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贤毕至 研讨高考——“恢复高考40周年暨高考改革学术研讨会”开幕式致辞
群贤毕至 研讨高考
“恢复高考40周年暨高考改革学术研讨会”开幕式致辞
开幕式致辞
刘海峰
尊敬的钟秉林会长、瞿振元会长、朱崇实校长、潘懋元先生、各位专家、老师、同学们：
上午好！今天，“恢复高考40周年暨高考改革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顺利召开，首先，我谨代表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向出席会议的各位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招生考试史的新纪元，也是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1977年的高考，不仅是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一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它是一段值得珍藏的历史，是一种历久弥新的记忆，是一个永留史册的传奇，所以一直以来都是人们谈论和回忆的一个话题，每隔10年就会形成一次讨论的高潮。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四十不惑”之说，恢复高考已经到了不惑之年，今年又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除了高考，很少有哪种教育活动会长久吸引举国民众的广泛关注，很少有哪个历史事件过了三四十年就会引发无数的回忆和感慨，因为高考与中国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读书人密切相关。年年岁岁“考”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每年一次的高考，吸引着社会各方面高度关注的目光，每到考试和录取季节，更是各种媒体争相报道的中心。高考改革是一个长盛不衰的热点话题，也一直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每年夏天，高考更会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恢复高考改变许多人的命运。长期压抑后的解放、久旱逢甘雨的渴望、复习备考时的紧张、高考过程中的神圣、金榜题名时的喜悦……，凡是经历过恢复高考洗礼的大学生，回忆起1977年高考的往事，都是记忆犹新，仿佛如昨。我们的研讨会既要涉及个人关于高考的回顾和高考故事的叙说，也应注重恢复高考的全景扫描和历史复原，尤其要关注对高考改革的学术探讨，思考和展望高考发展和改革的未来，以为高考改革提供可资参考的理论参考。
欣逢恢复高考40年的盛事，全国媒体又将对77年高考进行“集体性怀旧”。作为中国考试研究的一个重镇，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的师生在全国发表和出版了最多的高考研究方面的论著，最近又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22本、 约768万字的“高考改革研究丛书”，在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3本“高考制度变革与实践研究丛书”，到年底会出齐8本。两套书30本，算是我们为恢复高考4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中心的产生出一系列高水平、具有领先性和高显示度的标志性成果，近十多年来获得部省级科研成果奖20余次，其中一等奖11次，其中包括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3次、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1次、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次、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5次，是厦门大学文科获得高层次奖项最多的团队。这次我们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与江苏省教育考试院联合举办 “恢复高考40周年暨高考改革学术研讨会”。多年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与我们有很好的合作关系。今次研讨会还得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学会、光明日报教育研究中心的学术支持，以及中国教育报、新浪教育、中国教育在线等新闻机构的支持，还有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前来报道采访，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会场不大，胜友如云。今天出席研讨会的代表，集中了中国研究高考制度的最主要学者。尤其是在座的有多位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钟秉林、瞿振元、戴家干以及本人，我们4位都还兼任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参与了中国高考改革的顶层设计。所有关于高考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5位首席专家钟秉林、袁振国、文东茅、刘志军教授和我本人今天也都悉数在座。出席研讨会的还有我们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创始人、名誉院长潘懋元先生，以及中国出版过高考研究专著的多数学者，真可谓群贤毕至，高朋满座。我们的研讨会虽然没有叫“高峰论坛”、“峰会”等名称，但确实可以说是中国高考改革研究的最高盛会。
温故可以知新，鉴往可以知来。每次重温恢复高考的历史，都会给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带来满满的正能量。因此，今天我们回顾恢复高考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让我们共襄盛举，开好这次研讨会，为中国的高考改革增加前行的动力。最后，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祝各位代表身体健康、交流愉快！
谢谢各位！
来源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官网，网址：http://ihe.xmu.edu.cn/html/xsdt_View_4535.html
会议背景简介
2017年5月26-27日，由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恢复高考40周年暨高考改革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科学艺术中心成功举办。研讨会得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学会、光明日报教育研究中心等单位的学术支持，以及中国教育报、新浪教育、中国教育在线等单位的媒体支持。来自教育部相关单位、各高校、省市考试院以及主流媒体的代表百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1977年恢复高考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开创了中国招生考试史的新纪元、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是中国社会由乱而治的转折点，也是一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今年恰逢高考制度恢复40周年，也是全国各省市推行新高考改革方案的重要年份，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回顾高考历程、探讨高考改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在5月27日上午的开幕式上，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兼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院长鞠勤、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等领导先后致辞。在随后的主题报告环节，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暨文科资深教授潘懋元、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中国高教学会会长瞿振元、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戴家干、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中国教育在线总编陈志文等专家学者，分别作了题为《恢复高考40周年回顾与展望》、《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高考改革的亲身经历与体会》、《没有分数走不到今天，只有分数难到明天——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中国特色的高考改革之路》、《高考改革：科学与公平的艰难平衡》等精彩演讲。
在下午的分论坛上，来自国内各地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围绕“纪念恢复高考40年”、“高考改革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国外高校招生制度及其借鉴”等三大议题，汇报学术成果、共同交流讨论。其中，本院教师刘海峰、郑若玲、覃红霞、陈兴德，博士后或博士卞翠、陈丽、许露、陈斌、凌磊、万圆等探讨了高考恢复、高考改革、域外招考等系列问题。本院毕业的校友吴根洲等10人也作了分论坛报告。今次论坛再次显示出厦门大学的师生和校友已经成为中国高考改革研究的主体力量。
在随后的大会报告上，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文东茅教授、河南大学副校长刘志军教授、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鞠勤院长、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王晓阳副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张亚群教授等，分别报告了《基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高考优惠政策探析》、《新高考背景下学生评价新走向探析》、《江苏高考改革的实践与展望》、《英美日招生制度及其对我国大学高考招生制度的启示》、《高考40年发展趋势解析》等成果。
刘海峰教授在闭幕式致辞中，对大会做了精炼总结与精彩点评，指出我国的高考研究具有“三多三少”的特点，即“新闻报道多、理论研究少，一般议论多、深入研究少，零星探讨多、系统研究少”。此次研讨会既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又具有长远的现实价值，可以归纳为三大特点，一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二是“理论与现实交互研讨”，三是“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展望未来，期待高考恢复50周年时，大家能够重聚一堂、再论高见。
（博士生刘盾 供稿）
来源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官网，网址：http://ihe.xmu.edu.cn/html/xsdt_View_4536.html
刘海峰：弱势阶层只有通过高考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嘉宾简介：刘海峰，1959年9月出生于福建龙岩，祖籍福建惠安（现泉州泉港区）。现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暨教育博士分委员会召集人、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中国高教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等。被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10余所大学或研究机构聘为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并担任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名誉馆长。
本文系凤凰历史历史专访高考研究专家刘海峰文字实录，采访：许晔
凤凰历史：1977年恢复高考有怎样的意义？
刘海峰：1977年的高考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招生考试，是一个造就传奇的高考，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因为它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是建国以后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我们形容它是国家和时代的一个拐点，当时在社会拨乱反正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人也讲它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同时也改变我们这些77级大学生个体的命运。中国从此由乱而治，尤其在当时社会中还遗留很多文革“左”的错误，“两个凡是”还没有打破的情况下，实行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是很不简单的。我今年可能还准备写一篇文章，分析一下这次高考的意义，在60多年的高考史上它有十几个唯一和最，它是特殊情况产生的特殊高考。我举一个例子，全国每年都要开一次招生考试工作会，1977年6月份开了一次，开了十几天，现在一般开个两三天就了不起了，到9月份因为要恢复高考又开一次，一年开两次本来就挺特别的。9月份讨论高考计划、怎么公布等等，会议是在北京饭店开的，开了一个多月，开到后期的时候，邓小平都不耐烦了，他底下教育部长思想不通，担心跟着邓小平又犯错误，因为以前邓小平复出又被打倒过，所以教育部长刘西尧思想不解放，后来邓小平把他批了一通，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教育部长他害怕了，马上就改。后来党中央领导人去接见这些开会的人，这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邓小平副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都去接见，从来没有过的。现在开招生工作会议，不可能有这么高层的领导人接见。
77年高考本身是造就千千万万个故事的大舞台，所以我说每一个77级大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因为每个人故事现在看确实故事性都很强。流动的幅度很大，现在比如说你在高中到上大学，大家都按部就班地来，都想得见未来是怎样，但是那时候大家都想不到后面的事情，突然间从田间地头一下子就跑到大学里面去了，这个幅度非常大，很不可思议。加上录取率很低，4.8%。为什么人们现在回忆起来都很津津乐道，因为它故事性很强，戏剧性很大，对每个个体来讲都会刻骨铭心。所以我说它是一个永留史册的传奇。历史不一定记得每一年的高考，但是一定会记得1977年的高考。
凤凰历史：在前些年时大家诟病高考妨碍素质教育比较多，近些年来似乎舆论更关注公平，真的有这样的趋势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趋势？
刘海峰：恢复高考这40年来，大家对高考的认识和议论是不大一样的。恢复高考头几年，大家对高考是一片赞扬之声，正向功能是非常大的，就是以考促学，（促使）青年学子认真读书，使中国文化教育水平得到迅速的恢复和提高。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高考竞争的日益激烈，当时的升学率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几，后来到二十，出现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所以80年代中期以后，就开始批判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对高考的批评开始出现，慢慢多起来。到了90年代，尤其是1993年以后，对高考的批评就更加激烈，当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一些学者就认为高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现在实行市场经济，高考就必须改掉，就不应该按计划全国来统一，政府应该退出，还应该向美国学习，高校实行宽进严出，改为各校单考这些言论也多起来。再到1997年以后，我们国家提倡素质教育，就批应试教育，有些人就把高考跟应试教育挂起勾来，就跟素质教育对立起来，认为有高考存在，那中学就拼命追求升学率，导致应试教育，所以认为高考是素质教育的拦路虎、绊脚石、障碍物。90年代后期一直到2007年，是对高考批评最激烈的时候，不时还有一些人提出要废止高考。
但是最近几年，对高考的批评和提出要废高考的言论已经少了很多。一个是2007年，当时争论很激烈，2007年3月份全国两会期间，有一个人大代表正式提出要废止高考的提案，经过当时那场论战，我也发表了文章就讲理性认识高考改革。而且我一直主张高考是适应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到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这之后大家日渐认识到中国人是离不开高考的，文件里讲（高考）总体上适应中国国情，所以这几年关于废高考的言论基本上很少听到的。
你讲的公平性，还有分省录取的不均衡，机会不均等的这种情况大家都关注起来，不过这个问题也是老问题。实际上我们中国自有高考以来都是分省定额录取，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这么一个格局。在恢复高考的时候，头些年，实际上在80年代中期以前，像北京、上海，特别是北京高考的分数线是全国最高，但是90年代开始，北京因为高校多，人口少，当时都全国同一试卷考，分数线很快就在全国排在很后，所以当时就出现一种说法叫“倾斜的高考分数线”，在北京，比如说400多分可能可以上重点大学，在湖北在山东可能只能上专科。
所以在1997年，《中国青年报》发起来一场关于“倾斜的高考分数线”的大争论，当时争论得非常激烈，就是北京的学者和民众跟外地学者形成很强烈的反差，有的北京学者说虽然差100分，但不意味着含金量就是100分，意思说北京的学生虽然分数比较低，但进学校去要表现很好，发展很好；其他省就意见很大，说什么含金量，都同在一片蓝天下，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怎么你那边享受教育资源就那么好，意见很大。所以1997年是当时争论一个高峰。从新世纪以来，陆陆续续在全国两会期间都有提案说要全国一张卷，统一分数线。
去年江苏和湖北“减招事件”，那只是一个更典型的事例，因为把计划调配给公布出来，一些人担心减少了本省的高考录取率，其实并没有减少，所以造成很多家长的群体性事件。就对公平的关注，虽然一直都关注，但是现在大家更为关注，大家的维权意识更高，因为高考是一个重大的民生议题，跟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情况下，大家对教育机会更重视，对公平性的关注也空前高涨。
凤凰历史：以前人们提到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都是一种很负面的态度，觉得是“高考工厂”，但近些年大家对它的态度变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
刘海峰：现在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加快，多数人都可以考上大学，现在高考录取已经百分之八十几了，我们福建省长期都超过90%，这种情况下，上大学不大成问题，但是上什么大学竞争还是很激烈的。上什么大学呢？那就上好的大学，像人大、厦大这样子的学校，最好是争取北大、清华，名牌大学竞争很激烈。像衡水中学，去年它的“北清率”，就是上北大清华的数量是全国最高，已经超过人大附中了。去年从它那里毕业，或者说在那边读的学生，考上北大清华，通过各种渠道，有些是保送，有些是自主招生，考试的加起来，有139人，这个量非常大。
以前大家都把衡水中学称为应试教育的典型来批，他们确实基本上都围绕高考转的，把学生的作息时间都算得很精确，实行高强度的学习，军事化或者半军事化的管理，有的人认为说他们做题海战术，结果他们成效又很高，认为它是应试教育典型。毛坦厂中学更甚，他们大部分人是去补习，是复读生，不像衡水中学大部分还是应届，而且很多其他外地不错的尖子生在那读。毛坦厂中学是以复读为主的，对他们批判就更高了，因为他们更是题海战术，在那边一切就是作题。有人形容他们是“高考的怪胎”，是“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等等，讽刺挖苦很多。
我觉得对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也不要一味的批判，他们是有很多应试的成分。我2014年底正好跟衡水中学的校长张文茂在江西抚州临川一中，一起参加一个全国的论坛，那次吃饭他就坐我旁边，然后我就问他一些情况。我听他讲的情况，我就明白他们也不完全都是一味的应试，其实他们能够取得高分，刻苦和高强度只是一个方面；也有教学得法等因素，不得法再苦也没有用；还有教师很敬业，他们完全没时间上辅导班这些，当然可能跟他们自己本身待遇高有关；另外学生勤奋和刻苦，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不能完全归到应试方面。
毛坦厂中学很多是复读生，我没有去过，但从网上能看到那些照片，家长大多是陪读，主要是母亲陪读。母亲拜神，烧高香，场面很震撼的。他们确实是应试为主，但是我们媒体不要一味讽刺、挖苦和批评，你看照片就知道，这些家长文化程度肯定都不高的，你说真是白领、老师、公务员，他会这样去陪读吗？他没功夫去陪读，也不会这么迷信，这些（人）说到底都是社会的弱势阶层，弱势群体的家长和孩子。如果他们的孩子也可以像大都市白领家庭的孩子一样，一次就考到比较理想的大学，他们何至于这样去复读？大部分就是考不上本科去复读，来提升40、50分，有些提升100多分，可以上本科，有一些可以上更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社会没有为他们提供更好成才渠道的情况下，对这些弱势群体，我们不要只是挖苦和批判，而应该有一定的同情之理解，或者理解之同情。他们其实很辛苦的，要去租房子，房子条件不好，房租又贵，在那边吃住条件都差。家境比较好的一般受教育环境比较好，有机会请家教辅导，各种各样的，本来进好的中学，一下子就考上了。这些孩子是应试为主，但不要全是讽刺挖苦他们，他没有其他出路，只有通过高考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凤凰历史：前段时间一直有讨论，北大清华里农村的孩子越来越少了，高考作为在尽力追求公平的制度，它现在真的还能保证那种公平吗？它筛选出来的农村孩子其实越来越少。
刘海峰：这个问题是比较难办。在90年代以前，有一些农村的孩子读书备考比较刻苦，比城里的孩子更加用功，所以当时全国各个省市都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一种“县一中现象”，就是各个县的第一中学集中了这个县的优秀尖子生，结果高考比省会的，比地级市的中学还考更好，有些状元还经常出在县一中，那县及县以下的中学有一些是农村，有一些虽然不是农村，但至少是城市比较低的行政区划，当时他们考得不亚于有些省会、地级市，比如像福州、厦门，经常状元不出在这两个地方，但是到后来，教师流动更厉害以后（情况就变了）。江苏就非常典型，以前叫“南京之痛”，就是南京搞素质教育什么的，结果高考根本考不过那些县一中，后来教师流动多了以后，都把这些县一中的优秀老师都挖走了。像黄冈的神话没了，很多老师都被武汉的中学给挖走了，这个是个重要因素，听说江苏很多县一中的老师被南京的中学挖走了，这些优秀教师资源很多集中到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会城市和其他的地级市。县及县以下中学教师的流失很厉害。优秀教师少了，那里学生要考到好大学自然就少了。学生成绩跟老师是有密切相关的。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城里的学生，现在随着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的刻苦程度也不亚于农村的。以前有一些城里的孩子觉得不见得一定要上大学，像福建省沿海泉州很多家里做生意的，（孩子）没考上也一样可以过得很好，到现在大家都很重视，觉得上大学再出来做生意也可以，没一个好的大学文凭以后一辈子不容易发展。县一中调到都市重点高中来教书的老师，他用那套方法也都是高强度训练，当然也有教学得法的因素，这样子都市里面的考生刻苦程度不亚于农村孩子，教学的条件又比农村好很多，因为城乡二元结构很明显。再一个因素，大都市里面能够考上现在重点大学，很多是中产阶级家庭以上，他们大部分父辈都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我们不讲其他，至少文化基因，文化的遗传，社会资本，还有就是他从小生长的环境里受教育条件已经远远好于农村。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学生要竞争就比较难。就像欧美发达国家，到后面上好大学很少是穷人的孩子，所以我们现在采取一些政策倾斜，对农村，对贫困地区能够有一些照顾和保障，不然农村上一流大学的比例逐渐在下降。
凤凰历史：大家都说农村孩子只剩高考这一条路了，但农村孩子上北大清华比例一直在减少，能认为高考也有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刘海峰：也很难说是马太效应，这种叫代际遗传，叫阶层固化，它已经是中产阶级以上家庭，本身父母亲可能就是大学生，经济条件又好，社会条件也好，也重视教育，这种情况下农村要竞争过他比较难。
但是高考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正向功能也还是存在，只是不如80年代或90年代以前了，还是有的，就是现在一些农村孩子考上985、211的大学，也还是有，只是这个比例不是很高，特别进985的比较少，进北大清华就更少了。但是毕竟211、985的学校一年招生数量上百万，所以这里面还是有不少农村的，尤其是211学校，农村的还是不少。加上当然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农村户籍人口也慢慢得下降，也转移到城市里面来。
凤凰历史：现在高考就是社会流动的一个通道，但是它可能作用已经远远赶不上1977年那一次了。
刘海峰：赶不上。当时不要说考上大学，就是考上中专，它的（流动）幅度也不亚于现在考大学，因为只要考上中专，每个人出来基本上就是干部（身份），就是“跳农门”，农村的考生上来都变成城市户口，吃皇粮，还有出去全部是包分配的，考上大学都是准干部啊，一考上大学，他保证是进事业单位，公务员体系或者是国有企业。它的流动比现在大得多，现在有的（大学生）出来可能将来还失业，你不知道未来怎么样，当时肯定是有保障的，考上了就好像进了保险柜，端上的至少是铁饭碗，有一些还是金饭碗。加上难度很大，21个人才能考上一个，确实是比例很低，考上的才会特别喜悦，印象才会特别深。当然再怎么难都没有范进中举难，当时乡试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一点几，考举人难度更大，所以才会喜极而疯。高考还是有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虽然它功能比80、90年代，特别是70年代末相比有所下降，但是它功能始终存在。
凤凰历史：有人认为现在的高考都是掐尖，人才全部都集中在大学比较多的地方，他们可能就待在大城市不走了，这些人才并不会返回家乡，农村会越来越穷，恶性循环，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刘海峰：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完全，我觉得主要还不能归咎于高考。讲的远一点，就和我研究的科举制度有关，科举时代城乡差异没有那么大，那么很多乡间的读书人也可以考上举人、进士，很偏远的地方也可以考上，一些比较高水平的人居于乡间，所以整个社会的生态应该还是比较均衡的。但1905年废除科举以后，叫废科举兴学堂，就向西方学习办大中小学，比较优秀的人才不停向城市里面流动、集中，凡是大学都是集中在大都会或者省会，这些年还有一些专科后来升本，大部分地级市都有办一所本科，以前都没有本科，最多一个师专。乡间精英人才被都市吸引走的情况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很明显，比如大的地主或者乡绅他们的孩子都到大学去读书，特别是一些经商的人，都去大都会里面读书。后来城乡差异越来越大了，他们接受完大学教育，也很难回到乡村去，乡村在民国时期慢慢开始衰落，现在有些地方可以说是凋敝。所以不管有没有高考制度，只要大学都是办在大都市里面，结果一定是一样，这个不能归结到高考。
现在确实是读了好的大学以后很难回去，即使回到乡村，他也没办法就业，也没办法找对口合适的工作，所以我们城乡二元结构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主要不是高考的问题。现在乡村有一点文化的人都往城市里面跑，可能这个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就是梯级转移，村里的往乡镇跑，乡镇往县城跑，县城往地级市跑，地级市往省会，省会向北上广深和国外跑。
凤凰历史：你之前写文章说高考很多问题其实都是在高考之外的，比如社会缺乏诚信，城乡二元结构，这都不是主导高考改革的人可以改变的，在这种情况下，高考怎样才能尽可能产生正面作用？
刘海峰：确实是，现在高考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不仅仅是高考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人说要减轻学生负担，要减少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我在一些文章里面讲，各行各业竞争都日益激烈，这个生存都不是很容易，比如说搞经济的人，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一个万元户就可以很好过了，现在一百万甚至一千万你要做生意都很难。这种情况下你想让高考的竞争难度下降，或者说考生能够减轻负担能够很快乐学习，又能够都上好大学，那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所以我说高考它本身承担很多重任，比如说维护教育公平、维护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还有还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它除了有教育的功能，比如提升教育水平，保障教育质量以外，其实它还有政治功能，前不久教育部现任部长陈宝生就说，“高考是教育领域中一项具有政治意义和全局意义的重要工作”，这就说明了它的重要性。
高考负担很多重任和功能，它的改革所以也就很难，有些问题不是高考本身能够解决的，比如社会阶层差异，城乡不平等，区域之间巨大的经济、教育和文化的落差，要光靠高考一项来解决是不可能的。当然高考的制度改革也不是说不作为，我们在进行高考改革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些制约因素，比如说在高校招生指标投放的过程中，或者说在制定分省定额招生计划的过程中，就要考虑到区域的公平，保障一些文化教育水平相对不发达，还有一些边疆省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自北宋中叶以来，当时科举选拔人才也出现过这样的争论，这是一个千古难题。现在招生计划的投放，既要考虑到把优秀人才选拔到合适的学校去，又要考虑到区域之间公平，所以在制度设计上有一定的倾斜，维护社会民族和国家统一必须要这样。对贫困地区和农村的学生，现在出台的保障政策、倾斜政策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差距。
另外在高考命题方面，我们也一直强调说，要避免城市化的题目，就是只有利于城市考生，不利于乡村的考生。比如说以前就出现过作文题，题目叫“时尚”，可能城市学生对这个感触更深，农村学生就没那么深。当然你要出一个完全没有地域城乡区别的题目相对来说不是很容易，但是有的题目确实是不利于农村，因为命题的人员都是大都市里面来的。如果哪一天命题人出题写捉泥鳅的感受，割稻子的体会，可能城市考生答不好，看都没看过捉泥鳅，这种典型的对乡村有利，对城市里无利。所以在命题中就要防止区域、性别、城乡的歧视，这些都还是可以做的。
凤凰历史：高考是在挑选人才吗，还是说以高考模式在塑造下一代呢？
刘海峰：我觉得两者兼而有之，高考本身来讲就是选拔人才的方式，它通过考学科知识能够区分选拔出优秀人才，把他们安置到或者说分流到不同学校去接受高等教育，它是有一个筛选、区分的功能。但是它同时有一种导向性作用，我们通常讲的就是指挥棒的功能，对中小学特别是对高中的教学就有非常强大的导向功能，因为学生出来总是要上大学的，这就会造成考什么我就教什么、学什么，不考什么我就不教什么、不学什么，这也很正常。像竞技体育，奥运会有什么项目就准备什么项目，有考试必然有应试。这对学生是有塑造作用的。以前3+2的时候有的就没有考地理和生物，结果很多中学就砍生物课和地理课，生物老师、地理老师就减少很多，师范大学出来的这两科就没人要，后来很多院士上书给国家最高领导人了，说21世纪是生物世纪，高考怎么可以没有生物科，地理也很重要等等，后来就又回去了。高考指挥棒功能太强大了，所以它对下面是有塑造的。你考的是死记硬背的知识，那下面就死记硬背。当你考的是能力，单单靠背诵对付不了它的时候，必须要考分析能力，底下就要应对你这个，有应试的成分，但它慢慢地就要去塑造学生。
凤凰历史：恢复高考到现在四十年了，你印象中有哪些比较成功的高考改革？
刘海峰：中国的高考改革大大小小算起来二十几次，总结起来说，凡是技术方面的改进大部分都成功了，比如说网上阅卷、网上录取、高考日期提前、放开考生年龄限制等等，还一些考试题型的改革。但是制度方面的改革有时候有一些反复，比如考试科目变来变去。我觉得高考总的来讲比八九十年代更加多元化、多样化，但是还是有反复，比如说保送生制度，其实就是为了弥补大一统高考只看分数的不足，但是后来出了很多问题，因为没有刚性的分数把关，当时保送条件放的比较宽，省级三好生就可以，那省级三好生就没有刚性的约束，像奥赛难度就很大，不容易造假，而省级三好生就有水分，到后来不得不压缩。自主招生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开始想要全面发展，不单单看分数，最后弄来弄去出来一个蔡荣生招生腐败案件，整个又炸锅了，自主招生结果又压缩。可见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高考制度方面的改革很不容易。
来源凤凰网，网址http://news.ifeng.com/a/20170604/51195297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