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人生轨迹的一次晚餐
不同的约束条件适用不同的场景，但最根本的约束条件是有限的时间。
——Gary Becker，1992年诺贝尔奖得主
在我遇见Gary Becker（芝加哥大学1953届硕士、1955届哲学博士）之前我根本谈不上是一个经济学家。那时我才二十岁，正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对于毕业之后的职业规划毫无概念。当时学校正主办一个会议庆祝33届硕士校友Milton Friedman九十诞辰。而Gary将在四角俱乐部晚宴上为来宾做主题演讲。我当时并不在受邀嘉宾之列。
从小我就没有机会阅读《资本主义与自由》之类的著作，况且经济学也不是家传秘技。之前的暑假我读了惠特曼，梭罗和艾默生的作品，并且在一家餐馆打工，尝试延缓学生贷款的不断累积。我之所以对经济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在芝加哥大学读书，不接触一下相关领域实在有点暴殄天物。那天我报名担任该会议的志愿者，希望能够聆听Gary的主题演讲，因此我询问主办方是否可以参加晚宴。
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央银行家，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以及其他身份显赫的来宾被分别安排在俱乐部各个餐桌就坐。有人告诉我已经为我找到了一个座位，但我得好好表现。Ronald Coase（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因故无法参加晚餐，因此主桌上出现了一个空位。坐在那张桌子上的与会者有Gary，Guity Becker（芝大73届博士，Gary的夫人），Milton Friedman（芝大33届硕士，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Lynn Heckman（73届硕士），芝加哥大学校长Don Randel及其夫人Carol，芝加哥大学校董会成员Ned Jannotta，还有本人，一个哲学/政治科学/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原本甚至没有资格待在这个屋子里。
我坐在Guity边上。当我入座后她对我说：“你要知道那里本来应该坐着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因此你得好好表现一番。”我想我表现得应该还不错，因为当我问Gary是否有研究岗位空缺时，Guilty支持Gary考虑（我的申请）。Gary让我抽空去他办公室讨论一下具体工作安排，但那次面谈被我变成了一次闲聊，随后我离开学校去了巴塞罗那，在那里学习了三个月的西欧文明。等我回来后发现已经有一个位置在等着我了，这说明了Gary是多么信任Guity的判断啊。
在随后的研究过程中，由于对经济学知识的匮乏，我经常问出一些经济学专业研究生不好意思启口的问题：诸如为什么假设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为什么我们在此框架下表达道德问题？你是否愿意与我一起阅读柏拉图的作品？我个人认为柏拉图所著《理想国》中的经济学知识比外界通常认可的要多得多，并且希望与Gary就此课题进行深入探讨。Gary不仅同意，而且还请来了Dick Posner（译者注：一位法官及芝加哥大学法律讲师）加入并参与了一个长达整个学季的阅读课程，该课题最终成为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选题。
在Gary宣称该课程“应该不会太难”之后，我选修了他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研究生课程，在此后的秋天学季，我又选了“价格理论”一课。“经济学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在提出一系列特别困难的问题后，Gary问道。“都是”他自己给出了答案，这让满堂害怕会被点名回答的学生都松了口气。经济学的科学部分已被广泛传授——最优化产生平衡可证伪假说。而艺术部分可难得多，任何一位面对20页问题集一分未得的学生均可证明其难度。
Gary强调建立模型的技巧——发掘一个问题的基本要素并将其归入一个可应用科学手段的框架来获得有价值的发现。由于认识到这个艺术因素的重要程度使Gary显示出一种在注重科学的芝加哥学派难得一见的谦逊。当回答那些自己提出的问题时，他总是以“好吧，这得看具体情况而定…”开头。
Gary 以其对经济学领域的拓展而被广为称道，但我想（仅此而已）就如同认为伽利略只是制作了一个质量不错的望远镜。在Gary之前，一个分析市场的理论以及其他多种分析各种人类行为模式的理论已经存在——但彷佛后者并不完全把前者包含在内。这使得经济学家在市场某种程度上不仅仅是一种协调人类互动的机制的这样一个信念面前显得难以自圆其说。人们对于自由市场的盲目信仰，而不是真正理解，是可接受的（甚至是可敬佩的）。
但“看不见的手”是对于一种实证命题的形象说法，不是教条当然更不是魔术。不仅只局限于对经济学的范畴的拓展，Gary的工作进一步从论证经济学有效性的最基本层面——人类行为来检验该命题。一个反证是：假设结婚、生孩子、上学、犯罪等等行为决定，与行为动机完全无关并且经济行为无法解释人们的上述行为。那我们为什么要费尽心机去理解市场？难道说配偶间没有竞争？或者是坐牢没有风险？当然不是！
很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Gary工作的重要性及其对于社会学、人口统计学、犯罪学等学科的贡献。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将整个经济学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完全超越了仅能解释一些可观察现象而无法理解其内在机制的托勒密理论。
本科毕业后，我在与Gary同名的研究中心作为研究助理工作了几年，我的办公室离Gary在Booth的办公室相隔不远。在Gary重塑了经济学获并荣获了所有相关领域的奖项后，在75岁的高龄他还在教授整个课程、主持两个研讨会，并且星期天还在上班。他时不时在我的办公室逗留与我小聚一会。我们会讨论当前星期学术讨论会的文件、我们工作项目、他女儿最新拍的电影、他孙子的最近技术成就、以及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当到了要决定研究生课题时，Gary告诉我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经历对形成其独立世界观是多么重要：“如果你不离开你就永远回不来。”
在我从Gary身上学到的很多东西中，最重要的一课就是通过解读一个人行为来揭示其偏好价值观。人们所公开宣称的优先考量因素往往与其实际行为相背离。我强调这个直觉是因为整篇故事更多地与Gary有关而不是我自己。没有人比Gary更加惜时如金，但他还是非常慷慨地（在我身上）花费时间。
Gary接纳了我这样一个毫无技能的本科生，给了我原本肯定不该得到的时间，并为我从那时起的人生确定了方向。我坚信他的所作所为较之任何官方评价更能展现他的优秀品质。
作者Steve Cicala, 系芝加哥大学2004届本科校友，现为芝加哥大学Harris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及国家经济研究院的教学/研究学者，原文发表在芝加哥大学网站noodle.com网站，原文标题“A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a Nobelist’s time”。中文翻译Sherry。本文中译文首发在Uchicago微信号，文章版权归属原作者 /原发布媒体所有。原文链接地址请点击阅读原文。有兴趣的读者可通过订阅本公众号查看更多内容。点击本文右上角“视角”链接进入首页再点击“关注”即可订阅。订阅后回复“申请”可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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