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面对的挑战及中国改革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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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资本主义没如预料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革命没如预测在先进国家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没如预计采用计划经济，这三大事实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挑战；中国改革渐聚渐凝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宣示了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成，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践成果，其逻辑回应了三大挑战。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面对的挑战及中国改革的回应
文 余金城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是当代基本事实。资本主义借助市场经济取得显著发展，改变了两种制度的并存态势，迫使社会主义走上改革之路。这些对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形成了重大挑战，集中在以下三大问题上：其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如所预料的退出历史舞台——从价值尺度层面质疑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挑战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地位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其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如所预计的采取计划经济来完成——从逻辑原理层面质疑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挑战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及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其三，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如所预测的在先进国家率先成功——从策略原则层面质疑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取代的条件，挑战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作用及社会主义生成规律的理论。
上述三大问题从不同角度质疑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政治上构成了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问难，是中西学界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合理性形成质疑思潮的重要原因，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构成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研究的基本问题。
笔者认为：三大挑战在事实层面质疑了马克思主义结论，形成严重政治冲击力，很大程度影响到人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但三大挑战在逻辑层面只针对“两个必然”——何时实现、何种路径、何者率先等策略方面，并没能触动“两个必然”本身。同时应该看到，三大挑战集中体现了原创理论在生产方式问题上的判断有误：低估了市场经济自我调整的潜力，高估了计划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中国改革所推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完整地展示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其逻辑前景回应了前述挑战，为当代重构社会主义必然性奠定了基础。
一、三大挑战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冲击
三大事实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构成了严重挑战，后者所激起的政治思想涟漪是引人注目的。较早时期，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主要针对后者所仰赖的“社会发展存在客观规律”这一前提，从波普的《历史主义的贫困》到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都明确否认人类社会发展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晚近时期，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形成了向其基础部分转移的动向，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都建立在阶级分析、阶级斗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基础之上，而这些均遭受到尖锐的抨击和批判。所谓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只能通过回应上述挑战，才能得到坚持和传播。
从总体上看，三大挑战的最终形成与当代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有关。
首先，二战之后，生产力发展经历着从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转变，传统社会主义所针对的阶级现象发生了很大改变，学界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思潮。美国学者赖特在其主编的《阶级分析方法》一书中展示了六种阶级分析视角，马克思主义仅具其一。国内学者周穗明在《20世纪西方主流学术界的阶级与社会结构理论述评》一文中，选择了西方最具代表性的12位理论家，认为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他们“形成中的新共识强调传统阶级特征的弱化，身份特征的强化；阶级意识的淡化，身份意识的强化；阶级政治的退化，去阶级意识的强化。”[1]这种局面导致所谓“后阶级分析”论者主张放弃“阶级”概念，转而使用“社会不平等”概念：阶级所体现的不平等仅仅属于社会不平等的一种。按照帕库尔斯基的说法：非阶级的不平等理论主要衍生自托克维尔主义、涂尔干主义和韦伯主义，“强调劳动分工和职业闭合的职业分层理论；从种族、性别和民族—国家等方面探寻不平等和冲突之根源的地位不平等理论；关注政治权力、组织内权威等级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张力的权威理论。”[2]
其次，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阶级斗争的诉求从政治目标转向了经济目标，导致西方学者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解构。当阶级从确定性转变为不确定性的时候，阶级斗争主体也相应从稳定状态转向不稳定状态；后者直接影响到阶级意识的理论提炼以及阶级队伍的集中组织，最终会波及阶级斗争实践。克朗普顿据此认为：“尽管阶级划分是持续的，但‘阶级’的观念在当代社会却已经失去了作为一种核心话语或政治组织原则的重要性。”[3]然而，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消除阶级不平等就等于消除了社会不平等。一般意义的阶级理论应该包含阶级概念和阶级斗争策略的内容，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主体判断，是后者得以发生的关键。
再次，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所出现的弊端，导致西方学界对无产阶级专政形态的批判，进而扩展至对无产阶级解放目标及社会主义运动合理性的质疑。这可以看作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发生变化的自然结果。20世纪90年代，冷战以资本主义获胜结束，英国学者理查德•斯凯恩认为阶级乃至剥削的存在不会影响资本主义延续：“在20世纪末期分享马克思关于废除阶级的观点已经被视为乌托邦了。”[4]无独有偶，福山也认为，“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不仅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更证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有西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一条道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而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5]
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马克思无产阶级解放学说连同其社会主义实践运动，都是在基础部分坍塌的。既然社会主义运动仅仅同历史中某种短暂事实相一致，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于缺乏足够根系支撑，要么将因自身资源枯竭而消失，要么将转向资本主义而重生。当中国通过改革选择市场经济时，他们判断中国选择了后者。
西方学者的上述观点对国内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一，对阶级斗争及其成果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根本否定。前不久，王伟光撰文说：“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搏斗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6]此文引起了激烈反响。袁伟时说：“时至21世纪，仍然高唱阶级斗争颂，是令人吃惊的食古不化的原教旨主义，如果被采纳，必将给市场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恶果。”[7]有学者认为，“王伟光把阶级斗争说成‘主线索’，这就是公然鼓吹阶级斗争为纲!”，疾呼“这就是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是要不要党的基本路线的大问题”。
第二，有的学者主张放弃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转而选择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谢滔发文说：“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他转述辛子陵的观点：“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而社会民主主义所主张的道路则值得学习和效仿。“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8]
其实，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道路被质疑，不仅表现在学术界，而且表现在政治家身上，不仅是作为一种思潮存在，而且是作为一种政治方向存在，不仅出现在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出现在中国。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改革的失败，苏联解体以及东欧易帜，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政治家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以无产阶级或弱势群体解放为目标的价值观，改取了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一旦失去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就等于失去了手中旗帜，放弃了自己存在独立性，就很难面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势包抄与猛烈冲击，就会出现稳不住神、定不住脚的状况，此时就很难避免转向改良的资本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了。
对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态度，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安身立命之所在；但同时，在重新认识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今天，又绝不能简单沿袭传统方式来认识和对待上述问题。这一问题使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正确与错误、坚守与变革交织在一起，任何简单化的方式都会使事情跌入误区。人们之所以检讨与反思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原因大体在于：
一是该模式没有实现足以体现无产阶级利益的生产力。计划经济的显著特色是政治权力对经济活动的统一管控，事实证明，计划经济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并不占据优势；相反，权力对经济活动的深度介入，反而为低效率的垄断现象和高频度的权力腐败，创造了发生和发展的前提。
二是该模式没有实现体现无产阶级利益的生产关系。依靠阶级斗争建立起的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由于没有成功地提升所代表工农阶级的基本生活水平，不得不转到资本主义采用的市场经济，此举意味着工农阶级再度成为该经济方式中的弱势群体，历史似乎又一次返回到起点。
三是阶级存在样态和阶级关系性质发生了重大演变，人们很难期待社会主义政治权力按照阶级斗争模式再度出现。这一事实，诱惑一些敌视社会主义运动者把其视为历史偶然现象，而现实社会主义就成为某种政治孤岛或飞地，社会主义理想则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大话炎炎的乌托邦。
人们对社会主义另眼相看有一定事实依据，但承认这些事实是一回事，解释这些事实是另一回事。笔者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人类历史为背景，人与自然界关系成为考察历史的主线，其中所包含的规律性、客观性和现实性，构成其逻辑体系。依据马克思主义方法理论，社会主义者完全可以对此做出与时代条件相一致的解释。
其一，社会主义理论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基础。人类生命活动“自由的有意识的”[9]162特性：一则有助掌握自然规律，人们“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9]163；二则有助掌握社会规律，人们懂得按照任一个体的尺度来进行生产。自由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在历史进程中，其意识成果可持续积累，使新一代总能站在更高起点；其意识成果可无限复制，使社会关系扩大具有经济意义。两者互补互动，使社会发展呈现出整体化和公有化两种客观趋势，推动历史趋向消灭阶级，从而使人类脱离动物界。当今学界关于阶级的种种新论，从根本上说，是对消灭阶级条件尚未成熟但已发生了较马克思时代重大变化的反映，虽值得关注与研究，但并没有撼动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必将消灭阶级的规律性结论。
其二，社会主义理论所主张的价值观具有客观性。社会主义价值观本质上体现为集体主义，所衍生的社会平等原则，传承了文明史一直延续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体现人类整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一是追求能力提升，形成英雄主义情结，向往自由发展目标；二是需要社会合作，形成整体优先原则，趋向社会平等目标。马克思实质上是从社会角度看待个体的，共产主义不过是向社会人的回归。无产阶级解放之所以就是人类解放，是因为无产阶级标志着人类最后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与个体先天禀赋和后天际遇的差别相联系，其原因是无法根除的；人们所能选择的仅仅是让个体差别不致影响到他们的平等关系——其唯一途径就是让每个人都获得自由发展的条件。
其三，社会主义策略观具有现实性。马克思指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实力呈强势的当今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理念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这是不容动摇、不容质疑、不容挑战的原则。如果说，从历史趋势看，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话，那么，这仅仅是就宏观政治原则而言，并不要求在中观甚至微观层面去强调阶级斗争主导作用。所谓“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是以历史方位与现实需要的统一为前提的。首先，搞社会主义运用阶级斗争方式夺取政权是与特定历史时期联系在一起的，在那个时代是合理和正确的。其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消灭阶级的条件是通过阶级合作方式积累的；阶级斗争原则将在危及社会主义政治方向时继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人民民主专政行使排他性权力的逻辑支撑。显然，前者是常态，后者是异常。双方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应该存在着任何一方的偏废。
与资本主义客观上站在强者立场——优胜劣汰本身就体现了这一点不同，社会主义主观上需要站在弱者立场，所谓无产阶级解放，本质上体现的就是这一立场。失去了无产阶级或弱势群体立场，社会主义就会失去自己的社会基础，也会相应失去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消灭阶级的条件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变化，以蒸汽机技术为代表的大机器生产方式出现即可具备；但实际上消灭阶级的条件取决于劳动方式变化，即以脑力为标志的劳动方式普遍化提供了消灭阶级的生产力条件。换句话说，生产力的人与物两大要素，现在需要从倚重“物”的尺度，转向倚重“人”的尺度；或者说，从倚重生产资料转变为倚重人本身。
事实表明，市场机制较好地激励了以脑力为特征的劳动，这是资本主义迟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马克思说过，一种生产关系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之前，是不会消失的；由于市场经济很好地解决了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所以，它相应能够缓和甚至化解所面对的社会矛盾。资本主义的新问题是其个人主义价值观经由经济全球化放大所带来的：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生态危机、非传统安全危机，都折射出其基本矛盾难以克服。这是它仍然要被取代的原因。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三大挑战逻辑回应
上述挑战最终归结为对社会主义政治存在形态的质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无一不受到逻辑的拷问。而这些理论已经作为基本因素纳入到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离开这些理论，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就失去了历史，其进一步发展就无从谈起；它通过无产阶级或弱势群体解放来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就失去了依据，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主张就失去了内容；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性质就无从体现，社会主义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坚持就失去了依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就失去了解释。
当然，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阶级、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观念的血肉联系，是社会主义运动客观形成的，其存在所具有的历史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按照马克思主义方法理论：一是人类社会发展存在客观规律；二是该规律体现为经济因素归根结底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三是经济发展将展现为弱势群体的不断趋强。其统一表明：通过无产阶级解放实现人类解放是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之所以在当代遇到尖锐挑战，并不在于它所追求的消灭阶级目标出了问题，因此也不归结为一度发生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具有历史合理性，而是在于马克思主义对消灭阶级所需要的生产力条件在认识上出现了误判：现在看来，人类最终消灭阶级的生产力条件，不应该体现在生产方式从手工生产转变为机器生产，而应该体现为劳动方式从体力劳动转变为脑力劳动。如果此论成立，那么，即便是现今的发达国家，也不具备消灭阶级的生产力条件；而基础较为落后的中国，更是需要进行长期的生产力发展。
本文直面了时代变化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挑战，它所涉及的三个问题，分别需要集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的学术资源，最终将统一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必然性的命题上，其逻辑证明将提供中国改革实践的解释体系，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将因此获得从分散转向集中、从宣传兼及研究的一次改革契机。它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将为化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多元并存矛盾提供一种有益的启迪。
目前主流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并分别将之纳入不同学科门类中的相关一级学科，这样做的初衷是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各自所在的学科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其合理性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客观上包含的不同思想内容，有助于对其进行宣传。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结论是建立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相统一的基础之上，时代事实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质疑，使这三个学科都受到了冲击，且任何单一学科都很难独立应对。其中尤为困难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其转变为实践的结论；如果说，哲学解决的是“要做什么?”、政治经济学解决的是“为什么做?”的话，那么，科学社会主义解决的就是“要怎么做?”的问题。作为直接的关于实践的理论，科社学科面临的冲击首当其冲，但按照固有的学科内容布局，科社学科却很难独立完成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证。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针对的就是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应该归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基础理论针对的就是“怎么做”背后的“做什么”和“为什么”的完整解释体系。设置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宣示了中国改革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虽壮大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声威，但在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当代论证完成之前，是很难真正承担帮助年轻一代形成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使命的。就此而言，本文可视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一种探索。
中国改革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运用利益差别方式积累消灭阶级的生产力条件：一方面，市场机制实行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另一方面，政府作用实行全面协调、促劣变优。双方的结合，既能够借助市场源源不断发展生产力，又能够借助政府持续不停地改善生产关系，体现了现时代社会主义实现消灭阶级目标的客观要求。显然，只有奉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政治权力才能形成后一种政府作用，而只有具备了这一作用的市场经济才能趋向共同富裕方向。同时，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体现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条件下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政治选择，本身就具有阶级斗争性质。
可见，一旦消灭阶级的生产力条件出现调整，对阶级现象的认识，对阶级斗争范围的判断，对无产阶级专政作用的理解，都将发生重大的改变。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根本否认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解放学说的理由，更不是否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奋斗所产生的历史成果的理由。
回应“三大挑战”基本学理依据是：消灭阶级的生产力条件需要从“物”的方面转变为“人”的方面。
一是解释“资本主义并没有如所预言的退出历史舞台”——该问题涉及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价值理念层面的孰是孰非。
此处针对的是社会主义价值的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是把握该问题“历史与现实”的变化：要理解社会主义价值基础，首先，必须正确解释阶级现象的演变——人类三种产业布局的调整，使无产阶级存在不再仅仅沉淀在工业领域，其生存在发达国家也不再难以为继；其次，需要找到阶级现象持续存在的证明——社会弱势群体存在符合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是人类最后一个受压迫受剥削阶级的判断。两者的统一，表明社会主义站在无产阶级解放立场上从事社会主义变革，仍然构成后者的价值基础。
1.马克思无产阶级解放学说把无产阶级视为最后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人类将通过无产阶级解放实现自身整体解放；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认为，个体存在先天禀赋和后天际遇差别，正确途径是提供人们公平竞争的条件，并承认优胜劣汰的结果，因此，无产阶级或弱势群体现象将永远存在。双方在人类发展总体目标上显著不同。
2.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解放取决于人类生产力发展至一定水平，届时，人类将告别动物界，开启人类真正的历史，其标志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认为，个体之间的差别决定了人们永远无法实现平等，人类唯一的选择是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因此，生产力水平只能提供可塑的平等竞争条件，而竞争本身将伴随人类文明史的始终。双方在社会平等尺度上显著不同。
3.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建立在人类整体解放的基础之上，这种集体主义通过无产阶级立场来体现；资本主义价值理念建立在丛林法则的基础之上，虽然该法则被赋予了现代文明的形式，因此，它主张个人主义价值原则，客观上站在强者利益的立场上。双方在价值观念上显著不同。
4.上述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与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的比较表明：前者坚持人类可以创造出有别于动物界的个体平等的理想社会，后者拒斥这种前景的可能性；而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如所预料的退出历史舞台，显然并非是社会主义所秉持的价值理念不正确，而是实现该价值目标的条件尚不完全具备；正如马克思所说，一种生产关系在它所容纳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前，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二是解释“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如所预计的运用计划经济完成”——该问题涉及到生产力，人与物二元要素构成的孰先孰后。
此处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重新认识消灭阶级的生产力条件，关键词是“客体与主体”。原创理论认为理想社会的实现取决于生产力中物的条件，即出现了大机器生产方式之后，对其计划使用就可以实现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加上实现计划经济首先需要解决生产资料公有制问题，所以，整个社会已经具备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条件。实践证明，理想社会依靠物的条件只能解决生存条件平等问题，并不能解决发展条件平等问题。后者的解决需要明确提出人即主体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体条件针对的是人们劳动能力，而所谓消灭阶级所需要的主体劳动能力条件，首先是所有劳动者都转变为脑力劳动方式。这一观点与马克思判断阶级形成的思路具有一致性：当年，他和恩格斯都认为，社会分工是形成阶级的基础，而脑体分工是真正的社会分工；同时，他们还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的消灭。这些观点与笔者所谓“主体”条件的判断是一致的。
按照上述理解，社会主义政治权力肩负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历史责任：一方面，它需要确保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和道路——这不仅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而且维护其存在也具有阶级斗争性质；另一方面，它需要帮助形成消灭阶级所需要的生产力条件——这需要政治权力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政府更好发挥作用”针对的就是这一方面，显然实现生产力发展本身并不需要阶级斗争，而需要地地道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基本观点是：
1.在马克思时代，人们仍然面对满足生存需要压力，理想社会之所以被确定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体现的是对所有人生存所需消费品的充分满足；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大机器生产方式，属于客体化生产体系，从逻辑上说，可以按照人们的意愿带来物质产品的充分涌流，因此，它才被马克思、恩格斯看作是能够实现理想社会的生产力条件。
2.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客观上具有经济性质，体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主张用计划经济代替商品经济，是因为后者无政府状态导致大机器生产力的浪费，而计划经济通过建立生产与消费相一致的关系，解决了这一矛盾，呈现为较商品经济为高的生产力。
3.计划经济在与市场经济的竞赛中陷入败局表明：计划经济静态认识生产力要素、侧重充分利用生产资料作用的做法，较之市场经济动态认识生产力要素、侧重持续激励劳动者作用的做法，偏离了生产力发展主动力；这同时表明，理想社会对阶级的消灭，也无法只通过改变所有制关系——即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来实现，而是需要通过根本改变分工关系性质——即用普遍脑力劳动代替脑体分工来实现。
4.中国改革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实现理想社会的合理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含了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两大要素，前者运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不断推动生产力发展，后者运用“全面协调、促劣变优”不断改善生产关系格局；一旦双方发展至人们的劳动方式完全转变为脑力劳动，就可以对后者的精神产品实行公有制，进而创造出资本主义难以望其项背的生产力。
三是解释“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如所预测的在先进国家首先成功”——该问题涉及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主体的孰主孰从。
此处所涉主题是社会主义政治基础理论，针对的重点内容是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作用。关键词是“存在与发展”。在资产阶级占支配地位的时代，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社会变革，会遭到前者打压和抵制——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实际上成为无产阶级应对资产阶级打压自己理想实现的主要条件；如果说，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形成是依靠阶级斗争，那么，维护其存在同样具有阶级斗争性质。同时，无产阶级专政承担了向无阶级社会发展的历史任务：当年，马克思对该任务的理解主要是：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现在则需要根据消灭阶级的需要推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现实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了两项基本要素：一是市场，二是政府。前者体现“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后者体现“全面协调、促劣变优”机制。双方的作用达到了某个临界点的时候，社会整体上的贫富差距开始趋于缩小，直至不再具有阶级分野的意义，共同富裕开始成为社会的显性特征。
其基本观点是：
1.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相联系。后者将完成从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并为计划经济奠定基础而达到最后消灭阶级的目标；但是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却因生存条件有所改善而斗争力度不足，反而是落后民族在世界大战背景下社会矛盾激化，获得了夺取政权的历史条件。
2.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历史使命是推动向无阶级社会即人类解放目标的过渡。由于社会主义源自于落后民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会受到强大资本主义的压力，因此，该任务首先体现在维护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存在本身，即保证自身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权利，也即维护通过弱势群体解放实现人类整体解放的价值目标，就此而言，这一任务具有阶级斗争性质。
3.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现实任务是在市场经济中更好发挥作用。即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运行“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的同时，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行使“全面协调、促劣变优”作用；从逻辑上说，“促劣变优”将逐步缩小“优胜劣汰”所造成的利益差距，使之越来越趋近共同富裕局面；就此而言，这一任务是通过阶级合作方式创造消灭阶级的条件。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离开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作用是难以想象的；而后者之所以能够胜任这一历史性任务，与其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从而锻炼出一支具有理想信念、廉洁从政的队伍有关；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挑起了实现理想社会目标的重担，它源自于落后民族改变自身面貌的愿望。在全球化背景下，借助于政治权力，有效地学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合理地启用了中华文化整体主义的思想成果，最终将整合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中华文化三大资源，创造出超越现有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本文立足于两个基本判断：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消灭阶级的理想社会体现了客观规律；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灭阶级的生产力条件认识有时代局限。现有的学术成果，对上述判断虽有所涉及，但都没有明确地提出类似主张，当然，也就不会如笔者所要做的：通过重新认识消灭阶级的生产力条件，来完成“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当代论证”。这里涉及到如下基础理论问题：
1.发掘“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著名论断的二重含义：一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即每个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理想社会将消灭脑体分工现象，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从一种分工岗位转移到另一个分工岗位——分工仍然存在，但不再固化在特定的劳动者身上，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人们都需要公平地分担。二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等同于个性化发展，即每个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去发展自身能力。显然，个性化发展较之全面发展，属于更高的发展阶段——全面发展是以社会分工需要这种外在标准来衡量的，并没有真正带来人们的解放。而个性化发展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于社会客观需要的影响甚至支配，但人们完全可以找到适合自己、本人也需要的发展目标。个性化发展是真正体现人类解放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意味着个人潜能最大限度的发掘，同时也就意味着人类能够因此形成与自然界关系的最为强势的状态，即生产力水平的最大化。人类一旦实现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就等于实现了个体之间的社会平等——人们的平等体现在所有人都拥有发展的自由上，因所有人都享有了同等性质的自由而展示了平等。
2.需要深入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尤其是区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价值形成特点和作用方面的不同。首先，劳动存在方式不同：体力劳动中人在劳动就在，其持续时间就形成劳动总量；而脑力劳动中人不在劳动也可以在——只要其成果例如技术、经验、管理方式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就意味着相关劳动的存在。其次，劳动衡量方式不同：脑力劳动价值并不单纯取决于投入的劳动时间，也有悟性、灵感的因素；同时，脑力劳动成果被运用的范围和程度，也为衡量其价值增加了或然性。
3.关于消灭阶级条件的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确认：消灭阶级不能以牺牲生产力为代价，因此这只能依靠劳动方式的转变来实现。人类劳动能力差别是客观现象，从整体上看具有两种性质：一种脑力和体力的差别，另一种是脑力之间、体力之间的差别。事实上，人类不能完全消除的是后一种差别，前一种差别则是可以消除的，即人类可以全部转变为脑力劳动者。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类生命活动的特性具有“自由的有意识的”性质。凭借这一特性，人类有别于动物界：人类利用脑力，可以按照任何一个物种的尺度进行生产，而动物的生命活动只取决于本能这一种尺度。脑力劳动属于真正体现人类生命活动特性的劳动方式——随着文明史发展，脑力劳动呈现出越来越替代体力劳动的趋势，最终使人类劳动方式完全转变为脑力劳动性质。脑力劳动普遍化不仅意味着消灭阶级的生产力条件已经具备，而且它还展示了一种全新劳动关系的形成——由于脑力劳动成果所具有的精神形态，使其具有了无限复制的可能性，一旦充分予以利用，就可以大大节省生产成本，并最终告别社会关系的竞争状态：一方面，所有个体都把自己的精神产品交付给社会，另一方面，任何个体都可以共享社会所拥有的一切精神产品。这将是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性质的生产方式。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肩负进入理想社会的历史重任。中国改革在实践领域的最大目标——政府行为及其主导力量执政党都必须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始成果——小康社会实际上是共同富裕目标的初步实现。一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共同富裕趋势，就会加速实现劳动方式向全面脑力化的转变，消灭阶级的条件就将成熟；而此时，随着精神产品公有制的实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拥有很高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将退出历史舞台，“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社会将真正实现，人类将告别动物界这种史前史时期，进入到全新的历史进程。
5.从现实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旦获得发展模式的定型，从逻辑上将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中，市场机制本身所需要的法制体系将要求民主政治体系的支撑，后者也势必越来越多地展现协商民主的色彩；而政府作用本身所需要的德治原则将要求集体主义价值体系的支撑，后者势必越来越多地展现中华文化的特点。如果说，法制体系和民主政治体系侧重于对资本主义优秀文化成果的继承的话，那么，德治原则和集体主义价值体系则更多地强调了对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成果的继承，后者所展示的对共产党人品德的特殊要求，将构成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一个显著特征：一方面它根源于无产阶级历史地位所衍生的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内在必然性，另一方面它来自于政府须无私才能介入市场所产生的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准入原则。
当年，马克思曾说过，脑体分工是真正的社会分工，也是阶级形成的基本原因；现在，如果通过劳动方式普遍转变为脑力劳动来消灭阶级，应该说是一次逻辑上的回归。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也提到通过消灭脑体分工来消灭阶级，但他们设想的是人们均衡地共同分担所有劳动来消灭脑体分工的，事实证明，这种设想不利于生产力发展。
马克思虽然揭示了人类生命活动自由的有意识的特性，但考虑到文明史以来人类始终面临着生存需要的压力，体力劳动为此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再加上当时经济危机、阶级斗争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动荡，他开出的社会主义药方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所以转向通过阶级斗争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的选择。要真正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肯定脑力劳动方式在人类劳动中的主导地位；而市场经济对劳动的激励归根结底是对脑力劳动的激励。
原文参考文献：
[1]周穗明.20世纪西方主流学术界的阶级与社会结构理论述评[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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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罗斯玛丽•克朗普顿.阶级与分层[M].陈光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5.
[4][英]理查德•斯凯恩.阶级[M].雷玉琼，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02-103.
[5][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李杨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11.注释.
[6]王伟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J].红旗文稿，2014(18).
[7]袁伟时.建设法治国家的障碍[J].炎黄春秋，2015(6).
[8]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J].炎黄春秋，2007(2).
（文章来源：《理论与现代化》2016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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