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中国人的官瘾
鲁迅先生曾经说：“中国人的官瘾实在太深，汉重孝廉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1926年《学界的三魂》）这将那些有官瘾的人刻画得淋漓尽致。
汉朝的时候，还没有科举，普通人做官要靠“举孝廉”，由地方长官举荐“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的人。有人为了显孝，把自己的亲生幼儿活埋了，声称省下粮食来奉养老母；还有人父母都健在，就用木头刻块灵牌，每天对着牌位供奉磕头，好被举荐为官。
南宋的时候，官方推崇理学，许多读书人就戴着高帽子，脚穿破靴，打扮成理学家的样子，谋取官职；清代以八股取士，读书人写文章就以“且夫”“然则”为时尚，以图仕进。
官瘾之大，大到丧心病狂活埋亲子，以换取一官半职，这官瘾猛于毒瘾。过去吸鸦片上瘾者为了满足毒瘾，就算将亲子卖掉换毒资，也断不会亲手埋子。
更可怕的是，有的人，做官之前就有官瘾。《清代野记》里记载了一个还没有正式做官，官瘾却已经发作的人，其“症状”让人啼笑皆非。
清朝光绪年间，一个叫张传声的安徽人，花钱捐了一个河南候补道。可是当时河南还没有职缺可补，这哥们按捺不住了，提前过起官瘾，每天早上洗漱过后，穿上官袍戴上官帽，演练起道台大人升堂办公的好戏来。
他先是官威凛凛地从里室走出来，中门的仆役就敲响一块铁铸的云板，模仿真实的衙门那样高喊：“大人下签押房办公了。”里里外外的仆役都紧张有序地各就各位，“张道台”走到外堂就座，仆人端上茶水，门卫手持十几张拜帖上前，声称某某某禀见。“张道台”装模作样地翻阅，然后装腔作势地指示一番。办完了“公事”，还要一本正经地退堂。
如此每天都要演一回假戏，当作“岗前培训”，实际上是瘾君子在过瘾而已。
这张传声既已掏银子捐了官，为何不直接上任一解官瘾，还要“候缺”？因为古人入仕，除了科考，还有捐官、举荐等途径。刚开始时，职多人少，一旦考上、捐款、被举荐，就可以做官，后来僧多粥少，科考中举、捐款到位、举荐有人，都只是获得通向官场的“敲门砖”，离做官还早呢。
古人做官“七十致仕”，除非有人犯事被开缺，或是政府新设职务，要不然一个萝卜一个坑，退一进一。那么多人花钱买官，候补的官员如过江之鲫，没有轮到就死等或“等死”。
有统计显示，清末四川一地，候补道员多至50多人，候补知府20多人，候补通判、知州、知县多达400多人，以至于“某员到省二十年未得委差，衣食俱乏，冻馁而死”和“孑然一身，典质俱尽，自刎而死”（转引自宋庆森《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腐败现象的文化批判》）。意思是说，排队做官的人太多，有的一排就排了20多年，仍未能做官发财。补给跟不上，什么东西都典当光了，最后要么饿死，要么自杀，当真被官瘾害惨了。相比之下，张传声这哥们家底殷实，还有能力在家里自导自演，已经很不错了。
清代著名书法家赵之谦曾三次参加会试，都未中，虽然在诗文、书画、篆刻方面已经颇有声誉，但官瘾太大，还是想做官。也曾弄了个候补知县，当时全国有1729个知县，赵之谦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轮到自己，就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希望早点得到委差。
可是，即使官做到宰相，官瘾就足了吗？未必。清朝大贪官和珅，官至军机大臣、大学士，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贪贿的财物相当于大清十年财政收入。可和珅还不知足，他还处处跟皇帝比，宫里有什么，和珅也要什么。皇上修圆明园，他就仿着造。他的宅子，仿照宁寿宫所建，其园寓点缀，甚至比皇宫陈设还要好。
做官之所以让人上瘾，在于官员手里的权力不受监督，导致腐败，而腐败又正好满足人类的贪婪本性。凡是能够满足贪婪本性的东西，就容易让人上瘾。要是权力受到约束，为官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恐怕就没人有那么深的官瘾了。
（摘自《领导文萃》2016年9月上）
稿件来源：《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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