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没有坏人,只有没被好好爱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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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没有坏人,只有没被好好爱过的人
撰文:陈寿文
原载:豆瓣网
左派和右派的政治歧异,以及随之而来的两派对抗(尤其以美国为然),是由两种回应儿时爱之创伤的方式演变出来,孩子在家庭中若没被好好地爱,他对付无助、痛苦、无力的方法就是一种称为“向侵略者认同”(identification with the aggressor)的心理防卫机制,这牵涉到认同爱惩罚的强势父母(通常是父亲):“如果我像他一样,就更安全了。”这样一来,孩子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下,发现到一点点权力。这是成為极右派的心理过程。
因此,右派倡议法治、国家安全、用重典、拥有枪枝、有钱有势之菁英的特权,以及爱国主义(patriotism由拉丁字根pater来,即父亲)。这种性格结构既由漠视伤口而来,右派人士通常都不同情被践踏的人,经常妖魔化他们,称他们为“骗领社会福利者”、失败者、格格不入者。对他们而言,美国和工业化文明為成人世界,第三世界和未开发国家则被视为不负责任的孩子,必须严加管教,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这种态度形成极权倾向,如殖民主义,帝国建立、镇压受人拥戴的异议份子等。
右派人士需要显出强大果决的形象,看不出一点柔弱无助的跡象,因此工人群众经常投票给强硬的右派领袖,其实这些领袖和他们的经济利益是相左的,但因维持对强大领袖(如父母)的认同比守望他们的利益(如孩子)更重要,这样他们可避免面对自己的伤口和恐惧,而感觉安全,同时,他们害怕豆腐心肠的自由派总是同情负伤、受压迫的人们。即便自由派可能改善他们的经济安全感,但要说到投票给自由派,还是会动摇他们整个情绪安全感的认同。
反之,左派人士通常认同受害的孩子这一方,孩子在不公平、不敏感、压制的父母脚下讨日子,因为他们承认并感觉到伤口的痛楚,自然被慈悲和社会公义的观点吸引,因此左派倡议劳工权益、社会安全网路来照顾贫穷和被践踏的人,以及更公平、更人性的对外政策。(笔者的观点和乔治.雷考夫(George Lakoff)的“右派严厉父母vs.左派无微不至父母”的模型不谋而合,但笔者强调的是:由于对爱的创伤的不同策略而產生这两极的心理角度)。
然而,大部分左派太认同受害者,以致他们无法信任权力和拥有权力的人,这引起一种奇怪的情形,激进人士常搬砖头砸自己脚,阻碍任何抓住权力疆绳的可能──举例来说,他们拒绝修正他们非常理想性的原则,以建立更广泛的联盟来取得执政权;他们用自恋的方式建立秩序,让一般大众看不惯而反对他们;或者投票给根本不可能胜出的第三党,因此保证右派会赢得选举,造势集会的口号变成:“你们错待我们,我们不跟你们玩了。”
因此左右派代表对同一创伤──没感觉被爱、被尊重、受照顾──的相反处理方式。他们之所以彼此相互对立、缺乏对话,是由于他们显示出对彼此的重大威胁。右派代表专权、爱惩罚的父母,吓坏了左派,左派一直得警戒着不让可怕的法西斯、侵犯人权的警察国家出现;左派的宽松随意也吓坏了右派,右派得时时提防道德原则的腐蚀、爱国主义的闕如、对犯罪的手软──都会动摇他们的强势父母立场,失去安全感。
邪恶的背后
是什么驱策人们追求控制他人的权力?为什么有人肯花这短暂、宝贵的一生追求建立帝国或君临世界的妄想?控制他人的权力是想证明我是有影响力的人、强迫他人仰望他:“老子早晚会叫你尊敬我,折磨你或杀掉你在所不惜!”如果我证明给你看我真是有影响力的人----一个领袖、独裁者、征服世界的人、有钱大亨-----那就得尊敬我,也许我就心满意足了。但如果我感到被爱拥抱着,我并不需要站得比别人高。
这世界所有邪恶的背后,潜藏着负伤、失去爱的联结的内心痛苦,我们行为不良是因为我们内心痛苦,我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的本性一开始是开放而温柔的,所以世界上所有丑陋都额可以追溯至我们背离了坦诚美丽的内心。
当我们认识了这一点----世界上的罪恶不过是普世创伤的症状----我们就可以理解法国灵性导师亚诺•狄士甲丁的一句话:“世上没有坏人(包括斯大林和希特勒),只有没被好好爱过的人。这样邪恶的根源就露出来了:世上没有坏人,只有不被爱的人。如果斯大林、希特勒、本·拉登有过被爱和值得为人所爱的经验,他们怎么有理由去杀戮?当你感觉到爱在体内流动时,你只想去礼赞它、滋养它,而不是摧毁它。
当然,像斯大林和希特勒这类的独裁者并不知道是什么在驱策他们,因为他们讲创伤的痛苦埋藏在层层怨气、铁石心肠和自我膨胀之下,难怪必须经过许多年的心理治疗才能看到那瘀伤处处、没有好好被爱的生命也需要温柔的、爱的关怀。“如果斯大林被真正爱过,他不可能杀害两千万人。”
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在她所著的《For Your Own Good》和《Paths of life》中,研究童年缺爱和创伤在生命中的角色,以及邪恶暴君的产生。在她演讲中有一相关的段落(“The Childhood Trauma”,1998年发表于纽约)
“我可以断言我从未碰过一个迫害者在童年不是一个受害者,虽然他们大部分自己并不 知道,因为他们的感觉被压抑了,这些人对自己知道愈少,他们对社会的危险就愈大,所以我想去了解”每一个受害者都会变成一个迫害者“的错误陈述,和我认为正确的陈述:“每一个迫害者在童年都是一个受害者”之间的分野是很重要的。
对希特勒父亲阿洛伊斯•希特勒(Alois Hitler)而言,他可能是犹太人后裔的嫌疑(希特勒的祖母很可能被她的犹太雇主弄怀孕的),在他生长的反犹的环境中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他唯一能做惩罚的事就是在儿子阿道夫身上发泄怒气,根据他女儿的报告-----阿洛伊斯毫不留情地揍阿道夫。他的儿子试图驱除他童年的恐惧,培养出狂热的妄想:要靠他把他自己,还有全德国,然后全世界,从犹太血统解放出来。
毛泽东小时候常常被父亲鞭打,,但他很少全盘承认他对父亲的怒气,他父亲是一个严厉的老师,要从儿子身上“拳棍出男子汉”。斯大林即使在权力顶峰,他的行为仍是被无意识、小孩式的无权恐惧所驱策,很显然,她的父亲,一个格鲁吉亚的穷苦鞋匠,几乎每一天都试着用烈酒和打儿子来淹没他的挫折感,他母亲有精神异常症状,毫无能力卫护儿子,而且常常离家出走------斯大林直到生命末期都不断理想化他的父母,并一直恐惧危险来临,那危险早就不存在,但仍存在于他精神错乱的心中,即便他后来为百万人所爱戴崇敬,那恐惧仍没停止。”
人性是一个需要疗愈、需要知道自己天性很美的孩子,传统的文化、艺术、神话、宗教、仪式都能帮助人性忆起他神圣的本质,但时至今天,没有了传统,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为了人性,自己疗愈内心、兹内在的美善做好哦个醒觉。
好消息是,所有我们最羞愧、感觉罪大恶极的事,都只是纸老虎。你在老虎张牙舞爪咆哮的背后,会发现一个悲伤、孤独、绝望的孩子,感觉和爱失去联结这就逼迫世界上的恐怖现出原形了,对爱关闭的心灵是所有恶业之源,散发余震,在全世界回荡。
由于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份爱的经验多来自他人(父母),我们很自然以为爱来自人我关系,这使我们渴求别人的认同,以躋身于爱。一旦这份关系低于期望值,失望导致我们认为自己不够可爱才得不到爱和尊重,这种“无爱感”(mood of unlove)是心的创伤,与其为跛脚的自我形象而自责,不如设定出一个“可恶之人”,罗织对方错处:“都是你害我……”,将自己化为受害者,以寻求安慰与满足。自杀炸弹客看得见,因而引发震撼,然另一种无声无息而威力更為惊人的恐怖袭击,更叫人战慄,那就是“无爱感”的引信,自我们内心一路延烧,烧出种种情绪性攻击,甚至烧出情绪自杀炸弹客。
外在的恐怖行为不过是内在的恐怖心理的外显症状,当人们感觉得不到爱、被糟蹋,便要找人来责怪、出气。虽然一般认为战事和恐怖主义是政治议题,实际上,有爱在体内畅流无碍的人是不会扔炸弹的。恐怖主义是与爱失联的症状,全世界都染上了这个病 ,跟战争一样。
除非我们治癒世代相传的“无爱感”来清除这个瘟疫,否则这地球上司空见惯的恐惧和恐怖事件将永远不能消除,“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是一个矛盾修饰语、子虚乌有之事,因為战争不可能消除恐怖主义,只会制造更多恐怖,我们只有处于爱的环境,才会真正觉得安全,无惧攻击。W. H. 奥登(W. H. Auden)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在诗中这么写着:“我们必须相爱,不然会死。”
宗教、社会领袖人士都懂得好战是与爱分离的病症,因此经常强调要解决问题,爱是其中关键。举例来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认识到怨恨促使战争发生,疾呼唯爱能治癒斯疾:“世界上的人们早晚必须找到和平共处之道……,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从人类冲突中进化出一种拒绝复仇、侵略、报复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基础就是爱。”
2008年12月18日星期四,12:38 北京野兽爱智慧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