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繁荣稳定”和“稳定繁荣”

硕鸣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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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纪硕鸣

是“繁荣稳定”还是“稳定繁荣”，字相同意则大不一样。在不同场合，邓小平都使用过这二个词，都表示其重要意义。其实，这两个词的背后代表了两个制度的场景、要达到目的，路径和结果都大不一样。

在内地，听的比较多的是：“稳定繁荣”。意思就是，安稳的政治社会环境下才会有欣欣向荣。把稳定放在首要位置，为繁荣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其逻辑关系是，稳定才是繁荣的基础，社会动荡，经济一定出问题，生活不会好。

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这个谈话收入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以这个观念为出发，内地政府理直气庄加大维稳力度，以创造安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香港实行的是繁荣稳定

香港主权回归，实行一国两制，邓小平提出的则是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在这里，把“繁荣”放在了“稳定”的前面。1983年10月3日，邓小平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提到“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邓小平说：“有些人担心干预。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香港为什么是繁荣稳定，而内地则提稳定繁荣？我的理解就是，香港和内地，中国实行的两种制度，在不同制度下有不同的价值观，商业的香港少一点政治，以市场的方式管控调节，保持宽松的环境赢得商业的繁荣，社会才能稳定。所以，回归前后的香港管治，基本奉行的就是发挥市场作用而不是政府。

一直以来，香港扮演的就是“商业香港”的角色，对“商业香港”和对“政治香港”的管控和治理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讲话时表示：“对香港的政策，我们承诺了1997年以后50年不变，这个承诺是郑重的。为什么说50年不变？这是有根据的，不止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

邓小平讲繁荣稳定，正是因为“商业的香港”有繁荣了才会稳定，人心思赚钱，没有繁荣没钱赚，社会就动荡，就会不稳定。早前，中央面对解决香港所谓的“深层次矛盾”，大多以“派糖”、给予优惠政策来处置，以安定人心，以促进香港经济繁荣为主轴。

回归20年见证繁荣

尽管内地稳定繁荣发展很快，甚至部分省市超越了香港，但香港回归20年，股市及楼市都有显著增长，GDP还不断胜了先进国家。走出的是繁荣下的稳定轨迹。

1997年，香港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773.5亿美元。20年后的2017 年，香港GDP 达3412 亿美元，20年翻了一倍。根据世银2015年数据，香港的经济增长率达2.4%，仅输美国，跑赢绝大部分7大工业国成员。以人均GDP 计，2015年香港在全球排名第18。

股市，以1997年为基础，港股的日均成交及市值均有显著增长。截至2017年6月23日，港股主板的日均成交达752亿元，较1997年时的155亿元高出近4倍。市值方面，港股主板现市值达28.3万亿元，较1997年时的3.2万亿元高近8倍。

楼市，按中原城市领先指数，1997年7月指数为100点。20年后上升近6成。根据券商资料，1997年香港约有90万个私楼单位，楼市规模约4万亿元，2017年的私楼数目已达120万个，楼市规模升至9.2万亿元。

香港整体劳工收入中位数，由 1997 年的 11890 元升至 2017 年的 17274 元，增幅达 45.3%虽然收入增幅改善不大，但港人平均寿年（男女平均）至2015年却达84岁，较1997年长近4岁，不论男女已均超越日本成全球最长寿的地区。

怎么看香港的“不稳定”

其实，回归以后的香港，没有消停过，社会争议、冲突不断。

每年重要的纪念日子，香港都有人组织上街，不是欢庆，而是游行、抗议，民众总有百般的不满。2003年，据说有50万人规模的游行，对港府施政提出抗议。05年，港府按基本法推出07、08年政改方案，遭民主派人士反对而流产。2007年本土保育组织策划一连串论坛、静坐和绝 食阻止皇后码头拆卸，事件后来演变成警民冲突。

还有香港人以“蝗虫”贬义性歧视言论，歧视、阻止内地人来香港，令香港与中国内地的矛盾升温等等。都让社会不时处于动荡之中。

直至2014年9月28日，香港爆发的“占领中环”，抗争行动持续到当年12月15日落幕。导致旅游业、餐饮业、零售业等诸多行业受损，有人保守估计造成损失超过3500亿港元。

看上去闹轰轰的香港社会一直极不稳定，但回归20年的香港就是这样一波三折。或者说，这就是资本主义自由制度下，伴随繁荣“不稳定”的同时存在。单纯从香港繁荣稳定的关系上来讲，香港回归祖国的前20年，看上去不尽人意的稳定，还真不是影响一国两制取得成就的障碍。因为，香港成熟的市场、完善的法治，保证了这种“不稳定”的边界不被突破。

或许，站在社会主义的角度，开放自由的资本主义本来就是不稳定，阶级矛盾突出、贫富差距严重的社会现实。可是，西方社会的哪一个有稳定？这样的社会形态中，稳定本来就是相对的，繁荣才是绝对的。

去年4月6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报章上刊文，强调“《基本法》──香港繁荣和稳定的最佳保障”，她指出，“事实上，香港回归祖国22年以来，经历了种种考验，但‘一国两制’的落实，整体上是成功的。在背靠祖国、面向国际的有利位置上，香港特区以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自由开放的经济模式和与内地紧密连系的优势，发展成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并以良好法治、司法独立和资讯自由吸引了逾九千家海内外企业落户香港，不少并以香港为它们亚太区的总部。”

为保证香港行走在“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2020年7月1日，港区国安法在香港实施。此一法律出台，自然针对前一年香港出现的分裂势力，维护国家安全，稳定香港为主要目的。

中央政府是否是要清楚表达，香港正在转型，“商业的香港”愈来愈走向“政治化的香港”。对“政治香港”的管控和治理就是要以“稳定压倒一切”为重要前提？是要告诉香港乃至国际社会，愈来愈政治化的香港社会，如果没有稳定，则一定不会有繁荣。基于这样的认知和价值判断，中央以及特区政府，是下决心要把“社会政治稳定”放在首要位置？

就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不久的2020年7月19日，财政司长陈茂波以“司长随笔”推出一篇文章，标题是：“维护香港的稳定繁荣”。司长很敏锐，把香港讲了20多年的“繁荣稳定”调转了过来了，开始强调“稳定繁荣”。预示的是，香港是否该进入另外一个强调稳定带起繁荣的时代？

2013年2月22日出版的《报刊文摘》，介绍了陆南泉在《读书》上发表的文章。该文说，邓小平谈“稳定压倒一切”，还有一句话，就是强调稳定是对的，但不能强调得过分。意在提醒人们，要注意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的一些提法和观点。邓小平不但多次讲“稳定压倒一切”，还不止一次地讲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压倒一切”，他讲的是两个“压倒一切”。

不管是“繁荣稳定”，还是“稳定繁荣”，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各级领导历来倡导的都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南巡在顺德时，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香港其实也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