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学者俞可平
△ 俞可平
去年12月3日，刚刚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出任北大讲席教授的俞可平，正在这里给学生们作公开讲座，他演讲的题目是《政治学的公理》。
作为中国最知名的学者之一，俞可平因2006年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而蜚声海内外。在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14年中，他积极倡导国家的民主自由，追求国家和社会层面的善治，屡次发声褒赞民主，亦被视为体制内民主的思想推手。
2008年，他因此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评选为“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
而就在这次演讲的前一天，俞可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作为一名政治学者，除了推动中国现实政治的进步之外，他还有种强烈的责任，“希望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对一名中管干部而言，这样的转型却并非易事。
自1988年从北大毕业后，在短暂的留校后，俞可平很快就调到中央编译局工作，并且一干就是27年，从一名普通的助理研究员成长为局领导。其间，创造了多项局里的记录：最年轻的研究员、最年轻的所长、最年轻的副局长……
但热衷学术的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内心更希望做一个纯粹的教授。这种意识在过去四五年变得愈发强烈。
“这些年，我多次申请辞去行政职务，回到大学做学问。但一直没有得到批准。”俞可平说，“我很高兴这次中央领导同意我回北大，这表示他们尊重我的兴趣，毕竟大学有更广阔的学术空间。”
尽管从政多年，俞可平至今仍保持着一个学者的习惯和作息：喜欢爬山、游泳、射击，不跳舞、不去卡拉OK、很少应酬，每天晚上只睡6个小时，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读书、做学问。
结果是，其学术影响力不但一直在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保持领先地位，而且据不久前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一项统计显示：过去十年中，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俞可平发表论文的引用率也高居榜首。
俞可平重回北大虽然只是一次人事调动，但消息一经媒体披露，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有人猜测，他肯定是鼓吹民主，犯了错误，被边缘化，不得不离开；也有人怀疑，俞可平是不是对改革失去信心，心灰意冷，提前隐退。
“这些猜测都是捕风捉影。”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只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做学问，实现一个学者推动学术进步的愿望。”
在俞可平看来，做学问有两种：一种是“尘世的学问”，一种是“天国的学问”。“这两种学问的性质不一样，前者是对策研究，为现实服务，后者是纯学问，属于基础性的理论研究。”他说。
重回校园的俞可平，希望能做自己的“天国的学问”。
俞可平也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中央提出的干部能上能下的用人原则。“我做了14年的副局长了，我自己研究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了解一般一个干部在一个岗位上不得超过8年，我已经超过任期6年了，我应当带头能上能下。”
从一名中管干部到大学教授，变化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没有了司机，坐了14年专车的俞可平，现在需要自己开车上下班。其次，没有了办公厅、秘书处，以前打个电话就可以办好的事情，如今得靠自己。
有一次，俞可平在浙江大学与学生座谈时说，“如果你觉得自己非常优秀，非常聪明，那么我提一个小小的建议：你最好去做一名学者。为什么呢？你想想，现在是民主政治，你官再大，再聪明，你的权力也是受到制约的。但是如果你成为一位学者，你的潜力就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没想到几年后，他以自己的亲身行动实践了当年的建议。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中央编译局正面临一场转型，从单一的翻译机构向兼顾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智库转变。这给年轻的俞可平提供了施展抱负的舞台。
初到编译局的俞可平“很安静”，没有人估量到这个助理研究员的潜力和胆量，但很快他就显示出了不同。
1990年，刚入职两年的俞可平发表了一篇谈论人权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他在文中说，人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而在一些国家人们对人权则一直缄口不语。
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过去谈论人权是禁区。”据俞可平当时所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原所长詹汝琮回忆，文章将人权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大胆而有分寸” 。
多年后的今天，俞可平回想当年的情景仍颇有感触。“我研究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当然知道它很敏感，但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不出意料，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也招致了很多批评。中央很重要一个部委的司长，拿着文章说，俞可平鼓吹人权，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宣扬资产阶级的观点。还有一些人直接给中央编译局局长打电话施压。
不过，局领导很支持这个大胆的年轻人，都给顶了回去。“我非常感激他们，没有他们的宽容和理解，不可能有今天的我。”俞可平说。
作为中共中央直属机构，中央编译局负责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中共中央重要文献和领导人著作，是典型的中共意识形态机构。
但由于编译的需要，这里的工作人员能够接触到很多普通学者接触不到的国外文献，包括一些敏感材料。所以中央编译局尽管在关注的内容上颇有意识形态特征，但他们反而思想更开放，更具国际眼光，学术环境也比较自由。
“我们既不是大学，也不是政府机构，介于中间。”俞可平说。
正是这种相当自由、宽松的小环境，使得屡触敏感话题的俞可平，不仅没有受到批判，反而获得了破格提拔。这个执著于学术研究的年轻人，很快就成了单位最年轻的研究员。
此时的俞可平在中国年轻的政治学者中已开始崭露头角，他甚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组织发起了“全国中青年政治学论坛”，而参加者大多是年岁大他一轮的学者。他在1994年应邀去美国杜克大学任访问教授，1995年又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任客座教授。
2000年前后，俞可平已经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政治学者。他和中央编译局团队开始大量接受官方委托的课题研究，为高层决策提供政情信息和理论支持。
除了在理论上为中央提供决策服务外，俞可平逐渐意识到实践的重要。他开始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寻找现实路径，希望找准突破口，用最小的社会和政治成本，推动实质性的社会政治进步。
作为体制内的高级别官员，俞可平倡导民主，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认为“政改不是一件‘应当’做的事，而是一件‘必须’做的事”。但同时，他又从现实出发，不脱离实际，强调改革路径的可行性和政治成本。
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充满争议，认为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
对此，俞可平并不认同。他认为，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是双向互促、不可分离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俞可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增量民主”的概念。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简单地说，增量民主就是中国增量改革在政治领域的体现。”
在俞可平看来，增量民主是在中国目前特定的条件下，以现实的政治手段达到理想之政治目标的一种政治选择，其目标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来持续地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最终实现善治的政治理想。
作为一名学者型官员，俞可平尽管理论成果丰硕，但让他进入公众视野的，却是9年前他那篇不足2000字、近似白话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
由于话题敏感，再加上作者的特殊身份，文章很快引起了各方的注意。一些境外媒体将它解读为中国最新政治风向标，认为这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重大突破。
不久后的12月27日，这篇文章又被人民网、新华网和《学习时报》文摘版同时全文转载。“官网”“官报”这一不寻常的举动，让此文显得更加高深莫测。一时“解套说”“投石问路说”等揣测纷纷出笼，而俞可平本人也被贴上了中共“文胆”“智囊”的标签。
事实上，《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只是俞可平一本同名访谈集的自序，并且在此之前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公开出版。
随着《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在各界持续发酵并最终扩散于公众，俞可平也在一夜之间成了公众人物，近乎家喻户晓。
而第二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带来的政治话题升温，让他的声誉再次达到新的高度，使他成为当时中国最耀眼的政治学者。
当时很多猜测，俞可平抛出《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是中共高层的授意，旨在为十七大推进政治改革预热和探路。
9年后的今天，已经退出官场的俞可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对此做出回应。
他告诉记者，当年他撰写、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与高层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完全是出于一个政治学者对中国政治的直觉判断和社会责任。
“就像一个大夫，行医久了，他能够凭经验、凭感觉，做出诊断。我研究中国政治也有这种感觉，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民生的改善，老百姓一定会有政治的需求。这个时候，民主的要求一定会提出来，这是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逻辑。其实，治理与善治的情况也是这样，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倡导治理与善治时，很多人也不以为然，但现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善治’的理念也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提出。我的许多观点和理论顺应了中国现实政治的逻辑，这一点我很自豪。”俞可平说。
《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在受到追捧的同时，也引发了巨大争议。
在俞可平看来，这正是他所期望的——既有来自极右的批判，也有来自极左的批判，“缺少一个，我都感到很遗憾。这说明了我的文章避免了这两种极端。”他的名言是：“不左不右，走人间正道！”
（摘自《公务员文萃》2016年第三期）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弘扬领导文化
创新领导思维
提升领导能力长按二维码，即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