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北京读书记之六:社会现代性·自由主义·文化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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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代性·自由主义·文化现代性
陈寿文/文
一、现代性的双重意义: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
哈贝马斯发现,尽管韦伯明确掌握到了现代性问题的起源(世界宗教的理性化趋势在世俗世界的延续),却由于概念架构的限制,他将“现代”局限在“社会现代性 ∕社会理性化”(societal modernity / societal rationalization)的面向上。结果,韦伯心目中的现代,等同于目的∕工具理性所界定的理性化,也就是单纯由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官僚国家所呈现的现代。
相对于“社会现代性”,哈贝马斯建议我们正视“文化现代性”(cultural modernity)的历史意义。它有助于我们较辩证地理解现代性的深厚内容,它既说明了为什么现代性不等于资本主义与现代国家,也说明了为什么现代性始终蕴含着批判的潜能。
文化现代性的出发点,立足在韦伯的“世界的祛除迷魅”这个戏剧性的意象。由于世界的除魅,一统而融贯连续的整合世界观宣告崩解,生命所必须经营、呈现的价值,遂告分化成了三个不连贯而自主的价值领域:相对于客观对象世界的认知领域、 相对于客观社会世界的规范领域、以及相对于主体内在世界的感性表达领域,分别成为独立的价值单位。这里所谓独立,意思是说领域之间没有概念与价值的延续性:任何一个领域里的价值,均无法成为另外一个领域里的评价基础。
自然、社会、与主体在这三个世界得以独立地发展出丰富的文化意义。这里所谓独立, 一方面指独立于前现代的超越性(因而确定而且霸道)的根基,另一方面又指强烈的自觉与自 主。这样发展出来的科学、道德、与艺术,自内部自行营造、证立本身的价值认定,从而对这 类价值认定发展出了高度的自我意识。
于是,面对自然世界,认知/工具理性预设了以「实」 (true)为导向的妥当性主张;面对社会世界,道德/实践理性预设了以「对」(right)为导向的妥当性主张;面对内在世界,感性/表达理性预设了以「真」(authentic)为导向的妥当性主张。 妥当性主张(validity claims)最后指向一个公共性的、 开放性的规范世界:参与这些领域中活动的人,对于这些价值的妥当有共识;而若对这类共识 发生疑义、争议,还可以藉理想的沟通与讨论去修改共识的内容。换而言之,在文化现代性之下,价值与规范必须由当事者藉沟通自行提供正当性。
建构一套现代性的概念, 需要满足两项形式的要件:第一、我们需要有一套论述,能够在现代与前现代和后现代之间, 作出一贯的区别;第二、这套论述能够在现代性内部作分辨,也就是能够发展出现代性本身的内在批判,而又不沦为反现代。哈柏玛斯的理论,似乎满足了这两项要求。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概念强调,在传统的、形上的、或其它种类的规范基础流失之后,文化现代性指向一种用后传统、后形上、后理性主义的方式,建立引导性的(regulative)价值理想的可能。这也代表一种建立内在的批判标准的可能。这种引导性的价值理想,虽然内在于特定的实践活动,却由于不是任何特定实质传统的禁脔,又对挑战与对话保持开放,它们具有超越一时一地实践脉络的普遍性。反思与批判,于是有了实践中的立足点。放弃他这套问题意识(或者具有类似自觉的问题意识),意味着两种可能。或者,让社会现代性、也就是资本 主义与官僚国家作为代表的现代化意识,垄断所谓的现代性,批判者于是走上「启蒙之辩证」 的悲观绝望,或者如后现代一辈思想家,转而诉诸感性主体的反现代姿态。又或者,为了反抗这种现代性的窒息铁笼,于是追求另一种形态的社会现代性,也就是非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官僚国家式的政治组织方式。后面这种态度,在中国这样一个矢志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国,对知识分子曾经有过可观的影响,虽然这条路几十年来的经验(文化大革命应该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还很难令人对前景乐观。
二、当代中国语境里的“现代性”概念
由于近代中国历史的曲折遭遇,无论是在“启蒙”或者“救亡”的论述取向里,现代性几乎都等同于社会的现代性,也就是说“现代性”每每悄然无声地变成了「现代化」。早期知识 分子的努力在此不论,到了1949年以后大陆的情况,藉由汪晖先生的大作《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我们清楚地见到,社会现代性如何业已泛滥成了现代性的全貌。
这个说法可以分成两个部份。第一、汪晖说明了当代中国各类思想主流──无论是批判的或体制内的──如何均陷身在社会现代化的思想架构里。这个问题不仅具有深厚的思想史意义,更牵涉到了当 代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定位;它是一个有重大前瞻意义的议题。
第二、有趣的是,汪晖自己也认为,凡是肯定现代性价值──例如自由、解放、启蒙──的思潮,必然因此肯定了现代化(社会现代性)的价值,从而对于资本主义与官僚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就丧失了批判能力。 换言之,不仅中国的思想主流将现代性等同于社会现代性,汪晖这样一位对于社会现代性有强烈质疑(质疑社会现代性本身的价值、质疑接受社会现代性的人如何能与追求现代化的国家保 持批判的距离)的批评者,也一样将社会现代性等同于现代性。中国思想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思想上的共识,我愿意相信是现实的忠实反映:中国的现代性,确实始终是由社会现代性所包揽的。为什么一个如此庞大的社会,多时代与多空间的交错杂陈如此令人目不暇给,居然在首肯社会的现代性这一点上,表现出如汪晖所描述的惊人一致?
原因当然很多、很复杂。不过汪晖的一个论点,值得特别重视。他认为,中国的启蒙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样都是以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为主要关怀。而启蒙主义(精确地说,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蹒跚出现的新启蒙主义)版的这个诉求,到1980年代末叶为止,发挥过很大的批评功 能。可是一旦追求现代化成为中国国家的目标,启蒙运动的历史使命即告结束。由于新启蒙主义自己陷身在现代化方案的局限里,它业已“丧失了诊断和批判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一部份的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能力”。
民族国家所仰仗的道德论述,也就是民族主义,正好是一项以现代为形式、却以前现代为 实质的论述。它的现代形式在于提供普遍而平等的成员身分(国民、公民、人民),将个人由 传统、自然的关系中解放出来,代之以政治性的身份界定;它的前现代实质在于,民族主义的 论述,莫不企图提供某种自然的、文化的、或者历史哲学式的超越建构,作为民族的集体身分所寄。民族主义这种半现代、半前现代的特色,会影响到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走向。
这种影响之一例,就是前述的文化现代性的发展,总是保留了一些前现代的胎记。从社会生活的一般面貌、到思想文化的演变、到个人的身分认同,都可以见到一些传统的、天人合一式的(cosmic-ethic)价值与规范,借着民族主义的论述发挥著作用。这类社会可能在社会现代性 方面相当先进,却无须直接面对“世界解除迷魅”的全部后果,因为这样的社会,总可以攀附 着某些无须由它自行正当化的价值基石。这样的社会,享受着前现代的安适,同时又追求着现 代的资本主义与国家机器。可是它的幻觉很容易遭惊动,而它的整体正当性,也是很容易出现缺口的。
最容易暴露的缺口,可能就是这个社会的社会整合(social unity)的基础。所谓整合的基 础,是指社会成员关于价值性的信念与认定是否有共识。社会成员关于身处的社会、关于自 己、关于自己的利益与目的和社会的利益与目的之间的关系,都需要一套说法,一套意义性的 叙事。这套叙事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为社会的共同性──由原本个别的个人来进行社会合作 ──找到一个根基。在前现代式的社会里,维持社会整合的因子不一而足:血统纽带、历史传 承、文化认同、利益的一致、价值观的统一、等等。这些因子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它们的妥当性、也就是正当性,乃是先于个人意志的,也就是说它们有独立的正当性根据,无赖于个人的认可。可是随着现代性的扩展,这种可以豁免于正当性挑战的共识基础,逐渐丧失地位。简单 地说,这类宣称代表实质价值的因子,已经无力再将杂众熔铸成整体。
近代的一些思潮,对这个情形深感不安。可是它们的反应,并不是破釜沉舟地咬牙面对、 因应现代性的要求,而是憧憬过去整合状态的温馨安逸,企图在今天重建、复制某种前现代的理想。浪漫主义、社群主义寄望于某种传统、有机的生命共同体;民族主义寄望于一个文化、 历史性的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寄望于社会经过改造之后,成员的利益能够趋同而凝聚成超越于个别利益的人性共同体。这些努力当然无法成功,却徒然转移、回避了文化现代性所提出 的严峻问题。
民族国家这种集现代与前现代于一身的特色,正是许多由国家担任现代化推动者 的社会所面临的困扰之一。借着垄断论述与权力,国家一方面强化社会的现代性,另一方面窒息文化的现代性。莫怪乎由国家领导的现代化,最后容易走上专权体制与民族主义。这种社会 里,文化现代性所要求的自我正当化,事实上没有制度的、文化的管道由社会成员来自行反思进行。
三、自由主义作为文化现代性的承担者
现代性的批判潜能,系于文化现代性必须抗拒社会现代性的垄断、也必须抗拒保守倾向的前现代诉求。文化现代性本身,必须设法提供一套对于 “现代情境”里人的道德生活的诠释。这套诠释,需要能够落实“自行营造、证立、修改引导性的价值理想”这项现代的需求。广义的启蒙,正是这样的一套诠释;而自由主义则可以看作启蒙原则的社会∕制度性主张。
如果把启蒙看作在现代情境里建立价值理想、尤其是作为社会生活所需的共识对象的价值理想,启蒙原则所揭橥的要求其实相当明朗。
(1)启蒙肯定理性,是因为认定一己以及共同生活的安排,需要由自我 引导而非外在(传统、教会、成见、社会)强加;至于理性这个概念是否适当的表述了人的自 主与反思,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看我们如何发展出一套后形上时代的理性概念。
(2)启蒙肯定个人,是因为认定个人不仅是道德选择与道德责任的终极单位,更是承受痛苦与追求幸福的 最基本单位;至于这种个人是否一定沦为抽象、原子、普遍式的个人,从而忽略了社会脉络与 集体身分的主张,也是另外的问题,要看我们关于个人之构成的理论是否层次丰富。
(3)启蒙肯定平等,是因为认定每个人自主性的选择,所得到的结果,具有一样的道德地位;至于这种 道德地位的平等,涵蕴着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平等,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看我 们对于“待人为平等的主体”发展出了甚么样的政治理论和资源分配原则。
(4)启蒙肯定多元,因为所谓自主的选择,预设了能够在其间选择、调整的众多选项、也涵蕴着不同的选 择与修正结果;至于选择有没有限制的必要与可能、多元是否涵蕴着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又是另外的问题,要看我们准备给多元主义甚么样的道德限制。
这套理想满足了前述现代性概念的两项形式要求:它明确体认到现代与前现代道德情境的差异,也就是认识到虚幻性的公共价值之不可恃;它也致力于发展公共的正当 化过程所需的条件,也就是强调理性、个人的认可、平等、与多元等几项必要条件。
事实上,启蒙理想的这两个面向互为奥援;用罗尔斯的话来说,它一方面剔除全面性(道德、宗教、形而上)学说的政治整合功能,另一方面则找寻“自由而平等的个人进行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 作为社会整合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启蒙的动机、以及自由主义运用这些条件对于启蒙动机的说明,构成了现代性、并且是有批判意义的现代性的典范理论。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承担着文化现代性的基本向往。
现代性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妥当性或者正当性是开放的、是要由人们在沟通交往的过程里逐渐建立、认可、修改的。不经过这个过程,哲学论证、道德劝说、乃至于民主、科学之类的“现代文明” 招牌,恐怕都不可能具有太多说服力。
在一个现代∕后形上学的视野里,道德观点的出现并不需要否定偶然与特殊。道德观点所要求的,只是平等的尊重与相互对待。这种道德观点所涵蕴的普遍主义,企图在平等尊 重与平等对待的条件下,经由沟通与讨论,建构具有普遍妥当性的规范、具有平等道德地位 的个人、以及公平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普遍性不会吞噬或者掩没特殊性,但是它注定要挑战特殊性;挑战的理由,不是它在任何实质的意义上比对方来得进步、明智、全面或者理性, 而是因为它迫使特殊者面对具体的“它者”而进行反思,借着与它者的对话,达到更深一层的 自我意识、自我认知、与自我修正。这种由它者“回归”自身的普遍性,乃是一种成就而不是一种预设、无须面对它者的考验。因为借着面对它者,主体才能设法超越 自己的信念、归属、位置、身分与认同,逐渐形成“后俗成的自我”(post-conventional identity)。后俗成的主体、后俗成的规范,共同构成了一套后俗成的普遍主义。
自由主义所要求的普遍性,正是这样的后俗成意下的普遍性;这样的普遍性,也正好符合前述的启蒙自主性理念。那未曾与自己的“既予”战斗过的,不算自主;那未曾背叛过自己 的天赋、社会祖产的,不算自主;那未曾横眉冷对自己的出身、身分、认同的,不算自主。战 斗、背叛、冷对之后,也许还是回归(甚至有道德的义务必须回归)。但用苏格拉底的名言来说,经过反省的,才是有价值的。在这里,身分政治、族群政治、乃至于性别政治,都要受制于自由主义的普遍要求,却并非注定要受到普遍性的斲伤。
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却往往忽视了这项普遍主义要求的进步意义。自由主义有可能将个人淘空为抽象的幻影、将自主化为毫无理由可言的偏好之抉择、让平等流为形式的一致、让多元成为商品销售策略。可是自由主义没有必要假装白痴,按照批评者的泛黄剧本重蹈这类早已为人熟知的覆辙。相反,自由主义的普遍性主张涵蕴着明确的实质要求。它要求自由主义的理想 社会维持一个开放的文化,也就是维持最多样的文化、身分、价值、生活方式的选项;它要求社会维护一个选择、批评、改变的空间;它还要求社会提供实质的平等,以资让每个人的选择 机会获得实质意义。自由主义所坚持的,只是这类选项或者集体性的价值,不得凌驾于个人之上、不得违背它们为个人存在、而非个人为它们存在的原则。集体性目标的重大价值不在其自身,而在于它们构成了个人自主多元生活之可能性的条件;它们的意义,在于它们是个人从事反思与选择时所亟需的资源,而不在于它们自身的内在价值。
2007年7月18日 周三 7:53 北京野兽居
阅读书目:《纵欲与虚无之上》钱永祥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0月一版一次,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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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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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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