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能带来满意的收入吗?——受教育程度影响收入满意度的实证研究
张学敏，男，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张明，男，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后，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从事公共经济与公共管理研究。
一、引言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正逐渐取代收入决定的效用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以及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衔接收入导向幸福感的纽带，收入满意度作为居民幸福感的重要部分一直是研究的重点[1][2]，甚至许多学者直接以收入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感的代理指标[3]。那么，如何才能增进个体的收入满意度?Easterlin悖论以及后续的大量研究都发现，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经济中个体收入满意度及主观幸福感程度的相应提高[4]。不同社会经济和人口学特征的人群由于收入分配、情感评估以及认知评价等方面的不同，收入满意度的群体差异表现明显。而教育作为打破社会分层固化、扭转收入分配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不仅担负着提高居民素养及认知能力的基本使命，而且也被个体视为迈入高收入阶层乃至得到满意收入的重要手段。
传统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由于知识技能与生产效率、经济效益成正比，个体会因知识技能积累的差异性而获得相应的补偿[5]，即教育程度越高，个体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但大量的统计调查却发现，受教育程度与经济回报之间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①。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甚至还在特定时期出现了受教育程度与经济回报之间的“倒挂”②。这些困惑也激发了学界对于教育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激烈讨论。但实际上，相对于绝对收入分配的教育回报率偏差，对于教育与收入主观满意度关系的考察更具研究意义。因为主观的收入满足感不仅更能体现个体心理的满足程度，直接地传递到劳动者的工作效率以及整体幸福感判断[6]，而且也是反映社会整体财富分配公平性和合理性的重要维度。关于受教育程度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可以从国外整体幸福感和收入满意度研究中窥见一斑。而在国内，尚缺乏大样本的系统深入研究。实际上，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攻坚阶段，各类问题凸显，“幸福停滞”的经济增长[7]使政府适时调整施政理念转向“民生”，而国家正力图通过科教兴国以及人力资本强国战略打破传统体制束缚重塑国民经济就业与收入分配体系，研究教育对于收入满意度的影响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将基于一项大型的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集中研究城镇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并使用最新发展的基于R2的夏普里值方法测度教育造成收入满意度不平等的贡献。余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和评论与本文有关的文献；第三部分是理论框架、数据来源和变量描述；第四部分是模型估计结果与分解；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最后是结论及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
由于收入满意度是个体将自己的收入与自己的所需收入或主观贫困线、参照组收入、应得收入或期望收入以及过去收入进行对比后的主观评价，不同社会经济和人口学特征的人群由于收入分配、情感评估以及认知评价等方面的不同，对其判断也存在差异。例如，许多研究发现年龄对于个人的收入主观感受具有重要影响[8]，就人生的整个生命周期来看，年龄与收入满意度的“正U型”分布成为共识[9][10]。收入满意度的性别差异也受到重视，尽管男性掌握了家庭更多的财富支配权同时较少承担没有任何偿付的家庭照料责任[11]，但由于家庭经济责任也主要由男性承担而非女性，女性更容易对较低的收入或工作回报满足[10]。由于婚姻能给予个人更高的财政安全感，相对于未婚个体，已婚人群具有更高的收入或工作回报满意度[12]。此外，由于部门间回报率存在差异，工作稳定性和福利保障也有所不同，收入满意度评价存在部门差异[13]。
当然，由于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具有非常重要的“标签”作用，因此受教育程度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也引发了部分学者的关注。部分文献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拥有更高的收入满意度[14]。教育不仅能够直接影响收入满意度，而且可以通过改善个体生活的客观条件(如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间接途径增进收入满意度[15]。特别是由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打破了依靠代际关系传承知识技能的社会再生产模式，形成以现代教育为核心的职业地位体系，受教育程度可以通过提高个体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从而增进其主观满意度[16]。Joo和Grable(2004)分析了影响收入满意度的直接和间接因素，认为教育能直接增进个体的收入满意度[17]。Kapteyn等(2013)对美国和荷兰两个国家收入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拥有更高受教育程度的个体，收入满意度也更高，并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教育能带来更高的收入水平，从而增进个体对收入的主观评价[18]。Bonsang和Van Soest(2012)对欧洲国家的研究、Sahi(2013)基于印度数据的分析也发现了相似的结论[19][20]。然而，也有研究认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并不必然增进个体的收入满意度。Hira等(1992)发现教育对收入满意度并没有显著的影响[21]。Ferrer-i-Carbonell和Van Praag(2003)认为教育一方面能通过提高收入来满足个体的消费需求，从而增进收入满意度；另一方面教育也会带来更大的支出压力，这反而会降低个体的收入满意度。运用德国1992～199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德国西部地区，教育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为正，但在东部地区这种影响效应为负[22]。Ferrer-i-Carbonell和G
在国内，由于“幸福停滞”的经济增长引发了学界对于主观满意度的研究兴趣，目前对收入满意度的研究正不断涌现。郑方辉和隆晓兰(2008)发现收入与收入满意度不是简单的对等关系，收入增加并不意味着必然能提高收入满意度[24]。贺伟和龙立荣(2011)发现实际工资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工资满意度的增加，劳动者更在意的是部门内部的工资比较[25]。谢延浩、孙剑平和申瑜(2010)发现绝对工资水平尽管仍是评估收入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但个体的满意程度更依赖于相对的工资收入[26]。杨同卫和陈晓阳(2011)分析了儒家“义利观”对于个体薪酬满意度的影响，发现经济收入能够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会造成薪酬满意度的下降[27]。韦璞(2013)、廖中举、吴道友和程华(2013)等分别以老年人、教师等特定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特定职业个体的收入满意度表现[28][29]。但这些研究一方面过于局限于特定群体的分析，另一方面忽视了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虽然有关教育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在部分研究主观幸福感的文献中间接提及[30～32]，但却鲜有文献直接对此展开研究。刘志强(2014)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年的数据，计量检验影响工作回报满意度的决定因素，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民族、户籍、劳动时间、工作职位、工龄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变量，发现受教育程度对收入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增强劳动者的工作回报满意度[33]。但刘志强(2014)仅仅将教育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受教育程度影响收入满意度的具体机制[33]，从而也没有严谨论证教育与收入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三、理论框架与实证研究设计
(一)理论框架
收入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感的主要维度，反映了居民的主观满意度。对于收入满意度的衡量，借鉴林江等(2012)[34]、姚艳燕等(2015)[35]的做法，可以将其界定为居民将收入用于各种商品与服务消费中获得的效用。借鉴姚艳燕等(2015)[35]的研究思路，假设居民共消费两种消费品：私人商品和教育商品。令居民消费的私人品数量为
根据拉格朗日求解，可得到最优时的私人商品数量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对于理论模型所揭示的受教育程度影响收入满意度的检验，采用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1年的数据。CGSS(2011)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发起的全国范围的、大型的、囊括各种人群的抽样调查，2011年的调查样本共有5620份，删除存在数据缺失的调查对象，本研究共包括了1966份样本。
首先，对于收入满意度(Income Satisfaction，IS)的衡量，来自CGSS问卷中“就您的技能与工作努力程度来讲，您觉得您这份工作的收入比合理的多还是少?”，依据访问者的答案“比合理的要少很多”、“比合理的要少一点”、“对我来说是合理的”、“比合理的还多一些”、“比合理的多很多”依次赋值1～5的整数③。在本文的1966名受访对象中，认为自己的工作收入比合理的要少一点者占34.99％，刚好合理的占50.97％。另外，对自己的收入非常不满意、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分别占比11.19％、2.59％和0.25％(见图1)。这一结果说明认为自己的收入水平低于合理水平和刚好合理的占多数。
由于本研究重点考察教育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因此，在测度了收入满意度后，下一步需要设计受教育程度变量的度量指标(Edu)。我们根据问题“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的答案获取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当受访者受教育程度分别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时，依次赋予其1～5的整数④。在本文的调查对象中，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最多(34.49％)，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受访者也较多，占比分别为24.72％和25.99％，而受教育程度为文盲以及小学的个体所占比重较低，分别为2.49％和12.31％(见图2)。这说明我们的样本中各个受教育层次的个体都有所反映，但初中及以上的个体占多数。
由于不仅教育可能会影响到收入满意度，而且不同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婚姻状况、民族、户籍、健康状况、工作职位的个体可能具有不同的收入满意度，我们也控制了这些变量。性别(Sex)，男性取值为1，女性取值为0；年龄(Age)的赋值为受访者在2011年时的周岁；政治面貌(Politic)，借鉴陈钊、陆铭和佐藤宏(2009)的做法[36]，采用受访者的党龄来反映，非党员的计为0，党员按至2011年的实际党龄计算；婚姻状况(Marriage)，“同居”和“已婚”的居民记为1，其他则取值为0；民族(Morality)，汉族设为1，少数民族赋值0；户籍(Household)，户口状况为农村的设定为0，其他的赋值1；健康状况(Health)根据问题“您觉得您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受访者选择“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和“很健康”分别赋值1～5。工作职位(Jobp)，依据问题“在您目前的工作中，您的管理活动情况是?”来设定，根据答案“既不管理别人，又不受别人管理”、“只受别人管理，不管理别人”、“既管理别人，又受别人管理”和“只管理别人，不受别人管理”分别赋值1～4的整数。
图1 收入满意度的分布
注：1=非常不满意；2=有点不满意；3=满意；4=比较满意；5=很满意
图2 受教育程度情况的分布
注：1=文盲；2=小学；3=初中；4=高中(中专)；5=大专及以上
四、模型估计结果与分解
基于CGSS(2011)的问卷设计，对于收入满意度这种有序因变量模型的估计，我们可以采用有序离散因变量概率模型。但这种方法在进行估计时，变量系数符号表征的意义较为复杂，系数符号有时并不能准确反映变量的边际效应方向。Graham(2005)指出可以替代性地采用更直观易于解释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37]，这种方法与离散选择方法中的ordered-Probit方法估计的结果几乎相同。因此我们将同时报告OLS和ordered-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以便于理解和解释⑤。
总体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1。表1的模型(1)是以收入满意度(SI)为被解释变量，纳入受教育程度变量(Edu)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同时控制工作收入(Income)、性别(Sex)、年龄(Age和Age[2])、政治面貌(Politic)、婚姻状况(Marriage)、民族(Morality)、户籍(Household)、健康状况(Health)、工作职位(Jobp)和东部地区虚拟变量(East)⑥等解释变量的OLS估计结果。由于绝对收入是评价收入满意度的重要维度，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可能通过影响绝对收入渠道影响收入满意度，因此我们在模型(2)中剔除了工作收入变量，如果剔除了工作收入变量后，教育变量的估计系数对应于模型(1)出现了上升，则说明教育能够通过影响工作收入影响因变量。模型(3)-(4)进一步报告了模型(1)-(2)对应的ordered-Probit模型估计结果。表1中模型(1)和(3)中教育变量(Edu)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增进个体的收入满意度。另外，模型(1)和(3)中，工作收入变量(Income)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从样本总体来看，拥有更高工作收入的居民对自己的收入更满意。模型(2)和(4)在剔除收入变量后，受教育程度变量的估计系数都变大了，说明教育能够通过增加收入进而提高收入满意度。另外，模型(1)-(4)中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也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
表1中系数估计结果反映出受教育程度可以增进居民的收入满意度，但要精确评估教育变量的重要性程度，则需要分解出其贡献率大小。Fields(2003)分解和Shorrocks(1999)提出的夏普里值分解是两种常用的分解方法[38][39]。但Fields分解往往难以克服变量的内生性以及多重共线性造成的偏误，得出的结果可能不一致。而夏普里值分解通过计算组合博弈框架下各变量的边际贡献，能有效克服模型分解中可能受到的内生性和多重共线性的干扰⑦[40]。在本文中，由于教育变量具有内生性，因此相对于Fields分解，夏普里值分解方法更适用于本文的研究。采用基于R2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41]，我们求得了受教育程度造成收入满意度差异的贡献率，结果见表2。在总体样本中，教育的贡献率为6.22％，重要性程度低于收入水平、个体特征、工作职位和地区变量。这一分解结果表明，虽然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居民收入满意度也会提高，但这种满意度的增进效应并不明显。
五、稳健性检验
表1的估计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收入满意度也越高。那么，在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教育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呢?因为已有研究发现，转型国家不同性质的部门收入满意度存在较大差异[23]，下面我们将进行分组稳健性讨论，相关结果见表3。表3模型(5)和(6)分别是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样本的OLS估计结果，对比模型(5)和(6)中教育变量的估计系数可以发现，国有部门教育变量(Edu)估计系数不显著，而在非国有部门系数为显著的正值。模型(7)和(8)采用order-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与之一致，非国有部门教育变量(Edu)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国有部门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在非国有部门，受教育程度提高会增进居民的收入满意度，而在国有部门这种影响机制并不存在。这反映出由于目前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以所有制等为核心的制度性阻隔、非市场竞争机制以及部门自有保护模式，导致国有部门人力资本与生产效能和劳动力价格之间的关系被逐渐削弱，教育对于国有部门从业者收入满意度的提高已经没有显著影响。另外，对比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模型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在国有部门模型(5)和(7)，工作收入变量(Income)的估计系数无论从大小还是显著性来看都更高，说明绝对收入水平是决定国有部门收入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进一步采用夏普里值分解方法，进行分组分解，结果见表4。分解结果显示，在造成收入满意度差异的诸多因素中，国有部门教育的贡献率为2.87％，而在非国有部门贡献率达到11.02％，并且非国有部门教育的重要性程度要高于工作职位等因素。这说明，在非国有部门，受教育程度对于收入满意度的影响更为突出。另外，比较两组样本其他变量的贡献率可以发现，国有部门的收入水平和工作职位对于收入满意度更为重要，而在非国有部门个体特征的贡献更大，这可能是前文提到的国有部门收入分配相对固化(按工作层级)，而非国有部门工资分配机制较为灵活所造成的。
六、结论和政策含义
教育作为打破社会分层固化、扭转收入分配代际传递的重要手段，往往被居民视为迈入高收入阶层乃至得到满意收入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CGSS(2011)微观调查数据，计量考察受教育程度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并采用最新发展的基于R2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测度教育对于形成收入满意度差异的贡献。结果发现从总体上看，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体的收入满意度也越高，并且通过增加收入是教育增进收入满意度的重要渠道。基于R[2]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显示，在造成个体收入满意度差异的各因素中，教育的贡献率为6.22％。按调查对象从业单位所有制性质分组后发现，相较于教育影响并不显著的国有部门，在工资分配机制更为灵活的非国有部门，受教育程度对于个体获取满意的收入具有重要影响。在国有部门教育的贡献率为2.87％；而非国有部门教育的贡献率达到11.02％，高于工作职位因素。
教育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及收入满意度的影响关系一直是幸福经济学非常关注的话题。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发现，虽然从总体上看，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增进收入满意度，但是在国有部门教育的作用大大弱化了，不再是影响收入满意度的显著因素。这主要是由于目前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以所有制等为核心的制度性阻隔、非市场竞争机制以及部门自有保护模式，导致人力资本与生产效能和劳动力价格之间的关系在国有部门被削弱。相较于非国有部门，无论受教育程度以及人力资本高低，劳动者一旦进入国有部门的工作岗位，都能获得更优的经济回报、福利待遇。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性因素，不仅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和工资分配机制，由此衍生的歧视和收入不平等现象甚至可能会成为降低国民整体收入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大就业制度和工资制度的改革力度，特别继续完善国有部门收入分配机制，推动国有部门工资分配的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人力资本的导向作用，弱化各种非市场因素造成的机会和回报不平等以及社会阶层固化，促进社会各群体之间的机会公平、回报公平。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收入满意度作为一种主观满意度的评价，容易受到个体的认知以及心理因素的影响，教育也有可能通过调节个体的认知评价以及心理因素来影响收入满意度。因此，实际上，教育影响收入满意度的作用机制可能更为复杂。由于CGSS调查中并没有提供有效反映认知评价以及心理因素的调查数据，对于教育影响收入满意度作用关系的探讨还需要更多微观调查数据以及实证研究的支持。
注释：
①2012年，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发布了一系列大学生调查报告，在媒体上引发了有关“大学生不如农民工”的广泛讨论。无论是政府还是舆论，对此问题如此关切，主要在于担忧教育回报是否出现递减。
②改革开放初期，体力劳动者(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经济收入反而要比脑力劳动者(教育程度较高的人)高，即出现了“脑体倒挂”现象。
③根据问题设计，该指标反映的为居民对于劳动收入的满意度。由于本研究重点考察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影响收入满意度的作用关系，并且劳动收入是居民收入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这里用居民对于劳动收入的满意度代替收入满意度。
④CGSS进行设计时，对于该问题的答案选项分别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私塾”、“小学”、“初中”、“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和“研究生及以上”。我们在评估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时，将“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个体记为“文盲”；“私塾”和“小学”都记为“小学”，“初中”依然记为“初中”；“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和“技校”都记为“高中”；“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和“研究生及以上”等记为“大专及以上”。
⑤实际上通过比较ordered-Probit与OLS方法的结果，可以发现，模型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都是稳健的。
⑥当调查对象位于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0省市时赋值1，其余赋值0。
⑦当两个解释变量高度相关时，根据Shapley值分解方法两变量的贡献率是相近的，这从理论上说是正确的。而此时，依据Fields分解则会得到错误的结果。
参考文献：
[1]Weiss,Y.,Fershtman,C.Social Statu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A Survey[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8,42(3～5):801～820.
[2]Easterlin,R.A.Life Cycle Happiness and Its Sources:Intersections of Psychology,Economics and Demography[J].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2006,27(4):463～482.
[3]D'Ambrosio,C.,Joachim,R.Income Satisfaction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An Empirical Link[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07,81(3):497～519.
[4]Easterlin,R.A.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R].Published in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ed.P.David and M.Reder.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4.
[5]Mincer,J.Schooling,Experience,and Earning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r NBER,1974.
[6]Epstein,G.S.,Ward,M.E.Perceived Income,Promotion and Incentive Effect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2006,27(2):104～125.
[7]Brockmann,H.,Delhey,J.,Welzel,C.,Yuan,H.The China Puzzle Falling Happiness in a Rising Economy[J].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2008,10(4):387～405.
[8]Xiao,J.J.,Sorhaindo,B.,Garman,E.T.Financial Behaviours of Consumers in Credit Counsel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2006,30(2):108～121.
[9]Blanchflower,D.,Oswald A.J.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4,88(7～8):1359～1386.
[10]DePianto,D.E.Financial Satisfaction and Perceived Income through a Demographic Lens:Do Different Race/Gender Pairs Reap Different Returns to Income?[J].Social Science Research,2011,40(3):773～783.
[11]Desmarais,S.,Curtis,J.Gender Differences in Pay Histories and Views on Pay Entitlement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J].Sex Roles,1997,37(9～10):623～642.
[12]Zurlo,K.A.Personal Attributes and the Financial Well-being of Older Adults:The Effects of Control Beliefs[M].Population Aging Research Center-PARC Working Papers,2009.
[13]Ferrer-i-Carbonell,A.Income and Well-being: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arison Income Effect[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5),997～1019.
[14]Lown,J.M.,Ju,I.S.A Model of Credit Use and Financial Satisfaction[J].Financial Counseling and Planning,1992,3(1):105～124.
[15]Layard,R.Happiness and Public Policy:A Challenge to the Profession[J].The Economic Journal,2006,116(510):24～33.
[16]Catherine,R.,Marieke,W.Education and 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J].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1997,38(3):275～297.
[17]Joo,S.,Grable,J.E.An Exploratory Framework of the Determinants of Financial Satisfaction[J].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2004,25(1):25～50.
[18]Kapteyn,A.,Smith,J.P.,Van Soest,A.Are Americans Really Less Happy with Their Incomes?[J].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2013,59(1):44～65.
[19]Bonsang,E.,Van Soest,A.Satisfaction with Job and Income among Older Individuals across European Countries[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2,105(2):227～254.
[20]Sahi,S.E.Dem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Financial Satisfac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2013,40(2):127～150.
[21]Hira,T.K.,Fanslow,A.M.,Vogelsang,R.V.Determinants of Satisfaction with Preparations for Financial Emergencies[J].Financial Counseling and Planning,1992,3(1):43～62.
[22]Ferrer-i-Carbonell,A.,Van Praag,B.Income Satisfaction Inequality and Its Causes[J].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2003,1(2):107～127.
[23]Ferrer-i-Carbonell,A.,G?rxhani,K.Financial Satisfaction and(in) formal Sector in a Transition Country[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1,102(2):315～331.
[24]郑方辉，隆晓兰.基于绩效评价的收入满意度的实证研究——以2007年广东省为例[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585～591.
[25]贺伟，龙立荣.实际收入水平、收入内部比较与员工薪酬满意度的关系[J].管理世界，2011，(4)：98～110.
[26]谢延浩，孙剑平，申瑜.比较收入与相对效用：基于工资满意度的实证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28～37.
[27]杨同卫，陈晓阳.物质主义价值观对薪酬满意度的影响——基于中国传统义利观的考察[J].经济管理，2011，(11)：167～173.
[28]韦璞.老年人收入差异及其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基于贵阳市两次调查数据的比较分析[J].发展研究，2013，(9)：109～113.
[29]廖中举，吴道友，程华.人口背景特征、制度性因素与科技人才收入满意度——基于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对比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3，(6)：871～882.
[30]黄嘉文.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 一项基于CGSS2005的实证分析[J].社会，2003，(5)：181～203.
[31]赵新宇，范欣.教育影响幸福吗?——基于中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1)：68～76.
[32]余英.教育如何影响幸福——教育、公共教育支出与主观幸福的研究进展[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4，(3)：105～120.
[33]刘志强.谁得到了满意的工作回报?——工作回报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3)：81～93.
[34]林江，周少君，魏万青.城市房价、住房产权与主观幸福感[J].财贸经济，2012，(5)：114～120.
[35]姚艳燕，孙辉，张仁寿.财政教育投入如何影响城镇居民幸福感——来自广东的微观证据[J].财政研究，2015，(9)：108～114.
[36]陈钊，陆铭，佐藤宏.谁进入了高收入行业?——关系、户籍与生产率的作用[J].经济研究，2009，(11)：121～132.
[37]Graham,C.The Economics of Happiness[M]// Steven Durlauf and Larry Blume,eds..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2nd Edition,2005.
[38]Fields,G.S.Accounting for Income Inequality and Its Change:A New Method,with Application to the Distribution of Earn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J].Research in Labor Economics,2003,(22):1～38.
[39]Shorrocks,A.Decomposition Procedures for Distributional Analysis:A Unified Framework Based on the Shapley Value[M].Department 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Essex,1999.
[40]Israeli,O.A Shapley-based Decomposition of the R-square of a Linear Regression[J].J Eco Inequal,2007,(5):199～212.
来源：《》2016年第1期 第3-10页
思想 深度 前沿 创新 批判 经典
声明：选文仅供学术交流之用，不得用于商业等盈利性用途，选文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为保护原文作者权益和文章刊载者权益，我们将注明选文出处！本文已经获得二次转载授权，转载请联系本文作者或《》！
无广告 非中介 纯学术 纯公益
欢迎关注《德克赛教育智库》
微信号：ZGJYXLQKTGZN
联系邮箱：zgjylxsqktgz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