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智：“穿”上义肢，我一样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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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舞》舞者廖智 在汶川地震中失去双腿的舞蹈老师。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不管搬到哪里，廖智都要带着这些布娃娃。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从暗处一步步走向舞台，廖智身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红色高跟鞋。
细长的高跟踩在地板上，发出“哒哒”的声响。鞋上是一小块硅胶材质的、做成肤色的脚背，脚背往上是两个黑色球状的“脚踝”，“脚踝”上有两根银色的、像棍子一样的连接管，组成了廖智的“小腿”；再向上，是两段金色的、腿型的接受腔，它们就像膝盖，把廖智肉体的大腿和人工的“小腿”连在一起。
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廖智失去了自己的两条小腿。当时，这个年仅23岁的姑娘被埋在废墟下26小时，一条钢筋从她的右脚穿过，一直延伸到小腿。被人从废墟下“拽”出来后，她签署了自己的截肢手术同意书，之后，便是漫长的与义肢相伴的日子。
穿红色高跟鞋时搭配的那双义肢，是廖智最常用的，她更喜欢把它们叫做“我的腿”。
“走在路上，经常有人喜欢多看我两眼，我相信他们是因为我这双独特的腿。但我更愿意相信，他们觉得我非常特别和可爱。”廖智嘴角上翘，眼睛弯成月牙的形状，脸上挂着一个甜甜的笑。
与众不同的“腿”
“在我的生命中，差不多有七八双‘腿’。”11月1日，在北京大望路附近的一处公寓里，廖智又一次拿自己的义肢开起了玩笑。阳光从窗口洒进来，廖智站在窗台边，整个人被一层金色的光芒笼罩着。光芒下，她穿着那双搭配红色高跟鞋里的“腿”。
之所以对这双“腿”青睐有加，是因为为了保证受力均匀，大部分义肢的假脚与连接管呈相互垂直状态。但这双义肢是廖智的丈夫查尔斯为她量身定做的，查尔斯是义肢技师，这双义肢可以在黑色球状脚踝处调出一个倾斜的角度：正好可以把假脚放进高跟鞋里。
廖智还有很多其他的“腿”：一双是美院学生送的，上面有凤凰样式的雕花，“像一件艺术品”；一双的接受腔是白色的，廖智经常穿着它搭配短裤；一双的连接管被做成了“刀锋战士”一样的J形，底部微微弯曲，有弹性，廖智会穿着它出去跑步；还有一双义肢在真腿和假腿的连接处不能固定，一次跳舞时，它像暗器一样被甩进了观众席……
那之后的义肢经过定制、改良，不会再出现跳着舞就“飞出去”的情况。医生问廖智还有什么要求时，她夹带了私货，“我跟医生说，你帮我调一下，我想长到一米六。”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1.58米的廖智对自己的身高耿耿于怀，这种感觉在不能报考舞蹈学院时达到了顶峰：舞蹈学院的招生要求是身高一米六。“之所以没‘长’到更高，是因为我还蛮享受自己小鸟依人的样子的，而且你还要给自己留一个穿高跟鞋的空间。”廖智笑了笑。
在国内，许多穿戴义肢的人会用塑料泡沫把金属连接管包裹起来，外面再加上一层肤色的外壳，这样的义肢更像人腿。但廖智不会，她喜欢连接管裸露在外面的感觉，因为这样“看起来很酷”。
每次去幼儿园接女儿，廖智都会因为自己的“腿”被小朋友围观。“他们每次都说‘那个机器人阿姨又来了’，还有的小朋友会问‘阿姨，你怎么又换腿了？’”每到这个时候，廖智的小女儿就会一把抱住妈妈的义肢，“这是我妈妈的腿，你去找你妈妈的腿。”
有时候，义肢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方便”。2013年4月四川雅安地震后，廖智和志愿者们到震区救灾。为了节省空间，大家挤在一辆汽车里，后排坐了4个人。廖智最后一个上车，上半身刚进去，腿就没地方放了。她把义肢取下来，往肩膀上一扛，车就这么开走了。
重新走路
廖智在11年前的那场地震中，失去了自己的腿。安装义肢后，她第一次重新走路，源于一场“意外”。
2008年7月，做完第二次截肢手术之后，廖智装上了义肢。在妈妈的想象中，女儿应该装上义肢就能走路，至少能走几步。可大多数时候，廖智只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最多的一次走了三步”。
为了让妈妈安心，廖智在朋友的帮助下，趁着妈妈午休时练习走路。她的目标不大，走六步，两小时后成功了。回到病房时，她说妈，我可以自己走路了，不信我走给你看。妈妈却忽然跑出了病房，回来时，整个三楼的病人、家属都来了。
医院的三楼是骨科，住的都是地震后做了截肢手术的人，但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走路。廖智的妈妈跑出去，敲开了所有病房的门，告诉他们：“廖智可以走路了，快来看我们廖智走路！”
站在走廊里，廖智心想：完了，六步肯定交不了差，他们大概已经做好我能跑能跳的心理准备了。她硬着头皮迈出了第一步、第二步……最终，她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
自此之后，廖智经常在医院里扶着轮椅走来走去，大家都以为她走得很好。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是把大部分力量转移到了手臂上，只有扶着东西才能走：真正不靠外力的行走，只有在走廊上被围观的那一次。
出院后，无需再被围观的廖智泄气了，彻底放弃了用义肢走路，每天坐在轮椅上。有一次，她一个人在家，忽然想上厕所，实在没办法了才自己下床。她跪在地上往前爬，在客厅沙发背后摸到了许久不用的义肢。
穿上两条“腿”，廖智跌跌撞撞地往洗手间走，却踩在了没擦净水渍的地板上。左腿刚迈进去，人一下就摔倒了，摔晕了。她不知过了多久才在厕所里醒来，头发散到了坐便器里。
廖智扶着洗手台慢慢站起来，正要往外走时忽然看到镜子里的自己。那是一张狼狈的脸，头发湿淋淋的，衣服湿透了，左边的额头上鼓起一个大包，眼睑肿得像个包子。
她开始思考义肢的好处：穿义肢就有更大的活动空间，更自由；可以穿很多好看的衣服，更美；而且轮椅坐久了，腰会变粗，整个人会变胖，穿义肢可以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那晚之后，廖智锁上门，开始在自己的房间里练习走路，一手扶着穿衣镜，一首扶着门把手。将近一个月后，门把手松了，穿衣镜的底座快要断了。
有一天，家里厨房的水烧开了，发出刺耳的声音，但一直没人管。廖智从房间里走出来，到厨房拎起水壶走到另一个房间，把开水倒进了热水瓶。做完这一系列的动作，她抬起头，看到了爸爸通红的眼睛，妈妈则从房间里跑出来，“快点快点，再把水壶拿起来，再倒一次热水看看。”
“你们的腿有名字吗？”
2009年年底，廖智被灾区的一所学校邀请，去探望地震后和她一样做过截肢手术的孩子。
廖智发现，这些孩子总是穿长裤，害怕被人看到自己的义肢，而且不愿坐轮椅。有时东西就掉在眼前，他们也不愿站起来捡拾，要等老师或志愿者帮忙。
廖智不想让孩子们这样生活下去，一天下课后，她摘下了自己的义肢，一手举着一条“腿”：“你们知道吗？我的两条腿都有名字，左腿叫大象，右腿叫粽子，你们看像不像？你们的腿有名字吗？”
孩子们愣住了，但很快笑成一片，兴奋地讨论着要给义肢起名字。从那天起，他们对义肢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第二天，廖智带着轮椅来到学校，她的目标是让孩子们接受轮椅。
以往上课时，中间会有休息时间，但那一次，廖智站着讲了一小时，孩子们也站着听了一小时。她还让人撤走了教室里的凳子，直到下课，才请朋友推进来几把轮椅。
站累了的女孩子们，先坐到了轮椅上。男孩子们看了看彼此，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廖智假装没看见，带着轮椅上的孩子们做起了游戏，开火车、接龙、旋转，孩子们越玩越开心。男孩子们这才渐渐坐上轮椅，加入了游戏的队伍。廖智说，他们忽然发现，坐轮椅不是一件羞耻的事，很正常，“而且坐在轮椅上，照样可以很快乐。”
“一个健全的人去给孩子们做心理辅导，人家会觉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但廖智不一样。”廖智的朋友任虹霖说，廖智是在用行动告诉那些肢体残障的人士，我们的条件是一样的，我可以做到的事，你也可以做到。
为了给孩子们做示范，廖智有时也会做一些“极端”的事。
一次，她坐在轮椅上，把讲台上的一个东西扔了出去，然后从轮椅上爬下去，慢慢爬到东西跟前，把它捡了回来。孩子们没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但自那之后，再有东西掉在地上，他们会自己捡起来。
一年多过去了，孩子们渐渐正视、接受了自己的身体和现实，性格也越来越开朗。一天，廖智站在操场上，听到一个做过截肢手术的孩子冲着另一个孩子喊：别跑，再跑我一腿给你飞过来！然后一条“腿”从她眼前飞了过去。一个身手矫健的女孩跑过来，从地上捡起那条“腿”，又跑到了操场另一边还给了那个孩子，“把你的腿还给你，赶紧装上，咱们一起玩去。”
站起来，走出去
廖智知道，当孩子们愿意接受自己时，他们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会在街头看到别人异样的目光。但更可能的是，他们根本不会走上街头。
廖智接触过一个家长，因为孩子是聋哑人，家长从不带他出门。还有一位妈妈，孩子听力没有问题，只是天生没有耳廓，妈妈无法接受这个事情，甚至说过“恨不得从来没生过他”。
“这些家长有很强的病耻感，为什么别人的孩子都健健康康的，只有我的孩子这样？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廖智说。但这个群体人数不少，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统计，中国的残障人士至少有8500万。
当大部分残障人士不愿出门时，出门的那些就可能被当做异类。
一次，廖智坐着轮椅在机场候机，一个外国人一直盯着她看。廖智看回去时，对方就转过头，假装看报纸，但余光依然在她身上。廖智站起来，推着轮椅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来。趁他不注意，廖智忽然伸手把右腿取了下来，扛着腿看着对方。“他整个人一下子就被吓到了，脸瞬间就红了。”廖智哈哈大笑，对方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即便没有恶意，许多健全人也不知道如何与残障人士相处。
廖智的朋友文壹阳记得，第一次和廖智见面时她穿了一条短裤。文壹阳之前和她在网上有过交流，了解她的故事，对她的腿很好奇。但他不敢看她的腿甚至身体，只能趁低头拿手机时偷偷“瞄两眼”。“我很尊敬她，不想伤害她，但我不知道是看她(的腿)比较好，还是不看比较好。”
在地震之前，廖智从来没有在生活中见过穿戴假肢的人；现在，廖智想鼓励更多的残障人士走出家门：“走出去，被人看到了，才会解决问题。”在她看来，很多时候，大家对残障人士缺乏了解，就是因为在生活中根本没有接触过这类人：见不到，更不要说相处之道了。
廖智到美国换义肢时发现，那里没人把义肢和身体残障当回事，义肢上的金属都是露在外面的，穿着义肢的人还可以当模特参加时装秀。“这就跟戴眼镜一样，我相信第一个戴眼镜的人也受到过很多注视，但现在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没人因为你戴眼镜多看两眼。”
2013年从美国回来后，廖智和查尔斯组织了多次残障人士聚会，大家分享工作、生活中的趣事和烦恼，再一起尝试着解决问题。他们想到的方法，是在国内推广残障人和健全人的“共融”理念，比如在网上帮助残障人士创业、举办由残障人士主导的时装秀等，这些活动可以帮助残障人士找到自身价值。
“发现别人的价值和找到自己的价值，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廖智说，“我不觉得这是在帮助别人，没有人是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我也是在帮助自己。”
【同题问答】
新京报：这一路上，一直陪伴你的东西是什么？
廖智：我觉得是爱。不管是地震后父母对我的爱，还是后来遇到了对我影响特别大的老师和老公，是他们的爱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他们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
新京报：未来的道路，你期望是怎样的？
廖智：这是一个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人们会遇到很多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怎么在这个极速改变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价值、欣赏别人的价值？这是很重要的事。
【同行者说】
文壹阳(廖智朋友，影视制片人)：
廖智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
有一次，我跟她去拍一个视频，早上4点就从家里出发了。那个视频要求她要一直迎着朝霞跑，当时已经是早上六七点了，她跑了很多次，满头满脸都是汗，但是视频还是没拍好。她跑步穿的假肢像“刀锋战士”一样，下面是弧形的，所以她不能站着，只能一直跑或者在原地蹦。当时拍视频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她很累，现场也没有轮椅可以让她坐着休息一下。
我很生气，问导演还要多久才能拍好？廖智听到了却说：“我OK的，我还可以跑。”
日常工作时，她的执行力和配合度都非常高。上一次，我们准备带她的小孩一起出去玩，想要做个策划。在群里讨论之后，刚刚反应过来要把讨论的东西形成一个文字版，她就把这些东西总结出来了，这个工作其实不应该由她去做。我一直感觉廖智挺厉害的。我们刚认识不久、还不太熟的时候，大家每次跟她谈完事情，都想帮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开门、按电梯之类的。但时间久了，大家熟一些了，她就会说：“你们不用这样，不用刻意帮我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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