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周有光百岁忆往昔
蔡元培在北洋政府时期就提出来“教授治校，学术自由”。
蔡元培是我丈人的朋友。在苏州的时候，我见到蔡先生一面。
晚清下来是军阀时代。后来是国民党、共产党。最自由的是军阀时代。
军阀时代做了很多好事情。
军阀怎么会做好事情呢？
那时候是民主制度，国会里面有很多党派。军阀不懂教育，请蔡元培做教育部长，做了很多好事情。注音字母就是军阀时代提出来的。
军阀不垄断整个政府。文化部门、教育部门让进步的人来做，所以做出好事情。因此，最坏的时代做了很多好事情。
胡适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国民党时期，他批评蒋介石。他劝蒋介石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两个党就可以互相监督。
我的老伴张允和是胡适的学生。胡适是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与我丈人都是安徽人。我的丈人办教育，请他提意见。
我认识爱因斯坦是何廉先生介绍的。抗日战争结束了，何廉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客座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是同事。
有一天，何廉对我说：“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跟他聊天，你愿意去吗？”我说：“当然愿意。”于是，我就去和爱因斯坦聊过两次。
爱因斯坦的理论，我不懂。我们在一起主要聊报纸上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我的印象，爱因斯坦很友好。我们聊天时聊家常。他穿的还不如我讲究，没有一点架子，给我的印象好极了。
爱因斯坦有句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人的差异在业余。”据计算，一个人到60岁，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不很多，而业余时间倒是更长。通过业余学习，你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
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校长卜舫济，美国人，能说一口浦东腔上海话。有一次，他用上海浦东话对学生说：你们离开房间的时候，要把电灯关掉，否则浪费电力，电厂就要发财，学校就要发穷！学生大乐！卜舫济校长亲自授课，教哲学史。枯燥乏味的课程，他教得生动活泼。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课堂上的传授：尼采说，不要生气，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责罚自己。
卜舫济担任校长已经近四十年了，大家对他很尊重。但是，这一次（“五卅惨案”），我们学生去游行的时候，他阻拦我们，不让我们出校。圣约翰大学及附属中学的学生宣布永远脱离圣约翰。学生的行动得到中国老师们的支持。中国老师们和学生，排好队，拿了铺盖就离开学校。社会各界支持我们，南洋公学也支持我们，后来办了一个光华大学。
邹韬奋是我在圣约翰大学的前辈。我妻子张允和的姑夫刘凤生跟他同班。邹家穷，刘把家里给的钱分一半给邹，助邹上学，两人的关系很好。
抗战前夜，我们都在上海，一起玩。他们二位，我和我妻子，多次约好在礼拜六晚上去百乐门舞厅跳舞，度过非常快乐的时光。那在当时是高尚娱乐。我们都是埋头苦干的工作者，也要轻松一下。
当时上海有位教育家叫黄炎培，他联络开明士绅，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发展上海和江南的文化和经济。他有两位高级秘书，一位是王志莘，另一位就是邹韬奋。
徐志摩是光华大学聘请来教文学的。他也是北京大学教授，所以经常在北京、上海飞来飞去，结果飞机掉下地，去世了。很可惜。
他家里我去过。他住在一个很普通的三层楼房上。第一层布置英国式，第二层布置中国式，第三层布置日本式。一层楼一个样子。
中国的白话文诗歌到徐志摩成熟了，小说到沈从文成熟了。他们两个标志着白话文的成熟。徐志摩了不起。
赵元任先生在学术上是了不起的。赵元任在美国教书，我的夫人上过他的课。我常常拜访他，请教他问题。
中国语文现代化，是他开的头。
回国后，20世纪50年代，我们要设计拼音方案。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两代人的努力。早在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就开始制订注音字母方案，是黎锦熙先生搞的，这是中国语文往前走很重要的一步。赵元任制订国语罗马字，不用中国汉字式的符号，而是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的方案，从学术角度讲是好的，可推广上发生了困难。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拼音方案时主要参考了他的学术成果。
后来我在北京大学上课，出版了《汉字改革概论》，赵元任看了以后，就从美国写信给我。可是碰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封信我在四年后才收到。
老舍跟我很好。在美国常常跟老舍在一起。老舍爱讲笑话，每个礼拜天到我家吃饭，开心得不得了。因为他喜欢吃中国菜，我的老伴买菜自己做菜。
老舍很有趣味。他喜欢讲乌龟故事，他讲了很多乌龟王八的趣事。有朋友对他说，你老是讲乌龟，今天就不要讲了吧，你唱一个戏吧。老舍就唱戏，结果还是唱钓金龟。
小丁的“左倾幼稚病”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笼络许多党派。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在重庆参加政协，长驻重庆。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笼络许多党派。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在重庆参加政协，长驻重庆。
周恩来每月举办小规模的座谈会，聚集一二十人，商谈国家大事。他的秘书许涤新是经济学家。我每次都参加座谈会，所以周恩来一早跟我相熟了。周恩来常说，我们共产党主张民主。大家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共产党宣传要民主，所以知识分子向左转。
我家发生过一个笑话。抗日战争时期，漫画家丁聪常来我家。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叫他小丁。我6岁的儿子十分崇拜他。一天，我在家中闲谈，说小丁有点“左倾幼稚病”。我儿子向他告密：“爸爸说你‘左倾幼稚病’！”弄得小丁和我都很不好意思。多年以后，儿子到了70岁的时候，对我说：“其实那时爸爸的‘左倾幼稚病’不亚于小丁。”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章乃器曾问我是否愿意去粮食部工作，我说我不想担任行政工作，还是回到教书兼银行的老本行。
我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并在新华银行兼职。
陈毅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在上海，与陈毅常常见面开会。 后来，北京成立一个中央普通话推广委员会，陈毅做主任，我做委员，又在一起了。我觉得与陈毅很谈得来。
陈毅很幽默，他是一个有趣的人。他有几句话，我一直记着。
他说他到非洲的摩洛哥去，摩洛哥国王请他吃饭。一个客人后面站一个人，叫调味师。国王讲笑话：我们每个人前面都有一盘菜，都是社会主义。但是调味，各人不一样。
（摘自《领导文萃》2015年1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