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戴震诞辰三百周年③】最能反映戴震思想的三个比喻

编者按

2024年1月19日，是戴震诞辰三百周年纪念日。戴震，徽州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清代乾嘉时期的思想家、考据学家、经学家，“乾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皖学集大成者，其学说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为纪念徽州先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黄山市委宣传部、黄山日报社、黄山市戴震研究会共同开设“纪念戴震诞辰三百周年”专栏，陆续刊发系列学术纪念文章，以飨读者。热情欢迎各界专家学者不吝赐稿。

戴震（1724－1777），字东原，休宁隆阜人，清代经学家、考据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乾嘉学派”代表人物、皖派朴学集大成者。戴震之学涉及天文、数学、历史、地理、音韵、训诂等诸多领域，且多冷门绝学，其不仅打通古今，且能积极吸纳西方自然科学成果，通读一遍已是难事，把握其思想精髓更是难度不小。笔者多年研治戴学，认为戴氏著述中有三个精彩的比喻，最能反映其深刻的学术思想。这里推介给一般读者，虽难免挂一漏万，期望能够达到推广普及的目的。

01

“抬轿子”之喻戴震诸多比喻中，著名的比喻首推“抬轿子”之喻。要理解戴震的轿喻，先要知道其学问三分法。
戴震于《与方希原书》指出，“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夫以艺为末，以道为本，诸君子不愿据其末，毕力以求据其本。”其曾对弟子段玉裁说：“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
这就是戴震学问三分法，与桐城派姚鼐的“义理”“考据”“词章”说如出一辙。戴震、姚鼐之说的关系本文不作讨论，然二人皆以义理之学为本、为宗旨，考据、文章之学为末、为手段。为了阐明三学关系，戴震用古人非常熟悉的轿子来打比方。戴震说：“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段玉裁《戴东原集序》）其用“抬轿子”来形容考据和义理之间的关系，考据是手段，犹如抬轿人，阐发“理义”是目的，“理义”才是真正的乘轿者。
戴震“抬轿子”之喻，认为“理义”才是真正的乘轿者，虽然没有突破前人工具说的藩篱，但是毕竟在清代朴学如日中天的学术环境中，明确指出考据是且只可能是手段，义理才是治学的终极目标。为考据而考据是“据其末”，必将闹出把轿夫误认为轿中人的笑话。
戴震此喻，为清学指明了发展方向，学术价值不可低估。

02

“大炉”之喻戴震第二个著名的比喻当为“大炉”之喻。戴震说：“做文章极难，如阎百诗极能考核而不善文章，顾宁人、汪钝庵文章较好。吾如大炉然，金，银，铜，锡，入吾炉一铸，而皆精良矣。”（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
戴震“大炉”之喻是其学问三分的轿喻的必然演绎。在戴震看来，考证所得的字词名物、典章制度，皆不过是材料而已，都必须放置到义理这个“大炉”中锻烤，融化汇通，才能够铸造成精良的器具。阎百诗（阎若璩）擅长考据，但是不善于用义理来融会贯通，因而有材料没文章；顾宁人（顾炎武）、汪钝庵（汪琬）则能做到融合义理考据和辞章，不为考据而考据，不为文章而文章，所以他们的文章较好。
戴震还指出，“大炉”锻铸还需掌握正确的“冶铸之法”。戴氏说：“因题成文，如造化之生物，官骸毕具，根叶并茂，少阙则非完物，此存乎冶铸之法者也。”（《与某书》）首先要因题成文，有的放矢；其次要结构完整，本末兼备。一切皆如造化生物，融洽无间，方是为文之法。
戴震弟子段玉裁对戴震的“大炉”之喻十分膺服。段氏说：“盖先生合义理、考核、文章为一事，知无所蔽，行无少私，浩气同盛于孟子，精义上驾乎康成、程朱，修辞俯视乎韩、欧焉。”（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段玉裁不仅充分肯定戴震融通三学的学理价值，还明确指出，戴震义理之学超越郑玄、程、朱，文章之学超越韩愈、欧阳修，直可与孟子比肩。

03

“以理杀人”之喻戴震第三个著名的比喻，乃其“后儒以理杀人”之喻。此喻最著名、影响最大。
“后儒以理杀人”说，最早见之于《与某书》；而系统分析、详加论证这个观点则见之于《孟子字义疏证》。戴震指出：“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故其公开宣称：“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将《孟子字义疏证》一书视为作为讨伐“以理杀人”的战斗檄文。
戴震“年十七即志于道”，终生以考据为手段，不仅不反“理”“天理”，还以探索圣贤义理为职志，企图建立“新理学”。戴震所反的是后儒即宋儒的意见，亦即以理的名义来扼杀老百姓的合理需求的种种歪理邪论。
圣人之道，以民为本，治国理政以满足民生合理需求为目标；而宋儒割裂情、理关系，将民生合理需求的欲与天理对立起来，片面提倡天理，扼杀民生欲求。
“以理杀人”的“理”，亦即宋儒所谓的“理”，这个“理”“理在事外”，是宋儒预设的、剥夺民生合理欲求的、为圣作贤的高标准道德标准；戴震则主张“理在事中”，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脱离民生。戴震指出，“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穷，非不可有；有而节之，使无过情，无不及情，可谓之非天理乎！”（《孟子字义疏证》）可见，宋儒之理，乃是架在老百姓头上的一把刀；而戴震之“理”则能体察民情民意，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满足百姓的合理欲望。
宋儒之“理”，名为“天理”，实则一己私见；以己见为理，必然“负其气，挟其势位”，“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孟子字义疏证》）。认为“理”一味以势压人以钳制民口。认为从民欲出发，则是以民众意见为理；以民众意见为理，则无不达之情，无不治之事。
简而言之，戴震以他那颗仁者之心，严厉批判专制统治者“以理杀人”的丑恶行径，主张“以情代理”，从而建立人人平等的合情合理的社会。他的思想闪烁着民本主义、启蒙主义的光辉。

作者：朱宏胜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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