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我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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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宗教，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恩格斯说，罗马基督教就是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毛泽东跟五台山的和尚说，咱们的共同点是要解救苦难的众生。马克思主义诉诸群众运动，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用不着许愿还愿这一套。无神论、不信教，替穷人说话，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头号罪状”。
我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中国传统文化
作者：李零
我知道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是哲学博士，老婆是贵族女儿。他俩是旧世界的叛逆者。恩格斯是资本家，红色资本家。他用他挣的钱，养马克思做学问。马克思主义是西学的一支。这门学问有三大来源，德、英、法各一，都是欧洲国家。如果不研究西方，不研究资本主义，等于无的放矢。
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什么?是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支配着所有人的大脑，谁都唯唯，谁都诺诺，只有马克思说不。天下之学，逃杨入墨，凡是拿资本主义当天经地义的，肯定反对马克思主义;凡是反对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也往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书，从前是禁书。正是因为禁，才有人读。我就是拿它当禁书读。
过去，上政治课，老师讲什么，我根本不听，宁肯自己读书，原因是他们讲得不好，完全是“党八股”，我是读过原著的，印象大不一样。
马克思的书很多，影响最大的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资本论》难读，但有些道理很简单。比如“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现在大家都说，打工仔、失业者是老板养活的人，老板过不舒坦，你们就没饭吃。马克思说，错，完全相反。“资本”(capital)这个词，意思是本钱，即第一桶金。很多第一桶金的神话都是谎话。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污。一针见血。他讲商品拜物教，那一章写得真好，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支配一切，世界变成“拿大顶”。马克思的原话是“头足倒置”。
现在，发财是硬道理。市场万能，金钱至上，赌神就是上帝。我们每天看到的，不正是这样一个世界吗?
“西马”解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拿“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作对，认为《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不好，越走越远，违背了初衷。早期著作才是他的正根儿。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两部手稿最重要，一部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部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这两部手稿，前后有好几个译本，我都读过。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提前一个手稿，相反，恩格斯一再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的两大发现之一(另一发现是剩余价值学说)，是完成于后一手稿的《费尔巴哈》章。
卢卡奇说，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阿尔都塞相反，说马克思从来不是人道主义者。他们俩，谁更符合原典，其实是阿尔都塞。这类争论，我国也有反映，周扬、王若水说马克思讲“人性异化”，不对。胡乔木说马克思“存人性弃异化”，其实，马克思从来都讲异化，但从1845年起，就再也不讲人性异化。《资本论》讲异化，不是人性异化，而是劳动异化。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宗教，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恩格斯说，罗马基督教就是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毛泽东跟五台山的和尚说，咱们的共同点是要解救苦难的众生。马克思主义诉诸群众运动，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用不着许愿还愿这一套。无神论，不信教，替穷人说话，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头号罪状”。
我知道的“共产党”
我说过，我不是共产党员，我读过马克思的书，绝不后悔。
提着脑袋为天下受苦人说话、拼命，这样的共产党人，你打得倒、杀得完吗?共产党从外部是打不倒的，是杀不绝的。
美国是全世界最反共的国家之一，入境申请必有一问，你是不是共产党，但美国人对共产党非常无知。在美国电影中，共产党就跟咱们电影里的日本鬼子一样，标准打扮是一身中山装，扣子扣到嗓子眼，脑袋上戴个制服帽，说话恶狠狠的，一脸凶神恶煞。我看过美国拍的两部反共宣传片。其中一部，一上来，马恩列斯跟达尔文搁一块儿，统统属于不信上帝该下地狱的一类。另一部说，从傅立叶在美国搞“和谐社会”一直到列宁、斯大林的苏联，所有社会主义都很失败，最好的范例是以色列的基布兹(Kibbutz)，照样行不通。
有一次，我去芝加哥，住在一位美国朋友家，她丈夫是一个经济学家。他问我，你是共产党员吧?我说不是。他不相信。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听说，在中国，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拿到好工作，你既然在北大当教授，怎么可能不是共产党员呢。我告诉他，共产党员在中国到处都是。他们很多只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和战士，不一定都是大富大贵。当然了，现在倒是有人希望赶紧把共产党改造成这样的党，比如发财党或阔人党。
我不是共产党，但见过共产党人。大革命时期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后各个时期的，当官的也好，老百姓也好，我都见过。
学历史，我们都知道，没有国民党，就没有共产党。国民党也曾经是一个革命党。它怎么从革命党变成发财党，怎么从庆祝胜利，受降接收，到吹拍贪腐，丢尽人心，以至兵败如山倒，很多教训值得深思。古人都懂得，民可载舟，亦可覆舟。防民之口甚于川，周厉王的办法是不行的。国民党败走台湾，曾经采取鸵鸟政策，1946—1949年的历史，不许讲也不许教，蠢得很。
我听很多老人说，国民党走麦城那阵儿，共产党在学校里都是最优秀的分子，不仅学问好，连体育都好，共产党厉害就厉害在会宣传，会跟老百姓摆事实、讲道理。
我知道的“西方价值观”
哈耶克写过一本书，叫《通往奴役之路》。奴役的反面是自由。他说的“奴役之路”是所谓集体主义社会，既包括希特勒的国家主义，也包括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最恨共产主义，德军大举进攻苏联，最后被苏联打败，为什么反而归为一类，原因就在于，在西方概念中，任何集体凌驾个人都是法西斯主义。比如我们说的“大公无私”，按他们的说法，这种概念就是法西斯主义。
阿伦特写过一本书，叫《极权主义的起源》。极权主义的意思也是如此。
这个问题跟西方历史、西方文化有关，跟他们对国家形态的理解有关。国家演进，一般都是从小到大，从分到合，从孤立分散到多元一体，大一统代表复杂社会，高层次管理，以及世界主义。
古典作家，希罗多德讲希波战争，很像火烧赤壁，曹魏是强者，但被吴蜀联军打败。希罗多德是希腊裔的波斯公民，感情在希腊一边。他创造过一种经典对立：小必自由，大必专制。在他看来，希腊虽然是一堆小国，好像“池塘边的蛤蟆”，但居然能把庞然大物的波斯打败，这是自由战胜奴役。这个想法一直支配着西方人的头脑。
其实，希腊长期窝里斗，最后被马其顿取而代之。马其顿打败波斯，接收波斯，模仿波斯，建马其顿帝国，这是希腊的顶峰，然后才有希腊化时代。罗马也是由共和走向帝国，这段历史，他们也自豪。但中世纪以来，欧洲一直是五胡十六国，一盘散沙，四分五裂，谁都管不了，只能靠上帝领导。上帝是虚拟领导。
西方传统，政府不太灵光，君主不太灵光。他们革命，先借君权反教权，后借民主反君权，主要是为市民社会(商业社会)开道。结果，君权也没反彻底，教权也没反彻底。
西方没有中国这样权威至上的皇帝，也没有中国这样幅员广阔的大地域国家。他们最信服两种管治，一是上帝，二是金钱。现在，上帝就是金钱，金钱就是上帝。除了这两样，谁都管不着，这就叫自由。中国的关羽老爷，我们山西的圣人，既是武圣，又是财神，倒很像美国的自由神。美国国徽，白头老雕，一爪抓箭，一爪抓橄榄枝。做买卖得这么做。
我们跟希腊不一样，更像波斯。欧洲历史，近东文明是背景。前伊斯兰世界的近东，埃及、亚述、波斯是他们的三代。我们的“夏商周三分归一统”是一统于周，他们的大一统是波斯帝国。虽然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比较晚，相当我国的战国时期。这个大一统是靠政教合一。琐罗亚斯德教是最早的普世宗教。
孔子说过一句话，“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论语·八佾》)。对这话，历来有争论，但有一点很清楚，中国，华夏眼中的夷狄，特点是分种为酋豪，没有君长，有也是一些小君长。他们居住分散，见不着人，说不上话，经常在马背上哼哼，他们的史诗就是这么唱出来的。这就是草原上的自由。部落和部落之间，遇事得商量着办，领导得轮流坐庄，这就是草原上的民主。而那些航海的，住在小岛上的，情况也差不多。
华夏不一样，特点是有君长，小官上面有大官，大官上面有皇上，一层层有人管着。这些都是世俗领导。世俗领导都是人，顶多在位几十年。死了就让孩子当，就跟手艺人一样。中国革命，无教权可反，要反就直指君权，干脆把皇帝打倒。中国是亚洲第一共和国，革命非常彻底，打倒皇帝还不杀皇帝，跟西方不一样。
西方国家并不发达，所谓现代国家(nation)，出现很晚，很多都是打出来的，人为凑起来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这种国家叫“想象的共同体”。他说的“印刷帝国”，就是我们说的“书同文”。而“书同文”在中国是前现代的东西。
欧洲自治传统很强。个人也好，地方也好，喜欢讲自治，地盘一般都不太大。除了俄罗斯，接受蒙元帝国的遗产在陆上殖民，建立横跨欧亚的国家。大一点的国家都是殖民地。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美国曾是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榜样，但战后却是世界头号霸权。
欧洲的自治传统也影响到马克思。马克思早期主要是同无政府主义作战，施蒂纳讲“唯一者”，有点像存在主义，也被他批判。但他也有欧洲文化的烙印。比如他说，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我理解的西方价值观：
自由，主要是做买卖和打工的自由。
民主，主要是选战民主，背后是利益集团。几千年来，村里人都懂，要选只能选有钱有势的大能人。
平等，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博爱，更多是宗教意义上的。法国遭遇恐袭，有人哀悼;中东每天死很多人，没人哀悼，哭都哭不过来。
我知道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时下，中国有一股“传统文化热”，上有领导宠，下有商界、学界、媒体捧，热得一塌糊涂，最近更被某些学者提升为“价值观”。很多大学在四大文科(文、史、哲和考古)之外另起炉灶，设国学院、儒学院，甚至想用传统书院和私塾代替或改造现在的大中小学，裘锡圭教授不以为然，我也不以为然。
什么叫“中国传统文化”?有人说，就是儒、释、道。他们说的儒，不是先秦之儒，不是汉唐之儒，而是从程朱陆王到曾胡左李，从康有为到蒋介石，特别是港台新儒家的儒。我认为，这是把中国文化哲学化、宗教化、政治化、商业化、简单化、庸俗化的说法，专门迎合台湾口味、国民党口味、蒋介石口味，以及某些糊涂领导的口味。在中国的大学中，哲学系最热衷于此。
现在，有人热衷在中国立教。他们说，三教，儒教是领导，不但应该领导释、道，还应领导外国的教，新中国的最大失误，就是没有制礼作乐、尊孔立教。康有为没办成的事，蒋介石不敢办的事，现在交共产党办。
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啊!党的总书记不是反复讲过吗?有些人怎么就装睡、就装着听不懂呢?蔡元培主张杀共产党，李大钊是共产党的创始人，怎么就这么厚此薄彼呢?说是听党的话，听的究竟是蒋介石那个党的话，还是李大钊那个党的话呢?
关于传统文化，我想讲一句话，中国文化并不等于道德文化，更不等于宗教文化。有人说，外国技术好，中国道德高，这话经不起推敲。道德是一堆好词。好词，全世界的讲法都差不多。古希腊的色诺芬说，波斯贵族，从小只学三件事，骑马、射箭、说真话。你讲忠信，人家就不讲吗?那么，中国特色到底在哪里?
于是有人说了，咱们讲孝。《二十四孝图》，他们有吗?我们把它推广为师生关系、君臣关系(现在是领导和被领导，老板和打工仔的关系)，他们有吗?
我觉得，拿《二十四孝图》当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这不是中国文化的光荣，而是中国文化的耻辱。现在的公益广告，很多都是酸菜坛子，如“妈妈有福了”，表面看是儿孙孝敬父母，其实是父母孝敬儿孙。现在，什么不要钱?生孩子花钱，养孩子花钱，孩子大了，上学、结婚、买房、买车，花钱的事多了去，没完没了。等你把这些都孝敬完了，你就有福了。
我认为，中国传统，最大特点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世俗性强。中国文化的最大优点是不立教，不传教，人文精神强。
很多人拿《论语》当道德课本。《论语》有很多道德格言。比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样的话，我喜欢。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什么?就是拿人当人，为人谋事要讲一个忠字，与朋友交往要讲一个信字，老师费劲巴拉教你半天，你得学而时习之，别不当回事。简单说吧，就是说话算话，拿人当人。我看，太多的要求也不必，咱们能把这八个字做到，也就不错了。
现在，道德沦丧，大家喜欢赖到“文革”上，什么事都赖“文革”，这是放着眼前说天边。“文革”，我们都是过来人，那时人傻，那时人混，但不像现在这么滑，这么黑，满嘴谎话，见谁坑谁。这都是什么闹的，大家应该很清楚。比如电信诈骗，一帮台湾孩子领着一帮大陆孩子玩，跟“文革”有什么关系?
俗话说，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狮子就是这样)。礼，据说就是咱们中国自己的孩子。比如喝酒，孔子明明说，“唯酒无量，不及于乱”(《论语·乡党》)，但有些人喝酒，说我们来自礼仪之邦，最好客，不喝到撒疯不叫喝好。他在那儿罚人喝酒，你在这儿罚酒驾，礼跟法打架。我看这样的礼就不好。
我认为，西方的东西不一定都好，不但不好，有些还很坏，比如国与国的关系，他们太霸道，借口人道干涉，制造人道灾难，就很坏。但我有一个“谬论”，礼是外国的好。外国的礼简单，人与人打交道，很礼貌，社会公德，人家比我们好。当年，孔子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四年)，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学人家。
我知道的“国学”
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有所谓“国学”。什么叫“国学”?我有一个说法，就是“国将不国之学”。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利玛窦用天算地理之学到中国传教，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中国被人家打得失魂落魄，中国人哪儿知道天下还有西学这套玩意儿。不知道西学，当然也就没什么可以与西学唱对台戏的国学了。
中国的国学热，早先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反弹，现在是1989年后的文化现象。表面看，它跟怨天尤人骂祖宗的《河殇》唱反调，其实骂和捧，很可能是同一拨人。研究中国，中国人研究叫国学，外国人研究叫汉学，这是同一门学问吗?我跟汉学家讨论，他们经常说，咱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何分彼此。但一谈具体问题，分歧就来了。
研究落后民族，欧洲有民族学(ethnology)。这门学问有很深的殖民烙印。欧洲人把考察记录落后民族的资料叫民族志(ethnography)。这种志跟植物志、动物志差不多，很多都是一块儿搜集。博览会上，非欧种族，可以拿活人展出，跟动植物标本一个样。现在，美国叫人类学(anthropology)，好听一点。但植物不等于植物学，动物不等于动物学，人类也不等于人类学。你别以为你是鱼，就跟观鱼者或鱼类专家是同一概念。
西方还有一种学问叫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专门研究东方古文明，像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印度学等等。汉学是其中之一。其实，我国史书中的蛮夷列传诸番志，就是我国古代的“东方学”。虽然，我们叫“四裔之学”，各个方向都有。当时的“西学”，主要是从印度传入的佛学。
现在讲国学，大家喜欢讲王国维。鲁迅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不懂的音译》)。王国维怎么研究国学?我看，主要是三条，一是用新材料，特别是出土材料，如他说的五大发现;二是重西北史地和四裔之学，不光看汉族史料，还治少数民族史，如蒙元史;三是有国际眼光，如关注法国汉学和日本中国学的动向。王国维主张“学无古今中外”(《国学丛刊》序)。他研究的国学，其实是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学。
中国历史，夏商周三代，孔子知道的主要是两周，我们的知识主要是两周以来。两周以前的历史完全靠考古。考古是研究大时段、大地域的历史。学科划分，我国一般把考古划归历史学。但历史是条长龙，历史系研究的只是龙尾巴。研究传统文化，考古才是擎天柱。可惜的是，考古系凭实物讲话，考古学家不说话，只是埋头挖，把挖出的东西拿给你看，外行往往干瞪眼儿。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我就尽在树下转悠。
学校是培养人材的地方
最近，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到北大做报告。我看了她的《二手时间》。帕斯捷尔纳克写十月革命前后的悲欢离合，索尔仁尼琴写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都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写劳改营，头一本是《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文革”中有翻译)，获奖是《第一圈》，而非《古拉格群岛》。《古拉格群岛》是在西方出版的。去年，《二手时间》获诺贝尔文学奖，被西方称为《日瓦格医生》《古拉格群岛》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苏联解体，这是墓碑。前苏联有人骂，后苏联也有人骂，社会毫无共识，西方乐见这一结果。此书是苏联解体的牢骚集，没有改革时盼改革，改革以后骂改革，跟咱们中国非常像。北京出租司机，没人给他们录音，翻成西方文字，可能得诺贝尔奖。
贾樟柯拍《山河故人》，看完就一印象，农村到矿山，矿山到城市，小城到大城，大城到国外，告别告别再告别，整个是一条不归路。乡愁不是美学享受。
什么叫“二手时间”?就是方生方死、无可奈何呀。“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秋天花落，迎来寒冬，当然无可奈何。春天，八九燕归，你以为天气暖和了吧，但在北京，乍暖还寒，最难将息，没准还有倒春寒。我以前说过一句话，在《何枝可依》序中。我说，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另一个时代还没开始。
马克思说：不能当资本主义的奴隶。我们的国歌，头一句就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想，谁都不想当奴隶吧?可在现实生活中怎么样?龚自珍写过这样的诗句：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龚自珍《咏史》)
什么是人材?现在有一种理解，叫“成功人士”。很多人都以为，升官发财就叫“成功人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成功怎么办?过去有一阵儿，社会上有办班热，学校里也有办班热，不是领袖班，就是总裁班，跟搞传销似的，大家都在那儿发展“人脉”，现在好像没那么热闹了。
我在中文系跟新生讲过我理解的北大校史。我理解，北大是培养天下英才(革命家、学者)的地方。只知伺候领导和老板，那不叫人材，那叫奴才。
什么是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革命传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
不忘初心，就是不能丢了这个传统，如果丢了这个传统，这就是把心给丢了。
还是龚自珍说的好：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龚自珍《己亥杂诗》)
作者简介
李零，男，祖籍山西武乡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先秦考古研究及中国古汉语研究。主要著作有:《孙子古本研究》《李零自选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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