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宋朝官员的拒官之好
宋朝的名相名臣，几乎都有过拒官记录。包拯考中进士后，朝廷安排他出任大理评事、建昌知县，包拯“以父母皆老，辞不就”；范仲淹任边帅，迫使西夏主动讲和，军功赫赫。谏官欧阳修等一批人，极力举荐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宋仁宗欣然同意，下了任命诏书，范仲淹却说：“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坚决推辞；而宋仁宗、神宗时的宰相富弼，一生拒官竟多达近百次，更是史上少有。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国大兵压境，要求宋朝割让关南十县之地，战火一触即发。当时，朝廷急需一位能臣干将赴辽谈判，然而，辽国气势汹汹，赴辽如同赴死，大臣们无一敢蹚这趟浑水。宰相吕夷简推荐了时任知制诰的富弼，官轻势微的富弼不但接受了宰相的推荐，而且在面对皇帝时慷慨陈词：“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宋仁宗非常感动，提拔他以枢密直学士使辽，富弼却说：“国家有急，义不惮劳，奈何逆以官爵赂之？”坚决推辞了这一任命。
在使辽的过程中，面对咄咄逼人的辽国国主，富弼动之以情，晓之以利，经过数轮艰难曲折的谈判，最终以“二十万岁币”与辽签订了和约。花钱换和平，使辽国取消了南侵计划，免去了一场战争灾难和失去领土的危险，并带来了此后长达四十八年的南北友好。此行，富弼不辱使命，劳苦功高。当宋仁宗要厚赏他，任命他为翰林学士时，他又非常诚恳地推辞说：“增岁币并非是我的真实意愿，目前西夏扰边，朝廷无法他顾，因此，对于辽国的无礼要求，我不能以死抗争，只好用此权宜之计，这哪有什么功劳呢？赏赐，我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庆历三年，宋仁宗拟用富弼为枢密副使，这种职务只有军功卓越、年长德高的大臣才可能任命，他“辞之愈力”，宋仁宗改授他为略次的“资政殿学士兼侍读学士”，他接受了。当年七月，宋仁宗又以他使辽之功，任命他为枢密副使。富弼面见皇帝说：“目前与辽国修好，边境无事，百官会说这是使辽之功，一旦辽国撕毁和约，卷土重来，我则百口莫辩，罪不容诛，请您不忘辽国轻侮之耻，卧薪尝胆，以图振兴”，他把任命诏书当面还给了宋仁宗，再一次拒绝了委任。
富弼以京东路安抚使出知青州期间，恰逢河北大水，流民涌向京东，富弼设法腾出公庐私舍安置灾民，动员所辖地方官府和富户捐粮救灾，开放山林河泊，任流民取以为生，又募数万饥民为兵，通过多种形式，共救活濒临死亡的灾民五十多万人。为此，宋仁宗又要提拔他为礼部侍郎，富弼认为这是作为地方官的本身职责，“辞不受”。
至和二年（1055年），富弼被授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当上了宰相。嘉祐三年（1058年），富弼母亲去世，他辞官奔丧。富弼归家后，宋仁宗一直没有安排其他人接任，而是虚位以待。不久，思贤心切的宋仁宗就连连下诏，要求富弼复职，富弼却以这种只适应特殊情况而设的“起复”制度，不宜施于太平之时为由，连续五次上书，态度非常坚决地拒绝了皇帝的复职要求。
富弼一生克己奉公，忠君爱国，入仕50余年，累计拒官近百次，是士大夫间难得的谦谦君子。翻阅《宋史·列传》，“固辞，坚辞，力辞，辞不受，辞不已，辞不就……”，这些在今天看来异乎寻常的词语，当时的使用频率却非常高，几乎俯拾即是。这是为什么呢？
从富弼的这些拒官行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宋朝的用人方向和官场风习。宋朝取仕讲究才学，讲究德行，讲究能力，违反这些条件，靠送人情走后门拍马屁之类的手段，是绝对跑不出个学士宰相来的。同时，宋朝士大夫拒官也并非真喜假拒、装模作样，而是发自内心、真实表达的。他们一个个都是学出来的、修出来的、干出来的，懂得珍惜岗位资源，讲究名正言顺，名不正言不顺的突击提拔、违规提拔乃至暗箱操作，是会被御使们弹劾的，是会被同僚们耻笑、被唾沫淹没的。而最为关键的，是他们认为当官要有官品，德才与位子相称；升官要能服众，名声与提拔对等。
所以，拒官成为宋朝官场风习，许多人甚至数十上百次地拒官，便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摘自《公务员文萃》2016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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