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风采】《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文化标准》——通识核心课程“东亚文明史”优秀讨论稿分享之三

课程介绍

"东亚文明史"隶属于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第三模块"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由历史学系韩昇教授教授。课程主要从文明史的视角探讨东亚世界形成发展变化的历程，及其共同的文化基础，分析其主要特征。教学内容主要有：东亚文明的渊源、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东亚世界的基本特点与移民的文化传播、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隋朝重建东亚国际关系秩序、东亚局势与唐朝的朝鲜政策、东亚世界格局的形成等。

编者按

本学期，“东亚文明史”课程开展了如“东亚创世神话”、“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异同”、“如何理解中国对外关系理论的文化标准”等主题的讨论。同学们与老师和助教一起进行了课堂学习、课外阅读、小班研讨以及讨论稿写作。将陆续以其中的三篇佳作，与各位读者分享所得，共同探索东亚文明史的独特魅力。

本次推送的课程优秀讨论稿《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文化标准——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为例》是21级新闻学院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尹悦同学参与以“如何理解中国对外关系理论的文化标准”为题的讨论之时所作的讨论稿。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文化标准

——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为例

尹悦  21级新闻学院新闻传播类专业

“一带一路”是对“丝绸之路”的嬗变与延续。“丝绸之路”通过传播中华文明促进民族融合，构建中国古代国际体系；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关系治理提供新方案。中国不同阶段的外交政策体现了相应的外交理念，其背后是以儒家精神和和合哲学为核心的文化标准。今天中外外交理念差异来自于文化基因之别，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标准对新时代外交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一、引言：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由此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核心，意在推进亚欧非各国加强经济合作、文明交流以实现共同发展[1]。“一带一路”的建设是对“丝绸之路”精神的延续和革新，是中国汲取中华文化准则中的精粹，以在新时代复杂全球化背景下参与人类命运话题探讨、发挥大国作用的国家智慧。

通过外交战略可以看到其背后运用的外交理论，这些外交理论是国家处理对外关系中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有力反映。而一个国家价值观的形成是经过历史发展、社会变革后的产物，深受国家文化标准和文化基因的影响。因此，深入了解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理论中的传统文化标准、剖析其背后扎根于中华民族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对于正确认识中国新时代外交政策及助力于未来构想对外文化战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将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为例，分析这一重要外交策略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标准。

二、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文化源起

（一）“丝绸之路”的起源

“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由德国东方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于1877年在其著作《中国亲程旅行家》中提出，他将从中国长安（西安）出发，直到罗马的交通贸易网络命名为“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则由法国印度学家让·菲利奥轧于1956年提出[2]。

广义上的“丝绸之路”要追溯到上古时期，是对欧亚大陆、北非、东非各地长途商贸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涵盖了早期草原之路、玉石之路、西南丝路、青金石之路等贸易路线，为后世建立横跨亚欧非大陆的海陆交通网络奠定了基础[3]。然而，早期商贸通道主要作为物品交换流通渠道存在，它是国与国之间初步探索互通方式的尝试。其存在虽印证了早期人类文明交流的轨迹，但远没有达到建立外交关系的政治层面。由于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丝路背后的文化准则与外交关系，而对于在外交中建立国际关系体系的初步认识是从汉朝开始逐步产生的，因此此处对早期丝路不作详述，主要针对从西汉通西域时开始形成“丝绸之路”展开分析。

（二）“丝绸之路”作为外交手段及其文化标准

秦汉时期，君主开始逐渐从对内巩固的保守国策到开始向外拓展外交关系。秦朝短命而亡，国本不稳、时局动荡，一个尚不能稳定发展的王朝又何谈进一步的战略规划？因此秦朝虽然通过一系列制度如颁布《属邦律》、建立特别政区“道”管理异族[4]，意图加快民族融合，但并未衍生出构建完整秩序以在天下建立威权的志向。不过由此可以说明秦朝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处理民族关系，为后来汉朝实行各项对外政策、构建更加完善的国际秩序奠定基础。

汉初大乱方定、百废待兴，但至景帝时期，社会积累了一定物质财富，至武帝时期，国家进一步强大。《史记》有载：“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5]，足见当时百姓生活富庶、粮食丰盈。良好的经济条件给了汉朝统治者发展上层建筑的坚固基石。雄韬武略的汉武帝故而将目光放在构建国际体系，使之成为在更大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王朝上。需要说明的是，国际体系是人为创造的概念，处于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根据大多数理论共识，古代中国国际体系可被理解成为按照规定秩序相互往来的一批独立政治实体（包括部落、城邦、民族国家或帝国）的集合[6]。

要建立起一套能有效管理不同民族和周边各国的秩序，强大实力是获得权利的基础。然而完全依赖权利维持的体系存在致命问题，那就是由于国家实力此消彼长，一旦实力强弱发生变化就势必会打破平衡，带来冲突、战争，甚至是国家体系的覆灭。因此，以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及先进的制度文化为保障，追求可被广泛认可的道德准则和规范，才能建构起稳定的国际体系。该思想可以被概括为“德化”原则[7]，而西汉“德化”理念的实现方式之一便是通过“丝绸之路”输出文化。

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向外输出丝织品、漆器等商品，更向西域传播了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制度。因此，丝绸之路不仅是为商旅使者提供往来道路的商贸通道，更在沟通中原与西域、东方与西方的政治联系中起到重要作用，极大地加强了中华文明对他国的吸引力。此外，汉朝统治者在管理西域时推行和平互利政策，在与匈奴势力残暴的战争杀伐对比下博得了异域百姓民心[8]。

丝绸之路反映出古代外交的追求并不是一味的版图扩张和军事征服，而是希望通过传播文化实现对异族文明的“德化”、用文化感召实现民族融合，从而建立起以中国为中心领导、以君臣关系为尊卑关系纽带的秩序，在更高的政治概念上成为国际体系的领导者，最终树君威于天下[9]。在这套外交理念背后，有其遵循的文化准则作为行事逻辑。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大一统”理论和“天下观”。“天下”的概念超越民族与国家的界限，为政治赋予了更高的伦理价值，促进中国对建立天下体系的追求和融合取代杀伐的外交理念的形成。作为有着多元文明起源的国家，中国在拓展外交关系时往往更注重多民族融合、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而将“君臣关系”作为理想外交框架的追求背后也体现了宗法伦理和血缘关系的渗透。

三、“一带一路”背后的文化标准

（一）“一带一路”的提出背景

1.普遍认同的时代主题

合作的前提是在关键原则上达成共识。正是因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被广泛认同并接受，各国有着构建和谐世界的共同愿景，外交关系和人类命运才有了探讨的可能性，并形成了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当代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2.变化格局与复杂形势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改变了东西方实力对比，对传统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带来了巨大冲击，推动国际格局快速改变。面对今日国际体系中共同认定的道德准则，美国等西方国家却倒行逆施，无视国际组织和国际秩序，一味将西方中心主义置于全局之上，造成对国际局势平衡的冲击。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亟待讨论的问题。

此外，随着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和世界的加速转型，各国需要达成合作共识以处理环境气候、能源安全、经济形势、区域纷争等越发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于中国而言，国家在迈入发展新阶段的同时也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了更强的影响力，这就更加要求中国在面对日益复杂的局势时及时反应，制定符合国际社会根本利益、与时代需求相适应、具有实践可能性的外交理念，让中国的发展成为世界的机遇[10]。“一带一路”就是中国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探索全球治理新格局的尝试。

（二）“一带一路”中的核心外交理念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因此本文将立足于“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依据的文化准则，主要分析与之相关的重要理论。

1.“一带一路”战略的本质是“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该理论集中反映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中国当代外交政策的精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为鲜明的特征[11]。命运共同体并非是空想主义的遥望，它以人类整体为中心，是对不同国家、民族、群体、文化间差异做到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的价值观念。

2.“一带一路”的构建是中国全面对内对外开放的方略下实行的举措。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中越发重要的影响力，“开放发展新理念”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12]。“一带一路”通过积极推动跨国经济合作、文化输出，使中国的国际感召力不断提升。在大义面前不计小利、从长远整体考虑的大国姿态也体现了开放包容理念的渗透。

3.“一带一路”的成功建立在“坚持走和平道路”的基础上。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根基和实践基础[13]。和平稳定的环境为发展合作提供深厚的土壤，也保证与他国以和平方式共处、在争端中求同存异，从而推动构建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4.“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坚持准则，集中反映了通过交流合作的手段以实现互利共赢的目的[14]。所谓“共赢”是立足于历史发展规律、针对对抗性思维模式误区提出的，它驳斥了零和博弈思维中非赢即输的误区，指出了立足于本国利益之上兼顾他国合理利益、扩大共同利益交汇范畴的可能性。

就国内而言，通过构建连通东西的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有效带动东、中、西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优势互补。发达地区发挥技术和资金优势促进西部基础建设，西部承接产业转移为东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自身经济发展，促进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一体化协同发展。国际方面，“一带一路”联通了东亚和欧洲两个发达经济圈，通过以先发带后发为中亚、西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建设自身和参与全球经贸的机会。作为全球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一带一路”沿线覆盖大量国家地区，成为各国跨区域合作的大平台，加速生产要素和全球市场流通[15]。可以发现在其落实中，世界各国成为了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体，形成了丰富的合作和协助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为了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国方案。

（三）“一带一路”核心外交理念中的文化基因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渊源来自吸收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化传统，并在其熏陶下独具特色。因此，中国外交理念与传统文化核心有着根本的内在一致性[16]，并集中体现为儒家精神和和合哲学。以下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出发，分析其中蕴含的核心文化准则。

1.亲仁善邻，协和万邦

“一带一路”是对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考验。中国通过主动推动和周边国家展开交流、鼓励从合作中共同受益。“一带一路”中贯彻的“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源自中国古代与邻邦守望相助、促进不同文明对话的“亲仁善邻”思想。

文化生态学观点认为，文化的形成与历史人文环境有着密切关联。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因而以“邻里”“邻邦”的地缘关系为基础构建的关系网络对中国社会有着重要意义[17]，邻里相互依存、荣辱与共。《左传》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18]，可见与邻为善、以邻为壑的文化传统不仅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更作为道德目标在不同时期指导国家制定方略。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其所强调的仁爱精神、道德主义为中国的政治和外交注入了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基于仁民爱物的智慧，儒家主张极力避免流血战争、反对侵略兼并，主张采取和平方式实现“不战而胜”的目标。从尧所追求的“协和万邦”到孔子提出的“大同世界”，再到今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塑造和谐世界，无不体现了中国人在社会构建和外交关系中“以和为贵”的精神。这样一种热爱和平、尊重他者的文化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

2.和而不同，兼容并蓄

中国传统文明追求的“和”，本质是“和而不同”。矛盾在事物间普遍存在，不同文明因其不同属性有不可更改的特殊性。若从孤立视角来看，那么万物此生彼灭、社会难以延续，但中国古代和合主义的智慧提出要允许差异存在、促进多样共生。这一辩证认知契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证明了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存的可能。在此基础之上，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立足于和合而生的文化准则对今日的外交关系进行展望。“一带一路”就是一条文化互鉴之路，中国在积极“走出去”的同时大力主张“引进来”，与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对多元文明包容并蓄。

中国对于多元性的深刻认知和中华文化的兼容并蓄有非常丰厚的理论传统。其一便是在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庸思想。所谓“中庸”，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中国在外交中秉公持正，此为不偏；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将本国意志强加于他国、不迎合不依仗他国，此为不倚。孔子称中庸是“过犹不及”，因此对度的把握尤为重要。在中庸思想中，冲突对立可以转化为非冲突性关系，所以中国文明和他国文明可以达到内在平衡、兼容并育，避免异质文明的冲突。

此外，“天下观”也对文化准则的形成影响深远。“天下观”源于“和合观”。和合主义尊重事物的差异，是一种各独立主体共生而能达到世界大同的理念[19]，也是儒家所追求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理想[20]。古代“中国”的概念包含超越中国本身的天下[21]，可见中国向来有着将中原与边疆不同民族视为多元一体的传统。

民族观念上，中国并不主张一枝独秀，自秦朝开始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今日主张多民族共同繁荣。外交关系中，中国选择与他国共建“一带一路”、共创美好未来，并坚持平等相待、互商互谅、包容互惠，这是“和”的根本；不按主观意愿构建合作机制、也不追求刻板一致，而是灵活变通、用多元文化丰富合作内容，这是于“和”中保留不同，对多种文化形态的兼容。中国以海纳百川的胸怀理性对待文明差异，和合而生才能生生不息。

3.重义轻利，追求公利

“一带一路”沿线覆盖大量生产水平落后、缺乏发展机遇的国家，在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中，中国作为实力强者更多地考虑到对方难处，多予少取、重义轻利，为其提供超出利益之外力所能及的帮助，体现出深厚的道义精神。

这种正确的义利观源自于中国几千年传统中的文化准则。义利问题贯穿于先秦儒家的仁政、礼治和道德观念，素有“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见利思义”之说[22]。在强调大义的同时，儒家肯定了追求合乎道义之利的合理性，因此又有很强的现实性。义利观在外交关系中凸显为“以义为本”“为政以德”的观念，认为“君子之为利”在于“利人”[23]，追求共同利益是符合道义之举，是国家受益的“大利”。政治虽是利益权利交错的舆论场，但中国依据深厚的道义观念，在国际事务中秉公持正、坚持公道正义，尊重他国利益、追求“天下公利”，与周边国家形成了深厚亲善的伙伴关系。

（四）“一带一路”对“丝绸之路”的嬗变与延续

外交中大的战略取向会形成完整符号，它带有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烙印，是其普遍持久偏向的反映，因此受非文化客观因素的影响小而能长期存在于不同历史时期[24]。因此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其内在的文化准则一脉相承。“一带一路”借用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传承了下来。在古今处理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各民族的和平共处和交流互鉴没有变、中国与国际多元一体的格局也没有变。

但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的建设根据时代主题、社会文明水平的进步去除了古代外交方略中一些与现代社会不相兼容的特性。过去中原文明因为生产力的先进而以自身文化为标准衡量对方，产生华夷等级之分，这种文化优越感在今日演变为在尊重他人前提下的文化自信。不平等的君臣式外交关系也不再存在，当今中国坚持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少数民族得以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可见“一带一路”对“丝绸之路”的文化准则进行了传承与改革。

四、中外文化标准的碰撞与融合

（一）中外文化标准的矛盾碰撞

1. 外交方式差异：融合与征服

不同于西方波斯、罗马、奥斯曼等帝国通过军事扩张建立统一帝国，中国版图历经王朝的更替、分裂，最终在经济和文化制度的维系下走向统一。中国古代国际关系中的“天下观”和和合主义影响了“华夷对峙——交融”的民族文化观的形成[25]，中华文明的壮大并不依靠武力征服，也不是把他国作为讨伐剥削的对象，而是在与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交流中吐故纳新、不断完善。西汉时王朝开通“丝绸之路”，利用文化优势吸引异族从而对其感召，使夷狄成为“诸夏”。即使也时有战争，但更强调的是战争后通过实行和亲策略、宗藩朝贡、边境互市等制度方式达到民族融合、长期稳定的局面[26]。中国在政治哲学上倾向于王道而非霸道，今天各项政治制度都是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也可以窥见一斑。

2.文化形态差异：内向与外向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外交手段上展现出的鲜明不同反射出二者不同的文化差异和民族特性。在中国封建王朝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是一种内向型、包容性强思想体系。而观之西方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三角贸易、殖民掠夺的残酷现实中蕴含着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准则，促使其形成进攻型、扩张型的文化。至今日，文化标准的不同使中美在外交和文化战略的制定中展现出鲜明的取向差异。百年以来，部分西方国家仍然在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思想下视崛起的中华文明为劲敌，在文化传播中实行重在同化他者的软实力战略，旨在“唯我独尊”；而中国的软实力战略反对对他人的强行改变，重在怀柔远人的感化策略，传播自身文明以吸引他者[27]。在今天，这种文化准则的差异便在外交中外化为“合作共赢”与“零和博弈”思想的碰撞。

3.外交理论差异：和合主义与现实主义

现对国际关系影响最大的理论是以修昔底德、霍布斯等思想家为先祖的现实主义，该理论强调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主体，认定国际政治的核心是权利、战争冲突和利益争夺是常态，国际政治遵循丛林法则，因此面对异质性冲突必须采取强制手段[28]。中国所奉行的和合主义则与之不同。西方以本性自私、利益至上作为起点，国际关系就仅限于争夺与对抗。而和合主义建立在儒家人性向善的基础上，认为人性具有可以选择的动态属性，这使得国际合作具有可能。

此外，和合主义重秩序，虽然利益冲突不可避免，但是在一定标准上可以建立起由各国或各国认可的国际组织共同维护、合理有序的天下体系。和合主义运用辩证思维，指出了国与国之间并非二元对立，因此要抛弃西方中心主义的国家本位论思想，以关系而非自者为本位才能跳脱出“修昔底德陷阱”。结合当今时代主题来看，和合主义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本原则，是更具操作性和可持续性的文化准则。

（二）中外文化标准的融合共生

面对文化基因中的差异，中西两种特质分明的文明如何在今日找到最大公约数？从历史规律来看，没有文明的交流碰撞就不会有人类的进步。世界各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在多样性融合中共同进步。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便是在差异性中寻求共生性的尝试。其建设面临着风险和危机，但同时也是发展新时代合作交流机制的良好途径。要借助文化输出的机会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才能促进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此外，“一带一路”的建设以民心相通作为社会根基，认识到从个体到整体、从微观到宏观进行感召和影响的重要性，当这一战略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效、奠定好扎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便能推动更宏伟目标的持续实现。

五、价值启示：文化准则在新时代外交中的传承与创新

（一）把握文化准则，走好特色道路

汉朝“丝绸之路”的外交成果让我们看到中华文明的强大魅力。千年历史长河中，任何一个对人类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王朝，其文化一定是熠熠生辉的。悠长历史和多元文化为中国外交赋予了独特色彩，经过时间打磨后成为构建当代外交理念深厚的土壤。“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不断完善、动态发展的外交策略，但在文化准则的指导下，其出发点和核心理念不会改变。新时代的外交要利用好这一瑰宝，挖掘文化特点、定位文化类型对于国家整体实力竞争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重视文化准则才能让中国走出特色道路。

（二）怀抱伟大梦想，推动文化创新

从古至今，中国始终是怀抱着伟大梦想、将自身命运与世界命运紧紧相连的国家，从汉朝时致力于建立国际体系实现民族融合、建国之初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冷战时期积极探索外交关系转型、到今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经验证明了只有敢于主动迎接时代的挑战、积极探寻国家可持续发展模式、跳脱出对抗思维，国家才能拥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在充满危机的局势中找到可持续发展之道。

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因此在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中都能做出理论创新，具有普世价值。同样，中国文化是一种极具包容性和融合性的文化，建立在强大的文化自信上不断吸纳优秀的外来成果、进行自我充实，因此绵延千年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客观现实条件的转变之下，传统文化标准要持续结合现实进行调整，对应采取的外交理念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革新，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模式和人民需求。

（三）保持文化自信，重视文化传播

新时代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军事与科技的硬实力较量，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网络的发达，宣传工作和舆论战争对国家形象的影响越发强烈。在软实力的较量中，首先需要我们自己保持文化自信。对于本国、本民族文化基因的把握和认知将有利于我们建立不为外界所影响、不被舆论所动摇的客观评价准则。这是帮助我们在难以辨别来源和目的的谣言、谎言与西方意图从意识形态上实行渗透和分裂的策略中保持头脑清醒的有力武器。因此在当下，鼓励人文精神的发扬和传统文化的回归非常必要。

其次，我们要认识的文化的战略价值。“一带一路”的构建伴随着跨文化传播机制的构建。文化输出多少意味着对于他者传统意识形态的冲击，具有内在困难性。要提升文化影响力就仍需加强文化传播意识、积极开展对文化活动，从而建立起一定共识。从目前情况而言，借助文化产品和社交媒体进行传播是非常有效的。通过文化上的强大感召力增强话语权，在持续发展硬实力的基础上提升软实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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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第4版。

[2] 鲍志成：《跨文化视域下丝绸之路的起源和历史贡献》，《丝绸》2016年第1期，71页。

[3] 鲍志成：《跨文化视域下丝绸之路的起源和历史贡献》，《丝绸》2016年第1期，72-73页。

[4] 于豪亮：《秦王朝关于少数民族的法律及其历史作用》，《于豪亮学术文存》，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第35页。

[5] （汉）司马迁 撰：《史记》卷三〇《平淮书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92页。

[6]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79页。 

[7] 韩昇：《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学术研究》2008年第8期，第93-107页。

[8] 任艳荣：《“张骞凿空西域”历史现象再探讨》，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67页。

[9] 韩昇：《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学术研究》2008年第8期，第93-107页。

[10] 胡鞍钢, 王蔚：《中国越强大世界越受益》，《经济日报》 2017年10月26日，第8版。

[11] 陈须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地位和意义》，《当代世界》2016年第7期，第8页。

[12] 胡鞍钢，李萍：《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国方案》，《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7-14页。

[13] 肖晞：《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8期，第26-43页。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第4版。

[15] 赵宪军：《“一带一路”战略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74-77页。

[16] 王易，黄刚：《中国和平发展外交思想与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137页。

[17] 苗红：《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庆阳农耕文化与区域环境关系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45页。

[18] （宋）吕祖谦 著，李解民 點校：《左传类编•诸侯制度》，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79页。

[19]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第48页。

[20] （清）阮元 校刻：《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卷二《尚书正义·卷第二·虞书 尧典》，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48页。

[21] 王日华：《国际体系与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2期，第59页。

[22] （清）阮元 校刻：《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卷一〇《论语注疏·卷第四·里仁第四》，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367页。

[23] （清）黄宗羲 著，沈芝盈 点校：《明儒学案》卷四三《诸儒学案上一·文正方正学先生孝孺·侯城杂诫》，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44页。

[24] 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6.

[25] 余潇枫,章雅荻：《和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7期，第54页。

[26] 鲍志成：《跨文化视域下丝绸之路的起源和历史贡献》，《丝绸》2016年第1期，第77页。

[27] 周璐铭：《中国对外文化战略研究(2000-2015)》，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38页。

[28] 余潇枫,章雅荻：《和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7期，第70页。

[29]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21日，第2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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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2] （宋）吕祖謙 著，李解民 点校：《左传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

[3] （清）阮元 校刻：《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4] （清）黄宗羲 著，沈芝盈 点校：《明儒學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第4版。

[6] 鲍志成：《跨文化视域下丝绸之路的起源和历史贡献》，《丝绸》2016年第53卷第1期。

[7] 于豪亮：《秦王朝关于少数民族的法律及其历史作用》，《于豪亮学术文存》，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

[8]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9] 韩昇：《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学术研究》2008年第8期。

[10] 任艳荣：《“张骞凿空西域”历史现象再探讨》，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11] 胡鞍钢, 王蔚：《中国越强大世界越受益》，《经济日报》2017年10月26日。

[12] 陈须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地位和意义》，《当代世界》2016年第7期。

[13] 胡鞍钢,李萍：《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国方案》，《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14] 肖晞：《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8期。

[15] 赵宪军：《“一带一路”战略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16] 王易，黄刚：《中国和平发展外交思想与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17] 苗红：《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庆阳农耕文化与区域环境关系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18]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19] 王日华：《国际体系与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2期。

[20] 余潇枫,章雅荻：《和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7期。

[21] 周璐铭：《中国对外文化战略研究(2000-2015)》，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22]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20年第10期。

[23] 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助教评语

如何理解中国对外关系理论的文化标准？这是一个宏大的课题。经过长期实践与总结，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完整而行之有效的对外关系理论，其中蕴含的文化标准耐人深思。本文创造性地以现代中国为着眼点，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蕴含的文化标准为研究对象，积极探究对外关系理论中文化标准的演变历程。在作者看来，古已有之的“丝绸之路”无疑是当代“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历史基础与理论基础。后者在继承前者文化内核的同时，也创造性地融合了现代外交理念与区域文化特色，体现出一套鲜明的文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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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俞   亮

供稿：“东亚文明史”教学团队

审核：沈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