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计划生育33年

从1982到2015，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中国几代人的生活。由“只生一个好”到"全面开放二胎”，这一段特殊时期，中国人在不断寻求自我价值，争取更多权利的实现。（本期由华夏银行特约）

1982年，中国人口突破10亿。同年9月，中共十二大把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12月，这项政策被写入宪法。

那一刻起，中国数千万人的生命开始发生变化。

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以来，各类计生标语遍布街头。

“少生优生、幸福一生”标语

大量人口计生服务队向城乡居民宣传“计生优抚”政策。

贵州威宁，人口计生服务队队员把宣传资料发放到村民手中。

浙江衢州平山村，计划生育助理员童建平（右）为一女性村民发放避孕套。

一时，发的人不好意思，领的人难为情。

收到法律援助卡、计划生育扑克牌、避孕套后脸红的农民工

各乡镇的计生服务，也随之出现。

山东济南新市镇为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特意开展了“711”计划生育热线服务，为农村育龄妇女免费提供检查等服务，确保胎儿健康。

“711”热线服务车开进村，医务人员为孕妇窦其霞进行检查。

计划生育措施实行之初非常严格，但“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观念让许多人仍旧选择了多生多育。

造成的结果是，超生的孩子无法上户口，只能成为“黑户”，他们中的多数人没有社会保障，从而失去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和受教育机会。

“黑户”，指在全国人口普查中没有户籍资料、户口卡且无身份证的人。

在2016年调研中，黑户中有60%以上为超生人员。

河南楼房村的深山里，王建凌带着超生的几个孩子在山披上。

河南郑州，翁志田夫妇由于超生，他们的4个孩子，全都没有户口。

若回老家上户口，可能会面临一笔数额不小的罚款，翁志田无奈之下，只能硬着头皮在他乡艰难生存。

翁志田夫妇所住的两间土坯房年久失修，已成危房。

计划生育政策施行前期，超生意味着巨额罚款及工作的丢失，许多父母因此选择轻生或将孩子遗弃。

一场文化节的开幕式上，一对夫妇为感谢所在公司员工收养他们的四胞胎之情，向台下的员工下跪。

重庆，一名来自汕头的农民在广安安家后，生养了三个孩子。面对超生的巨额罚款，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在高20米的立交桥栏杆外与警察周旋5个小时后，该男子抛下家中四口，跳桥自杀。

男子在与警察周旋

1995年，甘肃永昌县普济寺，寺庙的尼姑昌莲师父在大门口的纸箱里发现了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婴。她将孩子抱回寺中。善行传出后，不断有女婴被抛弃在寺庙山门外。

昌莲师傅与被收养的弃儿

被抛弃的婴儿

早前，一些经济状况不太好的地区并没有福利院等设施来收养弃婴。

2006年，河南兰考，袁厉害收养孤儿和弃婴的房子发生火灾，事故造成7名孩童死亡。事后袁厉害解释：“兰考是个穷县，以前没有福利院。我在县医院门口做生意，看着那些被遗弃的孩子很可怜。我就是想让孩子活下去。”

河南兰考县，袁厉害和收养的弃儿。

计划生育过程中的种种突发事件迫使政府不断完善相关政策。

福利院、弃婴岛等设施相继建立

由于弃婴现象，弃婴岛随后在社会中出现，目的是为防止弃婴在野外受到不良环境侵害、延长婴儿存活期。

我国第一个弃婴岛于2011年6月1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设立。目前，山东、河北等省区市已建成数十个弃婴岛并投入使用。

山东济南，弃婴岛内，两个老人将孩子放入婴儿床中，一名老人在一旁痛苦流涕。

福利院、弃婴岛等设施的逐步完善使部分弃婴得到了合理安置，但依旧存在很多问题。

根据中国收养法的规定，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但收养人必须年满35周岁、与被收养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无子女。

这些规定导致18岁以下14周岁以上的孤儿无法被收养，有子女的人无权领养。收养人与被收养人必须没有血缘关系的规定也与中国的国情和民俗不符。

“黑户”可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广西男子何深国因超生的孩子未能及时办理入户，砍死计生局2名工作人员，砍伤3名工作人员和1名律师。事后，"杀害计生干部案"一审宣判，被告人何深国犯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附带经济赔偿28万余元。

案发现场

受此事影响，2016年1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意见》提出，超生等8类“黑户”可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为计划生育家庭提供帮助

为稳定民心，2002年，国家有关部门表示：国家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但仍有一些人经过宣传教育，不能理解国家的计划生育国策，坚持超生。国家除了对其征收社会抚养费外，不会再进行其他处罚。而对于优生的家庭，地方政府会给予一定帮助。

江西万年县，村民姚红英及其女儿获得‘关爱女孩行动’的1000元奖金和一份养老保险。

某科技公司车间，在计生部门帮助下就业的张红燕

计划生育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的人口压力，同时也对一些家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使中国出现了大量“失独者”。

失独者，指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大多50岁以上，很难再生养孩子。

在中国，失独家庭每年以7.6万的速度增长，正在成为一个日益庞大的群体。

60岁的蒋伟茂与53岁的妻子张音秀和亲家回忆起80年代政府的宣传口号：“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他们当时都在玻璃厂上班，因担心失去工作不敢要二胎。

蒋伟茂的儿子在26岁时因糖尿病去世，从此，“失独者”成为他们生命中的关键词。虽能靠养老金度日，儿子患病期间的开支还是让他们负债累累。

饭桌上的四位老人

独生子女去世后，失独父母很容易陷入自行封闭，精神濒临崩溃。

经调查，因子女伤残求医治病而导致家庭返贫的占到50%以上。同时，他们的养老也是难题，因为现有的养老院、敬老院绝大多数属私营且收费昂贵。

范国辉的儿子在2012年因车祸身亡。范国辉表示他们夫妇已经“精神崩溃”。

范国辉与郑青拜访儿子范立峰墓地。

一名女子失独以后终日与香烟为伴，她的枕头下时刻备有4盒安眠药，随时准备结束自己生命。

黄佩瑶在独子去世后，领养了一个女孩来帮助自己走出悲伤和开始新生活。但是领养使她失去了接受政府经济援助的资格，现在她只能靠养老金和一些兼职来抚养孩子。

54岁的黄佩瑶（音译）在展示儿子照片时哭了起来。

2014年4月21日，来自全国的240余名失独父母代表进京，向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表达诉求。

同年4月25日，卫计委发布答复意见书，针对失独者提出“给予独生子女死亡家庭国家行政补偿”的要求，答复意见书中称“对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给予国家行政补偿没有法律依据”。

山东潍坊，一失独家庭聚会上，一位失独母亲失声痛哭，周围“同命人”也纷纷掉下眼泪。

江苏宜兴，四位失独老人为争夺子女留下的冷冻受精胚胎诉诸法院。原告沈新南起诉他的亲家，要求继承儿子沈杰和儿媳身亡后留下的冷冻受精胚胎。一审却以原、被告双方均无法获得继承权收场。

沈新南夫妻在儿子和儿媳的空荡荡的房间里，难掩悲伤。

随着物质发展和其他文化的引入，人们的性观念逐渐开放，而这种思想观念的变化，使人们的生育观、育儿观也开始发生改变。“丁克”、“代孕”及公开哺乳逐渐走入国人的生活。

丁克，指那些具有生育能力而选择不生育的人群。丁克家庭的成员一般都是工薪阶层，有稳定的收入，消费水平也很高。他们认为养育孩子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会妨碍他们夫妻的生活。

福建福州，母乳喂养公益活动中，众多参加快闪的辣妈们带着各自的宝宝当众哺乳，倡导母乳喂养，呼吁社会为母乳喂养创造环境。

杭州，一对结婚两年还没要孩子的夫妻在体验“养育”是怎么一回事。

小丁夫妇在进行“养育”体验

一夜下来，小丁无论怎样努力，也进入不了“母亲”的角色。第二天下午，她决定放弃这个实验。事后，她表示仍不打算要孩子。

北京，一对丁克夫妻晚餐后坐在客厅看电视，一旁悠闲的爱犬整理着自己的毛发。

随着观念的开放，代孕也成为一些夫妻的生育方式。但我国法律规定，代孕只能在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医疗机构中实施，需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相关法律等有关规定。

深圳卫生监督局进行突击检查，一家非法代孕场所被查获。

代孕、丁克的出现解决了部分中国家庭的生育诉求，部分失独父母丧子之痛的枷锁也在二胎政策的制定下终得解放。

2014年2月21日，北京市人大对单独二胎政策投票表决。2015年10月，中国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60岁的失独母亲郭敏经历过失独和高龄生产痛苦，对于六十岁的她来说，女儿嘉仪还背得动，嘉彬就有些吃力了。

2013年冬天，家中一场火灾夺去了袁芬年仅18岁独生子的生命。失独后，40多岁的袁芬崔高峰夫妻下定决心再生一个孩子。从之前失去独生子到如今拥有两个可爱的女儿，袁芬崔高峰夫妻终于可以走出极度悲痛的生活，全心全意抚养孩子。

山东东营，45岁高龄失独母亲袁芬顺产女儿一年后，再次剖宫产女，生下二胎。

浙江衢州，一位二胎母亲展示“再生育证”。

8月，甘肃省妇幼保健院迎来生育小高峰，不少准妈妈来到医院待产，希望能够在9月开学季前顺利生产，搭上入学末班车。

妇幼保健院的护士正在给刚出生的婴儿护理。

由于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月嫂、催乳师等成为热门职业。

北京，阿姨大学的学员在放着塑料婴儿的桌上吃午饭。

新的政策和新的社会需求，带来一片新景象。从1982年到2015年，30多年过往走向另一幅中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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