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在上海，结识了一位老前辈。闲谈中，他聊起了这座城市历史上的几位主政者，其中就提到了一个名字，汪道涵。
他说，汪老身上始终有种长者的风范，所以大家很早就喜欢叫他“汪老”。
在汪老过世之后，有许多追忆他的文章，许多人也是被他独有的风范所折服。
这是一种怎样的风范呢？
汪老德高望重，曾同志评价他有三个“老”：老战士、老干部、老先生。
也许在老战士之前，还要加一个“老学长”。
时间来到1933年的春天，汪老那年只有18岁，已经在交通大学物理系读书，是这所著名学府的老学长。我们感受下他的颜值，电影明星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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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交通大学是非常难考的，好多绩优生敢报考清华，都不敢报交大。
在交大，汪道涵的“课外活动”很丰富，他经常在周末的深夜，出没在上海兴国路一带的街头。
一个青年大学生，深夜在街头干什么呢？
原来，那时他已经由地下党发展，成为了一名党员。刷标语，是党派给他的任务。标语主要是刷给工人阶级看的，内容包括“反帝抗日” “保卫苏维埃” 等等。标语的末尾还要落上一个神秘的代号“NY”，意为“南洋”。1930年代初，反动派在江西围剿共产党，在上海围剿共产党的地下党。白色恐怖的环境里从事学生运动，重则丢脑袋，轻则丢学籍。果真不久，汪道涵就丢了学籍。
不过，他似乎并不为此感到可惜，他日后说自己参加革命的原因：
主要是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前者是民族危亡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后者是大批青年学生失业，在国民党统治下是毫无出路的。
其实，汪家是有革命传统的。只是最初的那个革命，是辛亥革命。
汪父汪雨相是晚清秀才，早年留学日本时，即参加了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革命这件事上，显然儿子比父亲更进步，父亲也跟上了儿子的脚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汪道涵和父亲带着亲友20多人奔赴延安，正式投笔从戎，走上了一名老战士的道路。汪家父子毁家纾难，集体革命的故事，在当年的延安传为一段佳话，影响很大。
身处时代浪潮中，每个人都是面临选择的，不同的选择带来截然不同的走向。
比如，大学期间，汪道涵很想发展一位叫方心诰的同学，他是抗日将领方振武之子，完全可以更进步一点。很遗憾，这件事并没有成功。方心诰最终选择去了英国。他后来有一个女儿，名字叫陈方安生。第一二批是“建党干部”和“大革命”时期的干部，时间截止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这部分人数较少；第四批叫“抗日干部”，抗战初期1938年左右入党的（他们有个著名的称号叫“三八式”）；最后才是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的干部。汪老的同龄人，好多还属于“三八式”及以后，他则领先几个批次。论资历他是老的，论年龄他又是小的，所以叫“年轻的老干部”。1952年，只有37岁的汪道涵，作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随周总理访问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周总理对斯大林介绍说：
1952年，汪老收到的任命书
汪部长这样年轻又有知识的老干部，在那个年代是很能“吸粉”的。
当年，一位刚进机关的年轻人，在聆听的汪部长的时事报告会后，当天回去就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写：真想不到世上还有这样博学多才的人，共产党里真有能人。几年后，“文革”中的汪道涵被下放到河南罗山的“五七干校”。那时候他经历了夫人和女儿的离世，政治上也被“打倒”了，可以说是孑然一身。
在干校，汪道涵被安排在牛棚铡草、挑水和喂牛，接受年轻同志的“监督劳动”。
很巧，龙同志就是这些年轻的同志之一。他这样回忆汪老当时的表现：道涵同志总是保持着那样一种尊严，甚至是清高。他在牛棚里时，每次都是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保持着一种不容随意羞辱的人的尊严。在逆境中保持体面，看起来容易，实际上很难。它是保持自己不至于沉沦的一个底线。
出于对汪老的仰慕，龙同志总是对他多加照顾。每次获得帮助后，汪老都会很认真地说一句：这位同志当然就是龙永图，后来中国加入WTO的首席谈判代表。
“文革”结束后，他官复原职，对那些曾经批判过他的人，他也没有怨言，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人员上百，奇奇怪怪。每一匹马都有不同性格，何况人。1980年，汪道涵以65岁之龄重返上海，担任市长。
那时，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改革开放搞得如火如荼，而上海却是滞后的。
上海多年来是国家财政的“钱袋子”。以1983年为例，当年上海财政收入151亿，上缴131亿，自己只留20亿。因此，上海城市发展的欠账很多，在民生领域逐渐积累起不少“爆炸性”问题。众所周知，老上海人酷爱吃西瓜，据说全国每五个西瓜中，就有一个是上海吃掉的。可是在1983年，气候十分反常，上海郊区的西瓜严重减产。到了夏天上市季节，可市面上还见不到西瓜。1980年代，上海市民在街头吃瓜。
焦急万分的市民写信给汪市长，要求解决吃瓜问题。
收到信后，汪市长也焦急万分，立即联系分管副市长，制定了从政策调整、财政扶持、交通优先等几道“吃瓜良策”。
不过，汪市长更大的良策不在这里，他对上海有几大历史性贡献。比如，在1984年他主持制定了一个“提纲”，全称叫《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这个汇报是给中央的，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振兴上海才真正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件事其实最初还有争议，有人认为浦东开发成本高，因此上海应当向南发展。汪道涵力排众议，他认为：世界著名的大都市都是跨江发展的，而且城以港兴，上海的港口在东面，开放浦东势在必行。当年在浦东地区工作的一位同志，曾这样感慨汪老的言传身教：
只有努力具备战略思维和长远眼光，才能使我们在工作中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汪老在上海市长任内干到70岁，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老市长。他不仅作为海协会会长完成了划时代的“汪辜会谈”，还凭借他独特的地位，发挥了某种程度的智库功能，在众多决策中发挥着作用。
汪老有思想，就总能让人获得教益，所以才能叫“老先生”。他有一句名言，叫“读书就是生活”。对于读书，汪老可以说到了痴狂的程度。举个例子，在1980年的某一天，汪老和国家进出口委员会的江副主任，要一起听汇报。可是汇报会开始后，还是不见汪老的踪影。江副主任急了，对在场的人说：汪道涵见了书就走不动，说不定又被路边的旧书摊绊住脚了。
果然，七八分钟后，汪老怀里抱着六七本书，笑容可掬地走进了会场并连声抱歉。
由于爱读书，阅历多，汪老到老年后就不止是长者，还是智者，如同得道高僧，有仙风道骨。比如，徐匡迪市长在刚上任时，向他请教如何从“文山会海”中脱离出来。汪老只给了六个字：定规矩，抓重点。身边的年轻学者为某个国际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汪老就总会说：
他退休后发挥余热，可以说比在一线时更为出彩，更受尊敬。
2005年5月，对岸的连战访问上海，汪老在锦江小礼堂会见他。70岁的连爷爷见到汪老，还用了一个很老派的词，叫“请安”：他可能不知道，汪老此时已身患绝症，坚持延后手术的时间，就是为见连宋两位。会见时，强忍病痛，宽大的西服里还藏着插在身上的管子，医院的护士就身着便装，时刻站在身旁。
可是，在场的记者问他身体怎么样，汪老还是笑容可掬地说：
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老前辈，也曾当面聆听过汪老的教益。他认为，汪老这样的人，既信仰现代的理论，又坚守传统的文化，不管为学为官还是为人，都把爱国视为最高价值。这很有古时候士大夫的风范，这种风范也让他在那一代人中，显得既典型，又不典型。墓前是他的坐像，而他的墓碑上就镌刻着八个大字，或许就是他一生的自勉和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