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懋元职业教育思想研究
摘 要：潘懋元先生对于高等职业教育进行了大量指引性研究。他从实践问题出发，指出高职学生也是大学生，职业教育乃平民学生“命运之所系”，因此，职教政策应基于高职学生的特点和实际来制定；从国际趋势以及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出发，指出升级职业教育重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高职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地方化的主要力量；并率先提出高等职业教育是“类型”而非“层次”，新建本科院校应定位于职业本科，提出建立职业教育独立体系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的基本选择。其基本思想和主要观点，对于今天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转型高校的发展、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学生全面发展能力的提升等，有着积极指导意义。
作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创始人，潘懋元先生在高等教育的多个领域开展了指引性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生发展。对于高等职业教育，先生立足实践问题，自觉运用教育基本规律，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许多观点已经或正在逐渐为实践所检验和证明。系统梳理潘懋元职业教育思想，对于把握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推动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服务个体发展：职业教育乃平民学生“命运之所系”
潘懋元先生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教育基本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站在学生、家长和办学者的角度，对职业教育政策进行了系统研究与思考，展示了鲜明的“平民立场”和深厚的人文关怀。
（一）“高职学生也是大学生”[1]
由于对高职教育的特点、性质、地位等问题认识不清，长期以来，我国高职教育定位不准、导向不明，加上传统文化“重学轻术”思想根深蒂固，教育政策的制定，存在着对高职教育的严重“矮化”，认为高职学生的学习能力差，学习习惯不好，因此，学习内容应比本科少点、容易点，甚至一度将其定位为技能培训。这种对高职教育的理解，认为高职学生是“高考失利者”，并藉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形成一种社会文化，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自信心和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
潘先生很早就认识到，高职教育是一种“类型”，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上的区别，不是体现在水平的高低，而是“社会适用上的不同”。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共同承担着为社会“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重任。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必须转变观念，充分尊重高等职业教育，尊重高职学生。为此，潘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高职院校学生也是大学生，也应当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专门人才”[2]。并指出，应改革高考制度，废除以同一张考卷考察不同类型人才的做法，实行分类考试，为高职院校和普通本科高校分别选拔适合的生源。
（二）职教发展乃学生“命运之所系”[3]
从晚清实业学堂开始到今天的职业院校，我国的职业教育主要以招收“寒素子弟求学”为主[4]。2015年高职教育质量年报显示，“高职院校91%的毕业生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52%的毕业生家庭背景为‘农民与农民工’”[5]。对于这些学生及其家庭而言，就业前景是其关注的重点。由于我国社会学历层次与就业前景密切相关，因此，我国高职院校的学生及其家长，将高职院校的层次提升问题与个人及家庭未来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形成了一股“专升本”热潮。
在分析“专升本”现象并提出解决对策的时候，潘先生独树一帜。基于对学生和家长生存发展需求的尊重与关切，潘先生没有简单地否定高职“专升本”的合理性，而是通过对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的条分缕析，站在学生和家长的角度鲜明地指出，正是由于一系列政策“重本轻专”，导致“于学生而言，专升本乃命运之所系”[6]的局面，并进一步指出，调整政策，给予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同等的社会地位，让接受高职教育的学生和家庭能获得实利，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专升本”现象。与当时以严格控制高职院校和学生“升本”的以“堵”为主的政策相比，潘先生提出的“宜导不宜堵”[7]的解决思路，充满了人文关怀和远见卓识。
（三）职教政策制定应基于高职学生特点和实际[8]
潘先生目睹了新中国成立至今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对于清末的实业学堂和民国的高等专科教育，也有过深入研究，他清醒地认识到，从实业学堂到新中国的高职高专，高等职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未得到明确和落实。由于认识上的不足，我国高教政策长期以来不利于高职教育发展。在1990年和2007年前后，潘先生在不同文章中犀利地指出，由于“战略与战术矛盾”，致使有利于高职教育的政策效果被另一些不利政策抵消，如招生政策、收费制度、拨款政策、毕业生待遇等，都未能基于高职教育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制定，而是体现出对高职教育性质的误解甚至“歧视”。加上院校行政级别的差异等，加快发展高职教育的战略始终难以落实。为此，潘先生在多个场合的讲座和不同文章中，反复强调了政策制定要配合高职教育发展战略，为高职院校办学者和师生呼吁。
追溯潘懋元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既有其早年生活经历的影响，也有着青年时代读书求学的鲜明印记。潘先生出身贫苦，幼年时期，家庭生活靠父亲卖米糕维持，先生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家里干活，尤其是磨米。家庭成长环境以及从小自食其力的生活，使他很早就知道了“一技之长”对于普通百姓的重要意义。1935年，年仅15岁的他获得了一份在小学当教师的工作，这份工作一开始也是作为“谋生的职业”。童年的经历以及旧中国的贫困给潘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基于个人及同时代人的生活实际，他十分认同杨贤江提出的“教育的本质，是帮助人类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是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使单纯的劳动力转变为特殊的劳动力’”等观点[9]，并将杨贤江视为“我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启蒙教师”[10]。正是早年生活及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响，形成了潘先生职教研究乃至教育研究的平民立场。
二、服务经济社会：升级职教重心推动区域发展是高职教育的重要使命
前瞻性与预见性是潘先生高职教育研究的另一重要特点。他立足于完善教育体系，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宏观立场，基于对职业教育发展历史意义的深刻把握，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开展高职教育宏观政策研究，展示出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早在1945年，潘先生就读厦门大学教育系时，即以《劳工教育的理论与实施》为题撰写了学位论文，从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论述了发展劳工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新中国成立之后，先生更是自觉运用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反复强调加快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呼吁升级职业教育发展重心的同时，强调高职院校应立足地方，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基本使命。
（一）“技术与职业教育由中等向高等延伸，是必然的趋势”
潘先生是我国较早明确提出要升级职业教育发展重心的学者之一。他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归结为应对两个挑战：科技改革的挑战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挑战，并指出，“自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加快步伐以来，高等教育界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并采取对策，而对于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界所关注的科技革命的挑战，则被前者所湮没，渐渐为人们所淡忘”[11]。他注意到，二战之后，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世界许多先进国家纷纷重视职业教育的升级发展，但我国政府一直以来主要停留在发展中职的思路上，深刻影响到社会对高职教育价值的认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末，在OECD资助下成立的124所职业大学，虽然这是新中国发展高职教育的开始，但后来，在“重学轻术”思想的影响下，职业大学纷纷改为普通大学，在校名上悄悄拿掉了“职业”两个字。针对这一现状，潘先生一边思考问题产生的根源，一边寻找破解的对策。1998年之后，高职教育规模快速扩张，以杨金土等人为代表的决策者和理论工作者，提出了高职是培养生产、建设、服务、管理一线人才的理念，并且对“双师型”教师、实践教学学时比例等提出一系列要求，标志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迈入了一个“职业性”受到尊重和关注的新时期，但是，对于升级职教发展重心、加快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意义，探讨仍然不多。为此，潘先生在不同场合多次论证、分析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高移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98年到2005年间，潘先生反复强调，“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领域，是随着高新科技产业的产生而形成，随着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而红火的”；“随着现代科技的发达，产品与服务中科技含量的提高，以及人民对经济与文化日益增长的需要，技术与职业教育由中等向高等延伸，就成为必然的趋势”[12]。他指出，“科教兴国，不但需要若干所一流大学，还需要更多培养应用型、操作型的科技以及管理人才的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在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本土化改造中，潘先生也多次明确指出：“当前以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应当以增加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为主，”[13]并一再强调“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战略任务能否完成，主要看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能否健康、顺利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承担着培养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的任务”[14]。为深入了解高职院校发展情况，在《中国高等教育问题》博士课程的考察环节，他多次带队，先后考察了宁波、成都、西安、江西、黑龙江等地公办、民办高职教育发展，并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10年，在湖南大学的一次座谈会上，潘先生谈到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的合理性时仍然强调，“过去许多工作只要中学程度的人才就够了，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需要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这是生产力提高的需要”，并强调，“这是最基本的原理”，结合其对大众化发展路径选择的思想，其重点仍是强调扩大高职教育规模的合理性。
（二）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地方化的主要力量
作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跨越新旧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经世致用”是潘先生高教研究的重要追求。他十分关注高教研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十分关注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走势，他认为，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直接的一种教育类型，职业教育研究尤其要重视发挥职业教育尤其高职教育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基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及对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专科”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地位的清醒认识，潘先生提出了“高等教育地方化”发展思想，并提出构建终身教育完整体系的想法，成为其高职教育研究“家国情怀”的另一重要体现。他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更由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之一是发展区域与地方经济，高等教育地方化就更有其必然性”[15]，而要发展与区域经济相适应的高等教育系统，必须“大力发展专科教育和确立专科教育的地位”，“明确专科教育是高等教育地方化的主要力量”[16]。结合其对于专科的理解，他所强调的，恰恰是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他指出，“高等学校为本地区服务的形式要多样化。包括培养应用型人才、增设实用课程……教学、科研与本地区企业和农业生产相结合等等”[17]。并从对国家经济结构变化、产业转型升级的前景展望中，敏锐地提出了拓展继续教育，将其“与正规学历教育一起，构成终身教育完整体系”的思想，认为这是高等教育经济功能发挥的重要内容，因为高等教育“通过专门知识与技能的培训以提高各行各业劳动者特殊劳动能力的功能，主要依托职业技术教育，包括大专、中专和继续教育”[18]。
尽管1990年之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没有完全如潘先生所预料的那样发展，但是，实践在经历了曲折之后，依然遵循基本规律，回到了地方化发展的轨道上。今天，各地经济发展注重挖掘区位优势，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等思想的提出，表明了市场经济发展必须重视区域经济的发展，1999年之后，地方举办高职院校以及发展地方本科高校的做法也蔚然成风，再次展示了经济社会基本规律的重要指导力量。
三、基于人才培育类型定位建立独立体系是中国特色职教发展道路的基本选择
新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并不顺畅，即使1998年之后，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取得了快速扩张，但是，由于对高职教育性质、定位、发展模式等重大基本问题认识不清，高职教育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与迷惘。在创立和发展高等教育学学科的过程中，潘先生深刻地认识到“高等教育学是应用性学科，应用性学科的生命在于实践”，“离开生活和实践的高等教育学及高等教育研究，就无法成长壮大，就不会产生力量”。潘先生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完善，得益于其在高度理论自觉的基础上，对职业教育实践问题的殷切关注与孜孜求解。如果将建国前的“劳工教育”视为其对职业培训的关注和研究，文革之后，潘先生主要基于教育基本规律，研判高职教育实践问题，从高职教育的性质、本科高职的定位到职业教育独立体系的建立，逐步形成了对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独到见解。
（一）高等职业教育是“类型”而非“层次”
20世纪80年代，教育部曾出台政策，允许本科高校从专科高校中招收毕业生继续开展教育。潘先生注意到这一政策出台之后，鼓励了专科高校对本科高校办学的模仿，于是他产生疑问：这种做法是否合适？会有怎样的后果？从实践中的问题出发，结合高等教育基本原理，潘先生认为，高等 44 33924 44 15130 0 0 6448 0 0:00:05 0:00:02 0:00:03 6446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门教育，“专科与本科，同样与高中衔接，在起点上并无高低之分”[19]，在学制上，“两者也并无衔接关系”[20]，“两者不能构成相互衔接的高低层次关系，而是同一个层次的两个并列的子系统”[21]。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政策背后对高等教育结构理解的偏差，将误导社会，强化偏见，使得专科成为低于本科的一个“层次”从而极大弱化甚至失去其应有的功能。
潘先生感到问题重大，必须予以澄清。为此，在《高等教育学讲座》中，谈到高等教育结构时，他专门强调，教育结构中的层次结构关系，是指相对独立、相互衔接的层次之间的关系，而新中国的“本科教育，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专科教育，侧重于应用技术与工艺”，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专科虽然在理论基础的宽厚上比不过本科，但在应用技术与工艺方面，它的要求并不低于本科，甚至在熟练程度上比本科的要求还更高”。这个问题，“在我国高等教育理论上，一向被人忽视，没有弄清楚，因而导致教育实践中一些做法的正确与否，说不清楚，从而产生一些不利于专科教育发展的影响”[22]。
高职教育的性质与定位问题，在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有限的时期，似乎并不突出，但到了1990年代末，随着高职教育规模的快速发展，这一问题对于高职教育政策体系与发展前景的影响日益凸显。为了改变主管部门和社会对于高职教育的这一偏见，1998年之后 ，潘懋元先生多次强调，“教育类型和教育层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23]，“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有别于理论型普通高等教育的类型，但并不是一个区别于本科的专科层次”[24]，“专科与本科院校的区别，也主要是在人才培养类型上，而不是培养层次上”、“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本科相比，是一种强调实践能力的教育，是另一种类型的教育”。正是以潘先生为代表的学者群体的积极呼吁和正本清源，2006年，教育部文件中第一次正式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高教类型”，标志着教育主管部门对高等职业教育性质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
（二）人才培养类型是高校定位的主要依据，新建本科院校应定位于职业本科
以学位高低或科研规模大小划分高校层次高低，是导致我国高校定位不明的一个重要原因。世纪之交的规模快速扩张，量变的同时，将调整高教结构等深层次质变问题提上了重要日程。不同类型的高教机构能否合理定位，决定着高等教育系统功能的发挥，进而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高校究竟该依据什么进行分类定位？早在引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之时，潘先生就已指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是多样化，没有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就不可能实现大众化”。“如果全国的大学都培养科学家…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我们就会没有饭吃，因为无人种地，无人做工。”[25]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潘先生强调，高教机构的定位，主要应该看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定位的主要依据应当是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职能”，“如果只以学位高低或科研规模大小划分高校层次高低，必将鼓励所有高等学校以最终成为学术性研究型大学为发展目标。”
因此，潘先生在研究高校分类定位过程中，强调要认真研究处于精英大学和高职院校之间的本科高校的定位问题。他将这类高校统称为“应用性本科高校”，认为这类高校应定位在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以培养本科生为主，以教学为主。在这类高校之中，新建本科院校则应“主要定位于职业本科或应用型本科”。理由有二：从外部需求看，因为国家工业化尚未完成，高科技（信息技术）与工业化相结合，要求大力发展专科甚至本科以上的高职教育，这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从院校内部实际看，“新建本科院校，不论公办或民办，都是由水平较高、条件较好、规模较大、业绩较佳的专科层次院校提升的，拥有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文化积淀，可以增强本科教育力量”，同时，“它有大众化的办学经验，面向生产一线，面向地方办学”[26]。基于此，潘先生认为，新建本科高校从自身基础出发，扬长避短，继续办高职是比较好的战略选择，他指出，“社会地位的高低不在于你是哪一类型的教育，而在于学校的办学质量与特色”[27]。但是，在提出这一思想的时候，潘先生也进一步指出了“这条路在现行制度上还未建立”[28]。直到2013年，教育部正式启动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制度构建方才开始。
（三）建立职业教育独立体系是中国特色职教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
在对我国高等教育实践多年的关注中，有一个现象让潘先生十分痛心：部分在专科层次办得十分有特色的高职（专科）院校，升本之后，盲目学习普通本科的办学模式，最后特色尽失，无声无息。基于对高职教育性质及本科高职发展的思考，考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及世界各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潘先生提出了建立职业教育独立体系的思想。早在2003年，潘先生就指出，高职“能不能专升本，我个人认为，能。但有两条，第一，专升本之后还是高职。第二，不能一哄而上，大量升本”。他还指出，高职升本之后，还可以有硕士、博士，但也是少量。因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层次“是由现实经济发展情况决定的”。
尽管不同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不同，但是，基于对中国具体国情和社会文化的理解，潘先生认为，建立职教独立体系是我国落实高职教育“类型”地位的基本保障。他看到，我国高职教育的社会评价和认可率偏低，原因在于“高职教育层次结构单一，本科以上层次的职业教育仍未得到充分认同和发展”，“断头路”式的发展道路，本身就是社会对高职教育认识不够的一种体现，再加上“职业培训制度尚不适应终身教育体系，当前高职教育主要是学历教育，职业培训制度很不健全”，现有职教体系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传统的以理论教育为主的本科院校，也难以培养更多的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的实用型技术人才，因此，潘先生指出，“有必要建立以职业技能教育为主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体系”，通过构建完整的从低到高的独立体系，在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课程内容、教学方式方法上，区别于传统的普通高校体系，使之更贴近社会实际，并从终身教育角度审视高职教育定位，将职业培训融入终身教育体系[29]。
潘先生建立高职教育独立体系的提法，是基于对我国高等教育实践中诸多问题的理论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概念的提出，影响、推动并将进一步指导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
四、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朝阳事业，应加强理论研究
作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创始人，潘先生同样十分关注高等职业教育研究工作的进展。他指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新的领域，高等教育学的一般规律、原则，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运作，有理论指导的作用，但不能照搬，必须充分注意它的特殊性”[30]。他认为，一方面，对于职业教育的历史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当前高职教育发展中的许多困惑和问题亟待理论指导。诸如如何建立职教独立体系、如何建立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所需的“行知体系课程”、高职教育应如何在强调职业性的同时兼顾学术性、人才培养中如何兼顾技能习得、理论基础与学习能力的培养等，都亟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是，不管当前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经历和面临着怎样的困难和挑战，潘先生依然饱含热情地指出，“中国的技术与职业教育，方兴未艾”[31]，“我确信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朝阳事业”[32]，这是基于其对高职教育发展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高度理论自信，其对高等职业教育和民办高等教育的倾心关注与“情有独钟”，也必将进一步指导、激励高等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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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丹（1978- ），女，顺德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助理，副研究员，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管理（顺德，528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