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笑敢：怀念余英时先生

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余英时先生，2021年8月1日晨间于美国寓所睡梦中逝世，享年91岁。

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刘笑敢授权本公号发布悼念文章，纪念余先生。

一

得知余先生過世的消息有幾天了，一直是恍恍惚惚，心緒難平，起臥不寧。因为余先生在我心中份量太重了吧。这是为什么呢？你既不是余先生的入门弟子，也称不上余先生的近朋挚友，凭什么你这么伤心忧郁呢？想起一位在耶鲁读博士时曾亲炙于余先生的著名学者，多年前他对我说过一句话：余先生对你太好了，比对自己的学生都好。此话当时让我一怔。事后无意中发现一点端倪，或许可以解释他的话。余先生为他的书写了一篇序，只有几百字，但是为我的《两极化与分寸感》写的序却有七千多字（《余英时文集第七卷》）。这或许就是他那样感慨的原因吧。不管怎样，余先生对我好是真的，的确超出了我的期待或奢望。

（余英时先生为刘笑敢著《两极化与分寸感》所作序言）

这里值得提到的是余先生写序言的特点。他的序言虽然有对年轻人的提携和褒扬之意，但主旨仍然是严肃的、学术的和理论的探讨。比如，余先生认为我发展了一套关于“分寸感”的原则和方法，并铸造了“中为”这样一个新鲜的名词。余先生指出，“作者所谓‘中为’，不仅是‘思想’的原则和方法，同时也是‘行为’的原则和方法，而且行为似乎比思想更受作者的关注。”余先生目光如炬，远观近察，看到了我书中的一些特殊的内容，同时又揭示了我自己尚未明确认识到的一些观念和课题。此书出版之后，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对《老子》原文思想的解读，目前这一工作已进入尾声，我希望会尽快回到道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生活之关系的课题，继续认真思考和回答余先生提出的评论和建议。

二

我对余先生有着深深的钦佩。钦佩他的智慧、洞见、观察力、理解力、分析力、以及超强的记忆力。据说有一次开学术讨论会，余先生负责好几场的评论。一天下来，美国学界震惊了，大呼能够评论这么多不同课题的学者在全美国只有余先生一人。我相信对余先生了解较多的朋友都会赞同这一点。余先生的专业兴趣涵盖两千多年，从古代直到近代、当代，涉及到的不仅是古代史、近现代史，还涉及思想、宗教、文学等诸多领域，在剖析中国问题时，又能时而引出西方经典以及当代作品作对照或借鉴。即使围棋、小说、诗词、书法方面的涉猎也都令人感佩。余先生不用电脑，不抄卡片，全靠博闻强记。这决不是仅仅用勤奋二字所能解释的。当然，余先生的确是勤奋、敬业的。
据说余先生是在睡梦中悄然离世的。他离去前一天还给香港的老朋友金耀基和陈方正打了电话，并且说，能和老朋友聊聊天，真好。或许哲人真能预感自己时日无多，就想到要与老朋友叙旧话别？但愿這真是大德之人的慧根天眼。据说余先生生前对葬礼早有安排，余师母沉静干练，一切平静有序，事后才通知挚朋好友。余先生以高龄平静离世，按《尚书、洪范》的說法，這是考终命，是五福之一，对于今人来说，这也是幸事。无论怎样，這平静的离别让我们在哀痛之时稍感安慰。

（作者与余先生伉俪合影，1990年代于美国。左起：余英时，余师母陈淑平，刘笑敢）

三

我对余先生最主要的情感还是感激。我非常感谢余先生对我一贯的信任、爱护与支持。这里有一个故事。多年前我完成了《老子古今》，因为我的内容和意图涉及现代生活世界，所以想找一个道家之外的学者为我写个序言。我想到了金耀基先生，当时他已经卸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请他写序应该没有上下级的顾虑。我们在饭桌上聊起来，他翻看了我的书稿，然后把书稿推还给我，说：我不能替你写序。我不研究道家，我给你写序，对你不好，对我也不好。过一会儿他接着说：我给你推荐两个人，一个是孟旦（Donald Munro）,另一個是余英時。孟旦是中國哲學專家，余英時是中國文化代表。這兩個人你找一個就行，用不著兩個。孟旦先生和余先生我都認識，我為什麼沒有首先找他們呢？原因之一是希望就近聯繫比較方便。同时，孟旦先生和余先生都远在美國，我的書稿一千多頁，把书稿寄過去給他們的壓力是不是有點大？但是，事已至此，我只有听金先生的话。
我先联系了孟旦先生，因为他用电邮，比较方便。他很快回信说他不能写，因为他多年没有研究过道家，甚至没有开过道家的课，所以不能给我写序。他拒绝的这样快，是我完全没想的。他后来问我可能再找谁？我提到余先生。过后不久，他又主动对我说：你先去找余先生，如果他不能为你写，我就替你写个短序。我也不看你的书稿了，就根据你在 《哈佛亚洲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面发表的文章给你写个序。

四

我开始联系余先生，但是电话一直没人接，电传也没有回音。两三个星期过去了，孟旦先生一直把我的事放在心上，他问我：你找到余先生了吗？我说还没有。但过了几天，余先生那边的电话终于接通了。是余先生的女儿，她告诉我余先生正在华盛顿国家图书馆作研究（大概是克鲁格奖的一部分）。我说能否给我余先生在华盛顿的电话，她说：把你的电话给我，我让余先生给你打电话。过了几天，余先生真的来电话了，余先生很爽快地说愿意为我写序。我听了非常高兴。

（余英时、刘笑敢1989年春于美国普林斯顿）

但是，几乎同时，孟旦先生以为我找不到余先生，就很快地给我写了一篇短序。当我突然收到孟旦先生寄来的电邮，心中一怔，他不知道余先生刚刚同意为我写序了。我怕余先生误会，立即与余先生联系，说明孟旦先生还不知道我已经找到余先生，他就主动写了序。余先生听了觉得是好事，完全没有见怪的意思，也没有改变他为我写序的承诺，这时我心里才踏实下来。
不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冯彬先生来电邮，说他们要以这本书向国家申请出版奖，让我找个专家写一封推荐信。这时我想到劳思光先生。劳先生一直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讲座教授，我到香港任教的时候，他已经退休到台湾任教。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是公认的权威性著作。按说我早应该想到劳先生。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找劳先生为我写序呢。一方面那时与他还不太熟，更重要的是因为我看过劳先生的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他认为老子讲的都是文化阴暗面，与霍布斯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类似。这是我所不能赞同的。后来有机会和劳先生聊天，发现他对自己的想法并不很固执，而且对我也很亲切。这时我就想到请他为我的书写个专家推荐意见。这是出版社的需要，与我关系不大，但是我要配合出版社，就与劳先生联系。劳先生欣然同意。但是一周以后，我收到了劳先生电传过来的稿子，却明明白白地写着标题：《刘著“老子古今”小序》。我感到非常意外。这时我的同事跟我说，劳先生写序你可不能不用啊！可是这可怎么对余先生交待呢，本来是请他一人写序，结果又有了孟旦先生的序，现在又有了一个劳先生的序。我觉得太尴尬、太对不起余先生了。我很不安地给余先生打电话，说我本来请劳先生给出版社写个专家意见，他写成了序言，又不好不用。没想到余先生丝毫没有不快，他很爽朗地说，没关系，我理解。我紧揪的心一下子就轻松了。

（余英时先生为刘笑敢著《老子古今》所作序言手迹）

我起初那么紧张是因为有过一次不愉快的经历。之前我有另一本书出版，因特殊原因，出版社同意再增加一个名人的序言，这让原来已经写序的一位大学者知道后非常生气，跟出版社说要撤回他的序，出版社跟我说了，我赶紧写信道歉，说明并非我如此安排的，事后又当面道歉。有过那次经历，我就绝不想再发生这种事。但没想到的这次遇到的是余先生，他内心是如此宽阔敞亮，对我如此体谅宽厚，我怎么能对余先生不感佩不已呢。
余先生德高望重，对人却是真诚平易，从无志得意满的情绪，更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就以他给我写的这一篇序言来说，这当然是前辈对后辈的提携和爱护，但他的序言的内容和口气完全是学术上的讨论，涉及个人时则是平等友善，温婉宽厚。他的序约七千多字，既有概括的介绍评论，也有具体细节的推敲讨论，还有材料的补充和建议，以及西方相关理论的参照。一篇序言有如此丰富扎实的内容，显现的是余先生伟大而平易的人格，认真而豁达的治学精神，以及谦和宽厚的为人之道。
为写此短文，重温余先生的文字，如睹其人，如闻其声，如见其貌，不禁哽咽难平……

（刘笑敢1990年代去新加坡任教前，余英时先生特意手书他当年准备从耶鲁到普林斯顿任教时的诗，作为送行之礼）
2021年8月8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