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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周有光百岁忆往昔

2015-06-24 周有光 张建安 领导文萃
蔡元培在坏的时代能做好事

蔡元培在北洋政府时期就提出来“教授治校,学术自由”。

蔡元培是我丈人的朋友。在苏州的时候,我见到蔡先生一面。

晚清下来是军阀时代。后来是国民党、共产党。最自由的是军阀时代。

军阀时代做了很多好事情。

军阀怎么会做好事情呢?

那时候是民主制度,国会里面有很多党派。军阀不懂教育,请蔡元培做教育部长,做了很多好事情。注音字母就是军阀时代提出来的。

军阀不垄断整个政府。文化部门、教育部门让进步的人来做,所以做出好事情。因此,最坏的时代做了很多好事情。

胡适建议把国民党一分为二

胡适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国民党时期,他批评蒋介石。他劝蒋介石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两个党就可以互相监督。

我的老伴张允和是胡适的学生。胡适是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与我丈人都是安徽人。我的丈人办教育,请他提意见。

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

我认识爱因斯坦是何廉先生介绍的。抗日战争结束了,何廉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客座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是同事。

有一天,何廉对我说:“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跟他聊天,你愿意去吗?”我说:“当然愿意。”于是,我就去和爱因斯坦聊过两次。

爱因斯坦的理论,我不懂。我们在一起主要聊报纸上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我的印象,爱因斯坦很友好。我们聊天时聊家常。他穿的还不如我讲究,没有一点架子,给我的印象好极了。

爱因斯坦有句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人的差异在业余。”据计算,一个人到60岁,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不很多,而业余时间倒是更长。通过业余学习,你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

卜舫济校长

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校长卜舫济,美国人,能说一口浦东腔上海话。有一次,他用上海浦东话对学生说:你们离开房间的时候,要把电灯关掉,否则浪费电力,电厂就要发财,学校就要发穷!学生大乐!卜舫济校长亲自授课,教哲学史。枯燥乏味的课程,他教得生动活泼。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课堂上的传授:尼采说,不要生气,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责罚自己。

卜舫济担任校长已经近四十年了,大家对他很尊重。但是,这一次(“五卅惨案”),我们学生去游行的时候,他阻拦我们,不让我们出校。圣约翰大学及附属中学的学生宣布永远脱离圣约翰。学生的行动得到中国老师们的支持。中国老师们和学生,排好队,拿了铺盖就离开学校。社会各界支持我们,南洋公学也支持我们,后来办了一个光华大学。

与邹韬奋百乐门跳舞

邹韬奋是我在圣约翰大学的前辈。我妻子张允和的姑夫刘凤生跟他同班。邹家穷,刘把家里给的钱分一半给邹,助邹上学,两人的关系很好。

抗战前夜,我们都在上海,一起玩。他们二位,我和我妻子,多次约好在礼拜六晚上去百乐门舞厅跳舞,度过非常快乐的时光。那在当时是高尚娱乐。我们都是埋头苦干的工作者,也要轻松一下。

当时上海有位教育家叫黄炎培,他联络开明士绅,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发展上海和江南的文化和经济。他有两位高级秘书,一位是王志莘,另一位就是邹韬奋。

徐志摩家一层楼一个样

徐志摩是光华大学聘请来教文学的。他也是北京大学教授,所以经常在北京、上海飞来飞去,结果飞机掉下地,去世了。很可惜。

他家里我去过。他住在一个很普通的三层楼房上。第一层布置英国式,第二层布置中国式,第三层布置日本式。一层楼一个样子。

中国的白话文诗歌到徐志摩成熟了,小说到沈从文成熟了。他们两个标志着白话文的成熟。徐志摩了不起。

赵元任来信四年后才收到

赵元任先生在学术上是了不起的。赵元任在美国教书,我的夫人上过他的课。我常常拜访他,请教他问题。

中国语文现代化,是他开的头。

回国后,20世纪50年代,我们要设计拼音方案。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两代人的努力。早在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就开始制订注音字母方案,是黎锦熙先生搞的,这是中国语文往前走很重要的一步。赵元任制订国语罗马字,不用中国汉字式的符号,而是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的方案,从学术角度讲是好的,可推广上发生了困难。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拼音方案时主要参考了他的学术成果。

后来我在北京大学上课,出版了《汉字改革概论》,赵元任看了以后,就从美国写信给我。可是碰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封信我在四年后才收到。

老舍喜欢讲乌龟王八的趣事

老舍跟我很好。在美国常常跟老舍在一起。老舍爱讲笑话,每个礼拜天到我家吃饭,开心得不得了。因为他喜欢吃中国菜,我的老伴买菜自己做菜。

老舍很有趣味。他喜欢讲乌龟故事,他讲了很多乌龟王八的趣事。有朋友对他说,你老是讲乌龟,今天就不要讲了吧,你唱一个戏吧。老舍就唱戏,结果还是唱钓金龟。

小丁的“左倾幼稚病”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笼络许多党派。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在重庆参加政协,长驻重庆。

小丁的“左倾幼稚病”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笼络许多党派。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在重庆参加政协,长驻重庆。

周恩来每月举办小规模的座谈会,聚集一二十人,商谈国家大事。他的秘书许涤新是经济学家。我每次都参加座谈会,所以周恩来一早跟我相熟了。周恩来常说,我们共产党主张民主。大家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共产党宣传要民主,所以知识分子向左转。

我家发生过一个笑话。抗日战争时期,漫画家丁聪常来我家。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叫他小丁。我6岁的儿子十分崇拜他。一天,我在家中闲谈,说小丁有点“左倾幼稚病”。我儿子向他告密:“爸爸说你‘左倾幼稚病’!”弄得小丁和我都很不好意思。多年以后,儿子到了70岁的时候,对我说:“其实那时爸爸的‘左倾幼稚病’不亚于小丁。”

陈毅的几句话,我一直记着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章乃器曾问我是否愿意去粮食部工作,我说我不想担任行政工作,还是回到教书兼银行的老本行。

我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并在新华银行兼职。

陈毅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在上海,与陈毅常常见面开会。 后来,北京成立一个中央普通话推广委员会,陈毅做主任,我做委员,又在一起了。我觉得与陈毅很谈得来。

陈毅很幽默,他是一个有趣的人。他有几句话,我一直记着。

他说他到非洲的摩洛哥去,摩洛哥国王请他吃饭。一个客人后面站一个人,叫调味师。国王讲笑话:我们每个人前面都有一盘菜,都是社会主义。但是调味,各人不一样。

(摘自《领导文萃》2015年1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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