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法理基础（三）：现代性与德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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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发表关于“抵制司法独立等西方错误思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道路”的讲话，引发部分民间人士强烈批评。实际上，拿中国特色当幌子，早已不能解决中国挨骂的问题，而恰恰是不自信的表现。柯华庆教授指出，要真正向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亮剑，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法理基础问题，重建社会主义政治正当性，夺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政治合法性的根基是公共利益原则，而资本主义宪治立足于第一波现代性，以人性恶为起点，通过党争民主和三权分立限制政府权力，恰恰易被党派所利用，应用到多民族的大国中只会导致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社会主义宪治立足于第二波现代性，试图重建德性政治，这必然依靠一个有德性的党领导国家服务于公共利益，形成党导民主制，因此，社会主义法治必然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并存的党导法治体制。党导民主制是社会主义理念下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政治制度，在此基础上所建构的立宪党导制则是中国宪治的必然归宿。
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法理基础（三）：现代性与德性政治
文 柯华庆
作者信息：
柯华庆，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法理学研究所所长。已经出版《实效主义》《第三次变革》《论共同自由》和《论立宪党导制》等著作。实效主义法学与改革哲学和立宪党导制提出者，共同自由价值倡导者。邮箱：lawgame@263.net微信：lawgame
注：本文七万字以上，曾以《党导民主制：德性民主政治的建构》提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召开的“中国治理模式研讨会”（2016年10月21日）和提交中山大学法学院召开的“中国立法学研究会2016年学术年会”（2016年11月19-20日）。中华好学者将陆续推送全文，请持续关注。
目 录
导 言
第一章 中共领导权的合法性：中国特色还是社会主义？
1.1、中共领导权合法性问题
1.2、中国特色还是社会主义？
1.3、意识形态领导权
第二章 实效主义合法性
2.1、政权合法性
2.2、合法性的三个方面
2.3、实效合法性
第三章 现代性与德性政治
3.1、从施特劳斯热说起
3.2、现代性与民主
3.3、卢梭的德性政治：公意
3.4、黑格尔的德性政治：国家
3.5、马克思的德性政治：共产主义
3.6、社会主义的德性政治：党导民主制
3.7、德性与人性
第四章 政党与民主
4.1、华盛顿为什么反对组党？
4.2、政党为什么必要？
第五章 党争民主制与消极自由
5.1、党争民主的逻辑
5.2、党争民主的发展
5.3、党争民主制的价值：消极自由
第六章 党导民主制与共同自由
6.1、从麦迪逊的观点说起
6.2、多元劳动价值论与共享分配
6.３、党导民主的民主性
6.3.1 引导式民主
6.3.2 融合式民主
6.3.3 金字塔式民主
6.4、党与人民：共容利益体
6.5、党导民主制的价值：共同自由
6.6、党导民主制与中国
6.7、党导民主的缺陷
第七章 立宪党导民主制
7.1、立宪的党导民主制
7.2、立宪党导国
第八章 历史是否终结？
8.1、福山的转变
8.2、历史终结于共产主义
结语：现代社会主义宣言
第三章 现代性与德性政治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立国安邦的金科玉律，“博爱”是建立民族国家的情感，“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自由”是民主立国的圣经。人人平等和人人自由的观念是从传统到现代而逐渐传播开来的，人们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决定了民主制度的设计。
3.1 从施特劳斯热说起
西方文明从传统到现代、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历程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性的全貌，由“施特劳斯热”产生的“回到古典”运动凸显了西方关于现代性问题的争论。[1]施特劳斯毫不隐晦地宣示“西方文明的危机”。施特劳斯批判现代性是为了回到西方古典哲学和回归传统。在施特劳斯看来，西方现代性就是自由主义，是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必然产物。
理性主义有两个分支：欧陆的唯理主义和英美的经验主义。欧陆唯理主义的经典表达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理性主义对一切传统的神圣性进行挑战，质疑一切权威，反对一切巫祝迷信和蒙昧主义。英美经验主义的经典表达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来自于对自然界的研究，将一切推理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在欧陆盛行唯理主义的背景下，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敢于创新，将实证精神推广到社会科学研究，建立了实证主义哲学：驱斥一切先验的或形而上学的思辨，将哲学的任务归结为经验研究，通过对经验的归纳得到科学定律，拒绝通过理性把握感觉材料。理性主义奠定了科学世界观，科学技术的发现推动了近代社会的巨大进步。
理性主义导致个人主义，从传统到现代的进步就是从社会性到个体性的进步。法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中恰当表达了这种观念：“迄今为止，一切进步社会的走向一直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如果说身份所反映的是依附关系，那么契约自由揭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人类根据自己的理性认识自然和社会，能够设计创造和预言未来。正是因为个人拥有理性，才能不被自然界和他人所束缚，成为万物的主宰，个人认为自己可以主宰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的丰富和教育的普及，自我觉醒的人越来越多，个人主义盛行。
个人主义主张个体至上，个人的利益是行为选择的决定因素，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个人主义反抗权威以及所有试图控制个人的行动，尤其是那些国家或社会对个人施加的强迫力量，主张社会和国家仅仅是个体的契约，个体既可以立约也可以毁约。个人主义意味着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在对待善恶选择上的“自由”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自由主张主体独立于欲望的控制。康德的自由概念属于这类。在康德看来，理性有两种功能，即作为认识能力的理论理性和作为行动能力的实践理性。由此，理性具有两大立法权：知性为自然立法和理性为自身立法。所谓“理性为自身立法”就是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立法者与守法者是同一主体，自律即自由。另一种意义的自由则是去“自由地选择作善还是作恶”，是一种绝对的自由。福柯等人的自由属于此类。在福柯等人看来，为了这种彻底的自由，不但必须否定一切族群、宗教、历史、文化、社会、社群、家庭、婚姻以致性别对个人的束缚，而且还必须不断否定个人本身，因为个人本身就是分裂的，这个分裂的原因是个人只有一半要自由，另一半则总是希求肯定性的建制。如果康德认为选择有法是自由人的道德义务，那么福柯等恰恰认为选择无法才是自由人的道德义务，因为自启蒙以来的一切以自由为名的“立法”在福柯看来当然都只是在营造各种“监狱”。[2]如果我们将康德的自由观念看作是现代性的话，那么福柯的自由观念则是后现代性。在施特劳斯看来，后现代性只不过是更彻底的现代性。
极端的自由主义必然导致相对主义。在相对主义者看来，人世间没有高贵与卑贱、聪明与愚蠢、优美与丑恶、深刻与肤浅、高雅与庸俗之分。一切都是拉平的、平等的，因此最通俗、最流行、最大众化的就是最好的，因为这样最民主、最平等、最政治正确。施特劳斯认为，正因为现代性具有这样一种把人类引向“报废的人”[3]的逻辑，现代性实际意味着整个人类的危机。现代性建立在“低俗但稳靠”的基础上，并非没有其正当性，但其“低俗”最终导致现代性的最大悖论：现代性最初是要把人提到神的地位，结果却是把人降低到了动物的地位。施特劳斯因此在其《古今自由主义》中提出：“真正的自由人今天最紧迫的责任莫过于要全力对抗那种堕落的自由主义（pervertedliberalism），这种堕落的自由主义宣扬人的唯一目的就是只要活得开心而不受管教，却全然忘了人要追求的是品质高贵、出类拔萃、德性完美。”[4]
在施特劳斯看来，西方现代性所带来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将会导致虚无主义：“一旦认识到我们的行动所依据的原则除却盲目的选择而外别无根据时，我们就再也无法信赖它们了。我们不再能够全心全意地依据它们而去行动。我们不再继续作为负责任的存在者而生活下去。为了生存，我们把那些很容易就能平息下去的理性的声音平息下去了——它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依据的原则本身和任何别的原则并无好坏之分。我们越是培植起理性，也就越多地培植起虚无主义，我们也就越难以成为社会的忠诚一员。虚无主义之不可避免的实际后果就是狂热的蒙昧主义。”[5]
甘阳指出，施特劳斯关于德性问题的中心论点是：古典政治哲学使政治服从于道德德性，更服从于理论德性（作为人的目的或人的灵魂之完善），但现代政治哲学从马基亚维里开始则将德性服从于政治（看成只是政治上有用的德性），并且使哲学变成服务于人类现实需要的手段，降低了人类的可能性。[6]施特劳斯将西方现代性所导致的政治德性危机归结为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转型，将挽救西方现代性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回归古典政治哲学、回归到阅读柏拉图。
施特劳斯反西方现代性，因而也反自由主义、反民主和反全球化。施特劳斯之所以在美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是因为从80年代中后期以来，他的观念突然被美国主流媒体称为华盛顿的官方政治哲学，甚至成了美国共和党高层的政治理念，是“共和党革命的教父”。[7]80年代正是共和党人里根当总统当权的时代，而且1994年共和党一举结束民主党把持美国国会长达六十年的格局，取得在参、众两院都成为多数党的历史性胜利。在施特劳斯那里，西方现代性是自由主义的代名词，施特劳斯心目中的自由主义是政治自由主义。美国民主党主张政治自由主义反对经济自由主义，而美国共和党的政治理念是经济自由主义但反对政治自由主义。施特劳斯将西方现代文明的问题以最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施特劳斯的哲学将政治道德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正合共和党之意。政治自由主义主张“权利优先于善”，主张民主，主张法治，言必称亚里士多德；政治保守主义则主张“善优先于权利”，尊德性，主张德治，言必称柏拉图。
可以说，施特劳斯敏锐地看到了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危机之处，然而施特劳斯开出的药方是幼稚的和荒谬的。施特劳斯的幼稚之处在于试图将实践理性中的德性问题转化为理论理性中的认知问题，甚至于仅仅是读书问题。道德的提升需要身体力行，而非读柏拉图或者孔子。一个人天天研读柏拉图的《理想国》能够成为有德性的人吗？谁能保证将《论语》背得滚瓜烂熟的人不是个十足的伪君子呢？施特劳斯的可笑之处还在于其本末倒置，他忘记了马克思的名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施特劳斯犯了文人常常犯的错误，认为政治哲学决定现实的政治，没有认识到政治哲学只是现实政治的反映。古典政治哲学之所以强调德性和人的等级是因为等级在古代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并且等级通常是德性上的，而非认知上的。施特劳斯的荒谬之处在于将德性与民主问题转换成古代与现代问题和老年与青年问题，这种偷梁换柱的把戏使人们将政治上重视德性简化为重视祖先与老年、贬斥现代和青年的保守主义。美国共和党之所以将施特劳斯抬到“共和党革命教父”的地位并非真是因为他对共和党有很大影响，而是因为施特劳斯的观点刚好符合共和党的政治需求，即政治、道德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
施特劳斯在传统主义阴魂不散的中国特别有市场，而且现在建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需要的“文化自信”在其中找到了理论支撑。在官方倡导的“文化自信”的背景下，一些人发现了“古代文化自信”，也就是在“我爷爷厉害”中找到了自己的那点儿可怜的自信。[8]
古典哲学，无论是孔子的《论语》或者老子的《道德经》，还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或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实际上并没有现代人所吹捧的那么玄乎。古典哲学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其洞察了直到今天仍然令人们困惑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并用恰当的概念和命题表达出来，形成了学术讨论的基本范式。但发现问题不代表开出了正确的药方，更不代表无法超越。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上，现代人已经远远超越古代人，但是在对人生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上现代人与古代人之间差别并没有那么大，因为只要是人总会面对一些同样的问题。我们现在对政治与道德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越了亚里士多德与孔子，而且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也远远非两千年前所能比拟，因此现代社会的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学习古典著作得到回答。实际上，古代人能够做的现代人都能做，而现代人能做的古代人常常做不了，这是人类发展的结果。现代的德性政治是新兴的代表未来方向的先进阶级的德性政治，是年轻人的德性政治，而非老年人的德性政治。
3.2 现代性与民主
不管文人墨客对传统多么依恋，现代化的诱惑是任何国家都抵挡不了的。现代化让人类得以解放，让以前的奴隶做上了主人。现代性的基本动力或逻辑是“争取承认的斗争”，或者说，现代性的内在逻辑或道德正当性在于“奴隶”——一切被压迫被奴役的人（包括性别、种族、阶级、民族）争取自我解放、争取被承认为平等自由者的历史。[9]施特劳斯所揭示的问题是深刻的，即在现代性之后人们怎么过政治生活，也就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怎么能够实现古典政治哲学中所倡导的德性政治。施特劳斯是要回到古典政治哲学，回到奴隶制度下的天然等级政治中：人不是天然平等的，有些人生来就是做奴隶的，而另一些人天生就是来统治的。[10]现代性打破了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观念，打破了“人生来都是臣民”的观念，“人生来是自由的”观念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接受。[11]人人自由和平等是现代性最重要的成果，是一切现代制度建立的基础。
现代政治制度建立在个人主义的社会契约论之上：“既然任何一个人对他的同胞都不拥有天然的权威，既然任何强力都不可能产生权利，于是，人与人之间就只有用约定来作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了。”[12]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创建一种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产的结合形式，使每一个在这种结合形式下与全体相联合的人所服从的只不过是他本人，而且同以往一样的自由。”[13]霍布斯、洛克和卢梭都主张社会契约论，洛克与霍布斯和卢梭最大的不同在于洛克的国家主权来自于人权的部分让渡，而霍布斯和卢梭的国家主权来自于人权的全部让渡。[14]洛克的理论中人权高于主权，主权是有限的；霍布斯和卢梭的理论中主权高于人权，主权是无限的。由此两种不同的理论，尽管都是来源于西方现代性所倡导的自由平等价值，都是主张社会契约论，但不同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国家权力理论，也就产生了国家分权与国家集权的区别。洛克的分权主义经过孟德斯鸠的发展成为美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美国《独立宣言》准确表达了洛克和孟德斯鸠的理论：“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由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美国的政治制度被很多国家所效仿，洛克的契约论和分权理论也就成为了主流的意识形态，以至于有人将普选和三权分立式的民主制度当做现代性政治制度的典范。例如，一本关于现代化的畅销书中就断言：“政治的现代化指民主主义的逐渐确立和普及。……民主的确立意味着传统社会的君王家长式的统治从政治生活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三权分立式的民主制度的确立。……三权分立和大众民主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相对成熟的民主，因为民主只有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才被认为实现了它的目标。民主的目标被认为是：在机制上，实现民众对政治的参与与监督，实现权力之间的制约和平衡；在价值上，实现民众做主。”[15]然而我们在下面的论述表明，普选民主和三权分立制度的目标是实现消极自由。
由于不同个人的能力不同，在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只能建立在众意的基础上，众意的相互冲突使其不可能具有道德性，其道德性的沦丧也正是施特劳斯所批判的。但是施特劳斯有意忽略了另一个以社会自由和共同自由为目标的自由主义思想，同时是超越了古典政治哲学、建立在现代性之上的德性政治思想谱系，即由卢梭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谱系。
[1]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载于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年。下文提到这篇文章时简称“甘阳导言”，标明页码。
[2]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年，甘阳导言第53-54页。
[3]甘阳将“the last man”译为“报废的人”。通常译为“最后的人”，例如福山的经典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4]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年，甘阳导言第32-33页。
[5]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6页。
[6]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年，甘阳导言第49页。
[7]施特劳斯学派的重要成员凯瑟琳•扎科特和迈克尔•扎科特认为媒体夸大了施特劳斯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凯瑟琳•扎科特、迈克尔•扎科特：《施特劳斯的真相：政治哲学与美国民主》，宋菲菲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8]详细论述参见柯华庆：《中国学者：从经学到科学》，载《学术界》2014年第6期。
[9]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年，甘阳导言第32页。
[10]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页。
[11]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页。
[12]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0页。
[13]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8-19页。
[14]霍布斯：“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个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2页。
[15]于歌：《现代化的本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文章来源：中华好学者网http://www.zhonghuaxuezh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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