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志坤｜五个“懂得”，把中华文明的起源推至万年以前

一万年前的华夏先民，至少已经有了五个“懂得”：一是懂得发明创造，二是懂得了民生民计，三是懂得了优生优育（族外婚），四是懂得了社会组合，五是懂得了攻守之道。

中华一万年之说，起于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达到了一个高峰。1997年8月，“海峡两岸史学家合撰中华民族史第四次学术研讨会”召开，会上有人明确提出了“中华文明可追溯到一万年前”的论点，受到与会学者普遍关注。会后，台湾史学家黄大受教授同大陆学者史式先生共同起草了《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主张中华古史应从一万年前写起。此建议书很快受到海内外百余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的签名赞同，并公开发表。

诸多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都有一个共识，认为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有一个渐进过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总体上是估计不足的，往往把人类的历史看得比较的短暂，后来由于科学发展了，人们的认识深化了，才有了对历史的一定程度的改写。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原来我们的老祖宗“北京人”早在距今约77万年前就在周口店繁衍生息了，较此前历史教科书上的“约50万年前”的估计“老”了20多万岁。

位于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遗址

笔者多次采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时，他反复强调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可以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启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此观点新颖且有根有据。1983年初，笔者在北京采访考古学元老夏鼐先生时，他也认为苏老的观点“言之有理也有据”，还说：“把文明的起源放在新石器时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不管怎样，文明确实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至少文明史在六千年以上。”根据山东大汶口遗址的发现，考古学家唐兰也说：“现在看来，中国有六千年的文明史是不成问题的。”

笔者还专门采访了《中国通史》总主编白寿彝先生，他认为，中国历史有万年以上，因为近代中国考古学取得的成果，促使通史编纂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中华一万年的原始社会开始写中国通史的做法已为史界普遍接受。

专家们的教诲，给了我们极大的启迪。接着，我们又参观考察了半坡遗址、裴李岗遗址、磁山遗址、河姆渡遗址、大地湾遗址、大汶口遗址等远古文化遗址，一件件文物震撼着我们。特别是对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使我们了解到，我们的先民“饭稻羹鱼、断发文身”的百越族群在那时已经轻舟出海，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海洋民族之一。

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村落遗址考古现场

是否进入文明社会，不应从某一所谓“权威”的概念出发，而是要从实际出发。我们看到的一万年前的华夏先民，至少已经有了五个“懂得”：一是懂得发明创造，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地球上原本不存在的物品（陶器）；二是懂得了民生民计，不是单纯依赖于自然界，而是以自己的有别于其他一切动物的生活方式生活（地面建筑、五谷的培植、六畜的圈养、熟食的广泛食用、缝制衣服）；三是懂得了优生优育（族外婚），这样，人口大为优化，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四是懂得了社会组合，中国远古时代社会组合（家族、宗族）的严密程度是举世无双的，远古中华人的交往面之广也是世所罕见的（“东西南北人”概念的形成）；五是懂得了攻守之道，从体力角度看，人在大自然的众生中算不得是强者，比人强有力者至少还有数十种类，但人的一大长处是其为万物之灵，能够攻守自如。攻有火器，有弓箭，守有人工构筑的沟壑，有城垣这在一万年前都能看到了。当时的人不说他是文明人，至少该说他是正在向文明迈进的人吧！

猪纹黑陶钵

在撰写《中华一万年》过程中，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苏秉琦先生“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启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的教诲，也没有忘记史式先生的大声呼喊：“新世纪写新史书，自是一件盛事。此时不写，更待何时！”我们这部书稿，算是对史学家的一个回应吧。如果能在盛世的盛事中添一点有用的笔墨的话，将是我们莫大的光荣。

《中华一万年》

郭志坤 陈雪良著

定价：138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9年5月出版

本书是一本全面介绍中国历史的普及性读物。以人类文明为主线，描述了从一万年以前的远古社会到现今的整个中华民族不断变化的历程。全书图文并茂，兼具历史的专业性与通俗普及性，帮助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弘扬悠久而优秀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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