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关系学”的怪圈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之战正在神州大地上轰轰烈烈进行，诸多落马高官往往都难逃一个显而易见的铁律——“裙带”腐败。近日，人民日报专门刊文《管好亲朋严防擅权干政》，对此敲响警钟。
中国古代早已看到“裙带关系”在政治上的严重危害。《尚书·咸有一德》即言：“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墨子也说：“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然而，在权力面前，人性的弱点也没有那么容易克服。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曾指出： “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若论人之本性，自然希望自身乃至亲族利益的最大化，但为国家与社会之发展服务，只能选择“任人唯贤”的道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制度约束的雏形
从西周开始，宗族就成为中国的基本社会形态，而宗族的组成单元就是血缘亲属。在制度上下功夫，是从根本上避免官场“裙带关系”“近亲繁殖”的思路。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回避制度的国家。回避制度，顾名思义，即官员任用时需要回避某些方面——主要是回避亲族，防止官员形成盘根错节的小团体势力，侵害国家利益。这一制度滥觞于汉朝。汉武帝时期，朝廷便基本形成了“刺史不用本州人，郡国守相不用本郡人，县令不用本县人”的任官共识，但尚未形成正式制度。到了东汉桓帝时期，国家便正式出台“三护法”，其中明确规定：“婚姻之家”和“两州之士”不得“对相监临”，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地方官员不能在姻亲之家所在地任职，两个地方的长官要回避籍贯上的对应关系（即A地的官员是B地人，则B地就不能用A地人）。据史书记载，东汉官员史弼本来应当担任山阳（在今陕西商洛）的地方长官，但因其妻为山阳人，岳家都在山阳，违反了回避原则，于是史弼被调任到平原（在今山东德州）当官。
随着时代演进，回避制度也越来越严格。唐代，已规定地方州县长官一律不得在本籍及临近州县任职。宋代，地方官员的回避不仅限于本州、本县，还曾一度扩大到路（宋代行政单位，相当于现在的省）一级区域；官员不仅要回避在籍贯所在地当官，还要回避在田产所在地当官。到了明清时期，一般都规定不得在本省为官，官员上任，往往千里迢迢，为的就是不让官员与本地亲朋相互包庇照顾。古代除了地方籍贯的限制，在某些特定机构，亲属之间也必须相互回避，如监察部门就不允许亲属共同为官，防止人情干扰公务现象的发生。
而冲击“任人唯亲”的另一项制度更是家喻户晓，那就是科举取士。科举制度出现以前，选拔官吏都是采取推荐方式，如汉朝的察举、魏晋的九品中正等，这种选拔方式的结果便是著名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社会产生，全家当官现象数不胜数。科举制度创立后，更多的人得到了上升机会，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裙带关系的滋生，成为保障政权巩固、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这种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其精髓也一直被传承至今。
人情利益：贪腐的催化剂
然而，制度虽然严格，面对权力与利益的诱惑，人若不能做到自我克制，终究还是跳不出熟人共同贪腐的陷阱。正如学者吴钩在《隐权力》一书中提出的，“权力的流通需要借助关系网络的隐秘通道，私人关系网络可以轻而易举地嵌入正式权力管道”。历朝历代，这一现象始终屡禁不止，在历史上教训深刻。
当然，要说“任人唯亲”，最大的带头者就是最高统治者皇帝本人。常言道“高处不胜寒”，皇帝的地位意味着他接触与信赖的首先只能是自己的身边人（以亲属与宦官最为典型），一旦皇帝不够贤明或权威，这些身边人自然趁虚而入，攫取权力，为所欲为。西汉、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政治黑暗腐败，最终导致了整个王朝的灭亡，极致时期，甚至出现了外戚家族中不满周岁的婴儿也被加封侯爵的现象。唐玄宗时期，皇帝宠爱杨贵妃，杨贵妃的母亲、姐姐皆封国夫人，叔、堂兄皆为卿，亲戚杨国忠更是把持朝廷大权，卖官鬻爵，无恶不作，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直接造成了唐朝的由盛转衰。
即使是公认比较贤明的皇帝，也难免有为亲信打小算盘的时候。宋仁宗宠爱张贵妃，爱屋及乌，让妃子的伯父张尧佐加官进爵，身兼要职，引起众多大臣不满，纷纷弹劾。清官包拯甚至和皇帝当面据理力争，态度激动，唾沫星子都溅到了皇帝脸上，总算说服了皇帝。宋仁宗退朝回宫，张贵妃还不知好歹地凑上来继续为伯父请求升官，皇帝当即大怒：“你就知道给你伯父要官要官，你不知道其他大臣都批评我以致把口水溅我脸上了吗？！”无论如何，这总算还是个正面例子。
除了亲属，身边工作人员由于和官员关系密切，“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利益上也往往绑定一体，共同腐败。东汉末年大宦官张让权势熏天，一名小官员孟佗自知高攀不上，于是挖空心思，结交了张让府中的管家和奴仆，通过管家和奴仆最终与张让搭上关系，坐上了凉州刺史的高位。而清代“绍兴师爷”之所以出名，也正是因为师爷作为地方长官的幕僚，作为官员的身边人，能够影响官员的决定，要打通官员的门路，首先就要打通师爷的门路。这些史实，与当下贪腐中的“秘书现象”“司机现象”，何其相似。
破除“裙带”之害的关键
有黑暗，就有光明；有贪腐，就有正气。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清正廉洁的政治原则才是主流，才是文明进步的方向。从古至今，正直清廉之士对“裙带关系”“熟人政治”的自觉抵制，也始终在历史长河中熠熠发光。
前不久，福建出土了清代名将施琅岳父王贵良的墓志铭，其中记载：王贵良一家虽然有施琅这样一位大靠山，却从未因此得到利益好处，施琅的三个小舅子既没有功名，也没有特殊的待遇，甚至王贵良夫妇去世时，后人连坟地都买不起，最后还是施琅出钱购买坟地并帮助安葬。由此可见，身居高位的施琅律己甚严，绝不徇私。
周恩来同志的夫人邓颖超，自己也是贡献巨大的老革命家，但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却始终不同意让邓颖超出任政府要职，多次说：“我在总理任上一天，你就不能在政府工作，否则你做的事和我做的事就说不清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周恩来已逝世多年，邓颖超才担任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她也对自己的侄女说：“如果你伯伯还在世，是一定不同意我任这个职务的。”一家清廉自律，令人景仰。
“裙带关系”的真正危害，并不在关系本身，而是攀附于关系之上的腐败；“任人唯亲”的问题，也并不是因为“亲”，而是由于“亲”不等于“贤”。
春秋时期，晋国贤臣祁奚年迈将要退休，君主向他征询合适的继任人选，祁奚先是推荐了与自己关系不睦的解狐，表示“举贤不避仇”；不久后解狐病逝，祁奚又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祁午，表示“举贤不避亲”。
东汉安帝时期，由于皇帝年幼，太后邓绥主持朝政。她虽然任用了自家亲戚为官，但对亲属严格要求，曾下诏给亲族所在的地方官，让他们对邓氏亲族和宾客严格管理，不得纵容包庇，如若犯罪，则严惩不贷，同时，将邓氏子孙召进京师，教授经书，太后亲自监督考试，旨在教育亲族遵纪守法以免招致杀身之祸。终邓太后一生，邓氏家族小心谨慎，太后的兄长邓骘任职大将军，生活节俭，选贤任能，得到朝野上下一致称赞。
三国时胡质、胡威父子均是著名清官，宋代范仲淹、范纯仁父子都是一代名臣……可见，只要家风端正，教育得法，就能自觉摈弃“裙带关系”，从小家到大家，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孔子曾说：“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人生活在社会上，不可能脱离人际关系而孤立存在。亲朋好友，是人际关系的基本构成细胞。只不过，若将人际关系绑缚上了不正当的利益，形成贪腐小圈子，那就使人际关系受到了污染。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唯有依靠制度与道德的双重约束，正确处理人际关系，让腐败分子无法立足，腐败现象难以滋生，才是治本之道。
（摘自《月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