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丘吉尔：理想领袖与悲剧英雄
无论丘吉尔是谁，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从他1900年当选议员步入政坛算起，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政治生涯长达60年，其间数次穿梭于内阁，在1940年和1951年两任首相。
不过，丘吉尔作为政治家的所有伟大与荣耀，都是来自二战中的国家领袖，他拯救了濒临战败的英国，而战争则成就了他的伟大。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自动忽略那个1900 -1940年期间的政治家丘吉尔，虽然他当选了无数次议员，做了无数个头衔的内阁大臣（内政、海军、军需、殖民事务、陆军、财政），但最恰当的评语可能还是“平庸”。
请原谅，我竟然遗漏了丘吉尔在二战前的一大闪光点——预言家。在二战前那个绥靖主义盛行的年代，丘吉尔几乎是英国政坛唯一始终大声疾呼警惕希特勒、反对裁军的异议分子。
很不幸的是，战前的英国完全沉迷于首相张伯伦的浪漫和平主义之中，一次次屈服于希特勒的战争讹诈。当1938年9月张伯伦和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得意洋洋地高喊着“我带来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回国时，丘吉尔却在议会公开宣称“一切都结束了”，“不要以为这就是结局，这仅仅是算账的开始”。
谈论大政治家丘吉尔，必须回到二战。在我看来，丘吉尔在战争中的政治贡献主要有三点。
先说第一点，在战争的逆境中，丘吉尔显示出了近似非理性的胜利信心和不屈的战斗意志。
上任首相后，丘吉尔很快就在下院发表了那次著名的演说，大大振奋了沉浸于失败主义情绪当中的议员老爷们，“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奉献给大家”。演说的关键词是“战斗”和“胜利”，前者针对国内与希特勒媾和的声音，后者针对的是失败主义者，“你们会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只能回答：我们的政策是努力战斗，在海上、陆地上、在空中，尽展上帝所赋予我们的全部力量，与一个有史以来从未见过的残酷暴君战斗，这便是我们的政策。你们会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能够用一个词来回答你们，这就是胜利。”
战局的发展很快就证明了丘吉尔的“大话连篇”。仅仅两周后，也就是5月底，英法联军已经全面溃败，被德军包围在敦刻尔克。当时的问题已经不是法国会不会战败的问题，这简直是肯定的，而是英国人能从敦刻尔克撤回多少人。
上帝再次庇佑了英国人。尽管英军从敦刻尔克成功撤退，但实际上将所有的重武器都扔在了海峡对岸，英国正面临被德国全面入侵的风险。丘吉尔此时的乐观再次令人瞠目结舌，“我厌倦了总是防守”，打算反攻“袭击敌人的领土”。当国家美术馆馆长建议把最贵重的藏品送往加拿大时，丘吉尔真诚地回答说：“一件都不用送走，我们会打败他们的。”
从各种资料来看，丘吉尔在二战初期的信心并不能简单归结为“鼓舞士气”那么简单，更准确的描述是，他是真的相信最后的胜利，哪怕眼前的战局令人绝望。
但无论如何，英国人真的被这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深深打动了，即使天空中布满了德国空军的黑十字。当丘吉尔视察一个有数十人丧生的防空洞废墟时，幸存者和死者家属几乎将他淹没，他们迅速将悲伤抛之脑后，大声向丘吉尔喊道：“我们知道你会来的，我们能经受得住德国佬的轰炸。狠狠地回击他们。”
丘吉尔的信心显然比德国空军的所有炸弹加起来还要充足。他发表了无数令人难忘的胜利宣言，比如，“我相信我们会取得胜利，就像相信太阳明天会升起一样”；“按照现在的轰炸速度，德国人大约要花10年时间才能毁掉伦敦，不过在10年结束之前会有很多事情发生在希特勒先生和纳粹政权身上”。后来的历史证明，希特勒竟然真被丘吉尔咒死了。
答案其实很简单，他碰上的是丘吉尔，一个看似忽略一切现实条件的死硬乐观派，一个“现实扭曲力场”比乔布斯还强大的男人。
可以将蒋百里先生的那一句抗日名言送给丘吉尔先生，“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
很快，丘吉尔就惊喜地发现，英国终于不是孤军奋战了。
此时也就顺势进入第二点了，当德国入侵苏联之后，丘吉尔迅速抛弃了自己的反共立场，一手组建了“抗德统一战线”。
1941年6月22日上午8点，当丘吉尔得知德军入侵苏联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告诉BBC，今晚我要发表广播讲话”。
“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丘吉尔在这次著名演讲中一开始就表达了他“不念旧恶”的决心，誓言一致抗德。“俄国的危险就是我国的危险，就是美国的危险；俄国人民为保卫家园而战的事业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
相比丘吉尔在公开演讲中的感动世界，我更愿意相信丘吉尔私下里回应他与斯大林结盟的那句话，“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也会在下院为恶魔说几句好话”。
如果说苏联的参战让英国摆脱了孤军奋战的危局，那么，仅仅几个月后，丘吉尔将迎来他盼望已久的战争盟友——美国。
这也就进入了第三点，丘吉尔在二战中一以贯之的国策：尽一切力量争取美国的援助，美国参战后则甘心做罗斯福身边的那个男人，直至结束战争。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丘吉尔在知道美国遇袭的消息之后，毫不掩饰他如愿以偿的满足感。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回忆说，当时他就断言“我们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希特勒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墨索里尼的命运已经决定了，至于日本人，他们将要粉身碎骨”。剩下的事情不过就是“把占压倒性优势的力量予以适当的运用罢了”。
不得不再一次佩服丘吉尔惊人的前瞻性和自信心。在德军已几乎占领莫斯科之际，在日本海军几乎干掉整个美国太平洋海军之际，丘吉尔已经提前数年断言了胜利，因为他知道，美国终于来了。
某种程度上说，从丘吉尔决心孤军对付德国那一刻开始，他已将美国作为自己潜在的盟友。他在败军之际所有的信心来源，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他对美国参战的自信。事实上，在美国参战之前，丘吉尔就已倾注了大量精力在对美外交上，一步步将半推半就的美国拖上了英帝国的战车。丘吉尔最重要的外交成就是，获得了美国通过“租借法案”给予的大规模军事经济援助，用罗斯福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
珍珠港事件爆发两周之后，丘吉尔就匆匆来到了华盛顿会晤罗斯福。在那里，他获得了罗斯福“先欧后亚”的承诺，美国的庞大资源将首先用于解决德国。
从那时起，孤胆英雄丘吉尔就变成了罗斯福身边的配角。丘吉尔清楚地知道，为了战争的胜利，他必须收敛日不落帝国首相的高傲，向 新贵盟友俯首称臣。
我想，这也正是丘吉尔的伟大之处。
1955年4月，丘吉尔在主持最后一次内阁会议时，给他的同僚们留下最后一条建议，“不要和美国人分开”。
直到今天，英国的政治家们依然在遵循着这条政治箴言，丘吉尔泉下有知也当足慰平生了。
（摘自《领导文萃》2015年5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