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将归零的数字与永不归零的历史

尽管历史的真相如此深重，历史的痕迹却如此淡，一旦消散起来，竟是不可想象的速度。《三十二》、《二十二》，郭柯对电影不假思索的命名，像极了两次抢救历史的呼吁，充满紧迫，悲伤和无力。

文 | 陈雨萌

今天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由郭柯导演，国内首部获得公映许可证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今天正式在全国公映，讲述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老人们的故事。

中国是「慰安妇」强征制度最大的受害国。作为二战期间日军侵略的主要目标、最大战场，从1938年到1942年日军在中国征召的「慰安妇」总计在20万以上。到了2012年，全国公开身份的幸存「慰安妇」老人仅剩32位。也正是在2012年，郭柯导演拍摄纪录短片《三十二》，记录了广西「慰安妇」幸存者韦绍兰老人及其子的生活。

随时间流逝，2014年32位老人中又有10人陆续离世。为了更多的留住这段历史，郭柯又开始了《二十二》的制作。从《三十二》到《二十二》，郭柯对电影不假思索的命名，像极了两次抢救历史的呼吁，充满紧迫，悲伤和无力。

直面历史的真相

和其他曾遭受战争中伤害的人们比起来，「慰安妇」受害者即使幸存，也往往选择缄默不言，让历史沉没下去，逼迫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除了内心的屈辱，更多的还有来自外界的羞辱。

解放后，慰安妇常常被人指指点点。《「慰安妇」调查纪实》中记载，「慰安妇」袁竹林于1958年被居委会的干部指责是日本婊子，勒令去北大荒，并吊销了当地户口没收房子。而在中国文革时期，幸存的慰安妇也受到严重的歧视和相当程度的迫害和侮辱。

纪录片《三十二》中，幸存老人韦绍兰回忆自己好不容易逃离日军魔爪，苦难却远没有结束，她忍受完了日军的折磨，还要忍受亲人的痛恨。

「慰安妇」，这个被强加的名字，这段历史印记永远在她们身上，本该是日军的耻辱，却一生折磨着她们。而除了被羞辱，她们还遭到社会的回避与无视。 

2016年12月CCTV13台播出的新闻调查［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中，一位中学学生说，如果是抗战英雄那还好，这个题材（「慰安妇」）不是很光彩的，还是不要特别了解比较好，学生不应该知道太多。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二十二》选择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上映，唤起了广泛关注。郭柯说，希望它能进入院线目不转睛地去接受观众的这种凝视。

「走不出历史的是我们。」

导演郭柯带领摄制组历时4年，横跨国内5个省29个地区拍摄而成的《二十二》，平静地不像在叙述一段历史苦难，里面没有剧情冲突，没有跌宕起伏，有的是克制，是柔和，是历史背后的每个人自己。

他在拍完《二十二》后说，人们提到「慰安妇」时想像到的苦难、泪水似乎都与她们无关，她们生活中的一举一动、蹒跚的步履、颤巍巍拿一个碗，都令人热泪盈眶。「慰安妇这三个字其实是我们强加给她的，走不出历史的是我们。我真的想让大家看看她们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

宋少鹏曾在《媒体中的「慰安妇」话语》中指出，「慰安妇」作为民族压迫的符号得以彰显，民族集体记忆中的记忆/忘却机制继续发挥着作用。但「慰安妇」个人经历中诸多层面发生的压迫性问题并没有深入检讨，而是简化为民族压迫的副产品。

古往今来，鲜有抗日影视作品诚实地聚焦生活，受难者除了成为英雄，死得壮烈，不再有第二种结局能获得认可。类似《三十二》与《二十二》的可贵在于，它没有什么家国仇恨，没有宣泄和控诉，但它让我们去除「慰安妇」这一群体、这一标签，直视背后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它告诉我们，不是只有沉浸在过去的耻辱中才能将历史铭记。

郭柯说，拍《二十二》的时候其实每天是非常愉快的过程，不是大家想像的那么沉重。「就是一帮后生在跟一个长辈相处，每天陪着她。」

2014年端午， 海南澄迈县，李美金老人和土龙村村民请剧组吃粽子。

《二十二》里有一位老人看到日本人的照片时，她说日本人也老了，连胡子都没了。

幸存老人韦绍兰曾经想过死，从日军手下逃出来后，喝药企图自杀，被邻居救下了，才没死掉。但她现在还是想好好活着，现在的她领着每月几十元的低保金，每日煮饭、洗衣，买菜。她说：「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加上白框的名字

如今，中国大陆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幸存者仅剩14位，而郭柯所记录的二十二位老人，也只剩下八位。每当一位老人离世，郭柯就会在片尾处给老人的名字加个白框。他觉得心痛，自己在做一件跟时间赛跑的事。

2014年的二月份，山西盂县的陈林桃、张改香两位老人走了，《二十二》以她们的葬礼作结尾。「选择用一场葬礼来作为结束，因为每个人都会走到这一步，她们的离开给了我某种启示，当时我正要开始拍摄《二十二》，她们就走了，如果我们再不看她们一眼，她们就像被一场雪覆蓋的山野，默默隐去。」郭柯说。

从二十万，到三十二，到二十二，再到八，随着那些白框里的名字一个个变淡，隐去，我们都知道，这个数字终将归零。但我们也知道，历史永远不会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