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的适应、变革与超越——基于欧美大学史的检视
现代大学是在传统大学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大学使命的演变、功能的演进和治理结构的变革都与适应社会息息相关。现代大学因适应而“生”，因适应而“变”，因适应而“治”，因适应而“殇”。“适应”是大学发展的基本逻辑，但绝不是全部逻辑或唯一逻辑，必须把“适应”放在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关系当中来理解。尽管大学应适应社会，但不能迷失自我，需要在依赖中求独立，在适应中求超越。任何时代的大学都需要对其使命与功能进行反思，大学越是向前发展、越是现代化，就越需要回顾过去、回到原点。只有在满足社会需求基础上谋求发展、适当超越的大学才是现代大学。
“现代大学”是个相对意义上的概念，在历史上曾经辉煌并发挥过模范作用的大学都可称为现代大学或曰经典大学。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若干经典大学模式，中世纪大学被奉为大学的鼻祖，后来陆续出现以牛津大学为代表的英国模式、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模式和当今的美国模式，这些模式均可视作经典，在当时也已经足够“现代”。如果不理解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经典大学特征及其共同本性，也就无从为今日大学定向、定位。当前，“适应论”和“认知理性”的学术争辩方兴未艾，不能不说这是一次深刻的理论争辩。本文试图通过回溯欧美大学史的发展进程，以历史实证和理论反思的方式审视现代大学适应、变革与超越的图景，以期对今天大学发展有所借鉴。
一、现代大学因适应而生
现代大学在每个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一致，经典大学的模式和代表几经流转，各具特色。中世纪大学被视为大学鼻祖，它是否具有更多的超脱性；崇尚学术自由的柏林大学是在什么力量推动下走向“现代”的，是否需要适应社会；适应的逻辑到底是新近出现的，还是作为一条基本规则早已确定下来的，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在大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之中可见一斑。
（一）中世纪大学是回应多元社会需求的产物
呼吁大学回归传统的人士把中世纪大学奉为经典，认为中世纪大学相比而言更加自由、自治和超脱。但事实上，中世纪大学是否具有更多的理想性、更多的超脱性，是否真的远离了功利性和社会需求？通过搜寻中世纪大学建立的诱因、不同群体对大学的态度、当时大学的主要功能及课程设置情况可以作初步判断。
从中世纪大学产生的诱因来看，德国高等教育史专家包尔生认为，一切与学习有关的公共机构，都是由社会需求催生的，并且首先是由技术和实践的需要催生的。中世纪之所以能够出现首批学校，就是因为对教士进行专业教育的需求催生的，而传教布道不仅仅是道德或者宗教教育，究其本质而言这是一种职业教育。可见，大学是由社会需求而催生的，而不是因为闲逸的好奇所致。教师和学生是大学最核心、最天然的组成群体，他们对创建大学的期望是另外一种图景。通过欧洲大学史，“我们依然看到，这种期望并不是对知识的渴望诸如此类的东西，而是教师和学生们不确定的社会地位，这才是早期大学建立的诱因”[1]。为此，中世纪大学主要是培养专业人才的职业学校，不能说那时之大学比今天的更超脱、功利化色彩较淡。
到15世纪，世俗学生在所有的大学已经普遍存在，他们希望从大学的学习中获得更好的资本，以便增加在公共管理机构中任职的机会。中世纪大学分别开设了通识课与专业课，在文学部开设“通识”课程——“七艺”（包括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课程作为专业课程的基础，但我们不能因为当时广泛开设通识课程就断言中世纪大学是超脱的，因为今日之通识课程在当时其实是最实用的课程。“如果有人认为，文学部与专业学部相比，较少具有功利性和职业性，那就大错特错了。”[2]因为绝大多数学生可能不再继续深造，文学部为他们提供的读写、辩论思维、计算、测量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训练，特别有助于他们进入教会和世俗政府谋求职位，今天看来貌似非功利的知识在当时确实是最为实用的。历史是惊人的相似，无论古今，只有市场认可的专业和教育类型才能成为热门选择。
尽管当时大学的人群构成和治理相对简单，但它从来不是远离社会的组织。“各种各样的社会势力：教皇、皇帝、王公、主教、市政当局、贵族和资产阶级、中世纪后期的农民，以及教师和学生……在他们为生存而战时，都希望从学术和科学知识中得到支持。”[3]他们抱着各自的目的参与、干预大学的发展。由此看来，中世纪大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超脱、自由和远离社会，从其诞生起就是各种力量、各类群体利益博弈的角斗场。大学从未远离社会需求，不过是在不同类型的需求中进行平衡。
（二）近代早期大学的适应逻辑已经相对固定下来
不同时期大学功能的侧重点会有一定的变化，历史表明，近代早期大学的功能从虔敬上帝转变为适应时代与社会需求。这时大学分化成为两种类型，一种以维腾堡的大学为代表，这类大学发誓要为上帝和教会服务；另一类是斯图加特的国家大学，目的在于培养军队官员和政府官员。表面来看这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然而“这二者都把各自的起源追溯到一个共同的具有公共机构特征的组织，认为属于同一种传统，并为社会提供类似的服务”[4]。这一时期大学就已经变成了培养社会精英的工具，变成了产生教会和政府官员的摇篮。近代早期大学的改革被期望达到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减少大学学生数（如果必要的话，减少大学数），以平衡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与社会吸收他们的能力（今天我们称之为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矛盾；第二个目标是修订大学课程，以为当时社会能提供的职业提供更实际的培训”[5]。尽管当时有的群体对大学这种附属、服从和适应于社会需求的定位不满，但大学仍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由此可见，“市场导向”早在近代早期已经形成，适应的逻辑作为办学原则早已确定下来，并不是美国或当代大学才有的新特征。
（三）德国经典大学与国家需要密不可分，同样遵循适应的逻辑
柏林大学堪称现代大学的典范，其创始人洪堡不仅是位学者和科学家，还是文化与教育部部长。这意味着德国现代大学是在强大的政治力量和行政力量保护下产生的，学术自由不仅是学者争取来的也是权力当局赋予和保障的，正是行政与学术的这种“信任与合作”才有了德国的现代大学。“柏林模式”确实也强调理性主义、“为学术而学术”的办学思想，但其动机不在于单纯追求真理，而在于通过激发大学潜力来服务于社会和国家的长远、根本利益。
作为“现代大学”之一的德国模式曾横扫整个欧洲大陆和美国，但“最终它也发现自己身处危机之中，这是因为它逐渐发现无法适应工业社会中社会和知识的发展需要，以及大学作为一个社会机构的需要”[6]。德国强调学术研究和大学的知识生产功能，然而并非多数学生都愿意献身于自然科学研究，相当比例的学生对人文学科毫无兴趣，而是偏好实用性、针对性和专业性较强的知识与技能，并为现实的职业做准备，而大学也尽力开设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之中的热门课程，以吸引更多的国际留学生入学。英国、美国、印度和中国等都吸收并适当改造了德国经验。“各按其不同的社会背景，使德国的传统适应本国的需要。因此，大学就不得不设法保持两者的平衡：既不使传统在适应上成为无定见的顺风倒，也不顽固而偏执不化。为了取得这种平衡，大学就必须主动进行改革并控制改革，从而适应社会需要。”[7]
（四）美国现代大学及高等教育体制均是适应国家需要的结果
在美国现代多元化巨型大学当中，其本科生培养追随英国模式，研究生培养和学术研究追随德国模式，服务性活动则坚守美国自己的模式，这样的大学更能满足时代的多元需求、更能适应社会，这便是美国“多元化巨型大学”被称作“现代”的原因。事实上，美国现代大学及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是在大学的内力与社会环境的外力长期的相互作用中自然演化而来。就外力而言，在美国现代大学体系形成当中有两股力量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事务，分别是赠地运动和二战期间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项目的资助，也正是这两股力量的冲击使得美国大学体系独具特色。“这两次冲击都来源于大学的外部，主要是来自联邦政府。这两次冲击都是为了适应国家的需要。”[8]从这个视角看，大学外部社会因素在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形成当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说现代大学正是适应社会环境的结果。
19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为了促进工农业发展，颁布了《赠地法案》以兴建大学。大学不仅为工业和农业提供人才和科技服务，并且服务于社会的许多部门，最终服务几乎所有的经济和社会部门。这次改革改变了美国高等教育的传统，使得大学超脱社会、离群索居的梦想再无可能，这次改革在联邦法律的推动下，确定了大学服务社会、适应市场的根本基调，也得到了各种利益群体的认可。
形塑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第二种关键力量也来自于政府。二战期间，联邦政府在大学当中设立了大量的国家科学实验室，为战争的胜利、减少伤亡和缩短战时做出了重要贡献，此间的一些科技发明也广泛地用于民生事业，并为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战时大学服务于社会是其应然使命，虽然和平时期大学服务的形式有所改变，但并没有改变其适应和服务社会的实质。为此，美国现代大学之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绝不仅是轰动一时的运动，更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价值追求和社会合法性的根基。
按照历史发展脉络，大学可以分为神学主导的时代、哲学为王的时代和科学至上的时代，19世纪实现了从哲学到科学时代的过渡。20世纪以来，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军事对抗、经济竞争、政治博弈、宇宙空间的探索都离不开知识；疾病的医治以及寿命的延长、就业机会的创造和社会阶层的流动也都依赖于知识。历史上，知识在指导整个社会发展中从未像现在这样居于中心地位。今天，所有人都坚信，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知识也是美德，而知识也致使大学更为深入地卷入社会。
二、现代大学因适应而变
从长期的大学演进过程来看，不仅大学的使命因适应而变革，而且其治理结构也因适应而做出调整。就大学外部关系来讲，大学治理趋势是世俗化、官僚化和市场化，尤其是二战以来这一特征更加明显；在大学内部，从“行政阶层”的诞生到“多元共治”局面的形成，再到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无不反映着大学的适应逻辑。
（一）大学与社会的世俗化和官僚化
19世纪以来，大学总体趋势是世俗化、官僚化与专门化，最为讲究“大学自治”的欧洲也未能避免。“大学已经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一个主要工具。这是前所未有的，是现今席卷我们大学的改革之风的实质。”[9]19世纪初，国家开始介入大学的创办，政府既为公立大学提供财政支持，也干预大学组织与制度的建构。德国的研究型大学、美国的州立大学和法国帝国大学都是政府介入的产物。
各国教育部的首要任务是管理和控制高等教育事务。权力机构制定和实施体现自己意志的法律来干预高等教育；权力当局决定了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类型和构成，并通过机构设置、教师聘任、制定国家教育标准等方式来控制大学。在欧洲大陆，教授变成了世俗官僚国家的公务员。德国大学教授也是政府官员，它位于一个官员的等级体制之内，必须服从上级；法国模式将科学价值置于封闭的和中央集权的框架中；俄国政府要求大学像法国的大学那样为政府培养官吏。[10]大学浸染在社会当中而不是超脱于世外，大学官僚化、世俗化和专门化的发展趋势是与世界发展趋势高度一致的，也是组织同型化的一个典型。
（二）大学内部因适应而诞生行政阶层
今天高等教育当中的行政权力、行政阶层已经是普遍现象，然而行政权力和行政阶层并不是大学与生俱来的，而是大学权力由内部向外部、从学术向行政转移的结果。“最初的中世纪大学，开始时并没有独立的行政管理机构”[11]，然而随着大学规模变大、职能增多、同外界交往越来越频繁，就需要相应的组织结构来应对新变化、承担新责任，这样行政管理就作为一种特殊的职能而独立出来。可见，行政权力和行政阶层正是由适应社会引发的。
二战前后，美国联邦政府的各项资助催生了新的行政管理责任，行政人员和行政阶层的责任逐渐扩展到大学的各个方面。大学的行政管理阶层不仅负责日常管理，而且要对环境变化进行判断和预测，对组织变革进行规划与抉择。这样，“无论在什么地方，行政管理（通过环境力量而不是通过选择）已成为大学的一个更为显著的特征，这是普遍规律”[12]。行政管理阶层的出现不仅导致大学治理结构的局部变化，也改变了大学治理结构的整体特征，“从1870年到1920年是大学校长的时代。这是由‘巨人们’引导着戏剧性变革的时代。1920年以后则是由‘行政管理人员’取代巨人们的时代”[13]。
行政力量的崛起是一种世界性、历史性的趋势，作为时代的产物显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简单地主张“去行政化”并不可取，要在承认行政权力、行政阶层的前提下，重新界定行政职能与性质，优化行政权力运行才是关键所在。
（三）大学因适应而形成了“多元共治”和“重心下移”的治理格局
在中世纪，早期大学的构成群体、组织目标和组织结构都比较单一，管理也相对简单，要么是“学生型大学”，要么是“先生型大学”。然而，大学经过千年的演变已变得异常复杂。现代大学是一种多元化机构，具有多种使命与价值追求，多种利益团体、多个决策中心、多元组织文化，它没有明显固定的顾客，总是能够相时而动。多个群体和多元目标必然导致多元分化的治理结构。既然大学已经变成一个结构复杂、使命多元和价值冲突的组织，再将大学当作先前行会般的模式来对待，已经不合时宜，而应该实行共同治理、分权治理、协商治理。
除了多元共治和松散联合之外，“底部沉重”是美国大学治理的另一特征。大学中多数决定是在正式治理体系之外由教师和学生做出的，这样的决策机制天然具有学术和市场导向的特点。师生站在研究、教学、学习和市场前沿，并具有充分的自主决策、自主选择的权力，这为有效决策和组织绩效提供了重要保障。由教师、学生和市场主导做出的决定是最容易被接受的、最不受争议，也被认为是最合法的。有的学者坚信具体的大学治理结构是组织绩效的关键前提，但这并不一定确切，因为有关研究发现，正式的治理结构对于组织绩效影响不大。所以，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化大学制度和治理结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都可能办出一流大学。
阿什比曾言，“大学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14]，这一研判既适用于单个大学，更适用于作为复数大学的整体。面对环境的需求与挑战，大学要么主动变革，要么被迫顺应。从英国城市大学、德国新大学、美国赠地大学等典型大学来看，无论是大学的产生、使命的确定还是治理的变革都深深印刻着“适应逻辑”。忽视外部环境条件的大学注定被时代抛弃，也很难成长为经典大学。
三、现代大学的适应之殇
现代大学具有适应社会、适应市场、适应时代需求的特性，然而，在诊断高等教育病症之时，却发现大学因为“适应”而面临巨大挑战。大学承担多种使命、履行多种职能，越来越多的职能之间存在内在冲突，大学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和平衡；大学的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对本科教学形成了冲击。此外，大学也因卷入市场化的浪潮而迷失了自我，在道德引领和品格润泽等方面已经举步维艰。
（一）现代大学多元智能的内在冲突和“适应”困局
现代大学具有使命多元、利益冲突和群体分化的特点，因此必须对各种机会迅速做出反应。“西方一千年来一直存在着‘在知识进步、专业教育、普遍教育以及学生生活的需求之间保持平衡’的问题。”[15]现代大学曾经因为多元而自豪，今天则因多元而饱受困扰，不同职能之间、大学内外不同力量之间的冲突从未像现在这么激烈。如何在多种使命、职能、客户、价值之间做出取舍，如何在传统与现代、内部与外部、自治与他治之间做出抉择，如何解决教学与科研、人文与科学之间的矛盾，这些都是大学面临的“现代”困惑。
为化解多元职能的内在冲突，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保持平衡。平衡并不是简单地一视同仁或平均分配，“平衡的实质是给予各种学科领域的智力创造力所需的最高技能；与当前社会最需要的专门的事业相称的支持与援助······平衡要求结合现有设施进行动态的判断，考虑当时当地每个领域、每种技能、每项活动的内在可能性，但要维护所有领域的完整性”[16]。之所以必须保持不同职能之间、不同使命之间的平衡，其深层依据是大学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重属性，过于推崇或强调任何一个单独属性和功能都不符合大学实际，所以，仅仅强调大学的知识功能和认知理性也是以偏概全的。单一的知识属性已经无法全面、完整地反映大学的社会功能。
（二）大学面临失守市场化底线的危险
高等教育面临的另一挑战是因其过度适应社会与迎合市场而迷失自我的窘境。“高等教育开始时是为了努力提升道德。它继续下去是为了努力取得好工作和更好的工作。富足一生已取代人生哲学而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17]在这种理念的驱使下，教师们急切地迎合市场，行政人员也尽其所能地争取资源，学校根据教师占有的人均财政资源排列名次并据此进行激励。大学教师评价标准和较高的经济回报把教师的主要精力吸引到科研和市场活动当中，这样教师便不再把教学当作首要任务。在大众化、市场化和研究职能的冲击中，本科教学遭受了挑战。
在市场化的格局中，教师既不愿参与共同治理又很难代表公共利益，随之教授会的行会性质也在淡化。大学被社会同化、整合和均质化，大学与社会的边界更加模糊，不再有象牙塔的味道与坚守、不再有市民和学者的区别，旧日的象牙塔已成为国家的工具和工业的工具，象牙塔墙壁越来越大的可渗透性对学术提出了许多道德的和政治的问题，如何对待这些洪流将影响大学的实质[18]。今天，说大学陷入了市场的功利主义、工具主义及道德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都不为过，它是否还能作为民族的灵魂和时代的标杆已经极不确定。这就是大学过度地适应社会和迎合大众的后果，也就是大学的适应之殇。
四、适应和超越之间的复杂图景
时至今日，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已变得复杂、多元甚至矛盾。大学既适应和服务社会，也依赖社会资源并反哺社会，还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犀利批判。因此，对于大学到底是要服从社会还是超越现实这一问题，不能用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解答。
（一）适应具有复杂内涵，不因适应而否定超越
适应是大学发展的基本逻辑，但绝不是全部逻辑或唯一逻辑，历史中的大学并不是完全无条件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它也通过迁徙、诉讼和谈判等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今天必须把适应放在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关系当中来理解，适应不是大学“唯一的善”，也不是大学唯一的价值追求，更不能作为大学评价的唯一准则。适应具有复杂内涵，适应需要不同于迎合欲望，大学必须适应社会但不能迷失自我，丧失底线。
国内关于认知理性和适应论的争辩，涉及大学是主动适应还是被动适应的问题，当时主要是从应然的视角提出了如何处理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而从实然视角看，大学与社会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适应”从时间先后、整体与部分、主流与支流等不同的视角来观察会有不同的分布状态，并且这种分布是动态的。可能是先主动后被动，或先被动后主动；整体上主动、局部上被动；主动之中有被动，或被动之中有主动等复杂关系。大学滞后、适应或领先于社会的状态可能同时并存，所以，它始终具有适应与超越、独立与依附、自治与他治的双重属性。因此，大学仅仅适应社会是不够的。“作为高水平大学，还要主动引领社会、引领未来。适应与引领的关系，是高水平大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根本表现和集中概括，是高水平大学固有精神、历史传统、时代使命的统一。适应是引领的基础，引领是更高层次的适应。追求适应与引领的统一，是现代大学、特别是高水平大学应坚守和践行的价值观和办学理念。”[19]
（二）适应需要不同于迎合欲望，适应社会但不能迷失自我
潘懋元先生提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存在积极面与消极面······教育主动适应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指的是对积极面的适应，而不是不加判别去适应一切，包括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消极的、落后的、偏差的、错误的东西。所谓主动，就有个主体自觉地判断与选择的作用。”[20]这也包含了对积极面的适应和对消极面的超越之意。有学者提出，只要知识生产方式不变，高等教育就不必刻意改变自己去适应任何一种外部对象，这种认识并不全面。众所周知，知识生产活动的“方式”不是决定知识生产的唯一因素，还要考虑环境、知识生产主体、知识生产成本与周期、知识本身的类型与性质，如果排除这些多元综合的因素，那么，这种假设就有明显的缺陷。另外，现实的情况是不仅知识生产方式“变了”，而且知识生产环境、生产主体、知识的性质以及知识的评判标准也在发生着变化。“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衡量大学学术知识的重要程度的标准越来越依赖于它在市场上应用的程度，进而演变成为制约大学科学研究方向的生存法则。”[21]
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重点功能各不相同，古代高等教育的文化礼教作用更为突出，今天高等教育的生产性功能更加凸显，因此说高等教育“不必刻意改变自己去‘适应’任何一种外部对象”的观点富于理想化色彩。相反，经典大学从来都是在对社会的适应和超越当中发展的，没有任何大学可以长期的“超凡脱俗”，大学越是扎根于现实需求，就越能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三）现实需要互相兼容的高等教育哲学
无论是高等教育各种职能之间，还是高等教育哲学的不同派别之间都需要平衡。过于强调任何一种哲学都不科学，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哲学可以包罗万象、包打天下、解释一切。瓦尔特·吕埃格认为，“如果一种价值观（例如，把大学变成一种政府机构，或象牙塔，或职业学校，或完全自我封闭的科学机构）占据了优势，并长时间地和非常明显地打破平衡，那么，张力就会失去其创造力，反而会导致懈怠以及极度的浅薄和无益的焦躁”[22]。适应论和认知理性两种主张也应该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替代的关系。二者之争表征着高等教育经典观念和现代观念、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博弈。认知理性体现了行会传统和理想，认为大学的使命在于发现客观真理，而适应论的观点则比较“现代”，强调大学服务于现实发展。这两种看似相反的观点恰恰提供了审视高等教育的两种坐标，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需要在冲突中把握平衡、在动态中进行取舍。
教育规律是由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和提炼而来的，具有历史性和发展性。新旧理论和不同观点之间具有多种关系，可能相互补充也可能互相代替，但对于经典的社会理论极少出现替代品。适应论与认知理性之间的理论争鸣为沉闷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注入了活力，认知理性试图超越或者证伪适应论，实际上有助于丰富适应论的内涵，有助于重新确认与巩固适应论的基础地位。
适应论历史根基深厚、难以否认，而认知理性的反思则必要且深刻。认知理性的主张并非孤立无援，历史上不乏经典大学理念的守护者，这些“保守人士”共同捍卫“象牙塔”精神。任何时代的大学都需要对其使命与功能进行反思，大学越是向前发展越是现代化，就越需要回顾过去、回到原点。在某种程度上，认知理性在“捍卫经典、引起反思”的意义上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时代使命。
通过历史回顾和理论分析发现，现代大学正是在传统大学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大学使命的演变、功能的演进和治理结构的变革都与其适应社会息息相关，适应一直是高等教育合法性的根基。大学因适应而“生”，因适应而“变”，因适应而“治”，因适应而“殇”。今天，大学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已经没有不“适应”的理由。美国最为重视“面向市场、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但“适应”哲学绝非美国独有。历史上，英国的城市大学、宗教控制的大学或者京师大学堂都是“适应”催生的结果，凡是先进的大学必然是与社会紧密互动并满足社会关键需求的大学。正如约翰·布鲁贝克所言，大学都是以满足各自所属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程度的需要来获得各自的合法地位的。[23]在不同的民族和时代，大学展现出的魅力也不尽相同，英国大学证明自己可以成功地培养绅士，德国大学证明自己擅长科学研究，美国大学则在知识经济上与社会服务上大显身手。中国大学诞生在救国图强的特殊历史时期，快速发展于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当中，其必然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时代使命密不可分。只有在满足社会需求基础上谋求发展、适当超越的大学才是现代大学。
参考文献
[1][3][22]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欧洲大学史（第一卷）[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22、16、16.
[2]陈洪捷，等.国外高等教育学基本文献讲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57.
[4][5]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欧洲大学史（第2卷）［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50、59.
[6][10]瓦尔特·吕埃格.欧洲大学史（第3卷）［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33、8—10.
[7][14]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7、114.
[8][9][11][12][13][15][16]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33、63、17、18、92、79、79.
[17][18]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66、161.
[19]张德祥.高水平大学建设要重点处理好的八个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2009，（6）.
[20]潘懋元.高等教育：历史、现实与未来［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52.
[21]张学文.大学理性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4.
[23]约翰·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