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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鲁大学,听诺贝尔奖得主讲经济学

董一夫 视角 2018-10-03

春天的耶鲁大学


在耶鲁,可能并不鲜见诺贝尔奖得主。但是,恰巧能赶上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上的课,尤其是作为大一本科生恰巧能赶上一个获得当年诺贝尔奖的教授上的一门课,那也需要一些不坏的运气。


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春季学期,我选上了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教授开设的宏观经济学课程。这里面的机缘巧合在于,我在此前一个学期刚刚修完微观经济学的课程,计划在本学期选上宏观经济学的课程,而希勒教授却恰在这个学期任教面向全体本科生的宏观经济学课程。以往,希勒教授开设的是耶鲁大学的招牌课——“金融市场(Financial Markets)”,这个课程不仅在耶鲁很受欢迎,其网络版也有上万名学生。正是在金融市场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让希勒教授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春季开学第一天,在希勒教授的宏观经济学课的课堂上,300多个本科生把SSS114——耶鲁大学的几个大礼堂之一的两层挤得水泄不通。当然,在耶鲁,这种情形并非诺奖得主的课堂所独有。在每学期前两周的选课(shopping period)阶段,学生可以到任何课堂上去试听,以便更好地了解、比较每门课程的内容以及教授的讲课风格,最终选择和确定自己在本学期所修课程。所以,耶鲁本科生中那些无人不知的招牌课——如以最先提出“情商”概念、2013年新任校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为代表的大牌心理学教授轮番执教的心理学基础课、谢利·卡根(Shelly Kagan)教授的哲学课“死亡(Death)”和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教授的历史课“冷战(The Cold War)”等等——在刚开学时,尤其是第一节课,总是人满为患。而以前的宏观经济学基础课,却并不在招牌课之列。据以前上过这门课的同学说,此课不仅内容平淡无奇,授课也是乏味至极,教授讲的有限,自学的比重则很大……选这门课的人,大多是为了基础课的学分,不得不选。


在300多名学生的期待中,一位满头银发的教授着正装打领带,背着一个黑色双肩背包,不疾不徐地走上讲台。这个人,肯定就是希勒教授了。


高分贝的谈笑声静了下来。300多人可能都在好奇希勒教授将如何开讲他的第一课。可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希勒教授在讲台上踱来踱去,说起话来并不流利,甚至有些啰嗦:“这是我第一次教(大一)新生,也是第一次教这门课,所以我还不知道教些什么好。”这些话让不少同学窃笑不已。“你们也许听说了,我刚刚得了诺贝尔奖。”此话一出,台下爆发出一片掌声和笑声。正是这句话,让礼堂里的人们意识到他们是坐在了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教授的课堂上。


希勒教授并不是我近距离见到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先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宣布的2013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同为耶鲁大学教授的詹姆斯·罗斯曼(James Rothman),恰巧是我所在的布兰福德寄宿学院(Branford College)的住校教授(耶鲁大学的12个寄宿学院中的每一个学院都有一两名教授及其家庭住在学生宿舍,作为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的顾问)。在罗斯曼教授获奖的当晚,布兰福德学院的食堂里排起了长队,本院和一些来自外院的师生都在等待和这位几乎天天出现在布兰福德学院的罗斯曼教授说上几句祝贺的话,而后和他合影留念。我那天当然也没能免俗。在排队中,有本院同学出“坏点子”说,实际上根本不用排这么长的队等待与罗斯曼教授见面,只要晚上在他所住楼上的学生宿舍开一个吵闹的派对,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必会不请自来上楼告诉你闭嘴了……

那天晚上,我忙不迭地把我和罗斯曼教授的合影发到了网上。照片引来了太多的留言和点赞,其中最多的感慨来自我那些正在国内上大一的高中和初中同学。其中有人说:诺贝尔奖得主应该在第一时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怎么会在当晚与你这样的大一新生合影!


其实,可能更令我的初、高中同学想不到的是,好奇心过后,我的美国同学也真的就是把给他们上课的诺贝尔奖得主当成了一个普通教授而已。希勒教授还没上几节课,就发生了一起不大不小的“事件”。一天,希勒教授正在讲课,突然从教室的不同地方同时响起了摇晃铃铛的声音。只见几个同学从各自位置一边摇晃铃铛一边走上讲台。后来得知,这几个人也是注册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学生,不过他们认为希勒教授在课堂上提自己得诺贝尔奖是自恋的表现,因此要给他颁发“Yes Bell”(铃铛)奖——一个与诺贝尔奖相反的奖(因为“Nobel”的发音很像“No bell”——无铃铛)。只见一个学生调侃道:“你提了太多次你的‘No bell’奖,所以我们给你颁发这个‘Yes Bell’奖!”言毕,把铃铛和一个卷筒纸(想必是奖状)往讲台上一放,算是把“铃铛奖”颁给了希勒教授。随后,这几个实践了他们“坏点子”的同学留下了一头雾水又有几分尴尬的希勒教授,推门扬长而去。礼堂静了下来,学生们同情地望着希勒教授——实际上希勒教授总共只提了两次他的诺贝尔奖,担心希勒教授能否立即化解这个突如其来恶作剧的冲击。众目下的希勒教授,面部表情并没什么变化,他耸了耸肩,无辜又不乏自嘲与幽默地辩解道:“我今天本来没打算提我的诺贝尔奖……”


该“事件”因耶鲁校报(The Yale Daily News)的评论专栏发表一篇有关此事的评论而为耶鲁周知。评论的作者为当时在场的学生,他认为摇晃铃铛的同学行为不妥,对希勒教授有失公允。这篇文章的后面,有不少学生或教师留言,其中多数留言者认可文章作者的观点,也有人认为以耶鲁的宽容度,不必把这件事看得过重,虽然摇晃铃铛的人戏弄的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但耶鲁的自由传统远比诺贝尔奖重要……


席勒教授


在耶鲁,这也就算是对这件事“处理”的最终结果了。妥与不妥,见仁见智。但自由的意义,首先是相对大多数人认为的不妥而言。对一种行为,如果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妥当,那还有界定所谓自由的必要吗?从这个角度看,自由的边界恰是由不妥的行为来界定的。在此,可以想象几个中国的大一新生在某个院士——假设院士也给大一新生上课——的课堂上从事类似行为的后果吗?


其实,希勒教授的宽容度足够大,选上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学生也没有感到什么额外的约束。选这门课的学生超过200人,但每次去听希勒教授讲座的人数也只有100人左右。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只是每周三课前到礼堂外提交作业,之后便转身离开。当然,有些同学虽然不去听希勒教授的讲座,但却从不缺席每周一次的小课。因为小课大都由博士在读生担任的助教讲授,重点在落实教科书上的公式以及习题,“实用性”很强。


希勒教授总是非常忙碌。不知道是以现实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教授就应该这样忙,还是因为希勒教授刚刚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为各方所热衷邀请,反正希勒教授一会儿墨西哥,一会儿达沃斯;一会儿中国,一会儿日本……但是,以为希勒教授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名头混日子,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希勒教授在开课之前编写了详细的教学大纲——这是耶鲁对每个授课教师的基本要求,每次讲座的主题也基本对应他指定的教科书的章节。至于在第一次讲座上说自己“不会教”,那其实只是希勒教授的谦辞罢了。


有意思的是,希勒教授在解释为什么他选用由他熟知的几位教授编写的教科书,而不选用美国大学最流行的曼昆(Gregory Mankiw)编著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时说:“用曼昆的书让我觉得有些奇怪,毕竟他曾经是我的学生……”此外,希勒教授还把自己与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合著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作为主要的课堂读物,并宣布将把学生购书而增加的(印数)稿酬捐给慈善基金。《动物精神》著于2009年,旨在探索与生活紧密相连的行为经济学。对此,希勒教授说:“有的人说看不懂这本书。我很纳闷,这并不是什么经济学,只是心理学而已!”也许,正是上面这种带有几分幽默的解释,让一些学生将其误解成了“自恋”。


实话说,希勒教授的经济学视角远没有受教科书所限。讲座中,希勒教授最喜欢展示的是Google Ngrams。Google Ngrams可以显示一个单词或词组在历年经济学著作中出现的频率。比如,输入“滞涨(stagflation)”一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词在上世纪60年代出现,而使用频率在1984年达到顶峰,而后回落……希勒教授每节课都要展示几个与当天讲授内容有关的Ngrams,以此作为讲述一些经济学概念和现象的起源及其发展的线索。这样的讲述,实际上是向学生展示了经济学的一种研究角度和方法。


Google Ngrams的结果是抽象的,但经济学冰冷数字及其图表所对应的现实却是具象而生动的。几乎每节课,希勒教授都巧妙地把Google Ngrams的结果与人们身边存在着、发生着和继续着的经济学现象联系起来。在展示“萧条(depression)”的Google Ngrams结果后,希勒教授在课堂上展示了一组记录大萧条时凄苦场景的照片,以此让学生们透过数字与文字,感受经济危机给社会大众带来的苦难,体会和理解宏观经济学的社会价值以及学习宏观经济学知识的人所应担当的社会责任。在课堂上,希勒教授从不回避敏感的政治和历史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阐述全球变暖、乌克兰危机、阿根廷经济危机、奥巴马医疗法案、中国计划生育、日本经济衰退、法西斯主义兴起等等问题,常常让人眼界大开,如饮甘饴。


希勒教授是《纽约时报》周日金融版的专栏作家,因此,希勒教授经常在讲座中引用当天各大报纸的头条,作为讲座内容的引子。这些引子,大到国情咨文、失业率,小到某种商品市场供给的变化,在希勒教授那里全都成了用来诠释宏观经济学原理的现成例子,并以此向学生示范了如何用宏观经济学知识去分析身边的经济现象。不仅如此,许多时候,就是在一些看似“闲扯”的不经意中,希勒教授带领学生从独特角度切入经济学话题,以此展开经济学原理。


在参加1月份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后,希勒教授在课堂上介绍了许多经济学家在论坛上讨论的话题,由此分析了经济学家在今年持有普遍乐观态度的宏观经济学依据,以及如何以宏观经济学为框架去分析论坛期间急转直下的阿根廷经济……希勒教授在每次出差后,常会在课堂上交待一些自己出差的小故事,以此作为讲座的“佐料”。比如去日本会见安倍晋三,由此引出与“安倍经济学”相关的宏观经济学原理;在墨西哥与“一点也不像富二代”的世界首富之子见面,由此说到经济政策与贫富差距的关联;他还以“并非是自己一向的购物风格”的购买行为——在墨西哥用250美金买了一件衬衫,来讲述行为经济学……


《动物精神》封面


希勒教授著述颇丰,既著有《市场波幅》(Market Volatility)这样的学术性著作,也著有《动物精神》一类的通俗读物,但他并不是象牙塔里的学究。希勒教授早期曾与人合伙经营投资公司,而后则以美国房地产市场为其研究重点。通过研究,希勒教授特别强调在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非理性因素及非理性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而希勒教授的最大贡献,也正在于他对非理性决策以及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基于这些研究成果,早在2005年,希勒教授就察觉到反常规的市场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并警告人们当心美国房地产泡沫,这也使他成为屈指可数的准确预言了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的经济学家。


希勒教授讲座的最大特点就是紧贴实际,围绕教材,但不受限于教材,尽可能地引进教材中没有的话题,以扩大知识的边界。在整个学期的20多次讲座中,除了一些必要的载于教材的图表和公式,希勒教授制作的幻灯片几乎没有照本宣科的内容。在这些讲座中,希勒教授介绍、评点和推荐了诸多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著作和理论,也评介了耶鲁大学许多前任和现任的经济学教授。


整个学期,希勒教授带着学生们在宏观经济学的数字与文字、历史与现实中来回穿梭。在介绍凯恩斯主义时,希勒教授展示了一张凯恩斯和妻子的合影:“当时有人声称凯恩斯是同性恋,于是他娶了一个跳芭蕾的妻子。”这句话,为围绕凯恩斯主义的争议以及凯恩斯本人在当时所具有的敏感性,加进了一个生动的脚注。在希勒教授展示的另一张经济学家的合照上,其中尽是曾经引领经济学风骚的顶尖人物,在介绍完他们影响至今日的学说后,希勒教授平淡地说道:“虽然他们的成就很高,但是这张照片上的人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话虽平淡,但却让人对经济学的沧桑演绎油生感慨。


从一定意义上讲,耶鲁课堂所讲授的课程都是历史课。希勒教授的宏观经济学课也不例外,他在课上“随意”讲述的题外话,往往为课程内容增加了厚重的历史感。在讲座刚开之时,希勒教授就提到,他站立的SSS114礼堂是在大萧条时期建成的。他还说,在同样的讲台上,曾经站立过数不尽的知名教授、学者以及著名历史人物,这其中就有流亡的俄国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克伦斯基政府为苏维埃政府所取代,由此兴起了计划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也许,多少年后,同样站在该讲台上的教授,会在讲述礼堂历史的时候提到希勒教授,并以此为耶鲁的容光一刻。


不过,希勒教授本人很有可能并没有这样的奢望。在很长时间里,至少在准确预言次贷危机之前,希勒教授一直属于经济学界的边缘人物,其以非理性为研究重点的学说,在过去以理性为前提的经济研究中也一直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由非主流一下子跃进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样大的跨度没有令希勒教授陷入“翻身”后的癫狂,而是让他具备了宠辱不惊的气度。或许是因此,他一直淡定于大量缺勤的宏观经济学课堂。


记得在倒数第三节课的最后,希勒教授对只坐满了不到一半座位、从未缺勤的“铁杆粉丝”们,用略带自嘲的口吻说:“下节课我们讲宏观经济学怎样为社会做出贡献,虽然我还不知道讲些什么,但是我希望你们能来听。”而实际上,岂止是倒数第二节课,希勒教授在几乎每一节课的讲授中,都自始至终渗透着宏观经济学服务于社会发展的价值观。那些为许多学生所不喜欢的看似“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引子、典故和亲历,其实不都贯穿着“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主线么?


希勒教授的讲课风格松弛而儒雅,无论是圣经故事、箴言还是诗歌、民谣,也无论是耶鲁大学30年代使用的经济教科书中的某个论点,还是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轰动于当下的《资本》(Capital)中提到的某些论述,都是希勒教授讲座的素材。当然,希勒教授也时常自己发明“警句”,并“自恋”地多次援引,比如这句:“有时人们的无知是很令人惊讶的!”


说到“自恋”,也自然不能不提到“他恋”。就在那次几个学生因不满希勒教授的“自恋”而为其颁发“Yes Bell”奖之后不久,希勒教授的课堂又被几个同学意外地打断。这一次,是耶鲁无伴奏合唱团的几名女生从外面闯进礼堂,不知她们是受托还是同时爱上了一个人,反正她们为在座的一个男生唱了一首情人节快乐的歌曲……在这个出人意料的“快闪”过后,缓过神来的希勒教授微笑着说:“嗯,这毕竟比上次(颁奖)好多了……哦,也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作者:董一夫,系耶鲁大学2017届学生,2013年毕业于北京四中。本文原载纽约时报中文网,版权归属原作者/原发布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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