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我如何当上周恩来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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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引起注意，不是因为我的日语能力如何出众，而是我碰上两次偶然的机会
分配到外交部后，1959年10月1日国庆十周年前后，我先后三次参与了接待日本政界上层人士的工作。
他们是以社会党人、前首相片山哲为首的“中国十周年国庆节祝贺团”、两年多前因病辞职的自由民主党前首相石桥湛三夫妇、由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率领的代表团。他们都是应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的邀请来访的。
外面盛传周总理懂几国语言，其实不很准确，实际情况是：他中学在南开学的英文，有英文基础；19岁那年去日本留学，待了一年多，懂一些日文；留法四年，懂法语。
那时周总理会见日本客人，一般都配备两名翻译，既在必要时可以替换，又能培养年轻翻译。我起初只是一名辅助翻译，但非常珍惜这种机会。前辈翻译时，我就在旁不停地思考：如果今天让我当主翻，我会怎样进行翻译？
没想到，在接待松村谦三一行时，我的工作接连两次出现差错。
第一次是，周总理陪松村前往北京郊区最大的密云水库工地现场考察。
按惯例，他一般都会先到会见场所等候外宾，但这次他特别嘱咐接待班子，明天先安排日本朋友上火车，他晚些时间赶到，一到就开车。
这是我第一次随总理出行，既高兴，又紧张。那天的主翻是日语界公认的老大哥刘德有，我的任务就是负责安排四名随行记者的活动，他们分别由日本三大报社《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和最大的广播电视公司NHK派出。
接待班子提前十分钟把日本朋友都领上了只有两节车厢的城际小火车，等候周总理的到来。这时，四名随行记者发现周总理还不在车上，就一再要求下车去站台拍摄几张新落成的北京火车站的照片。他们一再保证，只要周总理一到就立即上车，绝不会误事。我觉得他们的要求合情合理，便自作主张同意了。
他们刚下车一会儿，周总理乘坐的苏制吉斯小轿车就呼的一声停在了车厢门口。周总理下车后，两大步就跨上了火车。不到三秒钟，火车就启动了。那四名记者发现后，边大声喊叫，边朝小火车奔来，也无济于事了。
周总理上车就座后，就与松村老先生开始交谈，同时掉过头来问我，那四名记者呢，他们为什么不在车上？大家也都看着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如实汇报了这件事。
周总理说，小伙子，你是新到外交部工作的吧？没有经验，以后一定要多注意、多用心。一个翻译不只是要会说外语，更要把该办的事情办好。
接着他又对松村老先生说，我原本打算请几位记者朋友同行，既现场采访我们今天的会谈，又去看看北京郊区水利建设宏伟的场面。现在由于我们的工作人员太年轻，没有经验，这些都落空了。
虽说周总理并未严厉地批评我，但第一次在总理身边就出差错，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十分后悔。
第二天陪同松村老先生的女儿小堀治子去医院看病，我犯的错误就更荒唐了，可谓出尽洋相。
从密云水库回到北京饭店后的第二天早晨，小堀女士说自己身体不适，希望能有人陪她去医院检查一下。接待班子知悉后，就让我去做好这件事。
协和医院被事先告知，患者是周总理邀请来访的日本贵客，便安排该院内科主任、我国著名的张孝骞教授接诊。测量体温、血压后，张教授开始向患者询问病情：“您哪儿不舒服？”
这虽是一句最平常不过的问话，但“舒服”两个字却把我难住了，怎么也想不起来日文是怎么说的，真急死人了，便随口说道：“医生问您哪儿疼？”“我哪儿也不疼。”她答。
我很清楚，这并不是张教授想听到的回答。可怎么办呢？这时自己才想起了一句与“舒服”意思相近的话。“医生问您身体哪部分感觉不大好？”“感觉都不错，只是来北京前在东京得过一次感冒，至今没有完全康复。昨天又去参观密云水库，可能累了一点儿。”
译成中文后，张教授点了点头。接着又问：“您的食欲怎么样？有便秘吗？”“食欲”“便秘”这两个词又把我难住了。我心想也许可以将汉字直译过去（实际上直译过去就行了），但又觉得没有把握，怕译错了闹笑话，便改译成：“医生问您身体的进出口情况怎么样？”“什么？进出口？！我当过老师，从未做过贸易工作。”她奇怪地说。
我见她完全没有听懂“进出口”的意思，只能豁出去了，用手势作了辅助说明。她这回明白了，边笑边回答：“我进出口都没事。”
接着，张教授又问：“你例假正常吗？”
我虽从中学生理课上知道“例假”这个词的含义，但就是想不出日文是怎么说的，于是便译成：“医生问您，你们妇女一般一个月左右来一次的东西正常吗？”这回没费周折，她一听就明白了，苦笑着回答：“完全正常。”问完上述基本情况后，张教授说，那就先验血吧。
日文里没有“验血”这个词，必须将“验”字译成“查验”或“检验”， 42 31668 42 13307 0 0 6250 0 0:00:05 0:00:02 0:00:03 6250些我是知道的；同时，必须将“血”字译成“血液”，因为单独一个“血”字的日文发音，日本人听来其意思并非“血液”，而是“屁股、臀部”，这我当时就不知道了。因此，我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将这句话译成了“那就先查验屁股、臀部吧”。
小堀女士脸上顿时露出十分吃惊、迷惑不解的神色，连连摇头回答：“我刚才已经说过，这次身体不适，完全是感冒引起的，不需要再查验什么了吧。”
我翻译后，张教授同样迷惑不解，只好说，那就麻烦你这位翻译，好好劝劝她接受验血吧。
“在中国，其他患感冒的病人，也都要查验吗？”小堀女士几乎绝望地问道。“只要医生认为需要，一般都得查验。我自己就查验过许多次。”我回答。一番劝说后，她十分无奈地表示，既然如此，那就开始查验吧。
张教授一听她同意接受验血，十分高兴，随即叫来护士，从她手臂上抽了半管子鲜血。
小堀女士这才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她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小周，今天你的翻译太精彩，太有意思，也太吓人了。”
验血结果，一切正常。
回到北京饭店后，平时性格温和、宁静少语的小堀女士当着我的面，把刚才医院里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她父亲和其他几位在场的日本人士，引起了哄堂大笑。她父亲松村老先生一向十分严肃，很少露出笑脸，听完女儿叙述后，第一次笑出声来，并不断说：“杰作、杰作、最高杰作！”
从那时起，代表团里所有的人，包括松村老先生，都不再称呼我“小周”“周君”，笑着改称“小屁股”“屁股君”了。
不知谁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总理。后来周总理见到我时，也笑着对我说，小伙子，当一个合格、称职的翻译，不容易呀！小伙子你得多学习、多磨练才行呀！
实话实说，当时在我国好几位高水平的日语翻译中，我开始引起周总理的注意和肯定，不是因为我的日语能力如何出众，而是我碰上了两次偶然的机会。
第一次是60年代初，周总理召集相关部门对日工作负责人开会。
当时中国对日外交和对其他国家不一样。因为长时间与日本没有外交关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人很少，对日工作一直是周总理直接领导，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廖承志负责。廖承志生在日本长在日本，是当时中国头号日本专家。廖承志下面有四位中层干部，叫“四大金刚”，处一级的叫“十八罗汉”。因为对日工作的特殊性，周总理经常召集廖承志和“十八罗汉”“四大金刚”开讨论会，对其他国家的外交事务是没有这种体制的。
有一次开会，分析、讨论日本众议院选举。岸信介被迫下台，重视发展经济的池田勇人上台执政后，日本国内政局和对华政策可能发生哪些变化？
周总理说，今天只有一个半小时，为了节省时间和提高效率，先请一位同志用一刻钟时间，概括介绍一下基本情况。也就是说，在这次选举中，日本几个主要政党和执政的自民党几个主要派别各得多少选票，占多大比例，占多少议席？与岸信介上台前的那次大选相比，哪个党、哪个派增加了，哪个党、哪个派减少了？日本主流媒体对今后日本政局发展和对华政策趋向有何评述、展望？然后我们再讨论。
在场的近二十位负责人士可能事前没有准备，手头又没带相关资料，都沉默不语，无人发言，看上去周总理有点不大高兴。见此情景，原本被安排做会议记录的我自告奋勇站起来说：“总理，我讲可以吗？”总理说：“当然可以，小同志。”
我就像小学生在老师面前背书一样，一口气讲出来，用时正好一刻钟。
听毕，与会者都点头称是。周总理微笑着说，小伙子，你的记忆力很不错嘛！
第二次是上世纪60年代末，周总理要会见一个代表团，提前半个小时到了人民大会堂。
他一进门就非常生气，朝比他更早到达的几位中方陪同人员大声说道：你们注意到了没有？苏联部长会议一个副主席，前天去日本为苏联商品展览会开幕剪彩，一下飞机就在东京羽田机场的记者会上指名道姓地对我们中国进行恶毒攻击，让在场的几十位日本记者都感到十分意外。
他接着说，你去日本搞你的商品展览会，与我们毫不相干，为什么要拿我们中国做文章，实在是欺人太甚、岂有此理么！你们要马上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让他们尽快写出文章，针锋相对、同样指名道姓地批驳这个家伙……噢，这个家伙叫什么名字啦，大家谁记得？
见在座的近十位人士都默不作声，我起身大声回答说，总理，这个坏蛋叫瓦西里·诺维科夫，在苏联十几名部长会议副主席中，分管商业、外贸。据日本媒体报道，这个坏蛋还不满五十岁，是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一手提拔的亲信。
听完，周总理微笑着说，小伙子，又是你呀！
从那时起，我逐渐走上翻译一线。最让我自豪的是，70年代初，作为周总理的翻译，我亲历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全过程。仅我接触过的担任过日本首相的，就有二十多人。
我始终记得周总理说过的话：日本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日两国必须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能为这个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我感到很幸福。
（摘自《公务员文萃》2017年第九期）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