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互联网工作，多次发出“上网令”，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学网、懂网、用网。”可以说，学懂用好互联网已经成为广大领导干部的“新标配”和“必修课”。

网络“大V”是最贴近舆论场核心的群体。从现实来看,领导干部尤其是单位“一把手”想要积极有效处置网络舆情，运用议题设置开展网络外宣，将网络“大V”请进门、听其言、纳其策，是推动中心工作发展，缓解舆情隐患的重要手段。

然而，有一些领导干部对互联网舆论生态不够了解，对网络“大V”或是存在盲从心理，或是存在恐惧心理；有些觉得“大V”很牛，有些却看不起“大V”；还有些把“大V”当做媒体记者对待，有些却把“大V”当做闲杂人员对待。错误的“大V观”不仅不利于工作开展，而且会在关键问题上形成伤害。

在新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网络人士变成了“大V”，或者正在变成“大V”的路上。“大V”抱团组成了一个个“大V圈”，而一个个“大V圈”组成了网络江湖，江湖里族群层次不一、鱼龙混杂，有的是真才实学、有的却是滥竽充数，有的是爱党爱国、有的却是投机取巧，有的是低调沉稳、有的却是舆论掮客。

在如此复杂的网络江湖中找出真正对党和政府有益的意见领袖，帮助其在舆情处置、网络外宣、政情互通等方面提供真知灼见，是考验领导干部真懂网还是假懂网的新课题。领导干部与网络“大V”打交道，应当坚决摈弃“三唯”观念，用客观、理性、端正的态度来甄别“有料大V”还是“水货大V”。

“唯粉丝论”已经成为阻碍舆论场健康发展的毒瘤。很多领导干部乐于与意见领袖打交道，却不懂得如何与意见领袖打好交道。见到“大V”，首先就问“你粉丝多少？”像极了我们日常打招呼的“你饭吃了没？”长久以往，通过“刷粉”“买粉”以拥有更多粉丝基数，进而凸显江湖地位，成为“大V”成长的错误导向。

但实际上，有些所谓网络“大V”的“百万粉丝”“千万粉丝”并不真实，它们不是由一个个实打实的人物账号组成，而是机器推的、平台送的，甚至是淘宝买的。典型如早就被销号的超级“大V”“袁裕来律师”，曾拥有1700多万粉丝，而探究其粉丝结构，居然是由大量连头像都没有，名字是更为可笑的“5480***”“5481***”“5482***”等一大串连号组成。

这样的“大V”不是个别现象，我们只要细心检索，就会发现一大批“水货大V”，个别账号的粉丝注水率甚至高达75%。反之，像刷爆网络的“我和国旗合个影”话题，活动发起人“雷希颖”只有区区数万粉丝，却拥有优质的粉丝结构和高超的议题设置能力，吸引了央视新闻联播10多分钟的报道，话题总体阅读量更是高达5亿。粉丝绝不代表真实影响力，当领导干部遇见网络“大V”，若开场白还是“你粉丝多少”，真的会被贻笑大方。

舆论圈也是“娱乐圈”。因为金钱和名利的驱动，在网络江湖中，一些人为了成为牛气的“大V”，将很多娱乐圈中的营销手段搬了过来，形象包装、软文推广、高端营销，各种炒作手段都能在舆论圈中看到。网络人士通过披上“网红”的外衣，迷惑了领导干部的眼睛。

一些“大V”因为参加过某某会议，出席过某某活动，亦或者是在某个网络排行榜上打榜成功，会被一些党政部门请去授课、采风甚至充当政府智囊。但事实上，在网络江湖中，成为“网红”的门槛并不高，一些上升渠道更是见不得阳光，他们参加活动可能只是“打个酱油”，打榜可能是精心伪造亦或是三流榜单，作品可能是团队包装或他人代笔，网络界口口相传的事迹也可能是巧妙的障眼法。

反之，在网络世界里真正高水平的人多为低调，如创作过多部高质量作品的“复兴路上”工作室，它们推出的作品并不频密，却个个精品，在海内外形成了巨大影响力，他们从不自我宣扬“丰功伟绩”，更不会做“网红”。

领导干部对待“大V”，还有一种错误认知，便是将“大V”的网上“头衔”作为评判标准。网络达人、专栏写手、知名专家、微博教授，或者是在某某高端媒体平台发了文章、开了专栏，就误以为是“高大上”的人物。实际上，网络“大V”不仅可以买粉丝、装“网红”，认证信息、头衔职务等都是可以被“造出来”。

一些职业写手的网络作品，可能是“流水线”的作业，毫无质量可言，还可能是因为和“高大上”的媒体平台建立了良好私人关系，发稿远比普通人简单。如发表过《徒步中国》、《最遥远的路》等作品的德国人“雷克小流氓”，曾被一些地方部门请为座上宾，他们对其网络口碑没有做深入排摸，“雷克”本人后因为多次发表出格言论，最终被销号。反之，一些没有头衔的网络草根，创作出的“马克思是个90后”、“RAP《我的祖国》”等，却成为了网民交相称赞的网络精品。

自从有了互联网，“一个点”的舆情会被扩大到“一个面”，进而引爆全网。有些领导干部觉得新媒体不好管，惧网、不触网；有些领导干部觉得单向发布的微信平台“安全”，不愿意在网民最聚集的微博平台开号发声，选择性地使用网络。

殊不知，“鸵鸟好当，却脱离天际”，自微博元年以来，中国绝大多数的重大突发事件都是在具有裂变式传播属性的微博上被引爆，微博已经是各级党政机关不能忽视的第一舆论阵地。

如前不久的“泸县中学生死亡”事件，官方选择在微信平台上单向发布信息，而在微博平台上只有区区2400粉的“平安泸县”一个账号苦苦支撑，当“大V”“徐昕”带着3100万粉丝赶来“舆论监督”时，官微被瞬间碾压。

逃避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隐患，领导干部想要通过互联网借船出海，不仅微博这个主阵地不能丢，在贴吧、分答、知乎、头条、微直播、弹幕，以及更新的VR互动等平台，一个都不能缺位。

治理舆论犹如治水，不能只堵不疏。一些政府部门面对“大V”的舆论监督时，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积极回应，而是想尽办法堵其口、删其帖，认为“看不见就是最安全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低门槛的发帖规则，往往是这边刚灭了一帖，那边又涌出一大片；这边好不容易协调“大V”隐藏帖文，那边却是聊天信息外泄，导致次生舆情。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网上舆情往往是网下政情的放大投射，如果将删帖作为处置舆情的主要手段，涉事部门绝不会成为舆论博弈的赢家。民意在于疏导，舆情在于引导，只有“疏堵结合”，积极接受“大V”正面监督，及时处置“大V”不良言论，廓清网民模糊认识，第一时间掌控舆论主动权，才能成为舆论场上的赢家。

眼下，应对“大V”舆论监督、处置网络舆情已经各级党政部门的工作日常，市场上由此兴起了一大批以此谋生的舆情公司，它们通过“报网情”、“舆情预警”、“舆情抄告”等手段赚取了客观的利润。

一些政府部门对网络舆论生态不够了解，或是不愿了解，滋生惰政心理，将舆情监看、舆情分析，甚至舆情报告“甩手”给舆情公司和媒体机构，私密的舆情工作外包给了给第三方。

这种做法显然严重的安全隐患，首先是舆情公司的稳定性欠佳，工作人员进出流动频繁，信息泄露的概率大大增加；再是舆情公司的人员水平多很有限，有些连基本的媒体素养、业务能力也没有，更谈不上对舆论场生态熟知了解，对“大V”如何营销事件、策划舆情更是一片茫然，最终只能东拼西凑整理一份报告上下糊弄，弊端显而易见。面对舆情，主动有位、积极作为，才是让互联网变成工作“助推器”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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