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欧洲的信仰与文明危机
仔细分析这些年来欧洲社会的变化，深层次原因要比简单的“文明冲突论”复杂得多。
欧洲外来移民大多数信仰穆斯林
联合国统计数据表明，如果没有来自中东和非洲的移民，到21世纪中叶，欧洲人口将减少一个亿。而欧洲的移民大多数信仰穆斯林。如今整个欧洲已经有2000万穆斯林人口，占法国人口的8%，英国和德国的5%。人口和社会福利制度是外来移民急剧增加的重要原因。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移民与种族问题往往纠缠在一起，成为欧盟与欧洲各国政治的“禁区”碰不得，一谈到限制移民就会被指责为种族歧视。2005年法国巴黎持续数周穆斯林少数族裔的骚乱，就是这一矛盾的集中表现。
宗教冲突日益凸现
当今国际政治中，“全球宗教复兴”和“宗教的政治觉醒”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已成为跨地区、跨国界问题。全球化是宗教的“放大器”和“催化剂”，使宗教对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以及各国政治的影响不断扩大，不仅被认为是国内政治的延续，更成为地缘政治中各国加以利用的资源和平台。
目前，在欧洲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肇事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基地组织的分支，二是来自欧洲外来移民中的穆斯林极端势力。这一事件所暴露的不仅仅是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内部不同宗教的冲突，还演变成为“暴力性民权运动”乃至种族之间的“武装冲突”。
《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后，法国民众讨论最多的是，法国欧洲裔与穆斯林少数族裔的紧张关系最终会不会发展成为“武装对抗”。如果确实如此，这种状况比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给整个社会造成的冲击还要糟糕，还要危险。
其实，宗教在地缘政治中常常展现出“貌不惊人”却深远的软实力。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态如果不去关注宗教的作用和影响，那么后果可能不堪设想。以超级大国美国为例，美国21世纪初在伊斯兰世界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和全球范围的反恐战，并试图以西方民主模式来改造伊斯兰世界。但它忽视了伊斯兰教对中东和南亚地缘政治的影响和伊斯兰内部派别的世代纷争，结果陷入泥潭，欲罢不能。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曼等许多美国学者都对美国“改造中东”的战略表达过极大的疑虑和担心，担心触发宗教和文明的冲突。结果不幸被言中！文明冲突超越宗教让我们放宽视野，从人类不同文明如何相互借鉴、避免冲突的角度来思考欧洲目前面临的困境。
现实情况是，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已无法全面解释当前全球宗教性地区冲突和所谓“认同战争”频发的地区格局。欧洲发生的宗教和种族矛盾就是在“身份认同”上出了问题。法国、英国、德国人并没有真正“认同”外来穆斯林移民的“欧洲人”身份。移民问题已成为欧洲各国民粹主义政党如日中天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种文明之间的“认同”差异和分歧本应通过社会调节、协商和融合来消除。但是事与愿违，穆斯林极端势力的恐怖暴力与欧洲坚持新闻自由乃至对其他文明价值观的包容与尊重不够，终究酿成法国《查理周刊》的悲剧和恐怖事件。
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弗拉霍斯的“文化区域论”确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点出了部分问题所在。他们认为，后冷战时期文明或文化分歧已经取代东西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立。亨廷顿关于“文明”的概念与宗教有重合，目前我们看到的冲突已经超越了宗教的范畴。如果不是整个文明之间的冲突，那么至少是文明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和对立。
宗教政治化与全球化同步发展
现代国际制度建立了一整套国际规章制度来确保国家主权，不承认挑战国家主权的跨国意识形态。西方国家的“政教分离”就是执行该制度的结果。现在全球宗教政治化或政治宗教化倾向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浪潮推动下来势迅猛。宗教团体支持的政党或宗教政党选举获胜、非政府宗教组织在国际上日益活跃。东西方各种宗教全球化、政治化、极端化成为信众“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
西方国家往往以民主自由为理由，要求其他文明对其“顶礼膜拜”，并以西方自己界定的“人权标准”等价值观来衡量他国的“民主”程度，美国每年发表国别人权报告就是典型的例子。有学者甚至称，争夺世界新秩序的灵魂斗争已经发生。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却不愿接受各种文明平等而有差异的客观事实。这种双重标准很难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接受。
目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保守势力持续增长。要把宗教纳入全球治理范畴无论西方还是发展中国家，宗教群体和组织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传播和聚合能力都不小，将宗教纳入全球治理考虑的范畴既有必要，也需要认真研究以下一些问题： 一是宗教正反两面性。2011年以来中东出现的“阿拉伯革命”以及随后中东社会支离破碎、“伊斯兰国组织”等恐怖势力蔓延，说明外部势力干预是重要原因，但地区宗教极端势力是动乱内因之一。同时，宗教组织在世界各地扶贫济困，在地区冲突中斡旋调停，成功案例不少。二是宗教扩张性。宗教本质上有传教诉求和扩张性。无论是早年欧洲人口对外大迁移，还是上世纪中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向欧美反向大迁移，世界移民历史与宗教扩张和传教有密切联系。由人口迁移引发宗教冲突例子很多。中东问题久拖不决就是其一。三是宗教虚实兼顾性。宗教既有“影响力”又有“动员能力”。宗教信仰对信众思想和行为影响大，而且宗教严密组织性有较强动员能力。有的宗教组织机构网络遍布全球，在环保、发展、救援等领域是全球治理重要力量。四是宗教“放大器”与“导火线”作用。宗教在冲突中既作为“放大器”推波助澜，也时常成为冲突“导火索”。如伊斯兰“弧形带”、中东“什叶派新月地带”。
人类进入21世纪，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借鉴、碰撞时时刻刻在世界上发生，因此文明对话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日益凸现。
（摘自《领导文萃》2015年11月下 ）
稿件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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