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话题】范式相轻：高等教育研究范式争论与选择
高等教育研究者在从事研究过程中，往往采取特定的认识论路线，包括理性主义、经验主义、释义学和批判论立场等。认识论路线不同，意味着采取的研究范式和具体研究方法也有所差异。其中，基于理性主义认识论的思辨研究和基于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实证研究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两种基本范式。从学术发展史来看，思辨研究是最早形成的研究传统，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传统范式。随着实证研究范式逐步由自然科学领域扩张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高等教育实证研究打破了思辨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并且在学术研究“科学化运动”中，产生了高等教育由传统思辨研究转向实证研究的呼声。尤其是在大数据环境下，量化研究作为实证研究的主要形式，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和应用，从而成为高等教育研究者的新宠。如此，在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毋宁说是量化研究，在研究中实证研究经常被狭隘地理解为量化研究甚至数据统计）两种范式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诸多争论，引发了“范式相轻”现象。那么，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究竟应如何客观地认识两种基本范式？究竟应如何理性地选择不同的研究范式？在不同的研究范式之间，是零和式的选择，还是打破范式壁垒、超越两种范式间的争论以实现范式融合，或者在人种学、现象学等理论新视域下研究高等教育问题？这些问题关涉高等教育研究的生态，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就此，邀请了十一位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颇有见地的学者展开讨论。
——张继明/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厦门大学教育学博士
王飞（曲靖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南京大学教育学博士）
关于研究范式，究竟是要用量化研究，还是要用定性研究，基本前提是得区分清楚知识的类型。如果我们对知识的大概性质不管不顾，或者是一无所知，我们就无法知道什么是知识，更无法知道它的发展与传播在今天遇到了什么问题。要了解研究范式，在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首先选择向知识类型发问的方式。这种方式也是研究方法在可能的范围里应用时采取的方式。我们只有判定知识的类型，才能判定为了生产知识的研究方法是充当了适合于特定知识类型生产运转不可缺少的因素，才能在推动知识发展与传递问题上采取相应的行动。相反，我们只有判定知识不是一个笼统的整体，判定它仍然受到知识争议原则的纠缠，我们才能重视知识的批判功能，才能考虑把知识的发展和传播引往吻合它的研究方法上去。因此，可以把知识区分为＂实证主义的知识＂与＂思辩主义的知识＂。前者很容易应用在有关人和材料的技术之中，很适合成为系统不可缺少的生产力，此类知识倾向于适合选择定量研究范式；后者是一种批判的知识、反思的知识或者阐释的知识，它直接或间接地审视价值与目标，此类知识倾向于适合选择定性研究范式。所以，关于研究范式，哪种范式流行，哪种范式遭遇冷落，是由知识的类型价值决定的，而非一股脑儿地人为制造一个研究范式的花哨标签。
谢冉（上海电力学院发展规划处助理研究员，苏州大学教育学博士）
教育实证研究价值的真正实现，需要明确三个问题：一是提倡教育实证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提倡教育实证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教育研究的质量，服务教育实践问题的解决，推进教育学科的发展。也就是说，作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和方法，教育实证研究本身不是目的。因此，一定要明确教育实证研究的定位，不能将方法作为目的，本末倒置。为了教育实证研究而实证研究，只能造成工具本身的异化。二是提倡什么样的教育实证研究？真实的、规范的和科学的教育实证研究才能真正体现自身的价值。从质而不是量的角度对教育实证研究予以规定，更有利于教育实证研究的发展。三是教育实证研究和传统思辨研究的关系是什么？作为教育研究方法，二者服务于提升教育研究质量这一共同的目的，不是二元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具体来讲，教育实证研究可以证实或证伪思辨研究的论点，思辨研究可以给实证研究提供起点与框架。从沟通二者的角度来讲，更应该提倡的是“理论取向的经验研究”或“思辨取向的实证研究”。总之，在教育研究上，“我们有很多概念，但很少有已经被证实的理论；有很多观点，但很少有定理；有许多“方法”，但很少能实现。”作为教育研究者，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不成为自己鼓吹的方法的奴隶，才能真正促进教育学科的发展。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喜欢只会空谈不会观察，或者只会观察不会思考，或者只会思考而不能使自己的思想接受经验验证的教育研究者。
郭俊（武汉纺织大学材料学院高级经济师，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学博士）
什么是传统的研究范式？什么是新的研究范式？为什么一类研究者习惯采用某种研究范式？为什么一类研究范式开始流行？我认为，用经济学的视角，可以比较好地解释这类现象，即选择任何一种研究范式，都是研究者在约束条件下为达到期望收益的理性选择。从高等教育研究开始起步的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国家的信息化水平、社会对研究成果的需求等，都不可能支持“量化研究”。打破传统意识形态禁锢，当然需要的是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适应论”这样的宏观研究，这也是一条中国文人走了几千年的路。但到了大数据盛行的信息化时代，那些宏观问题已经谈的了无新意了，而且研究成果难以形成知识积累，政府、社会需要的是一个个具体“小”问题的精准解答。成长于70年代之后的研究者和杂志编辑越来越多，其中不少人在西方接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他们要打破传统研究范式或知识生产方式的垄断，取得更多收益，在学术领地中发声并占据一席之地，而采用量化研究这一相对新颖并冠之以“科学”的研究方法当然是最佳选择了。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风起的时候，研究者最好顺风飞行。前几天正好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听了一场北京大学几位老师运用随机干预实验方法开展的一项研究报告：“养育未来:我国农村婴幼儿营养不良及贫血行动干预研究项目”，其核心方法是将研究对象分干预组和对照组进行实验，这个项目就选择了174个乡镇351个行政村开展研究，其成果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看来，量化研究的风，吹得越来越大了！
陈斌（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
在科学发展史上，关于定量与定性研究范式的论争从未停歇。实验科学兴起后，定量研究为科学论证提供了可供检验的依据，逐渐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的主导范式，并不断渗透到社会科学领域。但精神科学学派认为，社会科学关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以定量分析为主的研究范式难以诠释复杂的精神科学。二战后，学界开始反思定量研究对社会科学造成的消极影响，后实证主义随之兴起，质性研究应运而生。
研究方法的选择取决于研究者期望解决的难题与回答的问题之类型。不同于思辨研究，质性研究更关注个体和微观的视角，重视细节和情境的描述。相较于定量研究，质性研究具备以下四个特征：一是主张在自然情境下开展研究，不对研究对象进行干预，希望借助情感，以“理解之同情”取代单纯的客观观察；二是主张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挖掘研究对象的认知体悟与价值观；三是质性研究的假设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四是注重研究关系，尤其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
质性研究始于民族志和实地调查方法。美国社会学家怀特通过深入选举、聚会、俱乐部等现场，与受访者进行交流与互动，完成了《街角社会》，成为运用质性研究的扛鼎之作。不独于此，像沃尔科特的《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项飚的《全球“猎身”》、陈向明的《旅居者和“外国人”》、吴飞的《麦芒上的圣言》等，这些都是质性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的具体运用，且研究成果大多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可读性。
范晓婷（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
2017年1月14日，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由14所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部）院长、21家教育研究杂志主编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光明日报》教育研究中心负责人共同参加的“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联席会议”。此次联席会议通过了《加强教育实证研究，促进研究范式转型的华东师大行动宣言》，从而体现出出我国教育领域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研究范式转型的趋势与方向。
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作为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两大基本研究范式，在高等教育研究中是相互不可替代的两个重要角色。然而涉及高等教育领研究究竟采用何种研究范式才更为科学、规范，个人认为两者不可只取其一。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二者的共同存在本身即为研究目的的相互补充，正所谓“唯其不同，适以相成”。量化研究作为当今国际教育研究的主流话语，强调采用科学方法基于事实、数据，得出科学结论并接受科学检验；然质性研究以其特有的强烈人文关怀与自然情境特点，便于对复杂事物和过程进行整体性的归纳分析。因此，二者在高等教育研究中仅存在适用于何种主题或研究对象的考察，而切不可偏废其一。
究其“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联席会议”促进研究范式转型的宣言，主要依据一定背景而言，恰恰反映出质性研究范式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问题与困境，低水平的重复性研究、现实应用性不强等问题均表明质性研究范式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确实存在不足，然而加强量化研究并非意味着质性研究的废弃，而是以量化研究之优势弥补质性研究之缺陷。在推进高等教育研究范式转型的过程中，加强量化研究范式固然重要，然而保证高水平的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开展才是提升高等教育研究质量的关键所在。
张继平（三峡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
作为一套原则、一种理念，高等教育研究范式的变迁和发展并不是直线前进的，而是一个螺旋前进的过程。从传统研究范式向实证研究范式的转变，意味着把高等教育问题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是用“精确的科学方法”而不是“推测的观点”来研究高等教育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进步。实证化的研究范式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受到推崇，首先在于传统研究范式存在以下“短板”：倚重文献研究，研究方法相对单一；以描述和思辨分析为主，基于证据的研究不足；注重理论探讨，缺乏科学的分析框架。在一个重视效率的时代，政策制定者寻求与大学、教师、管理人员、学生表现相关的证据以衡量和确保高等教育质量，实证化研究范式的优势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相比之下，实证化研究范式强调用数字工具来分析经验的、可定量化的观察，注重研究设计的系统性和严谨性，能够满足科学有效性和实践相关性的标准，建立一条从证据到理论、再从理论到证据的推理链，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传统研究证据不足的弱点。更重要的是，实证化研究使研究结果具有重测性和积累性，当各种发现能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进行重复检测时，就会推动科学知识的发展。实证化研究范式的发展，可以使高等教育研究迅速突破传统研究的藩篱，从学科本位向问题本位发展，从教育内部向教育外部渗透。如同医学是经过不断积累严格的证据而取得突破性发展一样，如果高等教育研究也采取能够积累科学知识的、以证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是否同样有可能取得快速发展？
国兆亮（北京开放大学讲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博士）
目前，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中，量化研究非常盛行。个人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进步。量化研究是教育研究的基础，是教育研究者必须掌握的一项研究技能。
我国传统的教育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定性的思辨式研究，主要依靠教育研究者经验总结、哲学思辨、逻辑分析的方式研究教育问题，归纳教育规律，提出解决教育问题的对策。这样的研究范式，需要研究者具备非常高的资质和条件。研究者只有具备了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深刻而敏锐的分析和归纳能力，才有可能产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对于初入教育研究领域的学生和人员，无疑是困难的。对于不少初学者来说，可能也就是看看文献，谈谈“感想”，发表一点“高见”了。这不但不利于学生研究能力的提高，也不利于教育研究生态的发展。
定量研究通过严格的调查、统计、实验等方法研究教育现象，采用数据的形式，探索教育的因果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结果更具客观性和普遍性。对于，初入教育研究的学生和研究人员，掌握必要的量化研究方法，能够基于事实去分析和解释教育问题，能够利用数据去归因和预测教育问题，是非常必要和可行的。量化研究是教育研究的基础，是分析教育问题的起点。但是，只靠量化研究是无法完全解决教育问题的。教育问题终究还是实践问题，实践问题必然需要研究者的参与、观察、体验、分析、比较、归纳等。所以，定性研究同样非常重要和必要。
其实，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没有孰优孰劣，只是对于不同的研究问题、不同的研究阶段、不同的研究者，可能有所差异和轻重。可以肯定，未来的教育研究，必然是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
李立峰（上海市招生考试院副研究员，厦门大学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界，长期以来非常盛行思辨研究，思辨研究主要依靠研究者的直觉、洞察和逻辑推理来求取知识。随着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扩宽和专业研究者的增多，近来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越来越成为研究方法的主流。定量研究对于高等教育中的实然、可测量部分的研究具有较高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在信息化时代，对运用定量研究甚至数据挖掘与分析的方法，有助于了解与解决高等教育中的实际问题，增强高等教育研究的实践价值取向，也增强了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化水平。
但高等教育不仅是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更是一种以人为对象的活动，这就决定了高等教育场域中人的价值观念、文化信念、心理活动及人际关系等成为必要的研究领域。而我们很难用各种年鉴、数据及报表就能解决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各种问题。以西方历史学发展的历程来看，科学化史学也越来越被更加关注日常生活和生活经验的叙事史学所代替。劳伦斯·斯通指出纷繁芜杂的历史事件和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被“人为”地忘却，历史变成了“没有人的历史”；“在学者的研究室中，堆积有大批的绿油油的电脑印出的报表纸在招引尘埃；也有许多臃肿的以及极为枯燥的巨著，内中充斥着数据表格，艰深的代数公式及到小数点第二位的百分比。也有许多有用的新发现和对为数不多的具永恒价值的史学著作有所贡献。但是，总得说来，方法上的精致性要远远超过其所用史料的可信度，而其结果之有用性也似乎是在一定的程度之下，与其所使用方法上数学的复杂度和史料搜集的规模度成反比。”在他眼里，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的结构变动有着同样的价值和意义。叙事研究的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广为关注，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也有许多叙事研究的成果出现。
因此，思辨与定性研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中，我们更加倡导多元混合的研究方法，定量研究自有其用，但质性研究方法更不可少。一方面，要防止落入专注定量研究、淹没于数据海洋的研究模式，另一方面，对抱残守缺、不能与时俱进的思辨方法的应用我们也应有所警惕。对高等教育研究而言，提倡多元和跨学科的混合方法研究的时代已经来临。
车如山（兰州大学高教所副教授，第比利斯自由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厦门大学教育学博士）
按照科学研究范式分类的基本标准，我们一般把教育科学研究分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大类。这两种研究范式的出现有其历史阶段性，在理念、概念和应用方法上是不同的，但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因为，教育在本质上是涉及人的活动，教育科学研究就必须关注教育活动中的“人”。定量研究在以数字的形式反映教育的同时，容易忽略教育过程中人的因素，或者将人简单地“数字化”；而定性研究是对教育生活的深层关注，关注过程，关注本质，关注人，但它也需要定量研究作支撑，以使其研究结果更加直观，更具说服力。
当前，教育科学研究中的数字化和量化观念盛行，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更使得定量研究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推崇。一方面，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倾向于根据直观的数据统计结果做出决策；另一方面，教育研究者乐于使用各类统计软件将其所研究的教育现象数字化。在他们看来，定量研究可以很好地避免由于研究者的主观因素造成的误差，因而也更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教育决策者和研究者这种“用数字说话”的价值取向使得定量研究在教育科学研究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定性研究的价值和作用则受到质疑甚至否定。然而，很多研究者在进行定量研究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数字的局限性及其背后的真实情况。这是因为，首先，并不是所有现象都适合用数字来表现，尤其是教育现象；其次，由于受条件的限制，研究者所收集到的数据往往是有限的，数据的代表性和真实性同样有待考察；最后，受研究者知识储备、能力和经验的限制，研究者如何解读数据、解读是否到位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总之，定量研究所展现出来的可能只是冰冷的数字，却使研究者自身和读者看不到隐藏在数字背后的“真相”或“本质”，而这些往往才正是需要我们深层次挖掘的，是我们认识教育现象、把握教育规律、实施教育管理的根本依据。
总之，定量研究利于具体掌握和实际应用，但并非完全而彻底地解释教育的本来面貌。而基于文字来描述的逻辑推导，也并非不利于人们全面认识事物并接近事物本质，但有时给人缺乏实际证据的感觉。因此，在教育科学研究中，两类研究方法不可偏废，研究者对其中任何一方的片面推崇都有可能限制科学研究的发展。
刘丽娜（烟台大学高教研究室主任，清华大学教育学博士研究生）
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两大范式。本人作为一名博士研究生，浅谈一下对高等教育研究中的量化研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的看法，与同行交流商榷。个人认为，研究方法的选取和研究问题密切相关，但也与研究者本人的擅长点有关。我在上课的时候，李锋亮老师曾经说过，没有什么研究问题是不能做定量研究的，课堂上学生们绞尽脑汁地想“反驳”他，结果却“失败”了。通过老师的讲解，以及对量化研究的深入了解，我们同意了他的观点。目前很多研究者都倾向用“数据”说话，这里的数据是个复杂的概念。我们对于数据的定义应该更加宽泛，而不是局限于数字，文字、图片、音频、视频都是数据。包括教育部目前进行的审核评估，也希望高校用数据说话，来说明“五个度”，这是来源于工作实践的研究。研究者通过访谈、观察、实物分析等产生的大量质性研究资料，更加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意义理解、交互影响和情景，属于在自然状态中获得整体理解的研究，后期的数据处理也是一件繁琐的工作，与通过统计软件进行“跑数据”、模型拟合相比，并不“轻松”到哪里去。但是我本人，更倾向于混合研究方法的使用。总之，一句话，所有的技术都是为思想服务的，研究方法的使用，最终还是落脚到研究问题的解决和研究结论的呈现。
冯用军（唐山师范学院副教授，厦门大学教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
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研究是中国创建“双一流”大学的理论基础，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者的责任和使命，也是机遇和挑战。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虽然高等教育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但高等教育研究并未跻身世界一流，根本原因是中国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而无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马克思曾言：“一种科学当它达到了一个能够应用数学于其中的形式的时候，它才称是真正完功。” 跟人的成长规律类似，高等教育研究的“少年时期”（起步期）和“中年时期”（完善期）是较为开放的，而“青年时期”（发展期）和“老年时期”（成熟期）是较为保守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正处于“少年时期”向“青年时期”的过渡阶段，必须逐步抛弃依附发展的模式，走自主创新的道路。2009年，笔者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高等教育研究中的数学方法》，力推数学方法进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以期推动蕴含中国特色、接轨世界标准的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实现突破，力图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界带来新的生机。但9年过去了，中国学界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上并未有较大的改观。毋庸讳言，潘懋元先生开创了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但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探索上还任重道远，我们这一代新生的青年高等教育学人在传承中国老一辈高等教育学家“板凳敢坐十年冷”的品格上并没有做得太好，在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研究学术品牌的道路上并没有很好地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中国高等教育界有着非常良好的定性研究传统，但近年来在过度追求高等教育学学科科学化和“新西学东渐”的鼓噪下，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界出现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或苗头。虽然客观上一元主义方法论已不适应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际和研究需要，但远未到扬弃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传统和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地步。高等教育发展的多样性客观上要求必须突破一元主义方法论，树立多元方法观，既要防止顽固守旧、盲目拒绝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开放，更要防止“拜科学教”式的误用、滥用定量研究方法。“横看成岭侧成峰”，高等教育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多样性和个性化的根本性质决定了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丰富性、多样性和个性化。因此，高等教育研究方法没有最好的，只有适切的。高等教育的定性、定量研究都有先天性缺陷，前者更擅长宏大、归纳和预见，后者更擅长微观、演绎和叙事，既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抑此扬彼。单一、封闭的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观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定位的高度、立场的厚度、范围的广度、选题的深度和结论的精度，建构多元、开放的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观势必加速高等教育学学科和高等教育实践的重大突破。中国有比较悠久的高等教育定性研究的文化传统，所以，直面西方的高等教育定量研究的范式分野，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要敝帚自珍，要与时俱进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有机动态结合，走开放、多元、包容、共享的高等教育研究道路。唯有如此，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方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在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界先占有一席之地，不断提升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学科影响力和高等教育研究核心竞争力，最终建成世界高等教育研究强国和高等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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