“政统”。竞选政党是在一个业已完善的国家政治平台上,有不同社会力量、利益集团进行政治博弈的工具和形式。
 
毫无疑问,基于政党制度的现代性政治统绪,显然需要依赖于一套精致成熟的政治博弈平台,且构建这类平台无疑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它很明显地受到不同的文化心理和治理传统的影响。我们看俄罗斯的情况就清楚了,从当初叶利钦全盘西化学美国,到今天俨然集权于一身的普京大帝,在名与实之间,就凸显出了这个制度运作的摩擦和成本。
 
五、全民政党及其政统独特性
 
现代中国的政制发展,无可避免地遵循了从皇统到党统跃迁的内在脉络。民国开启了共和,黄仁宇有个评价,就是国民党成功地改造了这个社会的上层结构,并在蹒跚中形成了以党治国的机制。犹汉承秦制,共和国同样继承了以党治国的政治遗产。党领导一切,这种全民党的政治统绪,终于成功引领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事实上,民国初年从总统制到内阁制都水土不服,凸显了政制发展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盖议会主权其实是一种拼凑的政统结构,依赖于集体的威权共识,低效且脆弱,大抵只能是一种郡县规模的治理。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能成功实行议会主权的只是极少数国家,而且规模都有限。

而全民总统,则依赖于其背后的政党力量,如美国相爱相杀的两党制,俄罗斯则依赖普京大帝的威权性政治力量的集结。设想当初袁氏当国,若其不荒唐称帝,鼎力出稳定的总统制亦未可知,惜历史不能假设。不幸吾人的现代化是从一个陷入衰退的乱世中展开的,救亡图存是主旋律,显然无法担当此种政制变革及制度运作的摩擦和成本。
 
因此,在近代中国的救亡语境中,故很容易发展出以救国和建国为目标的全民政党。盖吾国传统政治长期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是一个皇室—国家的治理统绪。以一个先进的政治团体取代皇室而成为核心领导力量,只是立皇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但整体治理统绪却显然依旧在清晰的传承。这无疑是一种最小成本的变革策略。
 
所以,有人说,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传统中国的延长线上,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只有回到中国的大国治理谱系的脉络中,才能理解今天的政党—国家的治理统绪,才能因应时代反本开新,发展出更具活力的政治文明。


然而,学界往往囿于西人政治学的主流观念,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政党与竞选划上等号,而忽视全民政党的政统独特性。本质上全民党的政治统绪,乃是把多党的政治博弈与选举,转化为党内的政治博弈与选举,从而更有利于超大规模治理的政统禅续。

须知全民党的政制,显然不是政治人物一时心血来潮之作,而是从晚清以来的不断动荡和不断探索中趟出来的,无疑是更符合中国国情的低磨合成本的制度选择。
 
总之,全民党的政治统绪,是现代性条件下,适应超大规模共同体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奠定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底座。因此,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全民党的治国之道,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由此开出了一种全新的“复古更化”的宪政方向,我们称之为“党统立宪”。
 
五、党统立宪
 
最近中央在部署会议,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其总体目标是:
 
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

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我们认为,这个工作的核心主线正是“党统立宪”,以政统的规范性构建为纲,从而系统地推进和完善国家政制,致力于国家发展和长治久安。
 
当然,“党统立宪”的一些规范性工作仍然纷繁复杂,兹讨论如下几个重要方面:
 
其一,党的国家化。我们习惯于把外国王室,如英国女王、日本天皇、秦国国王,自然而然地视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但却把全民政党排斥国家机构以外。于是,往往有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也有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有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也有国家监察委员会,虽是一套人马,但两套牌子正说明了全民党的非国家机构地位。
 
全民党承系政统,自然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完善国家治理体系,首先就是要从规范全民党的国家地位开始。全民党垂承了皇统,其地位大致与秦制下的皇室类似,其治统、道统之间的咬合制度皆可以系统地借鉴。
 
其二,国家元首制度。党领导一切。故在“实”的层面,总书记成为事实上的国家元首或总统,实际上是确立了一个重大的宪政原则:党的领袖即国家领袖。党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党内民主产生的领袖即可认为是全民选举产生的国家领袖。
 
犹如皇帝的嫡长可以很自然很顺利成章地登基为下一任国家元首,党通过周期性选举产生党的领袖,同样可以很自然地登基为国家元首。这正是全民党的王统禅续谱系。如果我们转不过弯,原因盖在于我们的政党观念是西人的那种竞选政党,而不是全民政党。
 
其三,禅续有序。党国体制下,如何确立至高极崇的君权禅续谱系,以有效维系政治一统?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是,公羊家们坚持的嫡长继承制显然不再适用了,党通过周期性选举产生党的领袖,无疑是一种新时代的“皇位继承法”。
 
全民政党,是把党建设为一个“选贤任能”的大平台、大熔炉,故本质上是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基于尚贤的选举体制。现有8000多万党员,遍布社会各个领域,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并通过不断加强党性修养、组织与制度建设、以及实践考验,形成层层历练和筛选的贤才培养和晋升通道。从党代表到中央委员,再到政治局,形成一个层层递进的遴选机制,最终产生党的领导核心。这是一种全民党的梯级举贤制,是新时代的“皇位继承法”。
 
其四,干部的科举化。作为垂承了皇统的全民党,如何确保能比过去的皇室活得更长久?本质上,只有孔子的道统传承万世一系,而士大夫便是道统的传承者。故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乃在于从一个革命的政党,转变为一个士大夫们的政治同盟,成为士大夫治国统绪的自觉继承者。
 
对于今天的全民党而言,党的干部就是“士”,重开科举以取士,必能从根本上提升党的干部素质,提高党性修养。必能充分借鉴传统政制长期积淀的优秀治理技艺,形成更加扎实的贤才培养和选拔机制。必能进一步完善全民党的梯级举贤制和“皇位继承法”,构造出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选贤任能”的选举体制,夯实全民党作为政治博弈平台较之竞争政党的制度优势。
 
其五,协商民主。党内民主是一个政统延续的问题,协商民主则是一个治统方面扩大民众治理权,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人大和政协其实都是一种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其中,人大是块块代表制,按地域配置民意代表;而政协则是条条代表制,按传统利益集团配置民意代表。这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条条块块格局的民主协商制度。
 
所以,要改变名实分离的困境。人大只能是一个民意机关和立法机关。一切权力归人民,但不能简单地由人大这种代表制来代表人民。同样,政协作为一个重要的咨议机构,也是国家机构,宪法中当有此设置。
 
此外,重开科举取士培养的干部,一方面可以入党进入全民党的体制,还可以通过竞选进入人大之类的立法机关,或以资深身份进入政协。有多种通道参与国政治理,这就构筑出一个立体的多方位的选贤任能的机制和舞台。民主的价值和意义,显然就在于能够为儒家所孜孜的“贤能治国”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
 
其六,人民道统。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这便成了全民党的“祖宗之法”。所谓人民的根本利益,无疑就是尚书讲的“民之所欲”。《尚书》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又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是民意,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无疑趋向了道心。
 
道心即天心。我们这个党所奉为圭臬的这个“人民”,便一步一步,在一个现代化的西化时潮中逐步靠向了儒家天命。 国家领导人曲阜讲话,则显然是进一步自觉地拉开了向儒家道统复归的大门,使党统立宪成为可能。


作者简介:陈绪平,男,字子茂,号尔雅台,西历1969年生,湖北阳新人。长期从业于互联网科技界,曾任阿里巴巴资深架构师,现任某上市公司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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